略谈中国历史上的农器与农法——兼谈现代化中传统文物的保存 '\\xa0\\xa0\\xa0\\xa0作者按:这是我在光明日报为《中华农器图谱》举行的专家座谈会上的发言提要,曾在2002年4月16日的光明日报上刊载。但刊载时删去了最后一段,并有若干错字。现在 的是没有删节的原稿。本人认为最后一段提出的 问题 比前面的文字更加重要。 农器和农法( 技术体系) 是农业生产中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两个范畴。农器一般是为一定的农法创制的,农法往往通过一定的农器才能实现,而两者都由人来掌握。农法的进步往往与农器的进步相伴随,并以农器的进步为其重要标志。农器和农法除了统一的一面以外,也有矛盾的一面;有的时候两者 不同步,有的时候两者可能出现某种背离的现象。中国 联盟 编辑。 中国 传统农业以精耕细作著称于世,同时以拥有许多领先于世界的传统农器。精耕细作农法的形成和发展,是以与之配套的农器作为它的条件和标志的。 例子之一:日本学者把中国传统农法称之为“中耕农法”,而区别于西欧中世纪粗放的“休闲农法”。中耕是中国精耕细作传统农法的特征之一,它可以追溯到西周春秋 时代 。当时已出现垄作、条播、中耕三位一体的技术,不同于西欧中世纪农业撒播、不中耕的无序状态。西周春秋非常重视中耕,中耕和春耕、秋收一样,都要在籍田中举行相应的仪式。与这种中耕技术相配套,当时出现了专门的中耕农具——“钱”(青铜铲)和“镈”(青铜锄)。青铜“钱”、“镈”成为精耕细作农法萌芽的标志之一。它们的使用已相当普遍,以至成为交换中人们乐于接受的一般等价物,并由此转化为金属铸币。“钱”从此成为货币的名称。以后,货币的形态虽然几经变化(由青铜的“钱布”到圜形的铜钱,再从铜钱到今天的纸币),但“钱”的名称却延续至今,它的本义反而被人淡忘了。 例子之二:我国精耕细作农法奠基于战国时代,这和当时铁农具的普及密切相联。西汉中期以后牛耕在黄河流域普及,西汉末年《氾胜之书》的农法就是建立在牛耕的基础上的,把精耕细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魏晋南北朝和宋代,北方的精耕细作体系和南方的精耕细作体系相继臻于成熟,农史界习惯分别用“耕—耙—耢—压—锄”和“耕—耙—耖—耘—耥”来概括它们的特点,而“耕—耙—耢—压—锄”和“耕—耙—耖—耘—耥”是与北方旱地耕作农具系列和南方水田耕作农具系列不可分割地 在一起的。中国传统的框形犁(它的成熟形态是唐宋时代的曲辕犁)富摆动性、装有曲面犁壁,适合精耕细作的要求。十八世纪西欧吸收中国犁的特点对其原有的耕犁进行改造,成为西欧近代农业革命的起点。 但是,中国传统精耕细作农法的发展有时又和农器的发展不完全协调,不完全同步。这里也举两个例子。 例子之一:汉代有两种著名的丰产农法——代田和区田。代田农法是与“便巧”农器(耦犁、耧车等)相配合的,农法的进步与农器的改进同步,结果在增产的同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不但“亩增一斛”,增产约25%,而且“二牛三人”可耕田五顷(大亩),其劳动生产率盖为“一夫百亩(周亩)”的12倍,史称“用力少而得谷多”。它比较适合于大农。区田农法高度精耕细作,号称“亩产百斛”,但依靠劳力的大量投入,而不以农器的改进为条件,甚至不采用铁犁牛耕。它更适合于贫苦的小农。代田这种农法与农器同步、增产与增效并重的发展模式后来并没有得到持续。从西汉中期耦犁推广以来,农器不是继续向大型、高效发展,而是逐步被改造得更加适合小农的需要。倒是区田“亩产百斛”的诱人指标不断吸引后人试验,虽有增产,但总达不到,而且无法大面积推广。
例子之二:明清时代,精耕细作农法继续发展,土地等农业资源的利用率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耕作、施肥、育种、新作物的引进等方面都有相应的进步,但农器基本上没有改进。中国传统农器的发展在宋元时代达到高峰后,就基本上停滞不前了。《农政全书》所载农具是抄王桢《农书》的,没有新创造。有些大型高效农具,如水力连磨,高效的配套的收麦工具麦钐麦绰等,明清反而罕见或不用了。南方有的精耕细作水平很高的地方,竟从牛耕退回人耕。精耕细作农法向“粪大力勤”式的劳动集约的道路发展,在土地利用率和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劳动生产率没有相应的提高,甚至停滞和倒退。近世中国传统农业的落伍和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的失利,与此有密切关系。造成这些情况可以找出具体的原因来解释,但深层的原因恐怕是小农 和人多地少的状况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已经缺乏改进农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足够的动力。已故著名农史学家王毓瑚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农书中记载的大型高效农器实际上并没有广泛使用,农民更多是利用普通的锄、鍬等农具进行耕作;利用简陋的农器做出细致的农活,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一个特点。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农民的勤劳和智慧,另一方面以也是在封建时代小农经营规模狭小、经济状况窘迫境况下的一种无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