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教案模板（精选3篇）_大学语文下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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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大学语文教案

大学语文教案

大学语文教案 ? ? ? Posted: 2014 年 11 月 10 日 / By: 广东财经大学华商学院团委新媒体学习小助手 / In: 大一语文/ 期末考

广东商学院华商学院 教 案

2013～2014学年第1学期

课 程 名 称 大学语文

院(系、部)中文系

教研室 大学语文教研室

授 课 班 级 2013级财务、国贸等班

授课教师 昌庆志

职 称 职 务 副教授

教 材 名 称 《大学语文》（赖力行主编）

知识的追求，能不断激起新的欲望，导致欲望对人的主宰，从而降低人的精神境界。

五、老子认为，过度的物欲享受给人带来精神和肉体伤害。人们应摒弃物欲追求，选择俭朴自然的生活方式。

荐荐二2014下

语

文

教

案

(3000

字)二语文教案下册(500字)荐语文教学设计参赛优秀模板(含高中和初中)荐语文教学设计(语文教案)的常规格式

荐人教版小学语文一年级上册教案全集[1]

第2篇：大学语文教案

大学语文（下）教案

陈智强

第一篇 诗歌阅读与欣赏

Chapter 1《诗经》

《诗经》正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以四言诗为主的乐歌总集，它不仅是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重要源头，而且对我国文学和文化有着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第一节 《诗经》的编集、应用及流传

《诗经》辑录了春秋中叶以前的诗歌305篇，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先秦时代称“诗”或“诗三百”，西汉初成为官学，被尊为经，始称《诗经》，后世也称为“三百篇”。

《诗经》是周王朝乐官，在王官行人采诗和公卿列士献诗基础上搜集、整理，编选而成，各篇都是合乐的。

根据地域和音乐的不同，全书分风、雅、颂三大类。风也叫国风，是带有诸侯各国地方特色的乐歌，包括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十五国风，共160篇。风诗多是民歌，少数是贵族作品，其创作地域以黄河流域为主，远及长江、汉水流域。雅是周王朝京都地区的乐歌，分大雅、小雅。大雅31篇，多朝会宴享之作；小雅74篇，多个人抒情之作。雅诗中也有部分民歌。颂是王室宗庙祭祀或举行重大典礼时的乐歌，分周颂、鲁颂、商颂三颂，共40篇。其中周颂31篇是西周时期的作品，鲁颂4篇是春秋前期鲁国的作品，商颂5篇，有人说是商代作品，多数人认为是春秋前期宋国人写的宗庙乐章。颂多是颂德之作，主要产生在王都，作者多是上层人物。

《诗经》早在春秋时期已广泛流传。当时士大夫常在外交场合以“断章取义”的方式“赋《诗》言志。”儒、墨等学派把它作为授徒讲习的教科书。到了汉初，出现了齐、鲁、韩、毛四家诗。齐、鲁、韩三家属“今文诗”，西汉时立于学官，《齐诗》亡于三国时，《鲁诗》亡于西晋，《韩诗》亡于宋。《毛诗》为毛亨、毛苌所传，属“古文诗”，东汉时立于学官，训诂多用《尔雅》，事实多本《左传》，后由东汉著名经师郑玄作《笺》、唐孔颖达作《正义》，历代研习者甚多，故得以流传至今。

第二节 《诗经》的思想内容

《诗经》思想内容广阔，涉及婚恋、农事、征役、赞颂、怨刺、周民族的史诗等等，丰富多彩。

1、婚恋诗。《诗经》是较早较多涉足此题材的，占全书的三分之一，同时也是全书中写得最为精彩的部分。《诗经》中的婚恋诗，无论是写男子悦爱女子，或写女子悦爱男子，或表追求、言思慕、叙幽会、寄怀念，或描述爱情、婚姻的悲剧，莫不丰富多彩，生动活泼，情真意挚，感人肺腑。其中写得最多的是情歌。如《周南·关雎》以河洲上雌雄和鸣的关鸠起兴，写一个男子对一个美丽姑娘的单恋，热烈而坦率。他醒着想，梦里也想，不惜以巫术和想象与自己心爱的姑娘结合。《邶风·静女》表现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和对情人的热切思念，洋溢着一派热烈欢快的情调。《秦风·蒹葭》抒写对“在水一方”的“伊人”的缠绵悱恻、反复追寻，展现了主人公对爱情的深沉执著。

另有一些恋歌则表现了青年男女对礼法压迫的反抗及其内心创伤。如《郑风·将仲子》写女主人公，强压着深挚的爱情，求其心爱的“仲子”不要翻墙折树来幽会，以免被父母、兄长或别人发现的矛盾心理；《邶风·柏舟》的姑娘则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大胆声言：那个垂发少年，才是我心中思念的对象，并且发誓至死不渝。

在婚恋诗中，还有一些表现婚姻与家庭不幸生活的“弃妇诗”，是最能反映社会问题的。如《邶风·日月》、《邶风·谷风》、《秦风·晨风》等皆属此类。其中最典型的是《卫风·氓》，诗以弃妇的口吻，倾述了她从恋爱、结婚到受虐待以至被弃的全过程，抒发了她内心的不平、哀伤、怨恨和反抗。诗的结尾弃妇抱定与氓决裂的态度，性格由多情、忍耐转为清醒、刚强和果断，是我国文学史上较早注意人物性格变化表现的诗篇。

2、农事诗。由于周民族的始祖以农立国，故周代很重农事，因而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农事诗在《诗经》中表现很突出，风、雅、颂各部分中均有。如《周颂》中的《臣工》、《载芟》、《良耜》、《噫嘻》等，多赞颂农业成就，夸耀田土广大、农夫众多、收获丰盛，表达祈求丰年的愿望。《小雅》中的《甫田》、《楚茨》等，极力夸张谷物收获之丰盈，赞美农夫的勤敏和君上爱农以事神，与《颂》中的农事诗基本思想相似。《国风》中的农事诗以《周南·芣苡》和《豳风·七月》为代表。《芣苡》是一首优美的劳动小诗，它以重章叠句的形式，反复吟唱，语言朴实，感情真挚，意境清新，情调欢畅，读之“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方玉润《诗经原始》）。《七月》是全面反映农奴终年劳动情景的诗篇，也是《国风》中最长的一首诗。首章至末章由春耕写到寒冬凿冰，反复咏叹，诉说男女奴隶一年到头除繁重的农业生产，还要为奴隶主贵族制衣、打猎、酿酒、修房、凿冰、服役，结果却劳而无获，无衣无食，充分揭示了奴隶们内心的悲苦和哀伤，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一幅古代奴隶社会的生活画图。

3、征役诗。这类诗与周王室的平叛、外族入侵和频繁的诸侯兼并战争有关，既有西周初年的，也有西周晚期和春秋时代的，尤以后者为多。这些战争，给民众带来了沉重的兵役和徭役，因而反映征战、徭役和离乱给民众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也就成了《诗经》征役诗最重要的主题。如《豳风·东山》通过对参加周公东征归来的征人所见战后农村的破残景象，及他对家乡亲人思念的描写，揭示了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的苦难；《齐风·东方未明》写一个狂暴的官差，天不亮就把人抓走，弄得民居不宁；《小雅·何草不黄》控诉了兵役不息，征人劳瘁；《王风·君子于役》借山村农妇怀念久役不归的丈夫，揭露征役给百姓带来的无限痛苦。这些诗，或以征夫之口出之，或以思妇口吻言之，写来都感情真挚，声调凄楚，情节悲惨。在《诗经》征役诗里，还有一类是表现爱国思想的作品。如《秦风·无衣》、《鄘风·载驰》、《小雅·采薇》等。《无衣》是秦国抵御西戎入侵的一首慷慨激昂的战歌，它生动地表现了秦国人民团结御侮、同仇敌忾地爱国精神。《载驰》是著名女诗人许穆夫人写的，它表现了诗人心系祖国、急赴国难的爱国精神。《采薇》是周宣王征伐猃狁入侵时的作品。它虽也写到征人思归恋家的苦闷情绪，但更多的是写战士们在外敌入侵时同仇敌忾的昂扬奋勇精神。这些诗篇，或委婉沉郁，或慷慨激昂，格调虽有所不同，但都表现了威武的气概和强烈的爱国精神。

4、颂歌。《诗经》中出自公卿列士或乐官之手的庙堂及宫廷乐歌多属此类，在三《颂》中保存最多，《雅》诗中也有不少。有的颂帝王歌天命，如赞美天道深远、文王德行纯美遗惠子孙的《周颂·维天之命》。有的颂战功扬王威，如《商颂·殷武》歌颂殷高宗武力讨伐荆楚大获全胜的赫赫武功，赞美殷武受命中兴、天下畏服的伟大功绩。《大雅·江汉》赞美周宣王大臣召虎（召穆公）平淮夷之乱，战果辉煌，立功受赏。这类作品大都讴歌战争胜利，赞美将领功绩，主旨仍在宣扬帝王威德。还有一些颂宴饮赞嘉宾之作，实亦颂歌之一支。如《小雅·鹿鸣》、《小雅·南有嘉鱼》等。此类诗歌直露地反映王公贵族恣意享乐的生活，具有一定认识意义。

5、怨刺诗。这类诗主要存于《雅》诗和《国风》中，它主要产生于西周末年朝政腐败、礼仪废弛、统治者残暴荒淫的厉、幽时期及其以后，带有乱世的鲜明印记。“二雅”中的怨刺诗多为公卿列士的讽谕劝戒之作。有的借古讽今，如《大雅·荡》谏厉王应以殷鉴为戒，《小雅·正月》以“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警戒今王。更多的作品是针贬时弊，指斥昏君。如《大雅·民劳》揭露了统治集团的残暴、欺诈、丑恶、昏乱，对人民的忧苦深表同情；《板》、《荡》直斥最高统治者违反常道，妄行政令，荒淫昏聩，使人民陷入苦难深渊。此外，还有一些以斥责奸佞为主题的怨刺诗，如《小雅·巷伯》等，亦颇引人注目。这些怨刺诗大都敢于直面人生，大胆揭露社会矛盾，表露了诗人忧国伤时的强烈忧患意识。

《国风》中的怨刺诗多出自民间，更直接地反映了下层民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其内容更深广，怨愤更强烈，讽刺也更尖刻，具有更激烈的批判精神，如《魏风·硕鼠》直接把贵族统治者比作贪婪无厌的大老鼠，唱出奴隶们对剥削者的无比愤恨。《魏风·伐檀》》以委婉曲折的反语，复沓的手法，辛辣地讽刺了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国风》》中的怨刺诗更多的是对统治阶级种种无耻丑行的揭露和讥嘲。如《邶风·新台》辛辣嘲讽了卫宣公光天化日之下劫媳宣姜的荒淫乱伦丑行；《齐风·南山》讽刺了齐襄公和其妹文姜的无耻乱伦行为；《秦风·黄鸟》控诉了秦国暴君对无辜良善的杀害。

6、周民族的史诗 《诗经·大雅》保存了五首古老的周族史诗《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记述了从周始祖后稷诞生到武王灭商的一些传说和英雄史迹，以粗线条较完整地勾画出周族发祥、创业、建国、兴盛的光辉历史。远古传世的史诗极少，此组诗显得格外珍贵。其中如《大明》绘声绘色地描述历史上有名的牧野之战，既有军阵、军容的描摹，又有战车、战马的形容；既有整体的鸟瞰，又有局部的特写，写出了大战雄伟壮观、惊天动地的场面和师尚父（姜太公）的生动形象。

第三节 《诗经》的艺术成就和影响

《诗经》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奠基之作，作为一部乐歌总集，它的作者不一，地域不同，内容各异，艺术风格也多种多样。概括而言，其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诗经》从各个方面主要描写了我国西周数百年的社会现实生活，真实、深刻、广泛而多彩，尤其是其中的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直接坦率，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劳动和生活、喜爱和憎恨、痛苦和希望。这些诗歌，不仅主题和题材广泛多样、真实深刻，同时还以惊人的艺术概括力，把握和揭示出当时社会生活中一些本质矛盾。它们通过对当时生产、劳动、战争、徭役、爱情、婚姻、家庭、祭祀等的描述，真实而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表达了民众的理想和愿望。其二，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是后人研究《诗经》时提出来的，也是《诗经》艺术上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所谓“赋”，指的时一种铺陈直叙事物的方法。如《七月》，诗人按季节和物候变化，由春至冬记述了农奴一年的劳动过程，直陈其事。比，就是比喻或比拟，用形象的事物打比方，使被比喻的事物生动形象，真实感人。《诗经》中用比的地方很多，形式也多种多样。有明喻，如“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王风·采葛》）；有暗喻，如“我心非石，不可转也”（《邶风·柏舟》）；有借喻，如“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卫风·氓》）；有博喻，如“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如蛾眉”（《卫风·硕人》）。这些比喻，都能紧扣诗中的情、事、景，十分贴切。兴，就是托物起兴，先用他物起头，然后借以联想，引出诗人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兴句多在一首诗的开头。《诗经》中用兴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起协调韵律的作用，如《秦风·黄鸟》开头的“交交黄鸟，止于棘”；二是起创造意境、烘托气氛的作用，如《秦风·蒹葭》中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三是起象征、联想、比拟的作用，如《周南·桃夭》以盛开的艳丽桃花，象征新娘的艳美。需要注意的是，《诗经》中，这三种手法常常结合运用。

其三，复沓的章法和以四言为主的句式。复沓的章法是《诗经》的一个显著特点。它又叫重章叠句，即各章词句基本相同，只是更换中间的几个字，反复吟唱。其作用在于深化主题，渲染气氛，加深情感，增强音乐性和节奏感。在具体的字词的更换中，或用递增法，或用递减法等，总是曲尽其妙。如《王风·采葛》，全诗三章，只是更换了“葛”、“萧”、“艾”、“月”、“秋”、“岁”六个字，从采摘东西的变化和时间的递增，表现出思念的愈来愈强。从句式看，《诗经》中的诗，90%以上是四言句式，也有一些突破此定格，在整齐中显出参差错落之美。

其四，丰富、生动、简练、形象的语言。《诗经》大约使用了近三千单字，其中有名词、动词，也有形容词，丰富多采、生动准确地表现了各种事物及其变化特征。如表示动植物的名词有373种，读之可使人博物多识。此外，《诗经》中还用了大量的动词、形容词及双声字、重叠字、叠韵字，写景状物，拟形传声，细致传神，使诗歌富于形象美和音韵美，增强了诗歌语言的艺术魅力。

《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其丰富的思想、高尚的审美情操和精湛的艺术手法，哺育了历代作家和诗人，影响至为巨大和深远。首先是它开创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它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精神，启发和推动了后世作家密切关注现实、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如“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民歌，以乐府旧题写时事的建安诗歌，倡导“风雅兴寄”的陈子昂的《感遇诗》，即事命篇的杜甫诗歌，以美刺手法因事立题的白居易的“讽喻诗”等等，都是对这种创作精神的直接继承。

其次，它赋、比、兴的艺术手法为后世文学的创作提供了成功的艺术借鉴。其后屈原以香草美人寄情言志、表达爱憎的手法，汉乐府民歌中的寓言拟物诗，阮籍的《咏怀》，郭璞的《游仙》，李白的《古风》，李商隐的《锦瑟》，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以及元曲清戏中的美刺讽喻作品，无不是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继承发展，以至形成了我国文学韵味悠长、含蓄蕴藉的民族特色。至于其赋的手法，对后世文学也有颇深远的影响。赋体文学是由它直接发展而来的。此外，诗歌、词、戏曲、小说中亦有很多作品糅进了赋的手法。

再次，它确立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诗经》中的诗歌绝大部分是民歌，朴素清新，生动活泼，和谐自然，给后世文人学习民间文学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从文学史发展的实际看，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常常是先从民间孕育，然后由文人予以加工发展。历代一些有成就的作家，也多是通过向民间文学学习，丰富自己的创作。向民间文学学习，这是我国文学发展历史的优良传统。

Chapter 2 屈原与《楚辞》

《诗经》之后三百余年，中国古典诗歌大抵处于消歇状态，至战国后期，一种“奇文”由楚国挺拔而起，那便是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它是屈原在深厚的楚文化基础上，并吸收中原文化的营养开创的一种新诗体。它以其美妙的歌声、突发的异彩，使沉寂已久的诗坛重新活跃起来，开创了我国诗歌史上第二个重要时期。它的出现，表明我国古典诗歌实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双峰并峙的发展道路，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由简短的抒情短章向叙事抒情长篇的发展，也标志着我国古典诗歌由集体创作向个人创作的转变的基本完成。

第一节 《楚辞》的含义、渊源及特点

“楚辞”的名称，始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其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庄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今存最早的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

“楚辞”具有鲜明的特点。它采用楚国方言，运用楚地声调，记载的是楚国的地理，描写的是楚国的风物，因而富有楚国的地方特色。它构思奇特，想象丰富，善于运用比喻、夸张等手法和神话故事，表现思想感情，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句子参差不齐，形式活泼自由，多用“兮”字，语句曼长流利，灵活多变，有停顿、有延伸，委婉而多情致。比起《诗经》更富有表现力，既能曲尽缠绵宛转之情，又增强了抑扬顿挫的音乐美，更富有文彩。

《楚辞》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楚民族在殷商时代已接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楚国的强大、兼并战争的日益加剧和列国间交往聘问之事的增多，它进一步吸收了中原文化，儒、法、墨、名、阴阳等思想及经典都传入楚国并产生影响。屈原曾多次使齐，身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如他诗歌中的“举贤授能”、“修明法度”的思想和大量的比兴手法，就是直接继承和发扬了儒法思想与《诗经》的传统。但对《楚辞》产生最直接影响的还是楚文化。首先是楚地民歌。楚地民歌渊源甚古，《诗经》里的“二南”中已有一些带有楚地风物和语言特点的民歌。之后，春秋末有《越人歌》（《说苑》）、《接舆歌》（《论语》），战国时有《孺子歌》（《孟子》）。这些楚地民歌，句子参差灵活，多用“兮”字来加强节奏、舒缓语气，有的还用了兴句和双关语，已开楚辞体格。其次，巫风文化的熏陶。楚国一直盛行着殷商时代一种迷信色彩浓厚的巫风文化，在郢都以南的沅、湘之间，老百姓有崇信鬼神的风俗，喜欢举行祭祀活动。祭祀时要奏乐、歌唱、跳舞以娱神。这种巫术风俗的熏陶，培养了人们丰富的幻想力，滋长着美丽的歌辞和舞蹈，给楚辞提供了养料。其他如楚国的地理风物、方言声调等也给《楚辞》提供了直接营养。

第二节 屈原的生平、思想及创作 屈原（前343？----前278？），名平，字原，又名正则，字灵均。战国后期楚国丹阳（今湖北秭归县）人，楚王宗室。他少年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具有卓越的才能和丰富的政治历史、天文地理、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年青时，曾任楚怀王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屈原列传》），很受赏识重用。后怀王听信上官大夫靳尚等人的谗言，疏远了他，让他做三闾大夫，失去了政治地位。怀王在被秦国欺骗下，与齐国断交，兵败失地之后，一度又起用他，派他使齐修好。怀王24年，再次背齐合秦，不久把屈原流放到汉北。楚国因此先被“合纵”联盟攻击，又被秦国夹击，再次丧失国土。这种情况下，屈原再次被召回，在他的努力下齐楚联盟恢复。怀王死后，顷襄王即位，屈原被流放到江南。流亡中，他“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却仍然心系祖国安危，哀叹民生多艰，写下了大量的诗篇。顷襄王21年（前278）秦兵攻破郢都，屈原感到楚国已不可收拾，悲愤地投汨罗江殉国。

屈原通晓诸子百家，对儒、法等家思想都有所吸收。他讲仁义、言民本、颂德政，崇尚尧、舜、禹、汤、文、武等古圣先王，同情和关心百姓疾苦。他追求“法度”、“绳墨”，称道秦穆、齐桓，主张选贤任能，要求变法治国。他一生始终以国家兴亡为念，有着强烈的爱国爱民的思想感情。在政治斗争中，他不屈不挠，坚持追求“美政”理想，代表着历史的发展与进步。

屈原的作品，据王逸《楚辞章句》，有二十五篇，即《离骚》、《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天问》、《远游》、《卜居》、《渔父》，与《汉书·艺文志》所载篇数相同。现代学者多认为《远游》、《卜居》、《渔父》不是屈原之作。

第三节 《离骚》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为我国古代最长的政治抒情诗。它作于诗人放逐汉北时，是他充满爱国激情的抒忧发愤之作。全诗分三部分：

（一）从开头至“岂余心之可惩”，抒写诗人的身世抱负、忠而被疏的痛苦心情和坚持理想、九死不悔的斗争精神，着重对往事的追溯；

（二）从“女嬃之婵媛兮”至“余焉能忍与此终古”，以女嬃詈原、陈辞于舜、上叩帝阍、历访神妃的情节，来表现诗人理想破灭的苦闷和不懈追求美政理想的执着，着重于幻想的驰骋；

