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十二章
1.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孔子说：“做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对礼节能怎么样呢？做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对音乐又能怎么样呢？”
2.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孔子说：“早晨能够得知真理，即使当晚死去，也没有遗憾。”
3.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孔子说：“君子懂得大义，小人只懂得小利。”（喻：通晓，明白。）
4.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孔子说：“看见有才能的人（德才兼备的人）就向他学习，希望能向他看齐；看见不贤的人，就反省自己有没有和他一样的缺点，有要改正。”
5.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①质：质朴。②文：文饰。③史：虚浮不实。④彬彬：相杂适中的样子．
“质朴胜过了文饰就会粗野，文饰胜过了质朴就会虚浮，质朴和文饰比例恰当，然后才可以成为君子。”
6.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曾子说：“士不可不志向远大，意志坚强，因为他肩负重大责任，路途漫长遥远。以实行仁道为已任，不是很重大的责任吗？直到身死才能结束，不是很漫长遥远的吗？”
7.子曰：“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
孔子说：“譬如用土堆山，只差一筐土就完成了，这时停下来，我所有的努力都废弃了；譬如填平洼地，虽然只倒下一筐，这时虽然只有一筐，但我也在前进。”
（表示一切外部条件、环境和机遇也都是靠自己去创造、形成和抓住的，一切都要通过自己本身而起作用。）
8.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孔子说：“聪明人不会迷惑，有仁德的人不会忧愁，勇敢的人不会畏惧。”
（在儒家传统道德中，智、仁、勇是重要的三个范畴。《礼记·中庸》说：“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孔子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具备这三德，成为真正的君子。）
9.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子贡问孔子问道：“有没有一个字可以终身奉行的呢？”孔子回答说：“那就是恕吧！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强加给别人。”
（恕，汉语拼音为shù。这个恕字，虽然经过孔子用这两句话来解释，但他的含义很广泛，一切事情，凡是自己不愿的事情，都不能够推给他人。这里包括言语行为都在其中的。）
10.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①小子：指学生们。②观：观察力。③怨：讽刺。④迩（ěr）：近。
孔子说：“学生们为什么没有人学诗呢？诗可以激发心志，可以提高观察力，可以培养群体观念，可以学得讽刺方法。近则可以用其中的道理来侍奉父母；远可以用来侍奉君主，还可以多认识鸟兽草木的名称。”
11.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孔子说：“君子食不追求饱足；居住不追求安逸；对工作勤奋敏捷，说话却谨慎；接近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并向他学习，纠正自己的缺点，就可以称得上是好学了。”
（这句话讲的是君子的日常言行的基本要求。孔子认为，作为一个君子，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而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追求真理。）
12.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颜回请教问孔子如何才能达到仁的境界，孔子回答说：“努力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如果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可以达到理想的境界了，这是要靠自己去努力的。”颜回又问：“那么具体应当如何去做呢？”孔子答道：“不符合礼的事，就不要去看、不要去听、不要去说、不要去做。”颜回听后向老师说：“我虽然不够聪明，但决心按照先生的话去做。”
翻译与注解：
1、孔子说：“君子食不追求饱足；居住不追求安逸；对工作勤奋敏捷，说话却谨慎；接近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并向他学习，纠正自己的缺点，就可以称得上是好学了。”
注解：
