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国直接投资在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主要通过资本积累、国际收支、技术变化以及产业结构等不同途径发挥作用。我国利用外资应继续坚持以直接投资为主,直接投资以生产性投资为主,借用外债以中长期为主的原则。利用外资需要加大引进先进和适用技术的力度,并加强消化和创新,在扩大利用外资的同时要注意发展和保护民族工业,建立健全反垄断、反补贴、反倾销法律和法规。
关键词:直接投资;资本积累;国际收支;产业结构
一、前言
面对着世界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纷纷致力于调整本国的对外政策,采取更加开放的姿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以求获得更多的有助于提高本国经济增长率的外国资源,即使是以前对跨国公司充满敌意的欠发达国家,也都在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管制条例,以免被全球化的发展进程排除在外。更具戏剧性的是,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许多研究欠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经济学家们还对外国直接投资在增长和发展方面的作用表示怀疑,并由此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如今,争论似乎已经结束了,而不断增长的共识是,外国直接投资在欠发达国家经济增长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相反,近年来,随着流入欠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西方经济学家针对发达国家中日益严重的失业与停滞问题而忧心忡忡,甚至把这一问题归咎于全球化发展对发达国家所造成的消极后果。正确看待这个现象有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
二、外国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这里我们认为,一般来说,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主要通过资本积累、国际收支、技术变化以及产业结构等不同途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1.资本积累。从资本积累这方面来看,有人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为东道国提供了储蓄和投资的主要来源,尤其是当国内的储蓄能力较低、资本存量严重不足时,外国直接投资的效应就更为显著,例如:在一些欠发达国家经常出现依靠吸引外资以谋求经济发展的情况。因此,外国直接投资提高了储蓄和投资约束型经济的增长率,并且与国外资本流入的其他形式相比,直接投资缺少自由流动性,这样就避免了短期资本频繁、大规模地进出发展中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微观经济主体(例如企业)乃至宏观经济变量所造成的巨大影响。与这一观点针锋相对,有人认为,跨国公司经常在东道国内部筹集它们的资源,而外资的流入也不比其他类型的资本流入更具稳定性(参见Helleiner,1984)。此外,由于高水平的利润汇出(特别是考虑到诸如转移定价这一惯例的存在),从长期来看,新的直接投资的流入大多少于因利润汇出而引发的资本流出,最终,外国直接投资对于国内企业发展经常产生有害的影响,减少了国内投资,也减少了国内储蓄,有关这一问题无论是理论还是经验分析都没有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参见Jenkins,1987.PP.95-111)。但是,从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以及第三世界总的情况来看,外国直接投资对于国内资本积累的贡献(以对外直接投资在国内总资本形成中所占比率衡量)似乎很小。
2.国际收支。至于国际收支,有人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作为资本流入的结果,直接改善了东道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也就是说,通过增加跨国公司在东道国中生产的产品的出口,并减少这些产品的进口,有效地平衡了国际收支,因而可以提高受外汇制约的经济的增长率。与这一观点相反,另一种论调则认为,如果考虑到跨国公司不间断的利润汇出的话,那么,外国直接投资的进入就意味着外资的净流出,此外,一些限制性条款也阻碍了跨国公司所生产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同时,对进口原材料和资本货物的需求也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进口(参见Jenkins,1987 PP.111-114)。经验研究经常显示出对外直接投资的消极效应(参见Lall和Streeten,1977,Hood和Young,1979),但是,这些结果根本上取决于所做假设的反事实的性质,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尽管不是全部)早期发展阶段的经验似乎提供了一些论据,跨国公司在制造业出口扩张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Helleiner,1984 P.1472)。
3.技术变化。关于技术变化,有人认为,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跨国公司是国外技术流入的主要渠道之一。跨国公司可以带来本国无法获得的新技术,一旦本国工人学会使用这一新技术,或本国企业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通过采用这一新技术而努力赶超外国公司时,或为跨国公司提供中间投入品的本国企业掌握了新技术时,对于东道国的技术扩散就发生了。在这一过程中,欠发达国家开发了本国吸收和发展技术的能力。有人指出,对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实行开放的国家比那些对直接投资实行高度限制的国家能够从技术转移中获得更大的收益。一般来说,主要服务于东道国国内市场的跨国公司不可能带来更为先进的一般技术,而只会引进那些足以使它们称雄国内市场的技术,但是,如果使这些跨国公司更具出口导向性以及对国际竞争更加开放的话,那么,跨国公司可能会在技术转移上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与此相反,有人则认为,技术转移的成本非常高,转移的技术无论从生产的产品来看还是从要素密集度来看,都不适合东道国的需要,这样的转移对于本国技术能力的开发会产生不利的影响(参见Jenkins,1987,chap.4,Casson和Pearce,1987,96-107),事实上可能会减少东道国适当地吸收外国技术的能力(参见Helleiner,1984,1469-70)。