（三）从“索藑茅以筳篿兮”到结尾，在现实与幻想的结合中，以问卜灵氛、决疑巫咸、决计远行、神游西天的情节，展示诗人去留的复杂矛盾心理。全诗的思想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表达了诗人政治革新的要求和对“举贤授能”、“修明法度”的美政理想的追求；二是表达了诗人热爱国家关心民生疾苦的强烈爱国激情；三是展示了诗人坚持正义、反对奸邪的高尚情操和九死未悔的斗争精神。

《离骚》的艺术成就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成功地塑造了抒情主人公屈原的自我形象。他情操高尚，品德美好，从不同流合污；他抱负远大，理想崇高，为实现理想百折不挠，上下求索；他热爱故国，心系国家兴亡，矢志为国献身。其峻洁高尚的人格，可与日月争辉。

其二，继承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将喻体和本体水乳交融，创造出了优美、奇丽、新颖、灿烂的艺术境界，甚至出现了由一系列艺术形象和艺术境界组成的象征体系。如“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近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王逸《楚辞章句·离骚经序》）。诗人以小见大，以近托远，表达强烈的爱憎感情，使人透过形象联想到真善美和假丑恶的社会生活内容。这不但使诗篇文采斑斓，而且创造出一种寄托幽远、耐人寻味的意境，开拓了以香草美人寄情言志的新诗境。

其三，大量运用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想象丰富，构思奇特，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色。如诗的二、三部分写诗人南访重华，饮马咸池，上叩帝阍，下求佚女，朝发天津，夕至西极，驰太空，游仙境。诗人极力驰骋想象，创造出了一个丰富新奇的世界。

其四，浓郁的楚国地方色彩。《离骚》中大量运用了楚国的地名、物称、方言、口语等，使全诗具有鲜明的地方和民族特色。

其五，创造出了新的诗体形式。《离骚》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式，汲取南地楚歌的韵调和句式，采用散文化的长句，以六言为主，长短相间，灵活多变，创造出一种比较自由灵活的新诗体，扩大了诗歌的表现力。在结构形式上，它把《诗经》整齐短小的体制扩大为长篇巨制，幻想与现实交织，抒情与叙事结合，大气磅礴，完美生动地反映了丰富复杂地社会生活。

第四节 《九歌》、《九章》及其它作品

《九歌》创作于楚怀王时，是屈原在楚国民间流行的祭祀乐歌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一组祭歌，共十一篇。它所祭之神，分天神、地祗、人鬼三类。天神有东皇太

一、太阳神东君、云神云中君、寿命神大司命、宰嗣神小司命。有关的五首歌词，多表现对天神的敬仰和赞颂，写得庄严肃穆。地祗有湘水的配偶神湘君和湘夫人、河神河伯、山神山鬼，有关的四首诗歌全是恋歌，借对神的恋爱生活的描写，表现人类对纯洁爱情的赞颂，大都清新凄艳，幽渺情深。写人鬼的只有《国殇》一篇，它不同于其它诸篇的情调和风格，而是取材于秦楚战争，是对卫国战争中牺牲将士的热烈礼赞。全诗激昂悲壮，刚健质朴具有强烈的感召鼓舞力量。

《九歌》经屈原加工后，艺术上有了很大提高。首先，它吸取民歌的浪漫精神，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诗人通过丰富奇特的想象，创造了一系列生动鲜明的神灵形象和美妙神奇境界。这些神灵，多来自神话世界，兼有神和人的双重特点。他们住贝宫，居幽篁，乘云龙，驾鸾凤，居处不与人同，但他们或哀怨缠绵，或威严冷酷，或温柔妩媚，或痴情寂寞的感情则与人同。其次，在塑造艺术形象时，《九歌》善于把心理刻划和环境气氛描写和谐统一起来，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如写山鬼久候情人不至一段，诗人把女神的烦乱痛苦心境与凄风苦雨的环境交融相衬，真切地表现出了她对爱情的缱绻缠绵。另外，《九歌》语言清新秀媚，情韵悠远，既自然优美，又绚烂多彩。

《九章》是一组组诗，共九首。它非一时一地之作，一般认为，《橘颂》是屈原青年时期的作品，《惜诵》作于被谗而尚未放逐时，《抽思》作于放逐汉北时，其它六首是放逐江南后所作。《橘颂》通过对橘的特质和形象的拟人化的象征描写与赞颂，寄托了诗人秉德无私、横而不流的崇高志节，开了后代咏物言志诗赋的先河。全诗情调激昂乐观，无失意之悲愤，又基本是四言，“兮”字在句尾，显非屈原后期之作。《抽思》、《哀郢》，是倾诉对郢都的怀念和忧国忧民的感情的。后者写于顷襄王21年秦将白起攻陷郢都后，忧思之情比《抽思》更深切、更沉痛。《涉江》、《悲回风》、《怀沙》，写诗人艰辛悲苦的流放生活中，因谗见斥的愁苦心情和死不变节的志向的。尤其是《涉江》中对他流放路线的记述，具有重要的传记史料价值。整体看，《九章》是一组政治色彩浓重、感情充沛的抒情诗，它的大部分篇章是屈原斗争经历的纪实。诸诗在写法上，多直抒怀抱，写实多于幻想，注意通过细致入微的心理刻划反映诗人的爱国思想和高尚情操。语言华美生动，感情激烈奔放，结构跌宕有致，情景交融。

屈原比较重要的作品还有《天问》。《天问》是仅次于《离骚》的第二长篇，计370余句，1500多字。它以反诘的形式，一连提出170多个问题，内容涉及天文地理、神话传说、古史传闻、社会政治、个人生活等，表现出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和广博的知识，表现了诗人大胆怀疑、敢于批判旧观念和勇于探索真理的精神。全诗以四言为主，颇类《诗经》，又四句一节，通篇用反诘，故能严整中见灵活，参差错落，圆转活脱，无板滞之感，被认为是千古奇文。

第五节 屈原的地位和影响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也是世界文化名人。他是我国浪漫主义诗歌传统的开创者，他的诗歌标志着我国诗歌创作由民间集体创作向作家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的真正到来。他在楚地民歌的基础上创造了骚体诗这一新诗体，并写出光照日月的名篇《离骚》，从而在我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化思想史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屈原强烈的爱国思想、高洁的品格和为追求理想而九死不悔的执着精神，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千百年来，在反抗强暴、伸张正义、维护祖国尊严和利益的斗争中，人们总以屈原为榜样，从他的为人、品格中获得鼓舞和进取的力量。他的精神品格熔铸成的动人魂魄的诗篇，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进步的作家。贾谊、司马迁、李白、杜甫、文天祥、龚自珍、鲁迅等人，对黑暗现实的揭露和鞭挞，对民生疾苦的关注，无不是屈原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屈原诗歌的艺术成就影响也很大，他开创的重幻想的浪漫传统，丰富了我国文学的艺术表现力。《离骚》问世以后，“风”、“骚”并称，被视为我国古典诗歌的典范和论诗的最高准则。他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使之与主体融合，情景交融，形成一系列独立的意象，在诗中起着象征、寄寓的作用。这种“寄情于物”，“托物以讽”的表现手法，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古代诗歌的创作水平，为后世作家广泛继承。楚辞参差的句式，冲破了《诗经》的四言格式，为五、七言诗的创制铺平了道路。他创造的楚辞体这一文学样式还直接催生了赋这一新的文学体裁。宋玉便是这一体裁较早的开拓者之一。

宋玉，生卒年不详，战国末期楚国人。出身寒微，曾做过大夫，后遭谗去官，郁郁不得志。思想和创作都受屈原的影响，以辞赋著称，《汉书·艺文志》说“宋玉赋十六篇”。对其作品的真伪多有争议。《九辩》为其代表作，是模仿《离骚》所作的一篇优秀的政治抒情诗。诗借悲秋伤时，主要抒发了“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悲叹，同时忧时感事，揭露了世道的衰败浑浊，表现了诗人忠君忧国的情怀。善于写景，情景交融，是此诗突出的艺术特色。它对秋景的出色描写，被后人称为“宋玉悲秋”。《风赋》既是一篇咏物赋，又是一篇寓言赋。作者把风分成“大王之风”与“庶人之风”，借以揭示当时统治阶级与普通百姓的对立，艺术构思极富特色。整散句式，长短交错，间以用韵，并多动词，对风的飘举回环进行具体描绘，曲尽其态，很有文彩。《风赋》、《高唐》、《神女》等篇，是楚辞转化为散体大赋的承前启后之作。

Chapter 3 南北朝乐府民歌 南北朝民歌现存五百多首。南北朝长期对峙的局面，以及两地在民族风尚、自然环境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南北朝民歌呈现出不同的情调与风格。大抵南方民歌清丽缠绵，北方民歌朴直刚健。《西洲曲》和《木兰诗》，分别代表着南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第一节 南朝乐府民歌

南朝乐府民歌保存在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清商曲辞》里。主要有吴歌、西曲两类。吴歌今存326首，主要产生于长江下游以建业为中心的一带地区。西曲今存142首，产生于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以江陵为中心的地区，及其四周的一些城市。这些民歌最初是徒歌，后经乐府机构采集方才入乐。其中少数出自乡村，多数出自城市市民之口，因而富有市民文学特色。另有神弦歌一类，是民间祭神的巫歌，也产生于建业附近，数量极少，今仅存18首。除《清商曲辞》外，《杂曲歌辞》、《杂歌谣辞》中也保存了少量南朝民歌。

南朝民歌多数作品表现男女恋情。但吴歌和西曲由于产生的地区不同，情调和风格也略有不同。

现存吴歌多为女子的吟唱，生动而集中地表达了主人公对爱情的渴望与坚贞，相思的欢乐和痛苦，婚姻不自由的苦闷，以及对男子负心的怨恨等种种丰富的感情和复杂的心态。以《子夜歌》、《子夜四时歌》、《华山畿》和《读曲歌》最具代表性。如《子夜歌》：“始欲识郎时，两心望如一。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子夜四时歌》：“渊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复何似？”《读曲歌》：“怜欢敢唤名，念欢不呼字。连唤欢复欢，两誓不相弃！”《华山畿》：“华山畿，君既为侬死，独生为谁施？欢若见怜时，棺木为侬开。”

西曲多写商人妇的相思离别和劳动者的爱情生活，题材较吴歌略宽，风格也更明快。如《石城乐》：“布帆百馀幅，环环在江津。执手双泪落，何时见欢还？”《那呵滩》；“闻欢下扬州，相送江津湾。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

南朝乐府民歌篇幅短小，多为五言四句。语言清新自然，正如《大子夜歌》所说：“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南朝民歌在语言上最显著的特色，是大量运用双关隐语，如以“藕”双关“偶”，“莲”双关“怜”，“丝”双关“思”，以布匹之“匹”双关匹配之“匹”，黄连之“苦”双关相思之“苦”等。不仅使语言活泼流畅，而且使情思的表达更加委婉含蓄。

《西洲曲》是南朝乐府民歌中的杰作，也是最长的一首抒情诗。作品通过季节变换，层层递进地表现了一位少女从春到秋对远方情人的深切思念之情。语言优美，情感缠绵，笔触细腻。全诗三十二句，四句一转韵，流利宛转，声情和谐。沈德潜说：“续续相生，连跗接萼，摇曳无穷，情味愈出。”（《古诗源》）高度评价了这首经过文人加工润色的南朝民歌的艺术成就。.第二节 北朝乐府民歌

北朝乐府民歌今存70余首，大部分保存在郭茂倩《乐府诗集·横吹曲辞》的《梁鼓角横吹曲》里。多数是北魏、北齐、北周时期的作品，传入南朝，被梁代的乐府机关保留下来。北朝乐府民歌数量虽然不多，题材却比较广泛。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描写了北方的壮丽山川和游牧生活。如《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寥寥几笔，便形象展现了西北辽阔苍茫的草原景色，意境壮阔，气势雄浑，烘托出北方民族乐观豪迈的胸怀和气质，堪称千古绝唱。二是表现了北方民族粗犷豪迈的个性和豪侠尚武的精神。如《折杨柳歌辞》其五：“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足必跋黄尘下，然后别雌雄。”《琅琊王歌辞》其一：“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剧于十五女。”三是反映了北方频繁的战争以及由此给人民带来的离乡背井、流离失所的痛苦。如《陇头歌》三首：“陇头流水，流离山下。念吾一身，飘然旷野。”“朝发欣城，暮宿陇头。寒不能语，舌卷入喉。”“陇头流水，鸣声幽咽。遥望秦川，心肝断绝。”四是反映了婚姻爱情生活。北方男女对婚姻爱情直率、大胆、开放的态度，与南朝民歌的情调缠绵婉转形成鲜明的对照。如《折杨柳枝歌》其二：“门前一株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地驱歌乐辞》其二：“驱羊入谷，白羊在前。老女不嫁，蹋地呼天！”

北朝乐府民歌语言质朴刚健，风格粗犷豪放，自然清新。多杂言格式而以五言为主。

《木兰诗》是北朝乐府民歌中最杰出的作品，讲述了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成功地塑造了木兰这一不朽的艺术形象。她勤劳善良，热爱和平，当战争来临，出于对年迈父亲的关心和保家卫国的决心，她勇敢地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女扮男装，替父从军，驰骋疆场，征战十年。当她立下战功以后，又不慕荣利，不求封赏，而是渴望回乡与家人团聚。在木兰身上集中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情操，是古代人民理想的化身。这首民歌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首先，它富于传奇色彩，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范例。其次，出色地运用了民歌常用的复叠、铺陈排比等艺术技巧，比喻、对偶、反衬、顶真等修辞手法，增强了艺术效果。第三，笔墨凝练，繁简得宜，句式以五言为主，杂以七言、九言，错落有致，声韵铿锵，富有音乐美。《木兰诗》不愧是我国古代诗歌史上辉映千古的叙事诗名篇，与《孔雀东南飞》被誉为我国诗歌史上长篇叙事诗的双璧。

Chapter 4唐诗

张若虚与贺知章、张旭、包融并称“吴中四士”。他的《春江花月夜》是著名的七言歌行，被闻一多赞美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宫体诗的自赎》）。他本人也因此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诗采用的是乐府旧题，诗中表现的也是游子思妇的传统主题，但赋予了全新的内容。将相思离愁置于春江花月之夜浩瀚幽远、静谧瑰丽的境界之中，充满了诗意的美。同时表现了对年华、青春的珍惜，以及对宇宙人生的探索，对生命的热爱。全篇熔诗情、画意、哲理于一炉。韵律和谐婉转，富有音乐美。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是这个富于创造性的、解放的时代最杰出的代表。他那追求理想的坚定执著、英雄失志的愤激不平、蔑视权贵的傲岸精神、爱好自由的叛逆个性，体现了整个时代的宏放气魄和雄伟力量。他的诗所表现出的春风得意的蓬勃朝气，热情奔放的青春旋律，以及发兴无端的澎湃激情和神奇想象，既气势浩瀚、变幻莫测，又兴象玲珑、自然天成的意境，充满了美不胜收的无穷魅力，成为后人追摹难及的典范。

第一节 李白的生平和思想

李白（701—762），字太白，祖籍陇西成纪（今属甘肃）。先世罪迁中亚碎叶，后随父迁居四川绵州隆昌县（今四川江油县）青莲乡，因号青莲居士。李白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

一、蜀中时期（705—724）

这是李白读书习剑、学道和漫游的时期。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赠张相镐二首》其二），“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八首》其五），受到多方面的教育。曾游历青城、峨眉山等地，也曾隐居岷山。

二、以安陆为中心的漫游和一入长安时期（725——742）

开元十三年（725），为了实现“济苍生”、“安社稷”、“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抱负，李白离开四川，漫游洞庭、江浙一带。后娶故相许圉师的孙女，定居湖北安陆。开元十八年（730）前后，初入长安，隐居终南山。李白不愿意走应试入仕之路，而是希望通过扩大自己的声名以一鸣惊人。这一时期，他四处漫游，广泛结交著名文人和道士，所到之处，形诸吟咏，诗名远播。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终于名动京师，上达天子。

三、长安供奉翰林时期（742——744）

天宝元年（742）李白被玄宗征召入京，虽优宠有加，供奉翰林，但不过是被当作宫廷侍臣，根本无权过问朝廷政事，抱负无由施用。加上亲眼看到统治集团的黑暗腐朽，愤懑不平，于是纵酒狂歌，桀骜不驯．后受谗毁，请求放还，于天宝三载（744）离开长安。这是李白生活和创作的重要转折时期。

四、以东鲁、梁园为中心的漫游时期（744——755）

李白离开长安以后．漫游汴梁、齐鲁、江浙、燕赵。在洛阳与杜甫相识，后与杜甫、高适畅游梁宋一带。又到齐鲁，金陵，还到过幽蓟等地。这一时期的创作集中抒发了因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以及忧虑时局所产生的强烈的悲愤孤傲之情。

五、安史之乱时期（755一762）

安史之乱爆发，李白避地东南，来往于宣城、当涂、金陵、溧阳一带，后隐于庐山。至德元年（756）应聘参加永王璘幕府。永王兵败被杀，李白含冤下狱，后长流夜郎，中途遇赦放还。宝应元年（762）到安徽当涂投靠族叔李阳冰。上元二年（761）秋，准备参加李光弼的平叛，途中因病折回，次年病死于当涂族叔李阳冰家。

李白集入世、隐逸、求仙、任侠于一身，世界观十分复杂，但主要受儒道思想影响。他受儒家影响，积极入仕，喜言王霸之道，以功成身退为最高理想；受道教影响，求仙访道；受庄子影响，蔑视功名富贵，追求个性解放；受纵横家的影响，任侠仗义。但又摒弃了庄子的空想虚无，佛家的守旧，道教的享乐腐化。而且不同时期又有变化。他的人生观中也有消极因素，如及时行乐等。

第二节 李白诗歌的内容

李白是盛唐气象最杰出的代表，他的诗主要反映了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强烈的积极向上的精神。具体表现为既歌唱理想，同时也反映了理想与现实的尖锐矛盾。代表作有《古风》（其十）、《侠客行》、《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行路难》、《将进酒》、《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如《行路难》通过一系列丰富多采、瞬息万变的形象，生动揭示了世路的艰难，表现了作者在政治上遭遇波折的悲愤苦闷以及追求人生理想的执着和自信。《将进酒》借饮酒狂歌抒发了作者有才不得施展的苦闷，也表现了愤世嫉俗的傲岸和乐观自信、豪放不羁的精神．

二、关心国家命运，同情人民疾苦。如《塞下曲》歌颂了边塞将士守护疆防扬威绝域的英雄主义；《永王东巡歌》抒写了诗人平叛靖难的雄心和爱国热情；《古风》（其十九）描写了被安史叛军占领的洛阳豺狼当道、生灵涂炭的悲惨现实，表达了作者无比沉痛的忧国忧民之情；《丁都护歌》反映了民工从云阳拖船运送盘石至上游的惨重劳役，表达了对劳动人民悲惨处境的深切同情。

三、赞美自然山川。代表作有《蜀道难》、《望天门山》、《望庐山瀑布》等。李白的浪漫主义精神在山水诗中表现最突出。他笔下的山水往往呈现出两种境界，一是壮美，借气势磅礴的高山大川，表现他渴望冲破束缚，追求自由的热切心情和壮伟不凡的襟怀；二是优美，以安谧纯静而又充满生机的自然境界，抚慰他在现实中屡遭碰壁的悲愤和不平的心灵。

第三节 李白诗歌的艺术成就

李白的诗歌具有豪放飘逸的风格。诗中多选择大鹏、天马、高山、瀑布、长江、黄河等雄伟阔大的意象，如他笔下的黄河便具有奔腾磅礴的气势：“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公无渡河》）“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赠裴十四》）“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李白的诗很少对生活过程做细致如实的描绘，而是捕捉了许多表面看来没有逻辑联系的意象深入揭示感情的激荡，造成诗歌结构的大开大合。虽没有明显的脉络可寻，但感情的实质变化可感。他抒情的方式也往往不是含蓄收敛的，而是有如山洪暴发，喷涌而出，一气直下，如《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将进酒》等。

他的诗常常充满大胆惊人的夸张、丰富奇特的想象，还常常借助于神话传说、梦境和幻觉构成瑰丽神奇的境界，如《蜀道难》一开始就借用五丁开山的古老传说烘托出蜀道奇险的气氛，并通过想象和夸张描绘了一幅幅奇山险水令人惊心动魄的图画，表现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梦游天姥吟留别》驰骋丰富的想象，将梦境描写得色彩奇幻，令人目眩神迷；将仙境描绘得五彩缤纷，辉煌神奇。以此反衬现实社会的污浊和令人憎恶，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杜甫称赞李白：“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指出他诗中的语言清新俊逸。如《古朗月行》：“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在青云端。”《宣城见杜鹃花》、《山中与幽人对酌》、《横江词》、《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早发白帝城》等，都用极单纯自然而又豪放有力的语言表达了极深厚的感情，达到他自己说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赠江夏韦太守》）的理想境界。李白还注意学习民歌语言和当时的口语，使诗歌自然流畅，饶有民歌风味，如《长干行》等。

在诗体的运用上，李白成就最高、最有代表性的是七言歌行、七绝，都达到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而较少写作律诗。

