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战略文化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历代有识之士无不重视安邦定国，在处理国家安全事务上不乏深邃思考和精辟论述，形成了绚丽多彩、各擅胜场的战略文化。这些文化从战略层面展现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价值取向和性格特征，蕴含着追求长治久安的战略思考，闪现着谋胜图强的战略智慧，对新时代理解把握国家安全问题仍具启迪和借鉴意义。

“大一统”的战略追求

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突出特点，在于始终追求和坚持国家“大一统”，表现为对国家统一的深层认同和持续努力，并成为实现政治安定、人心归附乃至国家崛起的强大杠杆。这一特征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历代王朝制定安邦大略的思想基础。

《春秋公羊传》记载：“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首次提出“大一统”概念；孟子主张天下“定于一”，认为如此方能“君仁臣义，君民同乐”。可见，“大一统”发端于先秦，最初侧重政治上的统一。随着统一文化的长期浸润，“大一统”的内涵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拓展延伸，成为传承中华文明、联结中国历史的关键。所以董仲舒讲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传承后世，“大一统”逐步从政治、地理上的统一，上升到思想认同的一致，达到“人和”“壹民”的境界。今天看来，“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认知追求，利于集中整合国家资源，便于形成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历史上公认的盛世，多在国家统一之后实现，如文景之治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后，开元盛世在讨灭徐敬业后，康乾之治在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后，等等。正如《荀子》所言，“四海之内若一家，故近者不隐其能，远者不疾其劳，无幽闲隐僻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放眼中国历史进程，尽管统一与分裂的局面交替出现，但统一是主线，分裂或割据则是暂时现象。经过数千年的文化交融、伦理教化、制度实践，“大一统”不仅是历代统治者的战略追求，也成为一种政治自觉和文化观念，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思想动力，极大地影响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心理意识和性格特征。

以德安邦的战略眼光

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一大突破，在于能够站在政治高度把握国家安全问题，较早挣脱了单纯军事观点的束缚。映射到安邦大略上，体现为重视安定国内民心、安抚四夷人心，以此维护国家长治久安。

早在春秋争霸的历史舞台上，管仲率先提出“招携以礼，怀远以德”的战略主张，以“尊王攘夷”号召聚拢诸侯，获取了政治、军事双重胜利。此后，孔子提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孟子提出“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发出了以德安邦的文化先声。传至后世，这一战略文化为历代明君良将所接受，西汉名将赵充国在平定西羌之叛时，五次上书朝廷建议政治安抚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终获平叛全胜。纵观历史，中国古人很早就认识到：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因素不在山川险固，不在兵革锐利，而在于采取的政治方略能否收获和安抚人心。因此，古人深谙“得民心而后天下安”的道理，注重政治清明、政策开明求内外安全稳定。值得关注的是，古代先哲强调以德安邦的同时，从未放弃或排斥正义战争。最典型的莫过于儒家，孔子对君主四处武力征伐明确持反对态度，但当卫灵公询问可否征伐叛乱的蒲地时，孔子表示同意；在齐襄公是否应向纪国报九世之仇的问题上，孔子表示赞成。这说明，先贤反对兼并征伐和穷兵黩武，但并不反对以战止战，并不反对伸张正义。可见，以德安邦的核心是从政治需要出发制定安全方略，绝不意味着妥协和退让，为了维护国家安宁和统一而诉诸的正义战争，也是以德安邦的应有之义。

文武相资的战略手段

文和武是我国古人提出的一对重要范畴，其内涵丰富、意义深远。从国家安全角度看，文是指政治、文化、外交等非军事手段，武则特指军事手段。古人很早就认识到，综合运用多种战略手段利于达成战略目标，主张通过文、武两个方面共同发力。

《逸周书》有言“内事文而和，外事武而义”，首次提出文武相对的概念；孔子讲到“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深入论证了文与武的辩证关系；《吴子》记载“昔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有扈氏之君，恃众好勇，以丧其社稷”，反映了一味崇尚文治或单纯倚仗武功必然走向覆灭的历史规律。这些古代著述，揭示了文武相资方能巩固国家安全的道理，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汉高祖刘邦以武力夺取天下后，重视武备而忽视文治，大臣陆贾劝谏：“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刘邦听取了陆贾的建议，文治与武备双管齐下，由此将国家发展引入正轨，成为历代沿袭成规的安邦大略。诸葛亮提出“治国以文为政，治军以武为计”，认为文与武都不能单独存在，主张文武并用、相辅相成。唐太宗总结治平经验，曾说过：“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认为乱世须用武力谋统一，承平须靠文治保周全，深化了文武相资的认识。同时，古人特别强调合理把握文武相互关系，既不重文轻武、亦不重武轻文，避免出现穷兵黩武或偃兵息武等极端情况，二者相得益彰方能产出最佳效益。

富国强兵的战略根基

中国古人很早就从战略高度理解经济与军事的关系，认为经济实力是建设强大国防的必要条件，国防强大才能长久实现经济发展和民众安宁，从而形成了富国强兵的战略文化。

春秋时，《国语·齐语》记载管仲作内政而寄军令，其“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的战略主张，为齐国争霸奠定基础；战国时，《商君书》提出“兵不强，不可以摧敌；国不富，不可以养兵”，体现了古人对经济实力与军事能力的辩证认识，反映了传统战略文化的不断延续。进入封建社会后，历代王朝立足国家经济基础，通过“兵农合一”将富国强兵落到实处，妥善解决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三国时期，面对军粮匮乏、要靠采食桑椹和蛤蚌为食的严峻困境，曹操采纳毛玠等谋士“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蓄军资”的建议，在建安元年发布屯田令，通过民屯、军屯等途径解决军队粮荒和百姓负担问题，实现了“百姓亲附，甲兵强盛”。应当注意的是，形成这一战略文化的深层原因，还在于民众富足不仅是强兵胜战的先决条件，也是国家安定的重要基础。秦汉以来，历代王朝均建立在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农业社会之上，如果农民大量破产必然带来流民大量滋生，必将严重危害社会安定，甚至引发社会动乱。因此，只有保护、安顿好自耕农阶层，国家才能巩固安宁。如唐代贞观时期，魏征主张通过轻徭薄赋、劝农务本来获取国家安定，体现了民安国安的战略智慧。

安国全军的战略境界

立足于丰富的军事斗争实践，中华民族从生存发展的全局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较早地超越了战争视野的局限，把安国全军作为国家安全的至臻追求和最高境界，形成了与西方迥异的传统战略文化。

战争是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安国全军的理念最早出现于血流漂杵、万骨枯朽的先秦征伐年代，体现了中国古人对战争的深刻反思。儒家把战争与斋戒祭祀、疾疫置于同等地位，强调“临事而惧，好谋而成”；道家认为“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兵家认为“兵者，国之大事”“非危不战”，强调“安国之道，先戒为宝”，等等。以上认知，主流思想是重战、慎战和备战，其文化内核为历代王朝所认同和接受。楚汉战争中，韩信采用谋士李左车“先声后实”之策，未动一兵一卒收复燕国，为楚汉争雄增添有力砝码；东汉统一战争中，汉光武帝刘秀先近后远、逐步进取，最终实现国家统一；西晋时，晋武帝司马炎注重训练军队、制造战舰、筹措物资，经过10余年准备最终成功灭吴，反映了稳慎用兵、全国为上、全军为上的战略理念。今天，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更须以时代精神激发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生命力，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