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的朋友，法官柯尼，讲给他听一件真实的事：有个上流社会的年轻人，在充当法庭陪审员时，认出一个被控犯盗窃罪的女就是他亲戚家的养女。他曾诱奸这个姑娘，使她怀了孕。收养她的女主人知道这事后，把她赶出了家门。姑娘生下孩子后把他送给孤儿院，她从此逐渐堕落，最后落入下妓院，当了妓女。
这个年轻的陪审员认出她就是被他糟过的姑娘，于是找到法院察官柯尼，告诉他自己想同这个女的结婚以赎罪，柯尼非常同情这个年轻人，但劝他不要走这一步。年轻人很固执，不肯放弃自己的主意。没想到婚礼前不久，那就女竟得伤寒症死了。
这故事像一颗种子落入托尔斯泰肥沃的心田里，经过若干年的酝酿，开始萌芽、长大（生长），终于成为一株参天大树。这就是《复活》产生的渊源。可以说《复活》与这个故事基本无异，只不过玛斯洛娃是聂赫留朵夫姑妈家中的一名女仆，且最后为了不损害聂赫留朵夫的名誉地位而拒绝与他结婚，选择与政治犯西蒙斯结婚。
艺术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所有的艺术文艺作品无非是建立在“生活与真实”之上。整部书围绕男女主人公精神与肉体的复活展开，是他们对灵魂的清扫史与忏悔史。
托尔斯泰写《复活》前后花了十年时间。当时他已进入老年，世界观已发生激变，他彻底否定了沙皇制度，而俄国社会当时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革命前夜。
托尔斯泰在创作《复活》上所花费的心血是惊人的，他为此特地观察了莫斯科和外省的许多监狱，上法庭旁听审判，接触囚犯、律师、法官等各种人物，深入农村调查农民生活，还查阅了大量档案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法官柯尼给他讲的故事通过托尔斯泰的变形，变为了现在我们所读的《复活》。托尔斯泰这位现实主义大师，肯定追求真实性，所以并没有让聂赫留朵夫和玛斯洛娃终成眷侣。同时，他还要通过《复活》，揭示黑暗的沙皇俄国，真是反映被侮辱、损害的人类命运，以玛斯洛娃为当时平民老百姓的代表；同时以聂赫留朵夫作为上流社会、但依旧拥有良知之人的代表；再以法官、检察官、以及聂赫留朵夫的亲戚为当时腐败的上层的代表。
在物欲横流的世界里，我们的内心被太多冰冷的东西降温，我们忧心柴米油盐贵，却忘了拥抱厨房中的平凡点滴；我们追逐名利与金钱，却忘了珍惜买不来的幸福。人们往往把欲望的满足看作是幸福，以至于心越来越空，越来越脆弱，越来越需要抚慰和温暖。最近有一个词成为了时代网红一一精致的利己主义，精致利己主义滋生的背后，是我们道德底线一步步向法律底线的靠近。许多稀松平常的小事变得不“小”，扶老人需要保险和法律支持，做义工需要政策干预，甚至赡养父母都需要列入法典。我不否认法律的重要意义，但是我惊恐于这些美德需要靠法律法规来维护。诚然，人们不希望被道德绑架，法律意识的增强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但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当你感觉被道德绑架的时候，不一定是他人利己，也可能是你的道德与社会道德不在同一水平线上了。
我同时也为书中描绘的“黑夜”而感到恐惧。那是贵族和底层人民天差地别的社会，是利益和名利至上而正义善良隐匿的社会。“当人的兽性蒙上一层诗意盎然的美丽外衣，把你迷得神魂颠倒时，你就会对它敬若神明，而跌入深渊。”金钱，私欲，贪念面前，我们自得，淡漠，惶感。病态的社会遮住了星空，却孕育了什么?法律捍卫的是贪欲和暴行，还是正义和善良?在堕落和放纵中，我们的星空还在吗，我们能清醒吗，人性会还在吗?
《复活》无疑是一剂良药，他们的故事充满着爱与救赎，这种爱是一种共情的爱，这种救赎是一种双向的救赎，正如《悲惨世界》的冉阿让，他们身上都闪现出共同的人性之美。我的政治老师常说，吃亏是福。这句话也许粗糙，但背后却大有深意，玛斯洛娃宽恕了聂赫留朵夫的罪行，她吃了“亏“，但是她收获了心灵的解放，甚至走上了救赎他人的革命之路，这是她的”福“。没有不用付出就能收获的美好，也没有付出了就一定能收获的美好，人性光辉之所以灿烂，在于它以别人的灿烂为灿烂，它不以内耗自己和伤害别人为代价，相反的，它是一种互相促进的力量，是无穷的，永恒的力量！
我们需要在《复活》中深思，幸生于此时，惶感于人性，守望住星空。
我们起点不同，聂赫留朵夫和玛丝诺娃也是如此，但他们的精神归宿是一致的，那就是爱和宽恕，是精神层次上的飞跃。“每个人的心中都蛰伏着一只野兽。”我们在当今的时代仍需要与其共生。道德和人性的自我完善，在社会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人的精神升华和成长不仅需要勇于反抗现实，更需要坚守我们固有的善良，在污浊俗世中追寻更高的精神境界。
我们应当追寻这种共赢的生活，也许在道德的升华中我们的个人利益会受损，但是如果你发现你的心收获了更多，你的灵魂得到了更高的升华时，请不要吝惜付出，因为有很多的收获，只能用心去丈量。心只有拥有了温暖的温度，才能更加的灵敏，所以，我们更应该不吝爱心，温暖他人。循环往复，世界终会更加美好，我们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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