李白在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他继往开来，在屈原之后创造了古代积极浪漫主义的高峰，形成了我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浪漫主义传统；他继承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以自己的理论特别是创作实践，扫清了六朝的绮靡诗风，为唐诗的繁荣和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他善于学习民歌，同时批判地继承前代优秀诗人的艺术传统，形成独特的风格。从而开创了以他和杜甫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的黄金时代。

第四章 杜甫

杜甫背负着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沉重责任感，忠实地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哀，使诗歌深入地走向现实生活，走向人民。他的诗是时代的一面镜子，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由盛而衰这一转变关头的苦难岁月，内容博大精深，风格沉郁顿挫。从诗歌的表现对象到艺术方法，从体裁到修辞，都对前人遗产进行了全面的继承和发展，是古典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同时，他以富有开创性的创作不仅标志了唐诗内容与风格的重大转折，也对中唐以后直至宋代诗歌的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节 杜甫的生平和思想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出身于世代“奉儒守官”（《进雕赋表》）的家庭，先祖杜预人称“杜武库”，祖父杜审言乃“文章四友”之一。他的一生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和壮游时期（712—745）

杜甫从小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怀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的政治理想。二十岁南游吴越、二十三岁到洛阳应举落第，后北游齐赵，与李白相遇。这是他创作的准备时期，代表作有《望岳》、《房兵曹胡马》、《画鹰》等，诗风浪漫豪放，与盛唐气象合拍。

二、困守长安时期（746一755）

天宝五载（746）杜甫入长安求仕，次年，玄宗诏令天下“通一艺以上者”到京城应试，结果李林甫搞了一个“野无遗贤”的骗局，使应试者全部落选。这是杜甫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也是他创作的一个转机。“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的屈辱生活，使他开始透过社会表面的繁荣认识到朝廷的黑暗腐朽。自称“杜陵布衣”、“少陵野老”便始于此时。在屡遭挫折之后，直到天宝十四载（755）他才得到一个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职位。这一时期杜甫既周旋于上层，又接触下层，开始用诗歌反映现实，富有特色的现实主义创作也正是从这时开始的。代表作有《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等。

三、陷贼与为官时期（756——759）

安史之乱爆发，杜甫携家与百姓一道流亡。寄家鄜州，只身投奔朝廷，中途被叛军掳入长安，写下《月夜》、《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春望》、《哀江头》等，留下了反映“安史之乱”的第一手最珍贵的资料，进入他一生中创作最活跃的时期，密切注视时局发展，及时反映重大事件。次年冒险逃出长安，到陕西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任左拾遗（从八品上），为营救房琯，触怒肃宗，后终因房琯事件牵累，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北征》、《羌村三首》、“三吏”、“三别”等作品，标志着他现实主义创作的高峰。

四、漂泊西南时期（759——770）

乾元二年（759）杜甫弃官去秦州，从此远离朝廷，走上与人民接近的路。是年末，入蜀，于成都市郊筑草堂定居，过了几年相对安定的生活。其间因军阀混战避难至梓州、阆州等地。大历三年（768）携家出蜀，沿途飘泊转徙，最后病死在长沙到岳阳的舟中。这一时期，他寄身田园而心忧天下，忧国忧民的思想更加深邃，艺术上也更为成熟。《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秋兴八首》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第二节 杜甫诗歌的思想内容

杜甫思想的核心是忧国忧民。杜甫的诗歌，反映了天宝末到大历年间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以及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变，在揭露封建当权势力的腐败、贫富的对立、表现民生疾苦方面，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有强烈的社会现实意义，被誉为“诗史”。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一、广泛而深刻地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如《兵车行》反映了天宝年间统治者穷兵黩武连年征战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丽人行》揭露并嘲讽了杨国忠兄妹的荒淫奢侈、骄纵跋扈的丑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统治集团的腐朽和政治的昏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更运用强烈对比，揭露了上层统治集团醉生梦死、穷奢极欲、横征暴敛的罪恶，高度概括了贫富对立的严酷现实。

二、真实反映了广大人民深受战乱和各种不合理制度剥削压榨的痛苦。作于乾元二年（759）春的著名组诗“三吏”、“三别”便真切反映了由于唐王朝大肆抽丁抓夫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其中既有已过兵役年龄的老汉，也有不及兵役年龄的中男，甚至连根本没有服兵役义务的老妇也被捉去。在《又呈吴郎》中，通过“无食无儿一妇人”扑枣，说明百姓“征求贫到骨”的悲惨处境。而所有这类诗，无不表现了作者对下层人民的深刻同情。

三、抒发关心国家命运、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如作于陷贼时期的《春望》，通过眺望沦陷后长安的破败景象，抒发了作者感时恨别、忧国思家的感情，“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用工稳的对仗、拟人的手法生动表达了对祖国危难的深刻忧虑，是千古传诵的名句。《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表现了作者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大乱将平消息后的欣喜若狂，表达出渴望祖国复兴统一的强烈爱国感情及对和平生活的渴望，被称为“生平第一快诗”。

第三节 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 杜甫的诗歌不仅具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具有高度的艺术性，是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典范。现实主义是杜甫创作方法上的最大特色，沉郁顿挫是杜诗的基本风格。所谓“沉郁顿挫”，指的是深沉郁积的感情通过委婉曲折的手法表现出来。如《登高》一诗通过重九登高所见、所闻、所感，描绘了大江边深远空旷的秋景，抒发了诗人潦倒一生、年老多病、流离他乡的身世之感。前四句写景，后四句抒情，事事感慨，体现了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尤其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写久客思乡的感慨和迟暮之悲，十四字中含有多重意思，更鲜明体现了杜诗的特色。

杜甫善于通过典型事件、人物及警策凝炼的语言，对现实生活作高度的艺术概括，反映出那个时代的面貌以及人民的遭遇和愿望。如《兵车行》中借“行人”之口说出了千万个征夫戍卒相同或相似的遭遇；《石壕吏》通过老妪一家的惨状，概括了安史之乱后广大人民家破人亡的悲惨现实。“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两句诗高度概括了社会矛盾的尖锐程度。

杜诗语言苍劲凝炼，往往用最少的字句表现最丰富的内容。如《石壕吏》中差吏与老妇的对话，采用藏问于答、以实带虚的写法，省略不少笔墨。杜诗用典如盐着水，不露痕迹，同时又善于吸收口语和方言入诗．如《兵车行》中“耶娘妻子走相送”、“牵衣顿足拦道哭”，《前出塞》中“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等，都极通俗生动。

在诗体运用上，杜甫众体兼长，并能推陈出新，别开生面，尤以古体和律体为佳，七律在他手中日臻于纯熟，并使题材大为开扩，如《秋兴八首》便表现了深沉博大的历史和现实内容。

时代和独特而丰富的生活经历成全了杜甫，加之具有深厚而广泛的艺术修养，“别裁伪体”、“转益多师”的对待古代文化遗产的正确态度，“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精益求精的锤炼技巧，这一切使杜甫成为古典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元稹《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对此做了高度评价，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如果说李白是将诗歌的浪漫主义推进到一个高峰，杜甫则是继承《诗经》、汉乐府的传统，把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提高到一个自觉的、成熟的阶段，使诗歌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并直接开启了中唐新乐府诗的创作。在艺术上，杜甫掌握运用了当时所有的一切诗体，充分发挥了各种诗体的功能，为各种诗体树立了典范，同时在语言运用和艺术表现方面也为后人开了无数法门。

Chapter 5 宋代的词

宋词在整个宋代文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它是足以与唐诗媲美，并且代表着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一代之文学”。

词这种文学形式经过晚唐五代的发展，到宋代已蔚为大观。宋词的繁荣不是偶然的，它与宋代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密切的关系。词产生于民间，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娱乐色彩。宋代由于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文官享受的待遇非常优厚。宋太祖在“杯酒释兵权”时，就公开鼓励大臣们“多买歌儿舞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整个社会形成了竞相追求享乐的风气。又由于宋代（特别是北宋）社会相对安定，政局相对稳定。词这种带着浓厚的娱乐色彩，几乎没有传统的政治、道德负荷的文学形式，在宋代终于找到了最为适宜的生长环境，所以便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发展起来了。宋词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北宋与南宋两个时期。北宋初中期的词沿袭了唐五代词的特点，在形式上以小令为主，内容多写男女爱情、离愁别恨，艺术上多用白描手法。代表词人主要有柳永、张先、欧阳修、晏殊、晏几道等，其中成就最高的是柳永。北宋后期的词，最大的特色是词的诗化，主要词人有苏轼、秦观、周邦彦、贺铸等。南宋前期的词强烈地表现了爱国主义精神，主要词人有李清照、张孝祥、张元干等。南宋后期的词分为两派：一派以辛弃疾及其追随者为代表，多表现爱国精神；一派以姜夔、吴文英等为代表，主要在艺术上精雕细刻。

第一节 北宋初中期词

一、柳永

柳永是宋代第一位专力于写词的词人，现存的近200首词收在他的词集《乐章集》中。从内容来说，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主要表现男女爱情、离愁别恨。这一类作品在主题上与北宋以至晚唐五代词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代表作是《雨霖铃》，全词通过景物描写，运用虚实结合的手法，将离别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与晚唐五代词相比，表现得更为细腻曲折。

第二类着重表现羁旅行役之苦。柳永一生浪迹天涯，对羁旅行役有真实感受，所以，这类作品往往写得真切动人。这一类可以《八声甘州》为代表。全词表现曲折，意境阔大，一向对柳永颇有微词的苏轼也不禁感叹“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几句“不减唐人高处”。这也说明了柳永这类词的成就。

第三类则是描写城市风光。这类作品在以男女爱情、离愁别恨为主流的北宋词坛上，别具一格，是为词坛吹进的一股新风。《望海潮》（东南形胜）是这一类的代表作。

从风格来说，柳永的词分为两类：一类是雅词，一类为俗词。近代著名学者夏敬观说：“耆卿词当分雅俚二类。雅词用六朝小文赋作法，层层铺叙，情景交融，一笔到底，始终不懈。俚词袭五代淫波之风，开金元曲子之先声，比于里巷歌谣，亦复自成一格。”（《手评乐章集》）这指出了柳永词两种不同风格的词的特点。所谓雅词，主要是内容多写男女恋情，但语言比较典雅，表现含蓄，表现了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例如上文说到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望海潮》（东南形胜）等。所谓俗词，主要是语言通俗，内容多写男女恋情，但为了迎合下层市民的审美趣味，往往写得大胆直露，体现了下层市民的审美要求。例如《定**》（自春来）词中用了大量的俗语词，而且表现的方式也比较直白坦率。

由于柳永的俗词在语言上多用口语入词，所以，世人往往评之为“以言多近俗”、“词语尘下”、“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又由于这些词表现了市民阶层的趣味，因而在描写上更大胆直露，不加含蓄，所以又有“屯田词在小说中如《金瓶梅》”的评价（陈锐《袌碧斋词话》）。

柳永在北宋前期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柳词在艺术上有新的创造：一是大量使用长调慢词，改变了以小令为主的传统，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使铺叙手法进入词中；二是大量吸收俗语入词，使词更接近下层人民，从而具有广泛的群众性；三是采用了许多新曲调，使词与当时的流行音乐结合得更紧密。

二、张先

张先的词从内容来说，并无特别之处，还是以伤春伤别为主，写的多是“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如代表作《天仙子》（水调数声持酒听）。今天看来，张先的词有几个方面是比较独特的：第一，善于炼字。这方面最经典的故事便是他得名“张三影”的传说。《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七载，有人称张先为张三中，“公曰：何不目之为‘张三影’？客不晓。公曰：‘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风影’、‘柳径无人，堕风絮无影’，余平生所得意也。”张先之所以对三个“影”字得意，原因在于炼字之精。第二是长调的运用。如前所述，沿袭期的词人大多用小令，而张先的词则较多地采用了长调，在这一点上，他与柳永有相似之处。例如《卜算子慢》（溪山别意）长达九十字，这在北宋初中期是较少见到的。第三是词序的运用。他的词往往有一个小序，交代写作的背景或缘由，这是以前的词中很少出现的。

张先的词特色不是太突出，但在当时地位很高，被认为是与柳永齐名的大家。

三、晏殊

晏殊生活优裕，人生道路没有太大的起伏。叶梦得《避暑录话》说他“性喜宾客，未尝一日不燕饮，每有嘉客必留，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出”。这就明确地道出了晏殊的词是为了遣兴娱宾，筵宴助兴而作。这也就决定了晏殊的词不可能具有太深刻的思想内容。

从内容来说，晏殊的词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为表现男欢女爱、离愁别恨。这类词在艺术上多用白描手法，如他的代表作《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即是如此。词以小令的形式，代言体的方式，用白描的手法写离愁别恨，既不用典故，也不用工笔，借景抒情，含蓄蕴藉。

另一类也表现了他自己的一些真实的人生感受，但没有强烈的矛盾冲突，其中的一个突出的主题是感叹时光易逝，宣扬及时行乐。如他的名作《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这首词虽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样的名句，也真实地表现了他内心情感的波动，但缺乏深刻厚重之感。又如《破阵子》（一向年光有限身）这种表现及时行乐的作品在晏殊的词中不是少数。

总的说来，晏殊的词个性并不鲜明，内容和艺术均缺乏独到之处，但在当时的影响比较大。

四、欧阳修

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在诗、文、词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

欧阳修的词也同当时的大多数词一样，多写男女爱情、离愁别恨，但是，与其他词人的作品相比，欧阳修的词有两个方面是比较独特的：

首先，欧词在内容上已不再完全局限于写男女爱情、离愁别恨，而把山水自然、身世感慨引入词中，这就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例如，他的《采桑子》十首，专写自然景色；《临江仙》中，则有“如今薄宦老天涯，十年歧路，空负曲江花”的人生感慨。这些都是当时的词作中较少见到的。

其次，欧词在表现手法上虽然以白描为主，但写得更为细腻生动。例如《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通过借景抒情和细节描写等，生动细致地表现了一位女子的苦闷，其中“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二句极尽曲折之妙：无人倾诉愁情，于是有问花之举；但花也不理睬，不理倒还罢了，还掉头而去，更添了无数烦恼。又如《南歌子》（凤髻金泥带），写一位新婚女子的生活情态，生动形象，惟妙惟肖。欧词艺术上的这种特点，显然与他深厚的艺术功力有关。

五、晏几道

从生活的时代来说，晏几道应属于北宋后期，但他的词却与北宋前期词比较接近，内容基本上还是传统的男女爱情题材。不过，晏几道的词也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带有浓厚的感伤色彩，多表现人生变化的梦幻感。在艺术上往往运用今昔对比的手法，融情入景，并巧妙地融化前人的诗句，将情感表现得既真实动人，又耐人寻味。例如他的名作《临江仙》（梦后楼台高锁）和《鹧鸪天》（彩袖殷勤捧玉钟），前一首通过今昔对比的手法，借对一位歌女的思念，表现了对人生变幻的独特感受，读来极为动人。其中“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二句于借用前人的成句，借景抒情中兼有对比，更是广为传诵的名句。后者也是表现对一位歌女的怀念，下阙“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虽化用杜甫诗句，但更为细腻曲折：别时盼望相见，但只能在梦中实现；真正相见之后却怀疑在梦中，又不相信相见的真实性。一真一幻，曲尽人情。

晏几道的词在宋词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当词风纷纷转向之时，他独远绍南唐，近承家风，保留着南唐五代词人的特点，多以小令来表现离愁别恨，成为南唐词的最后传人。

第二节 北宋后期词

一、苏轼

苏轼禀赋异常，天资绝人，在诗歌、词、散文、绘画、书法等方面均有创造性的贡献，是我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全才。

苏轼的思想非常复杂，他既受过良好的儒家思想的教育，又受到佛教、道教的深刻影响。儒家思想的影响使他积极入世，关注政治和人民的生活。佛教和道教一方面使他经常产生人生无常、梦幻虚无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使他能比较冷静理智地应对人生挫折。苏轼的思想表现，是与他的人生际遇紧密相关的。年轻和仕途比较顺利时，他的思想以儒家为主。遭受挫折时，佛道思想便占了上风。在词的创作上，苏轼是宋词发展史上一座十分重要的里程碑。古人评价他的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胡寅《酒边词序》）。自有词人以来，未曾有人得到过这样的评价。可见，苏轼的词确实是非同凡响。

苏轼对词最大的创造，一言以蔽之，就是以诗为词。具体表现在：

第一、内容上，打破了过去多写男女爱情、离愁别恨的传统，举凡怀古、悼亡、山水、田园、仕途失意、报国雄心、人生奥秘等，无不可以入词。例如《江城子》（密州出猎）表现的是打猎及报国之情，《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描写的是农村的和平劳动生活。这样的内容，在以前的词中是不可能见到的。从而扩大了词的表现领域，提高了词的境界，使词从以娱乐为主，转变为以抒发个人的人生感受为主，从而具有了与诗相同的功能与作用。如《定**》（莫听穿林打叶声）在题材上表现的是遇雨这样的生活小事，但是其中既表现了作者旷达的人生态度，又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因而在内容和境界上就远远超出了前人的作品。

第二，风格上，打破了以婉约为主的传统，既有婉约，又有豪放、清旷、幽美等。《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写得极其缠绵，其婉约不下于传统的婉约词；《念奴娇》（赤壁怀古）、《江城子》（密州出猎）则极尽豪放之至。风格的多样，使词多姿多彩，而不再是单一的一种风格。

第三，在词与音乐的关系上，打破了以词附属于音乐的传统，使词成为独立的抒情工具。苏轼的词，往往不协音律。李清照说他的词是“句读不葺之诗”，这并不是毫无根据的。由于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音乐的束缚，这使得苏轼的词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因而更能表现出他的艺术个性。

第四，艺术手法上，变化多样。传统词往往上阙写景，下阙抒情，情从景出，情景交融，苏词打破传统程式，既有借景抒情之作，更多的则是随机应变，变化莫测，无一定之规，真正做到了融叙事、抒情、写景、议论于一体。

第五，语言上，高度诗化。主要表现在：大量用典、词汇多从经典著作中来；大量运用流年、人生、人间、天涯、尘凡、光阴、浮生、浮世、今古、世路、劳生等抽象的词汇，将读者的思绪从对经验范围内的具体的生活感受引向抽象的思索；大量运用数量词如千古、千里、千骑、千家、万事、千顷、万里、百年、三万六千场等。

总之，词发展到苏轼时，它的娱乐功能减弱了，而抒情的功能大大加强了，实际上已经成了诗的另一种形式。至此，诗与词之间的那道鸿沟便基本上填平了。

二、秦观

秦观虽为苏门弟子，但他的词更多的接受了柳永等婉约派的影响，因此，多描写离愁别恨、男女爱情，风格偏于柔婉。秦观与其他婉约词人的不同之处在于：

首先，秦观的词并不是单纯地表现男女爱情，而是“将身世之感并打入艳情”，即借爱情描写抒发身世之感。例如他的代表作《满庭芳》（山抹微云），通过对一位歌妓的怀念，表现了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将爱情与身世结合在一起。

其次，他后期的词多直接表现政治上遭受挫折时的痛苦绝望心情，这在其他婉约词人的作品中是很少见的。例如《踏莎行》（雾失楼台），一方面对景物的描写极为悲凉，一方面又直接抒发了远贬郴州时孤寂无聊的苦闷，其中流露出来的绝望心情，千载之下依然动人心弦。

第三，艺术上，秦观的词有两方面突出的特点：一是善于描写迷离朦胧的意境。如《踏莎行》开篇就写道：“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展现了一种迷离的晚景。二是善于通过比喻、写景等手法，将无形之情写得既形象又富有美感。例如“春去也，落红万点愁如海”（《千秋岁》）、“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浣溪沙》）、“便做春江都是泪，流不尽，许多愁”（《江城子》）。这些描写长期以来都为人所称道。

过去，秦观一向被列为婉约派的大家，但他的词娱乐的成分减少了，更多的是抒发自己的真实情感，这又是苏轼影响的结果。可以说，秦观的词一方面继承了苏词突出自我抒情的特点，在词中表现身世之感；但又力避苏词过分诗化的特征（如用典、大量议论等）。一方面既继承传统词，特别是柳永词的婉约、铺叙手法，同时又扬弃了柳永的市井味。

三、贺铸

贺铸的词兼有豪放与婉约等多种风格。词集中的大部分作品属于婉约之作，而且风情不减柳永、秦观等人。例如其代表作《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这首词表现因一位女子路过而引起的感情波澜，后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连用三个比喻，将“闲愁”写得具体而又形象。

贺铸对词的贡献主要不在婉约词，而在豪放及其他风格词的创作上。他的豪放接近于苏轼，但比苏轼更豪放，更有侠气、狂气，开了南宋豪放词中狂放的先声。例如著名的《六州歌头》（少年侠气），通过对少年生活的回忆，表现了壮志难酬、报国无门的苦闷。全词写得悲壮苍凉，豪放之中不乏沉郁。其中对狂放行为的描写以及将个人命运与报国之心结合在一起的写法，是以前的词作中很少见到的。这样的作品，对稍后的张孝祥、辛弃疾、刘过等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此外，贺铸还写了一些其他风格的作品，表现了他可贵的艺术尝试。与贺铸同时的著名诗人张耒在《东山词序》中说：“方回乐府妙绝一世，盛丽如游金、张之堂，妖冶如揽嫱、施之祛，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既指出了贺铸词风格的多样性，也可见贺铸词在当时的评价之高。