这句话讲的是君子的日常言行的基本要求。孔子认为，作为一个君子，不应当过多地讲究自己的饮食与居处，而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做有意义的事情上面，追求真理。
孔子的学说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对于人格的重视。孔子不但希望每一个人能够生存，还希望他能够好好地生活。因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人有道德的或精神的生活，而禽兽只有生物的或物质的生存。要发展人性，政治家不但要使人民丰衣足食，还要培养他们的人格，使他们都能修身立德。人活着不仅仅为了求得饱暖安逸，还应该有一种对理想的追求精神。有了这样的理想，就不应再沉溺于物质的欲望，要有克制自己的能力，把对物质的追求提升为对真善美的追求，以及精神的独立上来。这样就不会去计较私欲得失，蝇营狗苟，而会敏于事而慎于言，使自己的内心清澄，去接近有道之人来匡正自己。
2、孔子说：“一个人没有仁爱之心，遵守礼仪有什么用？一个人没有仁爱之心，礼乐又有什么用？”
注解：
“乐”在这里并非音乐的意思，而是礼乐！礼乐是外在的，而仁是内在的。孔子身处乱世，面临贵族旧制的瓦解，社会阶层激烈变化，而文化方面也是圣贤不明、百家齐放。因此他力图复兴礼乐，希望挽回礼崩乐坏的混乱局面。然而，他同时也认识到，所谓礼乐，只不过是外在的形式，而内在的仁才是真正的人性核心和文化的根本。礼乐追根溯底也是发自人心的内在情感，对孔子来说，礼乐的真正意义就是正人心、塑造完美的人性心理。所以，失去了仁这个内在核心，礼乐就不成其礼乐，而只省下一个无用的空壳了。这样的礼乐绝不是孔子所努力复兴和弘扬的礼乐。
礼乐（礼节和音乐）礼乐始自夏商，到周朝初期周公“制礼作乐”形成独有文化体系，后经孔子和孟子承前启后，聚合前人的精髓创建以礼乐仁义为核心的儒学文化系统，从而得以传承发展至今，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礼乐文化”，奠定了中国成为“礼乐之邦”，也被称之为“礼仪之邦”。“礼乐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创造了人类的辉煌。虽然现代工商业科技文明过分重视物质利益，使得传统的“礼乐文化”受到商业世俗文化的冲击，已失去古典纯朴的的本质精神。但是，传统的“礼乐文化”在今天还是能起到提升人类道德，使人们达到自我完善的作用。早在夏商周时期，古代先贤就通过制礼作乐，形成了一套颇为完善的礼乐制度，并推广为道德伦理上的礼乐教化，用以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人伦和谐。礼乐文明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
3、早上知道了仁道（被实行），晚上死去也不觉得遗憾了。
注解：
出自《论语·里仁》，原文：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朝闻道，夕死可矣。”
译文：孔子说：“人们的错误，总是与他那个集团的人所犯错误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考察一个人所犯的错误，就可以知道他有没有仁德了。如果早晨悟知了道，就是当天晚上死去也心甘。”
“朝闻道，夕死可矣”赏析孔子为复周礼穷其一生，其核心思想是仁义和维护仁义的礼。周朝是分封制的王朝，说白了，就是诸侯和天子是亲戚关系，诸侯与次级诸侯也是亲戚关系，大家都是亲戚，亲戚之间自然讲的自然就是仁、义礼嘛。而这些道德礼仪性的东西，适合周朝分封制的政治生态。要知道，当时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所以仁义，是诸侯间维持关系，天子保有地位的一种约束手段。孔子所说的道，目地就是维护这种稳定关系。孔子周游列国，游说、兜售其思想学说，无奈，统治者无人搭理，眼看着自己的思想无人问津，必定相当着急。当时，孔子处在分封制瓦解，新秩序建立的历史变革期，各个诸侯国国君需要的是，一种可以应对新秩序的治理方法。此时，各个学派的争论，本质上都是在为统治者治理新秩序而出谋划策，大多数思想（包括孔子的思想）走上了复古之路，其道自然不被世人接受。所以才发出了“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言论
。另外，孔子是很少谈论关于死的内容，此处却说“朝闻道，夕死可矣”，从常理推测，孔子应该知道自己的“道”不可能实现，仅是一种奢望，轻易言死，只能说明其道要实现太难了，几乎就是不可能实现。就如我们平时说的：要是能怎样怎样，就算死，也值了。为什么敢这么说，因为明知那个怎样怎样的内容不可能实现。朝闻道，夕死足矣。其实孔子真正地意思是：如果在早上听到自己的仁义之道，被某个诸侯国国君接受并实施了，那即使晚上死去，也没什么可遗憾的了。
这是理想实现之后的一种虽死无憾的满足，可以这么译：如果在早上，知道自己的终极目标实现了，晚上即使自己因此事而死，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4、孔子说：“君子明白道义，小人只知道小利。”
注解：
出自《论语·里仁篇》本篇是《论语》的第四篇，这一篇包括了儒家的若干重要范畴、原则和理论，对后世都产生过较大影响。具体含义：指认为君子与小人价值指向不同，道德高尚者只需晓以大义，而品质低劣者只能动之以利害。