本土技术能力开发的重要性在近期一些有关技术变化的文献中得到了强调,认为,以前人们把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这两个过程加以区分是不恰当的,因为成功的技术扩散实际上必须包含着持续的不断增长的技术变化,以便改进借用技术来适应于本地的条件并达到高标准的生产要求(Bell和Pavitt,1993)。现在的方法是对生产能力与技术能力进行区分,前者包括了在既定的效率水平和既定的投入组合上用以生产工业品的资源,而后者包括了用以形成和管理技术变化的其他一些性质上截然不同的资源。比如,技能、知识和经验以及制度结构和联系(Bell和Pavitt,1993,PP.260-1)。与此对下面两个过程加以区别:技术变化,主要是关于新技术被引入到生产者的生产能力中去的方法;技术学习,主要是指加强技术变化能力的任何过程。而在这些方法中,改进了欠发达国家生产工艺的技术转让,应当被看作是开发了技术能力,增强了技术学习的技术积累的众多过程中的一个方面。欠发达国家成功的发展战略不能够仅仅依赖于从发达国家吸收大量的可用技术,而不考虑为了促进技术变化而对能力进行高昂的投资。事实上,Bell和Pavitt(1993,P.270)在总结了大量论据的基础上指出,欠发达国家主要是利用技术进口,但是,它们也开发了自身拥有的与扩大的生产能力相关的技术能力。
4. 产业结构。关于产业结构,有人认为,实力雄厚的足以参与限制性行业经营活动的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减少了东道国中产业的竞争程度,导致了与效率、技术变化和工业活力有关的诸多问题的出现,因而对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参见Newfarmer,1979,Lall,1980)。然而,另外一些人认为,跨国公司的进入打破了国内企业的垄断,这其实也是不同的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参见Reuber,1973和Vernon,1977)。
三、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意义
由此可见,在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中,对外直接投资对于东道国和母国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作用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发展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全球化竞争使其感到了巨大的压力。然而,无论是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还是从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来看,只有当他们积极投身于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去,在惊涛骇浪中经受锻炼和考验,才能把握主动,占据优势地位,化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获取最大收益。在这方面,台湾和韩国、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已经为中国做出了榜样。
我们认为,中国利用外资应继续坚持以直接投资为主,直接投资以生产性投资为主,借用外债以中长期为主的原则。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发展中国家第一大吸收外资国,之所以未发生类似其他东南亚国家所遭受的金融危机,除了资本项目没有开放以外,主要就是准确把握了利用外资的总量和结构。在利用外资问题上,不但要强调其数量,而且还要注重其质量,注重外资的合理流向,注重外资所产生的经济效益,注重对其管理上的规范化。我们应当按照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合理引导外资的投向,优化利用外资的结构,扬长避短,趋利弊害。要鼓励外资投向农业、基础工业、基础设施、支柱产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对高新技术项目和国家产业政策鼓励的项目继续实行优惠政策。要引导外资流向中西部地区,促进地区经济的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同时,我们应当努力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进一步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这里提出两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利用外资,不仅仅是为了弥补我国经济建设的资金缺口,更重要的是解决我国的技术落后问题。为此,我们应当加大引进先进和适用技术的力度,并加强消化和创新。这里的适用技术是指引进的技术必须:(1)与我国的要素禀赋基本适应,即引进的技术既不能造成过度的失业,也不能导致人力资源的过度匮乏而使技术处在闲置状态;(2)没有太高的隐含成本;(3)有利于提高产品的技术层次与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在当前我国失业压力不断增长的新形势下,引进适用的技术比较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因此,政府在强调发展高科技的同时,还应大力提倡引进合适的技术改造和发展传统产业。二是在扩大利用外资的同时要注意发展和保护自己,要支持民族工业的发展,建立健全反垄断、反补贴、反倾销法律和法规。利用外资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发展本国经济,因此,我们应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和保护民族工业的关系。对外开放总体程度应当与民族工业的国际竞争力相适应,充分考虑民族工业对国际竞争压力的承受能力,绝不能危及民族工业的生存、损害民族工业自主发展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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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毅夫,蔡昉,李周.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No.C1999006,1999-5,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http://wccer.Pku.edu.cn/cn/index.Htm.
3.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Washington,DC,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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