四、周邦彦

周邦彦的词向来评价极高，有人称之为北宋词的集大成者，认为“邦彦词上承温（庭筠）、韦（庄），下开姜（夔）、吴（文英），为南北宋之宗匠。词法之精，无逾邦彦者”（周济《宋四家词选序》）。客观地说，周邦彦的词在内容上并无创新之处，仍然承袭婉约词的传统，以表现男女爱情、离愁别恨为主。周邦彦的成就在于融合各家之长，力避各家之短，将词写得更为精致。其主要表现在：

在音乐上，周邦彦确定并创制了许多新调。他利用在大晟府任职的机会，对前代和当时流行的八十多种词调进行了重新审定，确定了各调中每个字的平仄，使各种词调定型。与此同时，他还制作了一些新调，例如《六丑》、《华胥引》、《花犯》等。这样，周邦彦写出来的词“下字用韵皆有法度”，格律严整。这种对音律的重视，实际上也是对苏轼以来词的创作脱离音乐倾向的纠正，这对南宋的格律派影响很大。

在语言上，周邦彦非常讲究语言的锤炼、典故的运用以及对前人诗句的融化，因而形成了一种典雅工丽的语言风格。这几个方面，前人都已在词中有所尝试，例如用典在苏轼词中已不少见，晏几道、贺铸的词中也不乏成功化用前人诗句的作品，但周邦彦在这些方面后来居上，做得远比他的前辈出色。例如《西河》（金陵怀古），这首词化用刘禹锡的《石头城》、《乌衣巷》和古乐府《石城乐》三首古诗，天衣无缝，完整自然。前人说“凡作词当以清真为主。盖清真最为知音，且无一点市井气，下字运意，皆有法度，往往自唐宋诸贤诗句中来，而不用经史中生硬字面，此所以冠绝也”（沈义父《乐府指迷》。准确指出了周邦彦词在语言上的特色。

在结构上，周邦彦的词比柳永、苏轼等人的作品更复杂曲折。柳永、苏轼的某些词虽用长调，但结构并不复杂，周邦彦的词在时间和空间上转换频繁，极尽变化之能事。例如《兰陵王》（柳）是一首送别之作，全词分三阙，时间上时而现在，时而过去，时而将来，甚至有将来中的过去；空间上有京华、送别地、路途中等，转换变化，令人眼花缭乱。

正因周邦彦词具有以上特点，他才能够成为宋代词坛的大家。

第三节 南宋前期词

公元1127年，金兵南下，占领了北宋都城汴京，并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史称“靖康之难”。以此为界，前为北宋，后为南宋。

一、张元干、张孝祥

张元干和张孝祥都是南宋前期著名词人，他们的词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在表达爱国情感方面，二人更表现出相当的一致性。他们的作品最为后人熟悉的即为此类。例如张元干《贺新郎》（送胡邦待制赴新州）与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两首词都将爱国之情与个人怀才不遇的苦闷交织在一起，感慨豪壮，掷地有声。

当然，他们也有不同之处，张元干前期作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传统的婉约词，而张孝祥词中，这样的婉约词就比较少。同时，张孝祥某些词风格比较接近苏轼，这又是张元干所缺少的，例如《念奴娇》（洞庭青草）有“小《赤壁》之称”，意思是它接近于苏轼的《赤壁赋》，有着《赤壁赋》所具有的思想感情、意境。这是张元干词中所没有的。

二、李清照

李清照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女文学家，作品有词、诗、文等，但成就最高的是词。有《漱玉词》。

受生活境遇的影响，李清照的词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早期的词主要表现她作为少女和少妇的生活与情怀。在她的笔下，少女生活是充满欢乐的。如她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反映了李清照少女时代的生活，笔调轻松，充满诗意。少妇之词的主旋律则是抒发离别相思的感受，与少女之作相比，明显多了一分沉重。例如《一剪梅》（红藕香残玉簟秋），这首词写相思离别，从中不难体会到爱情带来的苦涩。与少女之作相比，更为深沉厚重。

李清照后期的作品则主要表现她作为寡妇的身世之苦、故国之思以及孤寂无聊的心情，情调低沉，凄苦悲凉。例如《声声慢》（寻寻觅觅），在这首词中，我们已经很难看到相思的甜蜜或苦涩，有的只是一人独处，伶仃孤苦的凄凉与绝望，读来异常沉重。

无论哪一时期的作品，李清照都能写得独具韵味、真切动人，因此，人们将李清照这种独具韵味的风格称之为易安体。易安体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情感真实动人。以往的婉约词，往往是代言体，即男作者代女子说话，因此，抒发的女子情感是作者想象出来的情感。李清照则真实地袒露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大胆而又真切。第二，语言浅显自然，却又韵味无穷。例如“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一剪梅》），“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凤凰台下忆吹箫》）。看起来似乎是平常语，读来却令人回味无穷，这表现了李清照独特的驾驭语言的本领。第三，情感表现形象具体而富有美感。例如“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武陵春》），运用各种手法，使情感的表现形象而具体。

第四节 南宋中后期词

一、辛弃疾与辛派词人

辛弃疾不是传统的那种只会纸上谈兵的文人，而是真正具有军事、政治才干，因而他的词也就不是传统的文人词，而是英雄之词。后人将他与苏轼比较，认为“东坡是衣冠伟人，稼轩是弓刀游侠”（谭献《谭词评辩》），比较准确地指出了辛弃疾与苏轼的不同特点，所以，有人评价他的词是“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调；而异军特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辛词的特别之处在于：从内容来说，辛词的表现范围之广是前所未有的。就宋词总体而言，始终是“剪红刻翠”的婉约词占主流，南宋也是如此。而辛弃疾的词不仅描写离愁别恨，更多的是失路之悲、家国之忧、不平之气、愤懑之情，同时不乏农村风光、自然景色的描写。在题材的开拓方面比苏轼有过之而无不及，真正做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入”。尤其是他将词这种娱乐性的文体与国家、个人的命运紧密结合，使词成为一种抒发“英雄气”的庄重体裁，这比苏轼做得更为全面、彻底。

从艺术来说，辛词表现出十足的大家风范。

首先，辛词的艺术风格多种多样。无疑，豪放是辛词的主要风格，除此之外，他有的作品秾纤华丽似花间体，如《唐河传》；有的明白通俗如白乐天体，如《玉楼春》；有的轻巧尖新，如《丑奴儿》；有的婉丽清畅，如《念奴娇》；有的缠绵婉约，如《祝英台近》。更有将豪放与婉约两种风格融合在一起的作品。多样的风格表现了辛弃疾兼收并蓄的才情与胸怀。例如《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这首词表面上看来是表现伤春情怀及后宫争宠的争斗，属于婉约词的范畴，但实际上却是表现辛弃疾在政治上被忌妒、排挤、打击的遭遇，这又属于豪放词的范畴，这就奇妙地将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结合在一起。

其次，辛词的艺术境界阔大而充满流动感。这主要表现在豪放的情感、阔大的空间、久远的时间、富有力量和阳刚之气的意象等方面。辛弃疾的词往往是站在一个制高点上来描写空间和时间，选取的意象也决非婉约派的兰柳花草，而是富有阳刚之气的意象。如“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水龙吟》）、“截江组练驱山去，鏖战未收貔虎”（《摸鱼儿》）等。他对空间和时间的描绘使用的往往是百、千、万之类的数量词。如“千丈情虹”、“千里玉鸾飞”、“万斛琼粉盖玻璃”、“千古兴亡，百年悲笑”等。这样，就使辛词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雄阔之气。例如《沁园春》（叠嶂西驰），这首词的意境之阔，词中少有。词中表现出来的广阔的空间，雄奇的意象，罕见其匹的气势等，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再次，辛词在语言上融会贯通，既从古代各种文体的不同作家作品，如《诗经》、《史记》、《庄子》、《楚辞》、《世说新语》、陶诗、杜诗、韩柳散文中广泛地撷取精华，使词具有典雅之气，同时，又大胆地吸取民间口语，使词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如“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西江月》）、“近来愁似天来大，谁解相怜？谁解相怜？又把愁来做个天”（《丑奴儿》）。

另外，辛词已表现出了浓厚的以文为词、以议论为词的特点。例如《沁园春》（杯，汝来前），在写法上完全不同于前人常用的借景抒情手法，而全以议论着笔，而且全篇均为对话，颇多虚词，类似于议论文，这在宋词中是不多见的。

总之，辛词在内容、风格以及艺术手法上，都能兼收并蓄，因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辛弃疾是宋代词坛上，苏轼之后的又一座高峰。在他的直接影响下，与他同时或稍后的陈亮、刘过、刘克庄等，用词来抒发爱国情感，豪放慷慨如辛弃疾，但艺术成就则远不及，这些人史称辛派词人。辛派词人的词在内容上多家国之忧、不遇之悲，但题材不如辛词广；风格豪放，但不如辛词多样；多以议论为词，以文为词，过于直率，不如辛词蕴藉。

二、姜夔、吴文英

如果说辛弃疾及辛派词人继承了苏轼的传统，以表现爱国的豪放之情为主，那么，与此同时，姜夔、吴文英等则承袭了周邦彦的衣钵，在词的格律、辞藻等方面下功夫，从另一个方向发展了宋词。

姜夔的词大多为记游及咏物之作，所表现的情感也多为身世飘零和情场失意的感叹，如《暗香》、《疏影》。也有少数表现了对国事的忧患，如《扬州慢》等。

姜夔的词虽然在内容上并无特别之处，但艺术上颇为精致。他精通音律，能自度曲，所以，他的词一个突出的特色是音节谐婉。同时，也讲究用字，善于渲染气氛。当然，最能代表姜夔词特色的是前人所说的“清空”。所谓“清空”，指的是在情感上主要抒发高洁的士大夫情怀，艺术表现上避实就虚，侧重于空灵的境界，色彩上偏于素净。如《扬州慢》（淮左名都）这首词，从序中可知，写的是作者到扬州后，见到扬州遭到兵火之后的感想。其中的忧国之情是显而易见的，但在表现方式上，这首词却避实就虚，扬州的惨状以及作者的感想均通过环境描写、气氛的渲染以及想象来表现，而不作直接的描写。而且强调了“冷月无声”的境界，在这种情景下，“清角吹寒”也只是起“鸟鸣山更幽”的效果。

姜夔上承周邦彦，下启吴文英等人，在宋代婉约词的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后世的词论家对他也有很高的评价。与姜夔一样，吴文英的词在内容上也多咏物抒怀，艺术上也讲究音律，但与姜夔不同的是，吴文英更加注意辞藻，意象密集而又思绪大幅跳跃，且多用典故，读来颇觉晦涩。所以有人称他为词家之李商隐。

姜夔、吴文英之后以至元代，虽然词作者不少，但真正有特色的寥寥无几。

第3篇：大学语文教案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教学目的】

1、了解作家王小波的生平创作情况。

2、领略以幽默笔触写作严肃题材的文章风格。

3、引发对于自由以及如何获得自由的思考。教学重点：对于人生价值取向和自由选择的思考 【教学内容】

第一课时

一、王小波生平创作简介。

王小波生前很少有人知道他，但死后却盛名广播。

他先后做过知青，民办教师，工人，工科大学生，美国大学的“老”学生，文学硕士，大学统计学讲师。

1980年，与社会学家李银河结婚，共同从事同性恋的调查研究。后开始从事小说创作。最初发表的小说是《天长地久》，后有《唐人故事》、《黄金时代》。

成名作《黄金时代》出版，王小波说出版这本书比写这本书困难得多。这本书曾一度遭到查禁，不准在国营书店出售，但在个体书摊上却售出了好几万册。小说集还有：《白银时代》《青铜时代》、《王二风流史》等。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我的精神家园》《思维的乐趣》。

他还创作了唯一一部电影剧本，同性恋题材《东宫西宫》，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并且成为1997年戛纳国际电影节入围作品，是国际电影节获得最佳编剧奖的中国第一人。他还两次获得世界华语文学界的重要奖项“台湾联合报系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1997年，王小波英年早逝，其后两年，他的作品几乎全部出版。

随后，评论、纪念文章大量涌现，各种纪念会、作品研讨会层出不穷，网络上也很热，有人自称为“王小波门下走狗”，甚至成立了“王小波门下走狗网络联盟”。如欢乐宋等人。

二、欣赏课文

（一）题目有何幽默之处？

特立独行：有与众不同的见解与品行，不肯随同流俗。特立独行是形容人的。但是王小波却用“特立独行”形容猪，从标题可就看出本文的幽默。但作者并不是用幽默让读者笑一笑就完了，他不是让你发笑的，他是让你悲哀的，悲哀之后思考“特立独行”这个问题。

（二）全文共四节，分几个部分，每部分都写了什么内容？（提问）

第一节第一部分，写我插队时，动物们在人的设置下过着悲惨的生活，但它们都接受了这种生活，安之若素。

第二、三节是第二部分，写“猪兄”的特立独行之处，它有种种精彩的事迹，最后当农场的领导要对它“专政”时，它成功地逃了出去，获得了自由。第四节是第三部分，写我一直很怀念“猪兄”。

（三）阅读第一部分，回答问题。

1、“插队”的含义

字典的解释有两种：插入已经排好的队伍；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较长时期从事生产劳动，插队落户。

百度百科的解释：插队就是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初中到大学的大部分城市青年，在统一安排下到农村去，从事农业劳动。一开始是住在老乡家里，后来成立了青年点，就集体居住在青年点里。到文革后期和文革结束后，逐渐通过招工、当兵、工农兵推荐上大学以及恢复高考后考大学等方式离开了农村，也有些人在农村成家，就留在了当地。

2、“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除了八个样板戏，没有什么消遣。”前后都是写动物的生活，为什么插入了这一句，表现人的生活。这一句插得很自然，往往不引人注意。而这句却是全文的文眼。因为文章要说的毕竟不是猪，而是人。这一句虽然轻描淡写，但作者对文革期间单调生活的愤怒已经幽默地传达出来了。人的生活与动物差不多！

3、“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这一句有何深意？ 这一句发人深省。这是对人类本性的反思。举的例子是古希腊的斯巴达，这表明喜欢设置别人的生活是人类的一个毛病。

4、“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为什么说很难改变命运？（提问）因为喜欢设置别人的总是强者，比如父母长辈、领导，强大的政权。反抗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比如不听父母安排，可能失去他们的物质供给，不听领导的，可能下岗。大家都不敢反抗，害怕特立独行，害怕标新立异，最终，被设置的命运就很难改变。

（四）浏览第2、3节，看看“猪兄”的特立独行之处表现在哪些方面？（提问）这一只猪的特立独行之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是肉猪，却不肯长肉，又黑又瘦，两眼炯炯有光；

其次，它敏捷如山羊，能跳上房顶晒太阳，到处游逛，根本不在圈里呆着； 第三，它只对知青好，有自己的好恶； 第四，谁也没有办法把它劁掉；

第五，它有很多的本事，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汽笛叫； 第六，它对母猪有自己的选择标准；

第七，它最特立独行的一件事，就是单打独斗，对付了二十几个有思维能力的人和他们手里的枪；

第八，它不在乎人类给它喂食，为了自由而成了一头长着獠牙的自己觅食的猪。

（五）阅读第四节，作者为什么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提问）

因为猪兄很勇敢，很有胆量，能特立独行、标新立异，他最终获得了自由，像他这样的人太少了，大多数都是沉默的人。物以稀为贵，所以，特别怀念“猪兄”。王小波赞扬特立独行的“猪兄”，其实就是批评那些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一个甘于受欺压的人，甘于受别人设置的人，是没有可能获得自由的，不可能成为特立独行的人的。这一点上，王小波同鲁迅一样，都批判国民劣根性，批判中国人的奴性。希望中国人都能获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第二课时 文本分析：

（一）1-2段：表达对压抑的痛恨，对逆来顺受的贬斥，和对自由精神的向往。

1、自嘲文革中知情生活的单调，青春生命的枯燥。（1）“插队的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

解析：本句将读者带入文革那一愚昧、荒谬的年代之中，从而为后文猪的特立独行奠定合理的时代背景。（2）“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除了八个样板戏，没有什么消遣。”

解析：人与动物的生活都被他人设置，人的处境有如动物，即使是美好的青春时光也依旧乏善可陈。

2、揭示“设置”的本质，反思国民性。（1）“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

解析：由人与动物的相似处境推及产生这一后果的原因：即“设置”这一民族劣根性。（2）例证：斯巴达的生活方式

解析：通过这一形象的例证，揭示出民族劣根性造成的严重后果：自由的压抑、主体的缺失和人性的泯灭。（3）“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

解析：难以改变命运的原因：一是个人迫于环境不能改，二是个人安于环境不愿改。

（二）3-4段：自由的话题。

1、知识分子对自由的追求。（1）一只与众不同的猪。

从形貌到行为都违背猪固有的存在方式。（2）猪深得知青们的喜欢。

解析：这只猪的特立独行表现了不畏强权、无拘无束、洒脱自然的生命本真形态，而这也正是以王小波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因此，这只猪已成为知识分子崇尚个性、体验独立、尊重主体的思想的象征。

2、民众对自由的不理解和不接受。

“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人们说，这猪不正经。”

解析：老乡们对这只猪的否定是对自由的拒绝，这表现了五四以来启蒙任务并未完成，民众的主体意识并没有建立起来。

3、批判权力政治对自由的压制。（1）领导一向痛恨它。

解析：领导作为权利规则的化身，与自由在本质上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也是领导对这只潇洒的猪痛恨的根本原因。

（2）领导将之定为破坏春耕分子，对其实行专政。

解析：将专政的对象定为一头猪，体现了权利、规则的非理性，从而瓦解了神圣与庄严的政治权威。

（3）动真格的专政过程。

解析：专政的实施过程更加凸显非理性，从而使这一行为变成了一出狂欢化性质的闹剧。

4、自由的突围（1）“就这样兜了几个圈子，它找到了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了；跑得潇洒之极。”

解析：自由的突围显得游刃有余，表现了知识分子对理想境界的乌托邦幻想。事实上，现实中的自由话题并不轻松。

（2）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它一次，它长出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 解析：王小波书写了自由如何反抗权利、逃离秩序，却没有设想自由应该以何种方式存在。或许，对作家而言，自由的理想状态就在其将突未突之时。

3、第5段，总结全篇，重申主题：怀念特立独行的勇气，批判蛮横无理的强权霸道和安命顺从的懦弱。主题总结

（一）猪的分析：

1、早被论定的猪的“本质”：胡吃闷睡、少心没肺、任人宰割、供人啖食。

2、猪的境遇的喻义：象征大多数人的生存处境。

3、王小波笔下之猪：不同于流俗、不宥于成规的“反潮流”者。

（二）主题：对人生价值取向和自由选择的思考。

1、被他人安排或设置的生活，是不幸的，那意味着自由被扼杀。

2、而人们往往对这样的生活安之若素。

3、于此应有省悟——要敢于无视别人对你生活的设置。

（一）形象性

将复杂的说理寄托到有趣的故事中。

说猪事，实讲人世——以鲜活平庸的生活琐事作譬，引出严肃的论题

（二）调侃性语言，使雅俗并置，正反颠倒。“猪兄”

“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

“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它并肩战斗，” 总结：

以幽默笔触写作严肃题材，使文章在整体风格上显得幽默而严肃，活泼而平实，犀利深刻而具温情与善意。

三、回答课后思考题：

1、《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寄托了王小波怎样的思想感情？在文中，众多生活主题被固定化的猪有何象征意义？（提问）

文章写了作者当知青时一只猪特立独行的故事。

当时，所有猪的生活都被人们规划好，它们的生活主题就是吃饭、长肉，被送进屠宰场。这种安排使猪们痛苦不堪，但它们还是接受了，“猪总是猪啊”。

但是，有一只猪与众不同，它又黑又瘦，两眼炯炯有光，它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呆着，喜欢跳上房顶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后来，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它带来了麻烦。领导们拿着火枪要打死它，它勇敢沉着地逃了出去，跑进了甘蔗地里，长出了獠牙。文章表面上是写猪，实际是写人。我们应该可把这个文章看作一篇寓言。它表达的寓意非常严肃深刻。

它是借猪写人，通过描写一头特立独行的猪的故事，分析“对生活做种种设置”的谬误，探讨如何生活、如何做人的道理。虽然作者的叙事语境是文革时期，但“无视对生活的设置”，做特立独行的人，依然是每个人应该思考的命题。文章中猪的形象是现实中人类的化身。

两类猪的形象：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猪；敢于长奔，冲出重围，长着獠牙的猪。生活中的两类人：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渴望自由、敢于追求独立、自由的特立独行的人。

王小波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希望人们不要做沉默的大多数，要做特立独行的人，敢于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2、假如你被安排或设置了固定的生活主题，你会怎么办？（提问）一般的回答是要反抗这种固定的生活主题，但对这个问题也要辩证的看待，当这种固定的生活主题是你所不喜欢的，是你不需要的时候，自然应该反抗；但当这种主题是你喜欢的，或者是你需要的，再或者是应该如此的，比如现在你们来到学校，你们的生活的主题被设置为学习，如果你们反抗它，上课不认真听讲，迟到、早退，上课讲话、睡觉，不交作业，以为是标新立异、特立独行了，其实这样做是不对的。作业：