“君子于事必辨其是非，小人于事必计其利害。”与君子谈事情，他们只问道德上该不该做；跟小人谈事情，他只是想到有没有利可图。
出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根本原因，是心中思想的存在。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做什么不做什么君子都是“义之与比”后才为之的。像这种君子与小人截然二分并且完全对立的说法，在《论语》多次见到。事实上，我们所见的几乎都是二者之间的人。
因此，在理解时，要有“动态人生”的观点。就是把“君子”视为“立志或努力成为”君子的人，小人则是“无心或放弃成为”君子的人。只有这样理解，才可进而主张：君子若是懈怠，可能沦为小人。小人若是上进，可能改头换面。如此一来，孔子的教育工作才有实质的作用与效果可言。小人以外在的东西作标准、作参照，并且主要以利来衡量，其行事时不按义、不按该与不该。而按有利没利，利多利少。小人受物所转。君子行事因为按“义以为质”，所以能做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处有，可处无”“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正由于君子建立起了自己的内心标准——义。所以能够“泰而不骄”“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等等差别，都源于行事时这一点用心的不同，而君子小人立分。
大家对此句常有的误解，好象孔子在此是在贬低小人、否定利。事实果然如此吗？我们来看看，什么叫“义”？什么叫“利”？朱子说：“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朱子所说的“天理”，相当于孔子所说的“天道”，《礼记·乐记》中记载，孔子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没有私心的好恶，便是无私，便合乎天道、天理，我们总不能说我喜欢的就说是对的、不喜欢的就是错的吗？“天理之所宜”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君子，不管是自己喜欢不喜欢，只要是符合道义的时候，符合仁义的事情，就要去做，而且要做到最好，不符合的，即使自己喜欢也不能做。什么叫“君子”？什么叫“小人”？程子说：“君子之于义，犹小人之于利也。唯其深喻，是以笃好。”杨氏曰：“君子有舍生而取义者，以利言之，则人之所欲无甚于生，所恶无甚于死，孰有舍生而取义哉？其所喻者义而已，不知利之为利故也，小人反是。”由此可知，能不为利所动，能够见利而先思义，便是君子；见利而忘义，抛弃人生原则，便是小人。那么，请问，谁喜欢与这样的小人一起做事交朋友呢？贬低这样的小人，而提倡人们学习着去做个君子，不是要害人害社会，而正是要有益于人有益于社会。那么，孔子是不是否定“利”呢？《易传》中说“利者，义之和也。”只要我们能尽职尽责地按照自强不息的精神去做事了，那么，利也就在其中了。最大的利是使我们活得心情舒畅、问心无愧，而不是富贵。富贵不是人们想求就必然能够得到的，也不是得到之后就永远能拥有的，因此，不必有意地去提倡追求“利”，却应该提倡做好此时此刻该做、能做的事。
5、孔子说：“看见德行好或有才干的人就要想着向他学习，看见没有答德行或才干的人就要自己内心反省是否有和他一样的错误。”
注解：
这是孔子说的话，也是后世儒家修身养德的座右铭。“见贤思齐”是说好的榜样对自己的震撼，驱使自己努力赶上；“见不贤而内自省”是说坏的榜样对自己的“教益”，要学会吸取教训，不要跟别人堕落下去。孟子的母亲因为怕孟子受到坏邻居的影响，连搬了三次家；杜甫写诗自我夸耀“李邕求识面，王翰愿为邻”，都说明了这种“榜样的作用。
《论语·里仁篇》其他章节：
（1）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释义：孔子说：“跟有仁德的人住在一起，才是好的。如果你选择的住处不是跟有仁德的人在一起，怎么能说你是明智的呢？”
（2）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释义：孔子说：“没有仁德的人不能长久地处在贫困中，也不能长久地处在安乐中。仁人是安于仁道的，有智慧的人则是知道仁对自己有利才去行仁的。”
（3）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
释义：孔子说：“只有那些有仁德的人，才能爱人和恨人。”
（4）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
释义：孔子说：“如果立志于仁，就不会做坏事了。”
6、孔子说：“质朴多于文采，就像个乡下人，流于粗俗；文采多于质朴，就流于虚伪、浮夸。只有质朴和文采配合恰当，才是个君子。”
注解：
这是孔子教导我们“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质”是本质，“文”是文采，“野”按包咸的批注，包咸是东汉的经学家，他注为“如野人”。因为野在《说文解字》里面是指郊外，就是乡下人，我们现在俗话讲“乡巴佬”，这是野。
“文胜质则史”，史有两个意思，根据古注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史书，一个是史官，两种说法意思其实都是相似。“质胜文”，胜，包咸注为多的意思，所以就是“质多于文，则如野人”。因为他有很好的本质，可能他孝悌忠信的品德挺好的，但是比较欠缺于礼文的修饰，就显得朴素无华，甚至看起来比较粗鄙，这种人叫野人。这类人，当然他首先要有质，有质而无文，至少他不至于虚浮、虚伪。
