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说：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又说：
“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
“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
“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
枪杆子出政权，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设社会主义、并支援世界人民。帝、修、反，根之入骨，莫奈我何的，也就是因为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手中掌握了枪杆子。
不过，饿着肚子，去冲锋陷阵，消灭敌人，是困难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及这问题时，用“小米加步枪”来概括。因为没有小米，步枪本身也就难起作用了。可见，人民在取得政权和捍卫政权中，小米之功，是不能抹煞的。
小米因粒小而色黄，故又称黄米，以别于大米、白米。小米古称“禾”、“稷”“谷”、“粟”，比方从播种到收割通称“谷子”，去壳后称“小米”原产我国，在我国种植己有六七千年历史。为我国北方主要粮食作物之一。其产区主要在黑龙江以南，淮河流域以北各省。属禾本科，一年生草本。性喜温暖，耐早，对土壤要求不高，适应性强。
回忆童年时代，距家门口半里来远的小河边上，有一小块砂石地，叫“石垄”。
那儿尽是比牛还大的花岗岩石头，有的在地面上，有的大半埋在地下。总之，这是很难耕种的荒地。石与石之间，偶然有小片砂土地。废物利用吧，那地上除了要求低的谷子以外，其它作物是难长的。谷子撒上，谷苗长到五六寸高时，得“间苗”，即把过稠的及瘦弱的谷苗别去，把株距五六寸的茁壮谷苗留下。这是农田的轻活，多半都是儿童干的。季节一到，我就干起这活来。
小米味美可口，故乡把它当作细粮。平时舍不得吃，多留给产妇或病人吃的。至于当地人民，常年的主食是玉米，而不是小米。记得当年祖母每逢冬天，爱用砂罐放到炕洞里熬小米稀饭。那时，这就是“高级”食品了。
小米不但味美，且富于营养。它含蛋白质比大米、玉米都高：含脂肪为大米的三倍。此外，还含多量维生素A、B，以及为人体所不可缺的其它成分。
谷子是我国北方各省的主要粮食作物，也是我国种植最早的作物。据说，远在六、七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及晋南、豫西一带，在氏族公社里就种粟了。
谷子有防潮、防热、防虫、不易莓烂的优点。自古就有“五谷尽藏，以粟为主”
的贮粮备荒作法，在一般情况下，谷子可保存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是理想的备战备荒粮食。
谷子浑身是宝，谷草是家畜的好饲料，谷糠可喂猪，又是酿造的辅料；谷茬可沤肥及当柴烧。总之，它浑身无弃物。
故乡的小河边上的“石垄”啊，在火红的年代里，它早该变成一马平川的丰产田了吧！
一九三三年，我回国后，在该年底，利用寒假，专程由京赴沪，去探望阔别已久，怀念殷切的鲁迅先生。在反动统治“寒凝大地”的气氛中，我直然落脚到当年一般人很少知道的他的寓所一大陆新村九号。住在三楼上，二楼就是他的卧室而兼工作室。
我去时，还特别带了整整一口袋小米。事后从《鲁迅日记》得知，他把这些小米，还分给内山完造先生、周建人同志和茅盾同志。
当时鲁迅先生一看见这整口袋小米时，惊奇地问道“小米，你怎么知道我爱吃小米呢？”
“我从《两地书》知道的。那上边写着，有次，你从北京回上海，动身前就买了小米。”
鲁迅先生一听，就向身旁站的广平同志肩上拍了一下，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鲁迅先生接着说：
“原来如此啊！
接着，我们的话题就转到小米上了。我说：
“上海有小米，二马路、三马路顶西口，那些卖鸟的小铺子，都是用小米喂鸟的，为什么你舍近求远，从北京买小米呢？”
鲁迅先生答道：
“那些小米是喂鸟的，不能吃。”
话就到此为止，关于小米再没谈下去了。
“南方小米为什么不能吃”，这问题一直没得到解答。
解放初年，在会场上遇到一位老同乡，他是农业科学专家，我问道“为什么北方小米那么好吃，南方小米却只能作饲料，不能吃？”
他冲口而出说：
“土壤问题，北方是碱性土壤，宜于谷子生长，小米好吃。南方是酸性土壤，不宜于谷子生长，小米不能吃，煮不烂，只能当饲料……”