（一）本文所写，你认为是实有其猪呢，还是作者杜撰？它们影响你对文章观点的认同吗？ 提示：作者劳动于农村，对乡村生活中人猪之亲密关系很熟悉；即便并非实有其猪，以动物作譬喻，也是很正常的。

（二）自己安排或设置自己的生活，有什么问题吗？别人想要设置我们的生活，能够一概无视吗 ？

提示：政府、社会、思想专制、风俗习惯、陈腐观念，都是实现自由的障碍。关键是体会“特立独行”之意义，在精神上做到自主

（三）作者采用这样的写法，你认为“闲篇”太多吗？它是否影响了对论题的充分阐述呢？

提示：严肃主题不必全是冠冕文章，看似闲笔，却更有助于引人入胜；文章中心意旨在读者的阅读兴奋中深入其心。

天才梦

【教学目的要求】

1.了解张爱玲散文的基本特征。2.了解张爱玲的创作个性。

3.对文学天赋问题有一基本认识。【重点、难点】

1.本章节制、力求客观的自传文特点。

2.作者不动声色却展示乃至炫耀自己天才的技巧。【所用课时】2课时 【教学内容】

一、作者的生平及创作情况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有一位红极一时的女才子，几乎在一夜之间，成为当时文坛富有传奇色彩的著名作家。随着她堪称“奇迹”的作品《传奇》、《流言》的问世，关于这位天才女作家的传奇般的传说便从此在海内外广为传颂，“流言”至今。

张爱玲，这个被当时文坛称为奇迹的女作家，被而今文坛视为神秘的女性，就连注意到她的作品的人，也未必知晓她是清末著名清流派代表张佩伦的孙女，李鸿章的重外孙女。出身官宦世家，却擅写平民甚至小市民的苦乐，而生活与其处世之道却又全然一种不同，其生命与生涯，又何尝不是一部真实的传奇。

1921年，张爱玲出生在上海。两岁的时候随家迁居天津。小时候的张爱玲，因是大家族中的第一个孩子，自然很娇贵。人们顺从她的脾气，使她有了一些怪脾气。虽不见得多么淘气，但那种典型的被宠坏了的脾气也时常发作，常常用手抓抱她的女佣。她在天津的家是一个旧宅，空旷而温暖，有一种“春日迟迟”之感。宅里的气氛也像这个张氏家族，虽已衰败，但架子仍是搭得十足。这里充满了陈宅旧具，又文墨齐全，间或也有一些西洋的玩物与书本。因张爱玲的母亲喜爱西洋文化，爱弄风吟月的父亲也常有风雅。

张爱玲在这样一种书香与旧僚气并融的环境中成长，便如鱼得水般发挥了她善悟的天性，汲取了她成就自己的富足的养分。她三岁便会背唐诗，步履尚在蹒跚中便立在一个满清遗老的藤椅前朗吟“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她七岁时便会做小说，十几岁便看《红楼梦》、《西游记》，为不能选择音乐还是美术成为终身事业而苦恼。在《天才梦》这篇文章里，张爱玲记下了她作为早熟的天才的苦恼。

张爱玲的母亲是一个新派女性。她对张爱玲的影响是一种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熏陶。尽管童年时她并没有给小爱玲多少母爱，唯一表示母女之情的却是在她睡醒时，将小爱玲抱至她的被上，让还不太省事的爱玲背唐诗，认方块字。于是，就在铜床边，锦被上，张爱玲开始了她的识字生涯。

八岁那年，她随家搬到上海，母亲也由法国赶回。父亲决心痛改前非，遣走姨太，戒掉鸦片，父母重归于好。这段时间里，母亲的西式教养给了小爱玲很大的熏陶。受过西洋教育的母亲期望将女儿教育成洋式的淑女风度，教爱玲画图画，配色，还弹钢琴学英文，培养书卷般的伤感，为一朵夹在书中的花而哭泣，为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而欢笑。这是一段完美的家庭生活，只因极其短暂，而留给了张爱玲童年中最美好的记忆

终于，父母因不和协议离婚。母亲又独自去了法国。张爱玲又跟着父亲一并回到了那个如同老式旧棉靴样的温暖却又滞旧的家庭环境里。这个家庭里不再有奇异的西方文化的鲜活，只有东方文化中厚重沉沉的鸦片，教“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连整个空气都是懒洋洋灰扑扑，缭绕在鸦片的云雾里，各式小报散乱地摊在房间的各个角落，交谈的是亲戚间的笑话，整个是一杯下午的陈茶，在淡而无味的感觉里，有一种沉下去的昏睡的慵懒。这样的陈旧生活，使曾经受了母亲开明熏陶的小爱玲有了分外触目的感觉，这种感觉一直影响到她的后来，并由她的天才之笔，转绘到她那些成名的小说里。

她的写作生涯最初应是在七岁左右。写的是一个无题的家庭伦理悲剧，一个小康之家里发生的姑嫂相斗又相杀的故事。写至一半便不写了，又另起炉灶写一篇历史小说。九岁时，开始向报社投稿。第一次得的稿费是投了一幅漫画，给英文大英晚报，得了五元稿费，便立刻去买了一支小号的丹琪唇膏。后来因为家庭的苦闷，心绪的低沉，在十二、十三岁时，又写了一篇名叫《理想中的理想村》，用以寄托她梦幻的理想。

小学读书时，张爱玲还写成手抄式小说，在同学中传来传去。写的是三角恋爱的悲剧。女主角叫素贞，和她的情人游公园，忽然有一只玉手在她肩头上拍了一下，原来是她的表姐芳婷。她把男朋友介绍给芳婷，便酿成了三角恋爱的悲剧。素贞愤而投水自杀。这部小说的女主人公与她十几年后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十八春》中的女主人公名字、性格、命运皆有相同处，说明了张爱玲写做小说的天赋。

张爱玲小学就读于上海黄毛小学，中学就读于上海圣玛丽亚女校。这一时期，张爱玲在校刊《国光》上发表了习作：小说《牛》，历史小说《霸王别姬》，以及一些书评、论文。《牛》颇有新文学的风雅，描写了农村的贫穷却又田园的生活。《霸王别姬》却如出之壮士之手，其文笔老道，立意锐新，是后来许多写此类题材的文坛大家不能相比的。

1937年中学毕业，张爱玲的母亲从国外回来，母亲的生活方式及其文化教养都是张爱玲心仪已久的。这使脾气暴躁的父亲不能容忍。恰逢此时，张爱玲又提出了留学的要求。对平时不甚言语的张爱玲来说，这无异于一次糟糕的讲演，父亲哪里肯听这番训语，便与后母一起“教导”爱玲。不久，为一生活小事，后母动手打爱玲时爱玲予以防卫，便遭到了父亲的毒打，并监禁在一间空房里。不仅丧失了自由，连生病也不让请医生。就躺在冰凉的床上，爱玲望着秋冬淡青的苍天，蓝色的月光，体味出颜色的杀机，时间的苍凉和生命的暗淡，幻想着许多逃脱的计划。终于，在快近阴历年的时候，一个隆冬的夜晚，她逃出了充满腐败气味的旧家庭。

从此以后，她再也没有回到父亲家。在母亲家里刻苦读书，预备考伦敦大学。但过往的萧杀岁月却已像极热的铁烙，印在她早熟的心间，并使她从此珍惜人世间一切可以品尝到的舒适，并在品尝的同时仍抹不掉心底深处的悲凉。经过努力，考取了伦敦大学（伦敦大学那时在上海举行招生考试），因为战事，英国没有去成，而改入香港大学。

香港是一个商埠，集中了殖民文化的浮华与喧嚣。张爱玲最初的留学日子里，充分享受着生命的精美。她天生的聪颖和后天的努力，以及她的早熟及其世故，使她在豆蔻年华便能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门功课总是考第一。甚至有一位先生对她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没有给过别的学生似张爱玲这样高的分数。张爱玲连得了两个奖学金，不是香港战乱爆发，她很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继续深造。在这样的发奋下，她的英文出奇之好，“好过中文”，她的姑姑也赞叹她是：“真本事，随便什么英文书，她能拿起来就看，即使是一本物理或化学。”并非说她看内容，她是看里面的英文写法。于是她的英文写得流利、自然、生动、活泼。这为她后来回上海谋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香港大学三年级时，香港战争爆发。对于一帮沉溺于歌舞升平的富家子弟来说，不能够从更深的一层去理解战争。能够不理会的，一概不理会，在出生入死中只是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张爱玲在对这段经历的回忆时做了一个比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上打瞌盹，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

1942年，张爱玲从香港回到上海。初回上海，张爱玲与她的同母亲一样留过学，性情别致的姑姑住在一起，在当时的上海静安寺路赫德路192号公寓六楼。为谋生，便开始“卖文”生涯。最初卖的是“西文”，给英文《泰晤士》报写剧评影评，又替德人所办的英文杂志《二十世纪》写文章，写一些关于《中国的生活与服装》之类的关于传统文化的文章，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张爱玲对传统文化中的服饰、戏剧、音乐等都有很深的造诣。

1943年春，她的两部新作中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发表，引起广泛关注。1943年下半年的时间里，她发表了小说《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封锁》、《金锁记》、《琉璃瓦》，后来又继续发表了《年青的时候》、《花凋》、《创世纪》、《连环套》、《红玫瑰与白玫瑰》、《殷宝滟送花楼会》、《等》、《桂花蒸，阿小悲秋》等小说。同一时期，她还写了大量奇巧旖旎，文美辞华的散文杂谈，主要有：《到底是上海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公寓生活记趣》、《更衣记》、《道路以目》、《必也正名乎？》、《烬余录》、《谈女人》、《走！到楼上去》、《有女同车》、《童年无忌》、《论写作》、《造人》、《私语》、《炎樱语录》、《谈跳舞》、《谈音乐》、《自己的文章》、《姑姑语录》等等。

在张爱玲的这些作品中，最能代表她的风格的当数《倾城之恋》和《金锁记》。《倾城之恋》是写一对精明过份的男女是如何在爱情上锱珠必较，功利全局，最后却因香港的沦陷而成全了那份世故的婚姻。这是一部香港式的“传奇”故事，却深刻地反映出乱世中的人情全然没有些许纯真，使人性得到稳定和规范的竟是险而又险的“传奇”力量，这部小说对人性冷漠的描写令人震慑，仿佛出自一个饱经沧桑的大家之手，其艺术之圆熟，语言之精美堪称中国现代爱情小说中的经典之作。《金锁记》是写一个大家庭的寡妇曹七巧是如何被金钱的枷锁锁住一生，并用这把枷锁砍杀了自己的至亲至爱。这是张爱玲最喜欢的小说，以后也曾以此为基础重新写了《怨女》。这部小说女主人公的变态心理，被作者描绘得入木三分，苍凉无比。人性被经济、情欲的力量能扭曲成人不人，鬼不鬼的生存形态，也是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唯一。于是，在以后的评论中，这篇小说被赋予了最高的赞誉：“我们的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1944年9月，张爱玲的小说结为《传奇》出版，共收小说10篇，凡24万字。1945年初，散文集《流言》出版，共收散文30篇。一时间，《传奇》《流言》成为上海文化界最畅销书，出版发行后第四天便脱销。《流言》也是一版再版，一时成为洛阳纸贵。人们纷纷传阅、纷纷议论，张爱玲由红变紫，实现了她要成为名人的宿愿，在《传奇再版前言》里，她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向世俗宣告她对出名的享用：“啊，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因为“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惘惘的威胁”。

张爱玲成名后，由于经济富足，精神欢畅，声名成功，使她能够充分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做人。而这些令平常人看起来不免要吃惊的意愿，却是她用自己不幸的童年打磨、织就的。因此，这里面既有天性的成分，也有后天陶冶的成分。这种先天与后天的因素合成，使张爱玲首先是一个“传奇”性的人，并有“传奇”式的故事，才用生命写出了一本连贯着历史与现代文化的文学精品《传奇》。

在张爱玲走红的时候，一位特殊的读者因读了她的小说而起仰慕之情，并随后结下了一段奇世姻缘。这位读者并非一般的小说爱好者，而是在当时的汪精卫政府任宣传部副部长的胡兰成。张爱玲看人看事有独到的清醒与深刻，而对自己的情感，却身陷其中无力自拔。也许就是因为她与胡兰成的这段姻缘，使误解者对她一再误解，使遗忘者将她坦然遗忘，胡兰成给予她的，也是伤害多于幸福。她为这段婚姻不仅付出感情代价，也付出了政治代价，使她的政治生命一直处于不清不白之中。以后她去美国的深居简出，也与这段经历的影响有关系。

胡兰成，浙江嵊县人。生于1906年。21岁时，到北京，在当时的燕京大学副校长室担任抄写文书工作，也曾旁听过几门功课。北伐战争时回到家乡，在杭州中山英文专修学校教书，两年后又转到萧山湘湖师范教书。后发妻玉凤病殁，后来去广西，走百色，下柳州，总共做了五年教员。1937年3月，胡兰成到上海任《中华日报》主笔，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时期，他先是被调到香港《南华日报》任主笔，用流沙的笔名写社论。因为他的政治观点历来亲日并激烈，从而得以与汪精卫政府里的人接近，并曾得到过汪精卫亲信的慰问。汪精卫组织伪政权时，胡兰成任伪宣传部次长，伪《中华日报》总主笔。因其长期从事文字工作，并舞文弄墨，故而性情风流，并有名士派作风。他在《天地》月刊读到张爱玲的文章时，便不由得称声叫好，耳目为之一新，马上向苏青要了地址，前去拜访张爱玲，并一见倾心，双双落入情网。

胡兰成长张爱玲15岁，又经历人事沧桑，略有才华，加之性情别致又别趣，因此颇能读懂张爱玲的人和文。后来，胡兰成为张爱玲写了一首诗，此诗颇能道中张爱玲的心事，于是张爱玲也回信：“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从此两人关系日渐亲近，天天坐谈文学艺术。

1944年，在张爱玲创作的顶峰时期，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婚后的生活亦如从前般浪漫而又平实。后因时局发展，胡兰成到武汉，创办《大楚报》并撰社论，还拟在日本人的扶持下创立“大楚国”，但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很快投降，没有办成，而成为文化汉奸，政府通缉的战犯。在此期间，他曾与一医院护士周氏女子往来频繁，关系暧昧。此为一个契机，在张爱玲与胡兰成之间存下小隙。

1945年，日本侵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胡兰成成为政府通缉的要犯，改名为张嘉仪，逃避于杭州、温州一带，每日以闲适度日。张爱玲曾来温州探望胡兰成。胡兰成对此也略有不快。胡兰成在张爱玲住温州期间，常携已在温州同居的女子范秀美前去探望爱玲。后来，胡兰成也回上海看望过爱玲。但从此两人便有了口角。最初仍是为武汉的小周，后来胡兰成又告之了范秀美之事，张爱玲伤心之极，与胡兰成语言成牾，轻易不肯流泪的她也为此伤心落泪。送走胡兰成又几月，张爱玲给胡兰成去一信，曰：“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惟时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了的。”信中“小吉”是“小劫”的意思，由此可见张爱玲在这种时候仍重夫妻情分。从此便了结了一段奇世姻缘。不久后，胡兰成与范秀美结婚。后又逃亡日本，在日本撰写回忆录《今生今世》，又在日本与大汉奸胡世宝的遗孀余爱珍结婚。

1945年以后，张爱玲虽还有新作出现，但已不像前两年如喷泉般文思畅涌。这一时期，张爱玲仍旧写了不少作品，主要是小说创作：《留情》、《鸿鸾禧》、《华丽缘》、《多少恨》、《相见欢》、《浮花浪蕊》。她还曾用梁京的笔名在上海《亦报》连载了长篇小说《十八春》。这些小说的技巧更见圆熟，小说内容虽然亦是一样的男欢女爱的残缺的爱情故事，但从中可见小说人物的传奇色彩正逐渐减弱，而笃实、平稳的人生一面更加突出。除此外，这一时期她还写了电影剧本。1945年初，张爱玲将中篇小说《倾城之恋》改编成话剧，在上海公演，颇受观众欢迎。此后抗战胜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姻破裂，处于转型期的张爱玲，又写了《不了情》、《南北和》、《太太万岁》等电影剧本。新中国成立以后，除长篇小说《十八春》和中篇小说《小艾》问世并染有一定的时代气息，略着亮色，张爱玲在内地再无新作问世。

1950年7月，张爱玲参加了上海市的第一届文代会。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到香港。先是供职于美国新闻署的香港办事机构，之后，奉命为《今日世界》杂志写了两部长篇小说：《秧歌》、《赤地之恋》。这是两部思想倾向十分偏激的反共作品。《秧歌》和《赤地之恋》的致命伤在于虚伪，描写的人、事、情、景全是凭空捏造，因此，便无艺术可言。

1955年秋天，张爱玲移居美国纽约。1956年2月，张爱玲得到Edward Marc Dowell Colony的写作奖金，在二月间搬去Colony所在的纽英伦州。这个写作基金会主要是为作家提供一个安静、舒适的环境。在这里，张爱玲遇见了她的第二个丈夫Fedinand Reyher（赖雅）先生。赖雅比张爱玲大30岁。是一个很有才气的美国剧作家，在政治倾向上坚信马克思主义。1956年8月，张爱玲与赖雅相识半年后结婚。

1958年，张爱玲在纽英伦的期限满后，又申请去南加州享亭卡•哈特福基金会去住了半年。是请胡适先生作保。这几年时间里，张爱玲仅写了短篇小说《五四遗事》。平时研究有关文学的理论与书籍，翻译些文章，并构思一部长篇小说。

1961年秋天，为搜集写作材料，张爱玲来到台湾。正在访问途中，赖雅中风，她只得取消访问计划，回到美国。以后的几年时间里，一直悉心照顾半瘫在床的赖雅，无论是经济还是创作，对张爱玲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1967年，赖雅去世。张爱玲曾受雷德克里芙女校的邀请，做驻校作家，在剑桥住过一段时间。两年后，张爱玲应邀在陈世骧教授主持的柏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任研究员，做一些翻译和研究工作。

同时，在台港文学界，却涌起张爱玲热的高潮。台北皇冠出版社重印了她的作品，有《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流言》、《秧歌》、《怨女》、《半生缘》（由《十八春》删节后半部而成，先在皇冠杂志刊出，后改名为《惘然记》）、《赤地之恋》。并有许多“张迷”研究、赏析张爱玲的小说。海外许多学者视之为中国现代最优秀的小说家，有一部《近代中国小说史》甚至用20页的篇幅评论她，而仅用26页评论鲁迅，有的甚至将其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相提并论，认为毫不逊色。这当然不乏“溢美”之词，其中也不乏一些政治因素，但从中我们可见张爱玲在海外的影响甚巨。

张爱玲1973年迁居美国洛杉矶，在那里完成了《红楼梦魇》，翻译了《海上花列传》，并写了几万字的书评和杂感。她一直过着独居的生活，杜门谢客，很少与外界联系。最有成绩的，要算她的《红楼梦魇》的出版，对于12岁就捧《红楼梦》狂读的张爱玲来说，《红楼梦》已读得太熟了，“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就会跳出来”，并始终对此有一种狂热。她用近十年的时间，写了一部《红楼梦魇》。从此可见张爱玲的淡泊心志，宁静生活，世世尘尘已经不能流入她的世界。她永远生活在潮流的外面。──节录自于青：《浮世的悲哀──张爱玲传略》

见《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二、文本详析

本文是作者早年的自传。写作此文时张爱玲不过20多岁，如此年轻而可以写自传，非“成功人士”莫办──那时的张爱玲，已经以数量不多的几个中短篇小说，轰然成名于上海滩了。她以非常冷静的笔调，叙述自己儿童时的天才表现和种种“乖僻”。她在叙述中没有流露出成名者的得意和疏狂，由此已经可见出作者心智的成熟。而这正是她能在小说中能深刻表现人性的原因所在。

张爱玲自己承认：对于色彩，音符，字眼，她极为敏感，因此也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她弹奏钢琴时，甚至能“想像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这些细节对于我们体会她小说中那些精彩的感觉描写极有帮助。她对色彩、音符的敏感，并非如她所说，仅仅是一种“俗气”的爱好；她的特异之处，在于能对听觉、视觉、嗅觉、触觉和对文字的直觉做进行自然贴切而又出人意表的自由转换，即能听见色彩，看见声音，摸着味道，当然由文字而联想到诸种感觉就更是她的拿手好戏。本文最后一句，就是被无数人引用过的经典：“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她把生命中的小烦恼，比作华美袍子上爬的蚤子。暗示出她这个天才女作家的生命还是很辉煌的，虽然总有许多小小的烦恼。自我欣赏又如此含蓄，尤可见张爱玲的老道。

尤其是她母亲那句判断：“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含蓄而尖锐地道出了一个敏感的天才所可能遇到的困难与麻烦。天才的痛苦其实并不在下文她所说生活能力的低下、待人接物的低能；而在于高度敏锐的感觉能力以及过度强烈的心理反应，使她与社会、与他人难以正常相处。这才是关键。张爱玲晚年近于自闭的生活方式，充分证明了她母亲判断的正确。天才的成功有赖于敏感，天才的痛苦也根源于敏感。