如果是“文胜质则史”，因为在古代除了少数的史官非常的讲究诚信，春秋那个时代的史官大部分都没有诚信，就是歪曲历史，所以这种人是诚不足。他可以舞文弄墨，在表面文章上做得很好，但是内心本质没有真诚，那是讲“史”的意思。也有的是说史书，史书就是记录得非常的精彩，或者是对某人可能有很多的渲染，但是流于不真实，这个属于史。
总之，如果是文多于质，这就显得有虚伪，不诚的味道。所以孔子后面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彬彬”，就是文跟质，他的表面是文，内心的本质是质，内在的和外在的都要平衡，这个叫彬彬，它是融合之相。文和质均衡交融，言行既文雅又真实，这合乎中道，这才能够称为君子。所以可见得我们的品性、本质非常的重要，但是光有品性而不学文也不行。对人要懂得礼貌，懂得进退应对，讲话也要有文明、文采，不能够粗言，这才能够合乎君子之道。
7、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大刚强而有毅力，因为他责任重大，道路遥远。把实现仁作为自己的责任，难道还不重大吗？奋斗终身，死而后已，难道路程还不遥远吗？”
注解：
“弘毅”：“弘”是弘大之意；一说强，章太炎先生《广论语骈枝》说：“《说文》：弘，弓声也。后人借‘强’为之，用之‘疆’义”。此‘弘’字即今之‘强’字。“毅”是坚毅之意。“弘毅”指的是弘大的志向、坚忍的品质、态度，这是完成学业必须具有的精神状态。
曾子师从孔子，积极推行儒家主张，传播儒家思想。孔子的孙子孔伋（字子思）师从参公，又传授给孟子。因之，曾参上承孔子之道，下启思孟学派，对孔子的儒学学派思想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和建树。曾参是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和传播者，在儒家文化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曾子的相关名句：
（1）曾子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译文：曾子说：“鸟快死了，它的叫声是悲哀的；人快死了，他说的话是善意的。”
（2）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译文：曾子说：“自己有才能却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自己知识多却向知识少的人请教，有学问却像没学问一样；知识很充实却好像很空虚；被人侵犯却也不计较——从前我朋友就这样做过了。”
（3）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译文：曾子说：“可以把年幼的君主托付给他，可以把国家的政权托付给他，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而不动摇屈服。这样的人是君子吗？是君子啊！”
8、孔子说：“譬如用土堆山，只差一筐土就完成了，这时停下来，那是我自己要停下来的；譬如在平地上堆山，虽然只倒下一筐，这时继续前进，那是我自己要前进的。”
注解：
孔子在这里用堆土成山这一比喻，说明功亏一篑和持之以恒的深刻道理，他鼓励自己和学生们无论在学问和道德上，都应该是坚持不懈，自觉自愿。这对于立志有所作为的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对人的道德品质的塑造。
表示一切外部条件、环境和机遇也都是靠自己去创造、形成和抓住的，一切都要通过自己本身而起作用。
9、孔子说：“有智慧的人不会迷惑，有仁德的人不会忧愁，勇敢的人不会畏惧。”
注解：
这里孔子说的'知者不惑'的'知',也等于佛学中智慧的'智',而不是聪明.真正有智慧的人,什么事情一到手上,就清楚了,不会迷惑. '仁者不忧',真正有仁心的人,不会受环境动摇,没有忧烦.'勇者不惧',真正大勇的人,没有什么可怕的. 但真正的仁和勇,都与大智慧并存的。
在儒家传统道德中，智、仁、勇是重要的三个范畴。《礼记·中庸》说：“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孔子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具备这三德，成为真正的君子，进而达到成为圣人的目标。
孔子明白指出：智的最高修为是不惑；仁的最高修为是不忧；勇的最高修为是不惧。虽然成为圣人是极高的境界，不易达到，但是仍可透过修行达成。因为，当一个人要是真正明白做人的真正目的时，他便会因为生活中的自我要求而心性提高、破迷生智慧、进而坦然面对人生的喜乐，不庸人自扰，也能锻炼出大无畏的真勇气去面对遭遇的困顿与考验。
10、颜渊问怎样做才是仁。孔子说：“克制自己，一切都照着礼的要求去做，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一切就都归于仁了。实行仁德，完全在于自己，难道还在于别人吗？”颜渊说：“请问实行仁的条目。”孔子说：“不合于礼的不要看，不合于礼的不要听，不合于礼的不要说，不合于礼的不要做。”颜渊说：“我虽然愚笨，也要照您的这些话去做。”
注解：