抗战期间，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铁蹄下，四川人常称的“下江人”，大批涌到重庆。鲁迅先生说：“野人怀土，小草恋山”，背乡离井的人，怎能不怀念落入敌手的故乡国土？怎能不怀念养育自己的故里山川？这“怀乡”情中，也包括从儿童时代起，培养出来的口味。人生在世，天南地北，东奔西走，不管他的生活如何“国际主义化”，也不管他如何地“四海为家”，但从小培养出来的口味，一般称作家乡味吧。不管他身处天涯海角，对这家乡味，总感分外亲切、可口，即山珍海味，也难与之相比。
当年重庆一条繁华的大街上，有个大众化的北方饭馆，名字似乎就叫“老乡亲”，主要卖烧饼和小米稀饭。“下江人”每逢进城，到吃饭时，宁肯饿着肚子，多赶几条街，多绕过一些门口挂着“开堂”二字招牌的当地饭馆，也要赶到“老乡亲”，去饱餐一顿烧饼和小米稀饭。当时这些赶到“老乡亲”去吃饭的“下江人”，把“吃饭”称作“过瘾”。
有一次，我在“老乡亲”“过瘾”时，顺便问道：
“老乡，你们这小米从哪来的？”
“从哪来的，拿命换的呢！穿过鬼子一道道封锁线，辗转弄来的。从界首那边弄来的。倒霉时，不是挨打，就是东西被没收，有时还要把人押起来呢！”啊，小米啊！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统治下，谁会想到你还有这样多的诉不尽的灾难呢！
八年抗战中，在重庆，小米成了“下江人”念念不忘、可望而不可即的珍品。党是深深理解这种“怀乡”之情的，所以，每逢总理、董老或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其他同志，因公去延安，回来时，总尽可能在飞机上多带些小米，用白细布缝成七八寸见方的口袋，每人送一袋。我每逢收到时，把它看作无上珍品，每粒小米，都包含着党对我们的体贴入微的深情厚意啊！当年，那是什么样的景况呢！？一面是反动派处心积虑，要把进步文化工作者斩尽杀绝；一面是我们伟大的党，见义勇为，挺身而出，从敌人的屠刀下，不但决然抢救、庇护其生命，而且直至生活细节，也予以无微不至的关切，甚至连吃的、穿的等等，都尽可能地想到、照料到。在重庆时，周恩来同志不是把延安革命人民，遵照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第一次生产的毛呢送给我吗！在中国反动派要将我们斩尽杀绝的险境中，这是“情逾骨肉”，最真挚而伟大的“天下父母心”啊！那呢子我得到后，考虑了好久，决定给我的独子作一套制服，可是他异常珍惜，舍不得穿，他知道这是党送的呢子啊。那时他还是孩子，刚入小学。现在他已经被党培养成人，参加了党的行列，最近出国工作时，对当年党送的那套呢衣服，念念不忘，对周伯伯念念不忘。他常说道：“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并由此而引伸道：“党的手中锄，我们碗中粟！”永远怀念着党送给的呢衣料和延安的小米！
当年，我将故乡特产“猴头”邮寄鲁迅先生，他收后来信说：“猴头闻所未闻，诚为珍品，拟俟有客时食之。”重庆时期，总理、董老，从延安带给我的小米，我看作珍品中之珍品，一粒小米，比只猴头还珍贵。郑重地用金属饼干筒装起来，把盖子盖严，“拟俟有病时”，任何东西都不能进口时，拿它作“度命”之物。有一次，我得了伤寒，另一次，得了恶性疟疾。高烧中，任何东西不能进口了，就全靠延安小米稀饭度命的。当年，我仗着小米，战胜了病魔。延安革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不是仗着小米加步枪，击败了美械装备的中国反革命武装吗！
小米加步枪的延安精神，水远鼓舞我们战胜切困难：周总理、董老对中国反动统治区进步文化工作者的教育和关切，是我终身难忘的。今天，我们在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之后，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在发扬小米加步枪的延安精神，建设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我想起这些往事，心情激动，对未来充满了无比的信心。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明天是属于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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