关于天才，一个通行说法：天才是百分之一的天分，加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张爱玲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个说法不大能成立。文学艺术领域的天才，就是天生的，至少那个比例关系要做颠覆性的修改：天才是百分之九十的天分，加十分努力就可以了。不承认天才的巨大作用，以为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经过努力获得成功，这使很多人误入歧途，选择了不适合自己的职业。终生努力，乏善可陈倒在其次；自己精神备受折磨，生活成了苦役，这才是最可悲的。

更为严重的是另一种情况。许多成年人误以为，小孩子今天的小聪明肯定就是明天的大天才，所以揠苗助长的天才梦，在今日中国尤其多；不过做梦的不是孩子，是家长。那些十多岁乃至八九岁就写出长篇小说的孩子，他们是真具备了张爱玲那样的天分呢，还是家长把儿童普遍具备的想象力和模仿能力当作了超常的创造力？这是一个大大的疑问。无数事例已经证明：小作家著作出版之日，大体就是他们的创作生涯结束之时！张爱玲之所以为张爱玲，除了她的天赋，尤其还在于她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并不幸福的特殊家庭里，她对人生的不幸和悲剧性从小就能有所理解，与这个环境有绝大关系。可是生活在一般“幸福家庭”里的孩子，是不会有如此体会的。对孩子来说，能吃饱饭，不遭受打骂，能快乐游戏就是幸福；而这样的幸福家庭，如托尔斯泰所说，各个相似。在如此相似的家庭里，孩子们自然没有什么特殊见识、深度体会。没有这样的见识、体会，即使感觉再敏锐，化成文字记录下来，不过如小孩子吹的肥皂泡，瞬间五彩斑斓，破灭后，地上没有一点痕迹。

关于自传，也有可探讨之处。老年人写自传，容易把当下的想象认做过去的事实，他掩饰过错，放大优点，美化自己，贬低别人，几乎是本能的选择。所以读老年人的回忆不能轻信。中年写自传，因为记忆力尚好，智力状况正处成熟时期，前面还有很多路要走，不敢信口开河；相对而言，他们的自传比较可信。比如胡适的《四十自述》，就是研究现代历史的必读书。至于青年人，一般没写自传的资格和资本，即便有人愿意自传其事，其效果大概跟校园里发生的学生恋爱一样，平淡无奇。

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与其传记的虚假程度成正比，地位越高，传记越假。中国的传记当中，最不可信的就是正史中为历代帝王所作的传记。地位越低，真实程度越高。但问题在于，人们喜欢看领袖、伟人、名流的传记，即使明知其假也乐于相信；普通人的传记，则几乎无人问津，因为公众从自己的同类那里看不到多少奇异新鲜的事情和经验。

钱锺书先生有名言：为他人作传，常常表现了作者自己。自传则效果相反，他卖力塑造的自我形象，读者不大容易买账；他无意间写到的其他人，却更具有真实性。这几乎可以成为我们阅读传记时的基本原则。

传记作假，有刻意之假，有无意之假。所谓刻意之假，一是出于为圣人讳、为君父讳、为贤达亲友讳的儒家教诲。人既已死，儒家文化倾向于在其传记中隐恶扬善。二是出于美化自己。每个写自传的人，都有隐瞒自己的丑陋愚蠢行径而夸大、拔高自己美德善行的冲动。所谓无意之假，主要是自传作者，因为时间久远，记忆模糊，很容易把错误的记忆当作真实的历史来叙述，结果造成的误解遮蔽相当惊人。人越老，其传记的可信度就越差。但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的记忆和遗忘很大程度上是自主选择的结果，你记住的，常常是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忘记的则相反，是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所以根据记忆而来的传记，其虚假表面看来可能是无意的──记忆出了问题，但实际上还是有意的──潜意识里自主作了选择。

而张爱玲这篇准自传，笔调冷静客观，不掩盖自己的天才，也不讳言自己的种种“乖癖”。且语出惊人，流传后世，这源自其心智的成熟和对人生的深刻体悟。对后来自传写作者，提供了一个标尺。

三、其他参考资料 柯灵《遥记张爱玲》 不见张爱玲三十年了。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青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应该是铜钱大的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惘。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这是《金锁记》里开头的一段。我现在正是带着满头的白发，回看那逝去的光阴，飞扬的尘土，掩映的云月。

七十年代末叶，我从一场恶梦中醒来，我的作品又可以享受灾李祸枣的奢侈了。每当一本新书出版的时候，我照例兴冲冲地亲自签名包扎，跑邮政局，当作一种友情和尊敬的“念心儿”分送朋友。一九八○年春，感谢香港昭明出版社，给我印了一本装帧、排印、纸张都很漂亮的《选集》，多年的旧交刘以鬯兄，还写了长序，奖饰有加。我特地挑了一册精装本，在扉页郑重地写上“爱玲老友指正”，准备寄往美国。但我随即听说，张爱玲近年来杜门谢客，几乎摈绝交游。我这才猛然清醒，我们之间不但隔着浩浩荡荡的时空鸿沟，还横梗一道悠悠忽忽的心理长河。虽然我们沐着同一的月光，但是天各一方。我决定把本书什袭珍藏，作为我暮年天真未泯的一个纪念。

大陆实行对外开放以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一联唐诗忽然走红。但在外交场合杯酒言欢中滥用的结果，最好的诗也会变成爱伦堡所谓“磨光的二戈比”，我真有点替王勃叫屈。僭称“爱玲老友”，天外邮书，大概难免落谬托知己之诮。但彼此以文字交往始，已经整整四十年；阔别至今，她也未尝从我内心深处的“亲友题名录”中注销，却是事实。她的著作，四十年代在大陆出版的《传奇》、《流言》，我至今好好地保存着；她近三十年在台湾和香港出版的著作，也已经大体搜集完全，只是最近得到的三本来不及读。唐文标的《张爱玲研究》、《张爱玲资料大全集》等书，我手头都有。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和《山河岁月》，我也找来读了。我自己忝为作家，如果也拥有一位读者──哪怕只是一位，这样对待我的作品，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最初接触张爱玲的作品和她本人，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时代。一九四三年，珍珠港事变已经过去一年多，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抗战胜利还有两年。上海那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沦陷区。当年夏季，我受聘接编商业性杂志《万象》，正在寻求作家的支持，偶尔翻阅《紫罗兰》杂志，奇迹似地发现了《沉香屑──第一炉香》。张爱玲是谁呢？我怎么能够找到她，请她写稿呢？紫罗兰庵主人周瘦鹃，我是认识的，我踌躇再三，总感到不便请他作青鸟使。正在无计可施，张爱玲却出乎意外地出现了。出版《万象》的是中央书店，在神州路昼锦里附近的一个小弄堂里，一座双开间石库门住宅，楼下是店堂，《万象》编辑室设在楼上厢房里，隔着一道门，就是老板平襟亚夫妇的卧室。好在编辑室里除了我，就只有一位助手杨幼生（即洪荒，也就是现在《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的实际负责人之一），不至扰乱东家的安静。当时上海的文化，相当一部分就是在这类屋檐下产生的。而我就在这间家庭式的厢房里，荣幸地接见了这位初露锋芒的女作家。那大概是七月里的一天，张爱玲穿着丝质碎花旗袍，色泽淡雅，也就是当时上海小姐普通的装束，肋下夹着一个报纸包，说有一篇稿子要我看一看，那就是随后发表在《万象》上的小说《心经》，还附有她手绘的插图。会见和谈话很简短，却很愉快。谈的什么，已很难回忆，但我当时的心情，至今清清楚楚，那就是喜出望外。虽然初见，我对她并不陌生，我诚恳地希望她经常为《万象》写稿。

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这使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那时卖力地为她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兴趣不在文学而在于替自己撑场面。上海沦陷后，文学界还有少数可尊敬的前辈滞留隐居，他们大都欣喜地发现了张爱玲，而张爱玲本人自然无从察觉这一点。郑振铎隐姓埋名，典衣节食，正肆力于抢购祖国典籍，用个人有限的力量，挽救“史流他邦，文归海外”的大劫。他要我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她写的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那时开明编辑方面的负责人叶圣陶已举家西迁重庆，夏丏尊和章锡琛老板留守上海，店里延揽了一批文化界耆宿，名为编辑，实际在那里韬光养晦，躲风避雨，王统照、王伯祥、周予同、周振甫、徐调孚、顾均正诸老，就都是的。可是我对张爱玲不便交浅言深，过于冒昧。也是事有凑巧，不久我接到她的来信，据说平襟亚愿意给她出一本小说集，承她信赖，向我征询意见。上海出版界过去有一种“一折八扣”书，专门翻印古籍和通俗小说之类，质量低劣，只是靠低价倾销取胜，中央书店即以此起家。我顺水推舟，给张爱玲寄了一份店里的书目，供她参阅，说明如果是我，宁愿婉谢垂青，我恳切陈词；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知于世，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说她的主张是“趁热打铁”。她第一部创作随即诞生了，那就是《传奇》初版本，出版者是《杂志》社。我有点暗自失悔，早知如此，倒不如成全了中央书店。

《万象》上发表过一篇《论张爱玲的小说》，作者“迅雨”，是傅雷的化名，现在已不成为秘密。这是老一辈作家关心张爱玲明白无误的证据。他高度评价她艺术技巧的成就，肯定《金锁记》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同时对《连环套》提出严格的指责。一褒一贬，从两个不同的站头出发，目标是同一终点──热情期待更大的成就。“没有《金锁记》，本文作者决不在下文把《连环套》批评得那么严厉，而且根本也不会写这篇文字。”如果我们对傅雷素昧平生，凭这几句话，也可以帮助了解他对人生和艺术的态度。张爱玲的反应，是写了一篇随笔，远兜远转，借题发挥，实质是不很礼貌地回答说：“不！”很久以前，文坛上流行过一句玩笑说：“老婆人家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张爱玲这篇随笔的题目，就叫做《自己的文章》，后来收在散文集《流言》里。直到隔了将近四十年之后，张爱玲才对《连环套》提出了比傅雷远为苛刻的自我批评。其实傅雷的议论，还有个更高的立足点，那就是以张爱玲之所长，见一般新文学作品之所短，指出“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的笔墨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不成问题。”一扬一抑，有一段还涉及巴金的作品。我以为未必公允恰当，利用编辑的权力，把原稿擅自删掉一段，还因此惹恼了傅雷，引起一场小**。我在一九七八年写的《怀傅雷》一文中，已经提到这件事，这里不再重复。

唐文标在《张爱玲研究》一书中说明到，傅雷的文章一经刊出，《连环套》就被“腰斩”，此后张爱玲也不再在《万象》出现。他看到了事实，却没有阐明真相。《连环套》的中断有别的因素，并非这样斩钉截铁。我是当事人，可惜当时的细节已经在记忆中消失，说不清楚了。但有一点确切无误，我和张爱玲接触不多，但彼此一直怀有友好的感情，不存在任何芥蒂。有事实为证。

张爱玲把小说《倾城之恋》改编为舞台剧本，又一次承她信赖，要我提意见，其间还有个反复的修改过程。我没有敷衍塞责，她也并不嫌我信口雌黄。后来剧本在大中剧团上演，我也曾为之居间奔走。剧团的主持人是周剑云，我介绍张爱玲和他在一家餐厅里见面。那时张爱玲已经成为上海的新闻人物，自己设计服装，表现出她惊世骇俗的勇气，那天穿的，就是一袭拟古式齐膝的夹袄，超级的宽身大袖，水绸子，用特别宽的黑缎镶边，右襟下有一朵舒蜷的云头──也许是如意。长袍短套，罩在旗袍外面。《流言》里附刊的相片之一，就是这种款式。相片的题词：“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周剑云战前是明星影片公司三巨头之一，交际场上见多识广，那天态度也显得有些拘谨，张爱玲显赫的文名和外表，大概给了他深刻的印象。

这台戏后来在新光大戏院上演了，导演是朱端钧，当年上海的四大导演之一，饰流苏的罗兰，饰范柳原的舒适，都是名重一时的演员。事后我因此得到张爱玲馈赠的礼物：一段宝蓝色的绸袍料。我拿来做了皮袍面了，穿在身上很显眼，桑弧见了，用上海话说：“赤刮剌新的末。”桑弧是影片《不了情》的导演，张爱玲的熟朋友。──但这是后话。

……

生活是个谜，自己切身的事，尚且包藏着许多秘密和未知数，何况是身外冷暖，背后文章；加上彩凤折翼，灵犀失明，大陆长时期与世隔绝，被海外视为“铁幕”，彼此缺少了解，也就无怪其然了。

人没有未卜先知的本能，哪怕是一点一滴的经验，常要用痛苦作代价，这就是悲剧和喜剧的成因。时间蚕食生命，对老人来说，已经到了酒阑灯火的当口；但是，感谢上帝，我们也因此能够看得宽一些，懂得多一些了。──真要明白，当然不见得，老糊涂多的是。专门研究张爱玲的唐文标教授，说：“张爱玲写作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她不能为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认识，可说是阴差阳错，也许亦是她自己所决定的。”这话说得好，但也还可以推敲，因为同实际有距离，原因也是由于隔膜。我倒是想起了《倾城之恋》里的一段话：“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如果不嫌拟于不伦，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为“上海”，“流苏”改为“张爱玲”，我看简直是天造地设。中国新文学运动从来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难分。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阶级斗争；抗战时期──同仇故忾，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之外，就都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统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这是一种不无缺陷的好传统，好处是与命运息息相关，随着时代亦步亦趋，如影随形；短处是无形中大大减削了文学领地，譬如建筑，只有堂皇的厅堂楼阁，没有回廊别院，池台竞胜，曲径通幽。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给他们讲什么，当然是毫不计较的。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抗战胜利以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经成为可有可无，更没有曹七巧、流苏一流人物的立足之地了。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一九四三年──一九四五年）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幸与不幸，难说得很。

……

三十年骎骎地过去了，作为张爱玲的忠实读者，我多么期待能看到她新的《金锁记》，新的《倾城之恋》。──“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下去”，我希望，“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

我在北方湛蓝的初冬，万里外，长城边，因风寄意，向张爱玲致以良好的祝愿，亲切的问候。

──选自《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四、思考题思路提示

1.创造性工作主要依赖天才还是勤奋？

文学艺术领域的创造性工作主要依赖天才，而这里的天才的产生，（教材编写者认为）是靠百分之九十的天分，加十分努力。

可引导学生自由讨论

2.天才就意味着精神和心灵的痛苦。天才就意味着享受事业成功的快乐。你更认同哪一种说法？

各有道理。天才因为远较常人敏感，所以更能体会到人生的痛苦；因为事业成功，而体会到常人所没有的快乐。

3.你感觉张爱玲的自我描述真实客观吗？你也试着写一篇自传或自述看看。

基本上是的。其笔调冷静客观，不掩盖自己的天才，也不讳言自己的种种“乖癖”。没有流露出成名者的得意和疏狂，这是难能可贵的。

金岳霖先生

【教学目标】

1、掌握文章运用细节描写刻画人物的方法

2、体会金岳霖独特的人格魅力

【 教学重点】

掌握细节描写的方法

【 教学时数】2课时

【教学过程】

一、导入

有一位博士，他从青年时代起就饱受欧风美雨的沐浴，生活相当西化西装革履，加上一米八的高个头，仪表堂堂，极富绅士气度然而他又常常不像绅士他酷爱养大斗鸡，屋角还摆着许多蛐蛐缸吃饭时，大斗鸡堂而皇之地伸脖啄食桌上菜肴，他竟安之若泰，与鸡平等共餐

他就是金岳霖先生，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英国，又游学欧洲诸国，回国后主要执教于清华和北大

二、作者介绍

汪曾祺（19201997），当代作家，江苏高邮人 1939 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深受教写作课的沈从文先生的影响 1940 年开始发表小说，1943 年大学毕业后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以后又当过刊物编辑和剧团编剧著有小说集《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寂寞与温暖》、《茱萸集》等散文集有《蒲桥集》、《塔上随笔》等文学批评集有《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其代表作也是其获奖小说是：短篇《受戒》、《大淖记事》，这些小说都是以散文笔调写出了家乡五行八作的见闻和风物人情、习俗民风，富于地方特色，属于民俗风情小说其散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精致兼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心韭，秋末晚松，滋味近似”文中始终贯注着互融相济的儒道文化思想，因此被称为“二十世纪最后一位士大夫”

三、知识链接

1．关于金岳霖：

金岳霖(1895－1984.10.19)哲学家、逻辑学家浙江人，字龙荪生于湖南长沙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后赴美留学，1920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1921年后游学英、德、法、意等欧洲诸国1925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文学院院长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2年后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1955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级研究员、副所长、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逻辑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第二、四至六届委员，民革中央常委一生从事哲学、逻辑学研究和教学在哲学方面，吸收西方哲学的成果，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结合，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培养了一大批较高素养的哲学和逻辑学专门人才；是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逻辑学家之一，并且把西方哲学中的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批判了罗素的主观唯心论，论证了事物的可知性；提出摹状与规律的学说在逻辑学方面，30年代系统地从西方引进演绎逻辑，对演绎逻辑的基本问题作了深入探索；认为同一律、排中律、矛盾律是形式逻辑的基本思维规律后期强调形式逻辑必须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探讨了形式逻辑的客观基础，提出了有关思维的新的判断形式，主张恢复归纳（在形式逻辑中）本来的地位著有《逻辑》、《知识论》等；出版有《金岳霖学术论文选》、《金岳霖文集》等现设立有金岳霖学术基金会

他由于从青年时代起就饱受欧风美誉的沐浴，生活相当西化，西装革履，加上一米八的个头，仪表堂堂，极富绅士风度当然，他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就是他终生未娶，这样优秀的人又未娶妻，现在我们能可以称之为单身贵族他的终生未娶又因为是一直恋着林徽因，这样的人我们又可以称之为痴情汉子总之，他是一个有趣、直率、真诚、朴实、有一肚子学问的大哲学家、逻辑学家和教育家

2．关于“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全称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8年4月在昆明成立，由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陷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被迫南迁，于10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因为南京失守，战火逼近长沙，学校为坚持抗战和坚持教育计划，于1938年2月西迁昆明，改称为“西南联合大学”当时，全国各地的优秀教师、学生全都奔赴昆明，有金岳霖、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钱钟书等等西南联大空前的人才济济，人文荟萃三校虽历史不同，学风各异，但八年之间的同心协力、交相辉映、筚路蓝缕、弦歌不辍，“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高举“爱国、民主、科学”的伟大旗帜，弘扬“刚毅坚卓”的校训精神，为国家培养了出大量人才人称文化南移，实为促进西南边疆特别是云南的科学、文化、教育发展之前锋，为我国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西南联大学习过的杰出人物有：中国科学院院士80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2人，有2人为双院士西南联大学生中后来取得特别突出成就的有：诺贝尔物理奖的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邓稼先、朱光亚等6人这只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的部分突出人才，在文、史、哲和社会科学方面也是人才济济

四、走进文本，与文本对话

1、金岳霖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

明确：是一个有趣的教授，他学问渊博，性情率真，感情真挚

2、汪曾祺写金岳霖选用了哪些材料？（请用简洁的语句概括）

明确：穿着打扮 课堂提问 关心林国达 理解专业 对话教学 捉跳蚤

和斗鸡同桌吃饭 和小孩子比赛 给林徽因过生日 坐三轮车逛王府井大街

3、文本中有许多细节描写都表现了金岳霖先生的真性情，你最欣赏的是哪一个细节描写？说说你的理由

明确：捉跳蚤

和斗鸡同桌吃饭（展示漫画）

学生可能有不同的观点，要适时点拨，引导学生重点欣赏上面这两个细节

4、“捉跳蚤”，“和斗鸡同桌吃饭”这两个细节写出了金岳霖先生非常有趣的老顽童形象但金岳霖先生受人们的尊敬仅仅是因为他有趣吗？文本中有没有哪个细节表现了金岳霖先生另外一面，读了以后让你感动，让你慨叹？

明确：“给逝去的朋友林徽因过生日”这个细节表现了金岳霖先生重于情深于情的一面（这个教学环节要引导学生反复朗读相关文字，深入文本体会细节的魅力）

五、分析课文

文章通过对金岳霖先生几个细节的正面描写及通过其他几个人物衬托的侧面描写，表现了作为一代大学者的金岳霖先生有趣、直率、真诚、爱学生、朴实、为人天真、热爱生活、又满腹经纶的独特之处。

文章第一段开门见山地提到“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金岳霖先生是一位很有趣的教授这是对金岳霖先生的总评价 —— 有趣。

再看第二段“金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下面就从多个方面写金先生怪在哪里先说他的帽子，“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这是为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他在每一学年的开始，总是开门见山的对新学生解释说：“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金先生直率的性格然后又说到他的姿态是“微微地仰着脑袋”，又说到他的怪眼镜，一只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然后是他的穿着—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文中说道：“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好像只有金先生一个人”在那个人人长袍马褂的时代，这样的穿着足以看出金先生自由洒脱的个性看到这一段的最后一句：“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这是本段总结性的话语，是对金先生的样子的总体描绘这一段就是分别从帽子、姿态、眼镜、穿着这四方面来写金的怪