出自《论语·颜渊》，颜渊问仁来源于《论语》的第十二篇，这篇文章主要讲述孔子关于仁的主要解释，孔子用礼来规定仁，依礼而行就是仁的根本要求。所以，礼以仁为基础，以仁来维护。仁是内在的，礼是外在的，二者紧密结合。这篇文章里关于任的论述，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克己，第二方面是复礼，克己复礼就是通过人们的道德修养自觉地遵守礼既定的规矩。这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贯穿于《论语》一书的始终。
孔子在早年的政治追求中，一直以恢复周礼为己任，并把克己复礼称之为仁。颜渊向孔子询问什么是仁以及如何才能做到仁，孔子做出了这种解释。因此，可以把克己复礼视为孔子早年对仁的定义。克者胜也，克己就是一个人能够克制自己，战胜自己，不为外物所诱，而不可以任性，为所欲为。礼字即是理字，礼乃固理之不可易者，复礼就是要恢复到合理化。克己工夫，全在一个勿字。朱子解克己复礼，其言曰：“克是克去己私。己私既克，天理自复，譬如尘垢既去，则镜自明；瓦砾既扫，则室自清。”又曰：“克己复礼，间不容发，无私便是仁。”又曰：“天理人欲，相为消长，克得人欲，乃能复礼。”又曰：“敬如治田灌溉，克己如去恶草。”王阳明有云：“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克己就是要灭此心中之贼。礼对人生行为，具有指导、节制、综贯、衡断诸作用，而能促进人与人间关系之圆满，有礼便是行仁，孔子之以礼为教，可见其由来。故论语子罕篇又载颜渊之言曰：“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
孔子的主要思想：
A、 政治思想。以“礼”和“仁”为核心。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 。以“礼”为支柱的治人之学实际上就是孔子的治国思想。
孔子继承了西周以来把礼作为治国之经纬的思想，认为礼是治国之本，形成了以礼乐教化治国安邦的总体思路。孔子对周礼抱着很尊敬的心态，而在实际上又有所损益。在继承中创新，目的是为了救世。孔子是十分崇尚“周礼”的，在《论语》中多次谈到自己对西周礼乐的向往。子曰：“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泰伯》）“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这态度谈和感情毕竟是有一定的保守性的，因为周礼再好，也只是代表一个逝去了的时代，尽管那个时代曾经确实是辉煌的。
“礼”的外在形式，包括祭祀、军旅、冠婚丧葬、朝聘、会盟等等方面的礼节仪式。孔子认为，注重“礼”的内在精神固然重要，而内在精神终究还要靠外在形式来体现。所以对这些礼节仪式，孔子不但认真学习，亲履亲行，而且要求弟子们严格遵守。他教育颜渊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他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理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对于违背礼法原则的行为，他总是给予严厉的批评和抵制。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对礼的僭越，他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他批评“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他讽刺地说：“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宰我欲去三年之丧，他斥之为“不仁”（《阳货》）。他教育弟子的基本原则，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颜渊》）。因为“礼”的内在精神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所以和每个人的地位名分又是相通的。行为上恪守自己的名分就是守“礼”，越出自己的名分就是违礼。
因此，孔子不但明确提出“正名”的主张，而且还通过编修《春秋》，对种种违礼僭越的行为进行了讥刺贬斥。
“礼”所讲的行为准则，也具有教化性质，要义是要求人们通过加强修养，自觉地约束自己，达到人际关系的协调，因而在精神上与“仁”“德”互相渗透贯通，所以孔子明确地把二者结合起来，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在政治上，他反对使用强制性的刑法，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
如果孔子果真面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形势，一味地维护周礼，那他肯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保守派。