再看第三、四段由于联大没有点名册，金先生提问时会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同学回答问题”同学回答时，金先生很注意听着，完了，说：“ Yes!请坐！”对于他的学生林国达的怪问题，金先生反问道：“林国达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他的提问和解答都是这么轻松和幽默他就是在这种轻松和幽默的氛围中传授知识下一段说道林国达死了，那一堂课，金先生一直没有笑容由此可以看出金先生对学生的深厚感情，当学生提出逻辑学很枯燥时，金先生并不是长篇大论地论述逻辑学的用处和作用，他只是真诚地剖析了自己对逻辑学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它很好玩”这体现出他真诚而朴实的性格。

接下来的两段是写金岳霖先生的学生美籍华人、国际知名学者王浩特别写了师生二人在课堂上的对答，说明王浩的成才离不开金先生这是从侧面衬托金先生的一肚子学问

第九段，写金先生在给学生讲《小说与哲学》时，大家认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大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并认为《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这就显示出了他的真诚，对于学术问题不趋炎附势，只是真实地表达自己的看法，这在学术界是最可贵的精神他讲着讲着，忽然听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提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给人感觉他是一个可爱的大男孩，显示出一个成年人难得的童趣和天真。

下一段写到了他的朋友很多，特别点到了他对林徽因的怀念，显示出他的成熟、稳重与理智林徽因死后的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客，老朋友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这全然不象徐志摩为诗人气质所驱遣，致使狂烈的感情之火烧熔了理智，在追求林徽因失败后接着就有了陆小曼，也不象梁思成在林徽因死后就续娶了他的学生林洙而金岳霖先生却为了心中的她而终生未娶，并自始至终都以最高的理智驾驭自己的感情，显示出一种超凡脱俗的襟怀与品格，这不由得使人想起伯拉图的那句话：“理性是灵魂中最高贵的因素”

再看下一段，描写金先生晚年，毛主席让他多接触社会，他就让人蹬着平板三轮车带他每天到王府井转一圈既是这时的他已经八十岁了，仍旧是这么可爱和有趣这段的最后一句是对金先生的为人作出的概括：一个一肚子的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

接着下面列举了金岳霖先生的两本著作，是对他一肚子的学问额补充说明然后作者说对金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金先生的人把金先生好好写一些作者只是金先生的学生，对他并不是很了解，象金先生这样真诚、直率、天真、有学问而热爱生活的人值得人们为他著书立说，更值得人们长久地怀念。

最后一段，写西南联大的许多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地写一写，这主要是表达作者对于那个时代，对于西南联大，对于他的老师同学的深厚感情和深切的怀念。

这篇文章所写内容琐细复杂，但都是围绕着金岳霖先生独特的个性来写的，都集中地表现了他美好人性的一面伟大的品格在琐细的小事上得以体现整篇文章读来清新自然、实在深远，可以弹掉人世间的浮躁之气，能够荡涤人的心灵整篇文章看起来短小随意，却在精致中渗透人生，以小见大地写出了金岳霖先生最美好的人性

六、艺术特色

文章的语言风格：

这篇文章的语言风格可以用“平淡”二字来概括汪曾祺在他的作品集的《自序》中写道：“我的散文大都是记叙文间发议论，也是夹叙夹议我写不了象伏尔泰、叔本华那样闪烁着智慧的论者，也写不了象蒙田那样渊博而优美的谈论人生哲理的长篇散文我也很少写纯粹的抒情散文我觉得散文的感情要适当克制，感情过于洋溢，就象老年人写情书一样，自然有点不好意思 …… 我的散文大概继承了一点明清散文和五四散文的传统”

人性的光辉是世间最灿烂的风景，汪老是用平淡来描述最具有人性美的人性，他的思想容入他的文章里，与其说他描写了最朴实的人性，最朴实的生活，不如说表达了他最朴实又最美好的灵魂

七、小结

“一粒沙里看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汪曾祺用精彩的细节写出了金岳霖先生的真性情，展示了他独特的风采每当那率真、怪诞又满腹经纶的金岳霖形象浮现在我们的脑海，就会有微笑情不自禁的挂上我们的嘴角整篇文章是通过对金岳霖先生的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使金先生的直率、真诚、朴实、天真、有趣、爱学生、有学问、爱生活的性格特点跃然纸上文章对于金先生这种形象的塑造本身就是对欺骗和世俗的嘲讽、批评和否定，是对假恶丑的否定，对真善美的发扬汪曾祺对金先生的赞美也表现出他对这种人生的欣赏，真诚才是人世间最美好的天性现实生活中存在很多尔虞我诈、唯利是图、蝇营狗苟、趋炎附势的现象，金先生这种品格是如此的可贵，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我们都应该象他那样真诚和坦率，做一个真人，一个透明的人

八、作业

运用本单元学到的刻画人物的方法，以你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人为对象，写一篇记叙文。

我的四个假想敌

【教学目的要求】

1.通过本文，涵泳一种人生景况及其引发的情感心理波动。2.通过本文，了解台湾作家余光中散文创作的成绩。3.通过本文，把握学者智性散文的特质。【重点、难点】

1.为父者矛盾复杂的心理和微妙心态。

2.叙述为主，夹叙夹议，起伏迂回，富于节奏的文笔特点。3.巧用比喻，善用典故，机智幽默地运用语言的成就。【所用课时】2课时 【教学内容】

一、作者的生平及创作情况

余光中，福建永春人，1928年生于南京。抗战时期在四川读中学，后来在金陵大学与厦门大学就学，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9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LOWA）艺术硕士。先后任教台湾东吴大学、师范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其间两度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多家大学任客座教授。1972年任政治大学西语系教授兼主任。1974年至1985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主任。1985年至今，任高雄市“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及讲座教授。其中有六年时间兼任文学院院长及外文研究所所长。

余光中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至今驰骋文坛已逾半个世纪，涉猎广泛，被誉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其文学生涯悠远、辽阔、深沉，为当代诗坛健将、散文重镇、著名批评家、优秀翻译家。现已出版诗集21种，散文集11种，评论集5种，翻译集13种，共40余种。

余光中作品多产，风格多变，近年在大陆各地出版的诗选、散文选、评论选、翻译等书，近20种。他的《乡愁》一诗传遍华人世界，其他如《乡愁四韵》与《民歌》等，亦颇流行。散文如《听听那冷雨》与《我的四个假想敌》等亦屡入选集，并收进两岸的教科书中。

余光中的翻译以诗歌为主，也包括小说与传记；所译王尔德喜剧《不可儿戏》、《温夫人的扇子》、《理想丈夫》均曾在台、港上演。

余氏所得奖项，包括各种诗歌奖、“金鼎奖”的“歌词奖”与“主编奖”、“时报新诗奖”、“吴三连散文奖”、“吴鲁芹散文奖”、“联合报年度最佳书奖”(1994、1996、1998、2000)；内地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余光中诗选)；香港的年度十大好书、霍英东成就奖、2003年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

余光中的诗文创作及翻译作品，祖国大陆有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广州花城出版社、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等15家出版社先后出版。余光中同时又曾主编过《蓝星》、《文星》、《现代文学》等多种重要诗文刊物。并以“总编辑”名义主编台湾1970－1989《中华现代文学大系》共15册（小说卷、散文卷、诗卷、戏剧卷、评论卷）。

余光中在台湾与海外及祖国大陆文学界享有盛誉。除各种文学大奖外，多次赴欧美参加国际笔会及其他文学会议并发表演讲。也多次来祖国大陆讲学。如1992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邀演讲《龚自珍与雪莱》；1997年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其诗歌散文选集共7册，他应邀前往长春、沈阳、哈尔滨、大连、北京五大城市为读者签名。吉林大学、东北大学颁赠客座教授名衔。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曾朗诵演出他的名诗《乡愁》。近年来，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东方之子》等栏目专题向国内观众连续推荐报导余光中先生，影响很大。

海内外对余光中作品的评论文章，大约在一千篇左右。专论余光中的书籍，有黄耀梁主编，分别由台湾纯文学出版社与九歌出版社出版的《火浴的凤凰》、《璀灿的五彩笔》；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余光中一百首》（流沙河选释）等5种。传记有台湾天下远见出版公司出版，傅孟君著《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其诗集《莲的联想》，1971年由德国学者译成德文出版。另有不少诗文被译成外文在海外出版。

二、文本详析

本文是一篇亲情题材的散文。

余光中是较早论及所谓“学者散文”的批评家，认为这一类散文是中国现代散文的四大类型之一，“尤以融合情趣、智慧和学问的文章为主。它反映一个有深厚的文化背景的心灵，往往令读者心旷神怡，既羡且敬”。余光中即是实践这一类型散文创作的知名作家。像本文这样的亲情题材，也被他写得书卷气十足，当然还有情趣和智慧。

本文可分为四个结构层次：

1．第一部分（开头三个自然段）：写“我”不愿四个女儿全都嫁给广东男孩，但又明白为父者于此事实在是无能为力，父亲与男友，先天就有矛盾。

2．第二部分（从“我未用太空舱的冻眠术”至“早已有了前例”）：写女儿一个个长成少女，却“开门揖盗”，“少男”们伸手摘桃，做父亲的徒然心有不甘；又写女儿心有别属，里应外合，势有不保，于是引美国诗人为同调，竟迁怒于襁褓中的男婴──未来的女婿。

3．第三部分（从“不过一切都太迟了”至“慢一点出现吧”）：写“城池”被攻陷、假想敌由占领滩头阵地到真的闯进城来的全过程。

4．第四部分（从“袁枚写诗”至全文结束）：借答客问形式，论及不得已而择婿时在人种、省籍、学识、相貌等方面的考虑。

从内容方面看，本文重点是表达的是：“父亲”心态的精妙自剖，人生况味的细致体察。

本文集中记述、剖析一种人生现象：父亲喜爱女儿，舍不得女儿离己而去、嫁作人妇。这本是一种人之常情，难得作者现身说法，以自己的个人经历为题材，淋漓尽致地叙写了为女父者的微妙心态：目睹爱女长到婚嫁年龄，不忍割舍，却无法阻拦，于是转移目标，将她们的男友一律视作“假想敌”。文中始终贯穿着“我”的矛盾复杂的心境：明知女大当嫁乃必然之势，却又无端割舍不下；心里无法轻松，只好故示明达，自为宽解；已经将女儿的男友们定为假想敌，却又郑重其事地提出种种择婿的条件……

文章写的是“我”之心态，但其所依据的，不会只是一己的经验，也包含着他所观察到的许多父亲的共同心理。而除了自己的心理波动，作者也关注和叙写了他人的举止言笑，如小女儿的天真未凿，女儿们对男友照片的“供奉”，“假想敌”来访时与女儿的亲密状，吃饭时的哑剧等等，均是对人情心态的生动再现，笔调幽默轻松，却是真实写照。如果只有“敌意”而没有对女儿发自内心的关爱，没有对人生况味的细致入微的体察，是难以如此真切而有情味地写出这些的。虽然“我”曾说自己是故示慷慨，伪作轻松，以图博一个开明父亲的美名，但正因为作者对生活中种种复杂微妙的情状、心态的了解，也即所谓“世事洞明”，所以文章呈现出来的，仍不失一位幽默、有同情心、善于自嘲而豁达平和的“开明父亲”的形象。

从写作艺术方面分析，本文的特点： 一是巧用比喻，机智幽默。

从题目开始，作者便妙喻连篇，最引人注目的大概就是“假想敌”。本文“假想敌”一语是其“文眼”。乍一读，似觉不妥：不是只有“情敌”才可称“敌”吗？父亲视女儿为掌上明珠，自然会爱屋及乌，连带女婿一同受惠，何“敌”之有呢？但仔细想来，方知作者此一义之拈出，实是一大妙喻。父亲含辛茹苦，遮风挡雨，而今果实累累，行将落入人手；与女儿十几、二十年的朝夕相处，共游共行，一旦瓜熟蒂落而去，做父亲的想到日后的寂寞，无法不患得患失；更何况还有种族、文化的感情隐忧。追寻罪魁祸首，为父者无法不将毛脚女婿视为仇“敌”，虽然究其实，仍不过是一“假想”敌罢了。此一喻既可成立，全文遂胜义迭出。

作者抓住题目中“敌”之一义，时时扣紧题旨，屡屡用军事上的术语与事物，暗喻父亲与候选女婿对女儿的争夺战，描写“敌”之情状与“我”之心态。如“位居要冲”，“腹背受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滩头阵地已经被入侵的军队占领了去，这一仗是必败的了”，又如说自家“信箱被袭”、“电话中弹”等等，直到结尾的“假想敌来掠余宅”。这一个个个别的比喻组成了一个整体比喻，成为全文的中心意旨。它也使文章机趣盎然，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为女父者对那些女儿的“掳掠”者颇有“敌意”却又甘为败将的微妙心理。此外，“毕业班的学生”、“把她吻醒”、“机密要件”、“昏君”、“台湾健儿”、“鹅塘”等其他比喻，“来掠余宅”的一语双关，“有教无婿”、“祸延吾孙”、“混血孙”的改用成语，“心存不轨”、“开门揖盗”、“杀机陡萌”、“臂毛如猿”等夸张语，均使文章妙趣横生。

二是文笔圆熟，雅致明快。

本篇文章以叙述为主，夹叙夹议，文势起伏迂回，富于节奏，又转接自然，一气呵成，显出作者文笔的老到圆熟。同时作者以其深厚的学养，将一种普通的亲缘情感写得丰富雅致，有了一种书卷气，是将一种世俗的人之常情雅化了；而这种书卷气，不是靠“掉书袋”、靠引经据典来实现的，它表现于作者对这一人生难题的理性思考，表现于对个人心态和人情世态的明快的剖析和表达。例如“而最可恼的，却是树上的果子，竟有自动落入行人手中的样子……”一段。一个普通的意思，作者一连用了“摘果子”、“攻堡垒”、“开汽车”三个比喻，而每个喻指又都从正反两个方面申说、辩证。寓意丰富而不晦涩，同时又表达了“我”明知“理亏”而莫可奈何的心态。全文连连暗用典故，如白马王子吻醒灰姑娘、魔杖点化长成少女、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浓得化不开、结成秦晋等，三次引用中外诗人的诗句，均恰到好处，作者深厚的学养可见一斑。行文中，自然形成了一些警句，如：“父亲和男友，先天上就有矛盾。对父亲来说，世界上没有东西比稚龄的女儿更完美的了，唯一的缺点就是会长大”。“同一个人，过街时讨厌汽车，开车时却讨厌行人。”“我宁可多情的少年勤写情书，那样至少可以练习作文，不致在视听教育的时代荒废了中文。”“人生的两大寂寞，一是退休之日，一是最小的孩子终于也结婚之后。”“人生有许多事情，正如船后的波纹，总要过后才觉得美的。”“终身大事，神秘莫测，事先无法推理，事后不能悔棋，就算交给21世纪的电脑，恐怕也算不出什么或然率来。”真是世理通达，雅洁明快。从这个角度来看，本文不但写出了自己面临人生难题之时矛盾的心境及其微妙变化，同时也通过文章，塑造了“我”── 一个态度亲切而随和开明通达、议论风生、幽默机智而又文雅明智的学者兼作家父亲的形象。

三、其他参考资料 1.《南方都市报》“2003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年度散文家奖”授奖词

余光中的散文雍容华贵。他的写作接续了散文的古老传统，也汲取了诸多现代元素。感性与知性，幽默与庄重，头脑与心肠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他独特的散文路径。他渊博的学识，总是掩饰不了天真性情的流露，他雄健的笔触，发现的常常是生命和智慧的秘密。他崇尚散文的自然、随意，注重散文的容量与弹性，他探索散文变革的丰富可能性，同时也追求汉语自身的精致、准确与神韵。他在2003年度出版的散文集《左手的掌纹》，虽然只是他散文篇章中的一小部分，但已充分展示出他的散文个性。他从容的气度、深厚的学养，作为散文的坚实根基，在他晚年的写作中更是成了质朴的真理。再联想起他那著名的文化乡愁，中国想象，在他身上，我们俨然看到了一个文化大家的风范和气象。2.获奖作品简介

《左手的掌纹》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10月版，责任编辑汪修荣。

诗歌和散文是余光中的左右手。余光中内力深厚，诗歌融会古典现代，散文兼擅知性感性，双手擎天，独步天下。其诗歌经历多年的风格创新，已然成一大家。而自称左手写成的散文，则凭借学者的学养和诗人的天赋，别辟蹊径，使知性与感性水乳交融，拓展了现代散文的境界。

《左手的掌纹》一书，收入余光中五十年散文创作各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作，风格多变，而气度一以贯之：文体不局限于框框，力求使用多元而富弹性的语言，气象万千；情怀不执著于一方，不薄西方爱东方，胸襟开阔。从余光中左手纵横的掌纹之中，可相出数十年人生的云起云落。3.余光中访谈（《信报》记者李冰）

李冰：您更喜欢自己的诗还是散文？

余光中：就等于问我：你的四个女儿你更喜欢哪一个？我不喜欢就不会生她。在诗与散文中我自认为都写了些比较好的东西。

李冰：那散文本身呢？是否每篇也无高下之分？

余光中：那倒不是，毕竟主题不同嘛。有些是大意境，有些是小情调。如果要投票可能最高的是《听听那冷雨》，比较有诗情画意，写的是在台湾的雨季我想到在内地时遇雨的感觉，这篇散文内地、台湾和香港都有教科书收录。

另一篇就是写我四个宝贝女儿的《我的四个假想敌》，身为四个女儿的父亲，当她们都有男友交往的时候，做爸爸的妒嫉与不安全感都写在了这篇散文里，把她们未来的男友比成假想敌要同我争夺她们。

李冰：后来又写了篇《我的四个假想敌》续篇《日不落家》？

余光中：那是十几年后又写的，当时四个小女都长大了。有一阵四个女儿正好天各一方，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加拿大，一个在英国读博士，一个在比利时考察市场。英国不是日不落帝国了，我们却像个日不落家，分散在世界各地。《我的四个假想敌》像前赤壁赋，比较豁达，《日不落家》像后赤壁赋，有的是伤感。──你爸爸对你会不会有这种感情？你有姐妹吗？

4.余光中答记者问（南方网－《南方都市报》记者李怀宇）

散文也可成为“重工业”

记者：余先生，首先祝贺你获得我们《南方都市报》颁发的“2003年度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年度散文家奖”！这么多年来，你“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但这次是以散文获奖的，请问散文在你心中分量有多重？

余光中：谢谢。其实在大二那年，我就在南京开始写诗了，至于写散文，则比写诗要晚十年，所以我的第一本散文集，名为《左手的缪思》。散文在我心中，与诗的分量相当。我曾说：“散文与诗是我的双目，任缺其一，世界就不成立体。正如佛洛斯特所言：“双目合，视乃得(My two eyes make one in sight.)”。中国古代的文人，原就强调“诗文双绝”；唐宋八大家之中，除苏洵、曾巩之外，可说都是“诗文双绝”。

记者：现当代汉语作家中，像你这样能做到“诗文双绝”的，的确如凤毛麟角，请问你对散文创作与诗歌创作有何不同的体会？

余光中：在风格上，我不认为散文只是橄榄、清茶，因为“韩潮苏海”原为古文可羡之境界。在篇幅上，我认为散文不必限于小品，也可以扩大驰骋的空间，长到两三千字以上。我的散文甚至可到六七千字或更多。散文不必守住轻工业，也可成为重工业。在语言上，我认为酌量使用文言与西化句法，可增加文体的弹性。我的文体观是：白以为常，文以应变，俚以见真，西以求新。文体富于弹性，散文家才能呼风唤雨。

记者：你曾说，当代散文需要改革，又在《剪掉散文的辫子》一文中，强调现代散文应该注意语言的密度、弹性与质料。为什么提出这种观点？

余光中：四十年前我在《剪掉散文的辫子》一文中，强调“现代散文”应注意语言的密度、弹性与质料，因为那时候流行的白话文失之稀松、单调、随便，早就该调整了。

我相信只要得法，混血更美合金更贵

记者：你的散文折衷中外、融汇古今，对中国传统与西方笔法，您是如何取法后别出心裁的？

余光中：无论是诗或散文的创作，我取法的典范首先是中国的古典，其次才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与西方文学。古文教我如何掌握凝练、整洁，白话教我如何做到自然、亲切，英文教我如何经营层次井然、长而不乱、富而不杂的复合句法。我致力追求的文体，是用女娲炼石补天的洪炉来炼仓颉的方砖，与源出希腊、罗马的西欧拼音文字相融。我相信只要得法，混血更美，合金更贵。

记者：中国与西方散文家之中，你有没有特别钟爱者，为什么？

余光中：散文大家之中，于中土我崇仰庄子、孟子、司马迁、韩愈、苏轼；于西方我佩服培根与约翰生。西方的好散文往往出于小说家之手，如康拉德与劳伦斯；哲人之手，罗素的散文乃清畅之典范。说理文章曾经启发我的，英文有艾略特，中文有朱光潜。