但是，事实上，他对周礼也有许多不满之处，并在推崇周礼的前提下，对周礼进行了许多“损益”。如“周礼”重视祭祀鬼神，而孔子在回答樊迟问知时则主张：“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子路问事鬼神的问题，孔子明确地告诉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他的弟子都认为“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孔子重人事轻鬼神，革新了“周礼”的基本精神。又如“周礼”规定的宗法制、世袭制在孔子这里也被打破了，他提出了的“举贤才”（《子路》）打破了亲亲尊尊，主张“学而优则仕”（《子张》），向社会打开了取士的大门。
以“仁”为支柱的修己之学。
1.1 孔子对执政者提出了“正己”的要求，孔子认为，在任何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中，执政者与臣民的关系是最基本的。而在二者当中，孔子又最注重执政者的作用，认为执政者的好坏决定了社会治理的好坏。因此，他对执政者的政治道德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就是“正”。当季康子问政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同上）这就是说，执政者必须从端正自身开始，通过其人格魅力和道德感召力去治理民众（正人）。这样，才能造就一个良好的秩序社会。这就是古代的所谓“典范政治”的基本要求。执政者正，便可不令而行，风行雨施，及与下民，“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在这个基础之上，他进一步推论，认为政治过程是一个由修己到治人的连续过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在孔子看来，修己为为政之本。安，就相当于今天的社会稳定。社会何以能稳定？不是靠压迫和欺诈，而是要在“修己”基础上建立社会的正义和规范——礼乐刑政一整套东西。朱熹注云：“圣贤之道，进则救民，退则修己，其心一而已矣。”可谓深得圣贤旨意。
1.2 孔子还对以执政者为主体的社会各阶层提出了“克己”的要求。这就是有名而也有误解的那句话：“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这句话可以说是孔子思想的纲要，涉及到了礼、仁，而以“克己”作为复礼归仁的实践要求。对于“克己”的“克”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释为“胜”、“克制”，一是释为“能够”、“堪能”。从《论语》的有关论述看，把“克”解释成“克制”似乎更符合孔子的本意。其实，孔子自己对“克己”自有一套论述的。在他看来，“克己”的一种方式是“约”，即约束。《里仁》云：“以约失之者鲜矣。”朱注：“谢氏曰：“不侈然以自放之谓约。尹氏曰：凡事约则鲜失，非止谓俭约也。”这就是说，能够自我约束不放纵就可以少犯错误。他又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朱注：“君子学欲其博，故于文无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动必以礼。如此，则可以不背于道矣。程子曰：“博学于文而不约之以礼，必至于汗漫。博学矣，又能守礼而由于规矩，则亦可以不畔道矣。”（《颜渊》）颜渊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子罕》）朱注：“侯氏曰：“博我以文，致知格物也。约我以礼，克己复礼也。”可见孔子是从学与礼的相反相成中来谈的，学要博，礼要约。“约之以礼”与“克己复礼”是意思是一样的。都是指以礼来克制、约束自己的思想行为。“克己”的另一种方式是“自戒”。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季氏）》自戒便是自爱，便不会走入人生的误区。孔子在回答樊迟问如何“辨惑“时，讲的不是分辨是非之道，而是自戒。他说：“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颜渊》）“克己”还要自省、自责、自讼。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朱注：“思齐者，冀己亦有是善；内自省者，恐己亦有是恶。”前者是积极的向善，后者是消极的自防。曾子还更明确地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朱注：“尹氏曰：曾子守约，故动必求诸身。”是说曾子注重内在修养，事事反求诸己。反省，是人的自我意识成熟的标志。经常反省，有错改之，无错则免。他还语重心长地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卫灵公》）但一般人很少有自责精神，孔子感慨地说：“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公冶长》）孔子“克己”最彻底的要算“不争”、“无争”了，这与道家思想甚为接近，是早期儒道关系还不紧张时手道家的影响，也说明儒道思想的有同一的一面。子曰：“君子矜而不争，当而不群。”（《卫灵公》）这是辨证而正面的要求。又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八佾》）可见，不争也不是绝对的任何如何竞争，而是认为应有正当的符合礼乐文明的“争”。
1.3 孝悌是修己的又一基本内容。孝指尊敬顺从父母，悌指尊重兄长，是中国古代处理家族内部两大关系的基本要求。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学而》）“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子罕》）由于当时的家族组织与行政这关系密切，在家能孝悌者，在政治上必定能敬重君主、公卿，所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学而》）因为孝悌与政治相通，因此当有人问孔子“子奚不为政”时，孔子回答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在孝悌中间，孔子更重视孝，认为这是“本”：“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朱注：“孝弟行于家，而后仁爱及于物，所谓亲亲而仁民也。故为仁以孝弟为本。”孝悌成为仁民爱物的根本。那么，如何做到孝呢？一是合礼。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为政》）生前死后都能以礼待之，便是孝。二是真情实感。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同上）即就是说，赡养父母要有敬重的感情，不然，与对待犬马就没有分别了。
1.4 在社会生活中处理人与人关系时要爱人。当樊迟问仁时，孔子说：“爱人。”（《颜渊》）历来对仁的解释众说纷纭，然而爱人是其基本的精神，是修己之学的根本。这里的“人”是一种泛称，是一个类概念，是超越了阶级、种族的局限。孔子认为“爱人”的具体表现和方法就是“忠恕”。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所谓“忠恕”,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这样由己及人，人己对待。对己，要求“克己”；对人，要求“爱人”。二者统一于“仁”之中，是修己之学的两个支点。
1.5 以“仁”的精神，贯彻于政治生活的过程当中，就是要做到尊五美、屏四恶。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子张曰：“何谓惠而不费？”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尧曰》）这些是对君子从政的一种带有理想色彩的要求，是以“中和”为原则，融道德与政治为一体，混修己与治人为一团，是其后儒家修齐治平的先导，对中国士人政治思维影响既深且巨。
“中庸”。
孔子的“中庸”思想，既具有哲学方法论的意义，又具有品德修养的意义。就方法论来说，其要点有二：一是“中”，二是“和”。他赞赏尧所提出的“允执其中”（《尧曰》），反对“过”与“不及”。子贡问孔子：“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又问：“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先进》）孔子所谓“中”，不是折衷与调和，而是指在认识和处理客观事物时，要做到“适度”、“恰如其分”，而“适度”和“恰如其分”的基础就是从实际出发。所以《子罕》篇记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这四者讲的都是排除固执主观成见，尊重客观事实。
11、子贡问道:“有没有可以终身奉行的一个字呢? ”孔子说：“那大概就是‘恕’字吧！自己不喜欢的事物，不要强行加于别人身上。”
注解：
语出《卫灵公十五》：“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在在上论《公冶长》篇中，我们看到子贡说过：“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解决这个矛盾可以参考南怀瑾先生《论语别裁》 ：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问孔子，人生修养的道理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为人处世的道理不要说得那样多，只要有一个重点，终身都可以照此目标去做的，孔子就讲出这个恕道。后世提到孔子教学的精神，每每说儒家忠恕之道。后人研究它所包括的内容，恕道就是推己及人，替自己想也替人家想。
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对任何事情要客观，想到我所要的，他也是要的。有人对于一件事情的处理，常会有对人不痛快、不满意的地方。说老实话，假如是自己去处理，不见得比对方好，问题在于我们人类的心理，有一个自然的要求，都是要求别人能够很圆满；要求朋友、部下或长官，都希望他没有缺点，样样都好。但是不要忘了，对方也是一个人，既然是人就有缺点。
再从心理学上研究，这样希望别人好，是绝对的自私，因为所要求对方的圆满无缺点，是以自己的看法和需要为基础。我认为对方的不对处，实际上只是因为违反了我的看法，根据自己的需要或行为产生的观念，才会觉得对方是不对的。社会上都是如此要求别人，尤其是宗教圈子里更严重，政治圈子里也不外此例。一个基督教徒、或天主教徒、或佛教徒，对领导人——牧师、神父或法师们的要求，都很严格。因为宗教徒忘记了领导人也是一个人，而认为牧师、神父、法师就是神。这个心理好不好？好。但是要求别人太高了。从这个例子，就可知恕道之难。
后人解释恕道，把这个恕字分开来，解作“如”“心”。就是合于我的心，我的心所要的，别人也要；我所想占的利益，别人也想占。我们分一点利益出来给别人，这就是恕；觉得别人不对，原谅他一点，也就是恕。恕道对子贡来说，尤其重要。因为他才华很高，孔门弟子中，子贡在事功上的表现，不但生意做得好，是工商业的巨子，他在外交、政治方面也都是杰出之才。才高的人，很容易犯不能饶恕别人的毛病，看到别人的错误会难以容忍。所以孔子对子贡讲这个话，更有深切的意义。他答复子贡说，有一句话可以终身行之而有益，但很难做到的，就是“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恕道的注解。
问题又来了，在上论《公冶长》篇中，我们看到子贡说过：“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子贡也已经提出他的推己及人之恕道。他说过“我不希望别人给我的；同样的，我也不想转加给别人。”可见他早已在实行恕道。可是在这里孔子却说，子贡啊！这不是你能做得到的。现在孔子反而教子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与子贡的前言，又有什么差别？难道孔子老是摆权威，只有他的对，学生的话对了也是错吗？其实不然，子贡所提出的话，和孔子现在答的，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有文字上的不同，其意义是一样的。事实上，大有立足点的不同。子贡是说，我所不想别人加给我那些不合理的，我也同样的不想加到别人身上。这是以我为中心，我受到了妨害之后，才想到不要同样地找别人的麻烦。现在孔子说的，只要我自己发现不要的，便不要再施给别人。根本上在严格要求自身的净化，不要靠比较以后才想到别人。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其次，如果把这两节连起来讲，正好互作阐发，那便是“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便是孔子教授法的机锋锐利，等于后世禅门中一个故事：唐末诗僧贯休作了两句很得意的诗：“得句先呈佛，无人知此心。”他拿给一位禅门的老和尚看，老和尚反问他：“如何是此心呢？”贯休反而答不出来了。老和尚便笑说：“无人知此心。”这段孔子与子贡的对话，便同此一样隽永有味，值得深思反省。
站在书呆子的立场，专门研究自己的人生，我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八个字做不到，随时随地我们会犯违背这八个字的错误。尤其在年轻一辈的团体生活中，就可以看到很多事例。前天就有一个正在服兵役的学生回来说，他三支牙刷，六条短裤，都被“摸”跑了。事实上自己根本有这些东西，可是就喜欢把别人的“摸”来，“摸”到了心里觉得很痛快。这种行为说他是“偷”吗？不见得这么严重。
前天我们的楼梯口的一副门帘不见了。办事的人说被偷了，我说算了，一定是被年轻人“摸”去了。说他有意偷吗？他没这个意思。说他没有偷吗？年轻人有这种心理，摸来很好玩，很有味道，还在那里称英雄。东西被人“摸”跑了，心里一定会不高兴，可是自己有机会，也会“摸”人家的。过团体生活的时候，有的人洗了手，本来要在自己的毛巾上擦干净，看见旁边挂了一条，顺手擦在别人的毛巾上。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思想行为出来呢？这是小事，不能做到“己不所欲，勿施于人。”对于大的事，做到我所不要、所不愿承受的事，也不让别人承受，就太伟大了，这个人不是人，是圣人了。太难了！
可是作人的存心，必须要向这个方向修养。能不能做到，另当别论。这八个字的修养，要做到很难很难，“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时也就是“己所欲，施于人。”后来佛家思想传到中国，翻译为“布施”。施字上加一个“布”字，就是普遍的意思。佛家的布施和儒家这个恕道思想一样，所谓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就是布施的精神。人生两样最难舍，一是财，一是命。只要有利于人世，把自己的生命财产都施出来，就是施。这太难了，虽然做不到，也应心向往之。
12、孔子说：“同学们怎么不学诗呢？诗可以激发情志，可以观察社会，可以交往朋友，可以怨刺不平。近可以侍奉父母，远可以侍奉君王，还可以知道不少鸟兽草木的名称。”
注解：
这是对诗歌社会作用最高度的赞颂。现代诗歌批评所津津乐道的认识、教育、审美三大作用，在孔子的这段话里实际上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孔子的时代，《诗经》简直就是一部无所不包的百科全书。所以，圣人不仅以诗礼传家，要求儿子孔鲤学诗学礼，而且在这里又一次号召所有的学生都好好地去学诗。正是由于孔子的大力提倡并亲自删削编定，《诗三百》才名正言顺地成为了《诗经》，成为儒学的重要经典之一。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毛诗序》那一段著名的更为热情洋溢的颂词：“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如果有谁还不理解《诗经》凭什么成为“经”，读了孔子的这段论述和《毛诗序》的赞颂，那就应该理解了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