记者：在散文的语言技巧上，你个人的追求是什么？

余光中：在散文的语言技巧上，我追求多元的弹性，认为语言应文白互补，句法应长短相济，分段忌四平八稳，题目应别出心裁。不少作者西而不化，句法冗长，标点太少。英文用标点，为文法所需；中文用标点，不可拘泥文法，而应依照文气。其间的差别，许多散文家似乎从未留意。

记者：在散文的思想内涵上，你又如何展现胸襟和见识？

余光中：散文有不同的功用，一般可分为抒情、写景、叙事、议论等等。抒情与写景近于诗，叙事近于小说与历史，议论则近于论文，所以要做一个“全才”的散文家，笔下得兼有“感性”与“知性”。不过散文中的知性毕竟与正规的议论有异，往往只是带有情感的“沉思”或“感想”，例如《岳阳楼记》之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或《前赤壁赋》之句：“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都属此类。散文体裁之中，最便于展现见解的当属杂文，甚至小品文中也不妨有大胸襟。散文而有高超的思想内涵，便是“言之有物”，这在哲人与史家的著作里最为常见：庄子、孟子、司马迁正是典型。境界到了思想的层次，就不仅是纯散文了。

我呼喊着长江黄河，无非是为自己招魂

记者：《左手的掌纹》一书收了你各种体裁的散文，有小品，有巨构，有抒情文，有杂文，有论文，也有序文，为什么你创作涉猎如此之广？

余光中：从抒情文到论说文，我的广义散文大约已有300篇。写了四十多年，在体裁上自然颇多变化。论者曾称我为“艺术的多妻主义者”，我也觉得散文家要成“通才”而不止于“专才”，当求各体皆备。散文家如果只能抒情或仅娴于人情世故，也能卓然成家，但未必能成大家。请看韩、柳、欧、苏，哪一位不是兼为诗人、学者，甚至史家？我所谓的“重工业”，不仅指作品的产量，也包括体裁与风格的多元。

记者：读你的散文，常有“以诗入文”之感。

余光中：中国文学素有“诗文双绝”之说。《古文观止》所选作家也多为诗人：例如陶潜、王勃、骆宾王、李白、刘禹锡、杜牧等皆是，更不提“八大家”中有五位大诗人了。“以诗入文”，当能发挥写景、抒情之功，一出手已占了上风。论家每视“以文为诗”为病，却少排斥“以诗入文”。中国文学里，诗、文之间还有一个“两栖”地带，那便是骈体的赋。《古文观止》把《滕王阁序》收了进去，但我们读来更像是诗。

记者：读你的散文，也会发现你的字里行间有一种典雅的幽默感，你对此是如何理解的？

余光中：很高兴你觉得我散文里的幽默感属于典雅，因为有不少所谓“幽默散文”其实沦于油腔滑调，那样的“幽默”也只是陈词滥调，失之浅俗、粗糙。真正的幽默往往能够拆穿荒谬与矛盾，虚伪与浮夸，成为社会的防腐剂。真正的幽默能够反躬自省，反身自嘲，不会妄自尊大，俨然以救世主自居。一个人能面不改色地做希特勒，必定是缺乏幽默感所致。纵观文学史，当会发现并非所有的大作家都有幽默感。伟大固然令人敬仰，但未必能像幽默那样令人感到亲切。

记者：你的不少散文，深含对故土的乡愁，为什么有这么深的情结？

余光中：乡愁是根深蒂固的人之常情，但不完全由地理造成。一个人多年后回到故乡，仍然可能乡愁不断，因为他所熟悉的故乡已经改变了。物是人非，便有乡愁。若是物也非了，其愁更甚。我当年离开大陆，“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乃此生最大的伤痛。幸好那时我已经21岁，故土的记忆，文化的濡染已经深长，所以日后的欧风美雨都不能夺走我的汉魂唐魄。我在诗文中所以呼喊着、狂吼着黄河长江，无非是努力为自己招魂。

中国文化是一个大圆，而中文是其半径

记者：诗人、散文家、学者、文论家、翻译家，汇成“大家余光中”，你是如何理解这种多元的角色的？又是如何处理这种角色的变换的？

余光中：我的这些角色看来似乎很多元，其实有一样东西一以贯之，那便是我对中文的热爱与使命感。我觉得，中国文化是一个大圆，而中文是其半径，半径愈长则圆周愈大。我希望自己能把中文写好，写美，把半径更加延长。

记者：作为“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3年度“散文家奖”得主，你有何感言？你觉得我们这个奖的意义何在？

余光中：“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把2003年的“散文家奖”颁给我，实感荣幸，似乎我这枝拙笔还能挥出半空晚霞，一时还无须缴还缪思吧。同时我觉得这个奖，对凝聚海内外华文作家，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四、思考题思路提示

1.概括与分析本文中“我”的矛盾心理。

父亲喜爱女儿，目睹爱女长到婚嫁年龄，舍不得女儿离己而去、嫁作人妇，却又无法阻拦，于是转移目标，将她们的男友一律视作“假想敌”。2.举例说明本文中作者对人生况味的细致体察。

作者关注和叙写他人的举止言笑，如小女儿的天真未凿，女儿们对男友照片的“供奉”，“假想敌”来访时与女儿的亲密状，吃饭时的哑剧等等，均是对人情事态的生动再现。3.本文作者的幽默风趣表现在哪些地方？

妙喻连篇，抓住题目中“敌”之一义，时时扣紧题旨，屡屡用军事上的术语与事物，暗喻父亲与候选女婿对女儿的争夺战，描写“敌”之情状与“我”之心态。4.分析本文语言上的特点。

巧用比喻，善用典故，机智幽默，富书卷气。

余光中先生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热爱中国。礼赞“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他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要做屈原和李白的传人”，“我的血系中有一条黄河的支流”。他是中国文坛杰出的诗人与散文家，他目前仍在“与永恒拔河”。呼吸在当今，却已经进入了历史，他的名字已经显目地镂刻在中国新文学的史册上。

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教学目的要求】

1.理解作者对大学生毕业后“堕落”的分析。2.把握作者“三个方子”的精神实质。

3.使学习者在问题意识、业余兴趣、保持信心三方面均有所悟。【重点、难点】

1.作者提出“三种防身的药方”的具体内涵及其解释。2.“三种防身的药方”所隐涵的价值观念。3.平和、真诚、娓娓叙来的文章风格。【所用课时】2课时 【教学内容】

一、作者的生平及创作情况 陈平原《胡适小传》

胡适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参加“庚款”留学考试时改名胡适，字适之。先生1891年2月17日生于上海大东门外，世为安徽绩溪人。其父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清岁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有著作《台湾纪事两种》传世。先生一生领尽风骚，1962年2月24日于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任上逝世，享年72岁。

胡适5岁开蒙，在绩溪老家私塾受过9年旧式教育，打下一定的旧学基础。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10年夏赴美留学，先入康乃尔大学习农科，后转入文科；1915年进哥伦比亚大学，追随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学习哲学。1917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古代中国逻辑方法之进化》。在此期间，胡适热心探讨文学改良方案，并试作白话诗。而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通信，以及《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的发表，更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同年胡适学成归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至此一发而不可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

五四时期，胡适连续撰写《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相继完成《国语文法概论》、《白话文学史》等著作，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成为现代中国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了决定性作用。此乃他最大的名山事业。

在理论倡导的同时，胡适还进行了一些文学创作的“尝试”。其小说、剧本均未见成功，独有出版于1902年的《尝试集》，乃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颇有开拓之功。

文学创作非其所长，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另一主要贡献是输入新思想。其《易卜生主义》、《贞操问题》，当年都是振聋发聩之作。而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人权论集》，再到主办《独立评论》，胡适始终坚持独立姿态和批判精神。抗战军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胜利后又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但其始终保持书生本色，不曾背叛五四主义知识分子。

胡适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断言其有四重目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照他的理解，所谓整理国故，就是用科学方法对三千年来破碎的古学进行一番有系统的研究。故胡适治学特重方法，屡次撰文介绍清儒与西哲的“科学方法”，以至于再三声称他的学术研究都是为了证明并推广其“科学方法”。

胡适治学有两个主要领域，一是中国哲学史，一是中国文学史。尽管《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出版了上卷，《白话文学史》也没有下编，可这两部书都是建立规范并奠定学科基础的经典性著作。后人可以赞赏，也可以批评，却无法漠视其存在。前者的平视诸子以及历史的眼光，后者的双线文学观念，都是对20世纪学术发展影响甚深的“大胆假设”。另外，他首创新红学，重修禅宗史，以及用历史演进法来研究中国章回小说，都是开一代新风，功不可没。

抗战以后，因奔走国事，再加上自身学术路数的内在限制，胡适学术上未能更上一层楼。晚年沉醉于《水经注》疑案，下力甚大，可惜成果不尽如人意。选自《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胡适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二、文本详析

大学生乃至大学毕业生，虽然都已经是成人了，但因阅历、经验的不成熟，总还脱不了接受教训、劝谕的角色。自有大学以来，此种教训、劝谕，可谓多矣！但收效却很难一概而论。因为多的是以大人物的身份、用大口气、讲大道理，对则对矣，好则好矣，而往往难于避免空洞、教条，于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真诚感人者实不经见。

本文是个例外。胡适于1917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30年就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职（后来又任校长），有长期在大学任教的经验。他了解现代大学生的所思所想。并且，以他平和而谨严的性格，他对学生既不会疾言愠色，亦不会放任不问。他的所长恰恰是作谆谆之教，循循善诱，以理悦人，以理服人。最重要的，是他抱有拳拳之心，真个为国家、民族、下一代人、学校、学术、科学、文化着想，而不含私欲，其情也真，其言也信，故而有效。

可以想象，在一个新的学年的末梢，学生毕业礼前夕，作为也曾是“新青年”的胡适，忙过一整天，晚间才为第二天的演讲准备讲稿，可谓一灯如豆，百感交集。这位为中国的大学教育贡献了心血的著名教员，想到这一两个星期里，不仅北大，全国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年级，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想到自己少年离家，求学于美国，多年来，亲历目睹，对万千学生的这一关坎，可说颇具感慨。学生的生活是被特殊优待的生活，在学校时，他们可以幼稚一点，也不妨吵吵闹闹，社会即便不能纵容，也还能够容忍，不必严格地要他们为其行为负责。现在国家百事蜩螗，又一批有知识却不无幼稚的青年学子要走上社会，去用自己的肩膀来挑起委实不轻的担子了。历年来，既有学生从此走上康庄大道，或艰苦奋斗而志不坠，也有颇具前途的根苗却从兹步入茫茫人海，淹没于芸芸人群，事无所成，亦验证其学无所成。良可叹息!于是作者在衷心祝愿新一届毕业生成功的同时，也不由不依据自己的经验，为他们写下几句，既是临别的赠言，又是对着全国的学子发言，于是有此文章。

我们看到，这可不是一般的赠言，不是含混的祝福，不是空泛的嘱咐，作者自负得很──“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作个防身的锦囊罢!”岂可等闲待之！

文章首先指出，毕业生们，无论走哪条就业之路，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是的，“堕落”，作者说得很重。危言耸听？不是的。在作者看来，学生离开学校，设若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或者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成为庸人、顺民，就是堕落！这标准悬得不低，千百万匹夫匹妇，都是如此过活，为什么独独要求大学生不可以？因为在作者眼中，大学生是社会的栋梁，国家的中坚，民族的希望，文化的承传者，对己身的要求必须有所不同。这一段可称当头棒喝，不由人不对下面所谈之“救命的药方”心存期冀。

为防御毕业后学生时代“求知识的欲望”和“理想的人生的追求”被抛弃这“两方面的堕落”，胡适开出了“三种防身的药方”或称“防身的锦囊”。而两年后，又到了学生毕业时，又要给学生赠言，作者“心里要说的话，想来想去，还只是这三句话：要寻问题，要培养业余兴趣，要有信心”。直到1960年，他在台湾成功大学送给毕业生的，仍然是这个“防身药方的三味药”，但把它概括为更加形象难忘的“问题丹”、“兴趣散”、“信心汤”。可见此“方”不是即兴得来，偶发一噱。而是这位“医家”念兹在兹，经多年反复“提纯”、“精选”而成；不必屡试不爽，也当得起“验方”了。

这方子分别是：

其一，“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一首诗里写道：“发明千千万，起点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人力胜天工，只有每事问。”可见这“问题丹”获得众医家一致认可。“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近代美国科学哲学家K.P.波普尔说：“科学的第一个特征就是始于问题。”爱因斯坦说：“发现问题和系统阐述问题可能比得到解答更为重要。”科学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一书中说：科学始于问题。胡适倒不以科学研究上的成功立论，他的着眼点在人的精神生活的充实，故用“恋爱一个女子”作比，又强调：“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的智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极言其重要。

其二，“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在工作就业不如意（不是薪酬不如意，负担重不如意，而是今天所谓“专业不对口”）的情况下，要保持求知（也是求智）的兴趣和生活的理想主义，只有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即是说，应以高尚的、健康的业余爱好，正确地利用闲暇时间。而这也是精神生活的需要：“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使我们的精神有所寄托。”

其三，“总得有一点信心”。这也是作者重点论述的一项。在世事不如意之际，“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胡适先论“因果的铁律”以作鼓舞：“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又改造佛典里的一句话以成激励：“功不唐捐!”再细述科学家巴斯德的事迹，强调应该对学问、学术，抱“有绝大的信心”。

不难看出，这位启蒙先驱是借此阐发他的一以贯之的理想。他对学生的企盼，也是他对自己的要求。他一生对各种学问都有浓厚的兴趣，孜孜以求，多谈问题，晚年致力于“业余”研究《水经注》──以致有人惋惜他为此浪费了太多的精力，岂不知那正是他在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对政治也逐渐丧失信心的情况下，追求其精神生活的一种表征──都是明证。

应当说，每个人卒业后的境遇和机缘各有不同，不见得都能完满实现上述三个理想。但预先服下这三味药，打了这类预防针，时时心存此念，自会终身受益。

本文虽不是演讲的实录，而是一篇拟写的演讲稿，但其口吻，其结构方式，其遣词造句，都是瞄准演说词而为。知情者言，胡适在美国上学时曾专门练过演讲，早在学生时代，他的演说已经十分出名。胡适的演讲水平十分了得，一派国士风度，带点南方口音的官话（近似普通话），缓疾相间，轻重有序，尤其是结末的几句，铿锵有力，掷地作金石之声。尤其令人不能忘怀的是那篇1960年6月18日在台湾成功大学演讲的《防身的三味药》──以一位长辈的殷殷告诫，满怀热诚真挚、推心置腹地勉励学子，演讲词感情真挚，富有感染力，语言生动，出神入化，似行云流水，又跌宕起伏、张弛有度、文白相间、警语迭出。从本文亦可略窥一二。

作者以师长、名家身份，面对自己教过的学子，却毫无盛气凌人之气，而是口气平和，字里行间蕴藏着诚恳与真情，谆谆嘱咐，娓娓而谈，苦口婆心，语重心长，使人感动奋发。这不但是为人的根本，也正是为文的根本。

三、其他参考资料 1.专家谈胡适之演讲

胡适演讲稿也是新版《胡适全集》的特色之一。胡适先生演讲水平十分了得，早在学生时代，他的演说已经十分出名。这次全集收入的胡适演讲稿，很大一部分从未发表过。

耿云志（胡适研究会会长、《胡适全集》编辑委员会第一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摘自2003年9月19日《文汇读书周报》）

谁要说他是天生的演讲的材料，说就由他说去，我是不信的。

胡适的演讲是有名的，听过的一位老先生对我说，那真是国士风度。我也曾听过他的演讲录音，带点南方口音的官话（近似普通话），缓疾相间，轻重有序，尤其是结末的几句，真是铿锵有力，掷地作金石之声。记得看过的一本书上，他说自己在美国上学时曾专门练过演讲，有些小技巧则是他自己悟出来的，比如演讲前不能吃得太饱，最好能喝上一点酒，意绪飞扬，每每有出乎意料的效果。专门学过，又用心揣摩，可见还是后天的长进。2.韩石山《演讲的心态》

作为哲学家、学者、作家兼教授的胡适先生，不仅其诗其文对当时或后世有一定影响，其演讲艺术亦因有独特的风度而受到学者的普遍赞誉。姑谈之，以飨读者。

胡适首倡“白话文运动”，课堂上也经常相机向学生宣传白话文写作的好处。遇有学生质疑，便因势利导、循循善诱地进一步引导。有一次，一学生说“白话文不简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胡适慢条斯理、心平气和地说：“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邀我去做行政秘书，我不愿意从政，不想去，为这件事我回了一则电报，拒绝。请同学们根据我这个意思，用文言文自拟一则电报，看看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同学们跃跃欲试，积极性陡增，最后选出一份最为简练者，仅12字：“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这时课堂很静，都凝神注目老师，看老师的白话电报还能怎样地简练。此时，胡适像相声演员抖包袱一样，十分利落地说：“干不了，谢谢！”仅5个字，大家无不为先生的主张暗暗称绝，且对白话文写作产生了浓厚兴趣。

胡适学识渊博，引经据典，信手拈来，不枝不蔓，恰到好处。在某大学演讲时，多次引孔子、孟子、孙中山语，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机智而戏谑地写道，“胡说”，引得哄堂大笑。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寓庄于谐，妙哉妙哉。

胡适信奉的格言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这决定了他既治学严谨，一丝不苟，无懈可击，又潇洒儒雅，从容优游，深入浅出，应付裕如。他在1949年7月10日西雅图举行的“中美文化使用会议”的演讲，曾被一位美国学者称赞为具有“丘吉尔作风”。他语言浅显易懂，振聋发聩，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为中国传统文化做狮子吼：“我相信人道主义及理性主义的中国传统，并未被毁灭。”

尤其不能忘怀的是那篇1960年6月18日在台湾成功大学演讲的《防身的三味药》──以一位长辈的殷殷之心，在同学们即将毕业之际，热诚真挚、推心置腹地勉励大家怎样走向社会，提出“问题丹”、“兴趣散”、“信心汤”当作“防身药方”。将读书、做学问、树立起追求理想的信心和勇气，出神入化、行云流水似的宣示出来，且跌宕得方、起伏有致、张弛有度、文白相间、警语迭出，如“努力不会白费”，“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自己的担子”，“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等。胡适主张，“文学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什么是文学──致钱玄同》），“高远之思想”，“真挚之情感”，胡先生无论写作，无论演讲，通过严肃而认真的实践，算是比较完美地做到了。《胡适演讲》，原载《今晚报》，引自http://www.haowendang.cn 2004年9月26日 3.小陶《当代北大人的读后感──胡适的三个药方》

1932年的6月27号，也就是日本人占了东三省的大半年之后，当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发表了一个演说，叫做《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收入《胡适文存》第四集第四卷）。胡适说，“在这个困难最紧急的年头”，大学毕业生肩头的担子“真不轻”，所以“不忍不依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赠与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胡博士对自己的这番赠言还颇为自负，认为“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作个防身的锦囊罢”。胡适传授的锦囊妙计到底是什么呢？原来是“三个药方”。他说，大学毕业之后，可走的路无外乎这么几条：极少数的人可以继续做学术的研究；少数的人可以有一份好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再此外就是失业闲居了。胡适说，进入社会的青年很容易“堕落”，因为社会要冷淡了求知的欲望，毁灭了对理想的追求，于是应该“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多发展一些非职业的兴趣”，最要紧的是相信“信心可以移山”。胡适还又一次举出他最喜欢举的巴斯德的例子，说巴斯德在法国的国难中坚持科学研究，最终以一个人科学研究的成绩，就足够还清法国给普鲁士的五十万万法郎赔款。

胡适的药方不能不说是苦口婆心，“科学救国”的主张也并非毫无道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国家正在危难之中，安静的书桌尚不可求，要热血沸腾的青年人埋头学问，可能性不大；同时社会上民生凋敝，经济破产，很多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吃饭尚且是问题，哪里还能有什么“研究问题”的心思呢？所以胡适指的这条道路在当时很难走得通，跟着走或者不跟着走，我想都是有道理的。

然而，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胡博士的这“三个药方”就似乎有实践的可能和必要了。今天的大学生早已不再是当然的“精英”，能够继续呆在书斋里从事学术研究的不多（其实愿意坐冷板凳吃冷猪肉的本来就不多），绝大部分人要到社会上，或者做官，或者做工，或者做生意──那么胡适讲的“堕落”的危险我们就不能不面对，尤其是一直都立志要做学问的人，他学生时代的理想最容易被击得粉碎，身上的棱角一点一点地要被磨得精光。假如我们还想拒绝平庸，我们就不妨真的试一试胡适的方子，也找一两个玄远的问题来研究（比方说南极的冰川或者老子的哲学），也发展一些非职业的兴趣（比方说常常写一点不应时的文章），也仍然坚信“功不唐捐”，坚信自己一点一滴的努力会结出果实。

我当然明白，“学问”从来都难以敌得过物欲的诱惑或者生存的压力，但是古往今来的大事业大学问总是人做成的，希望正在我们北大人的身上。只要我们保持少年人的激情与理想，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与天不老的“少年中国”，千万，千万不要失掉了这个信心。胡适的演讲离现在已经将近七十年，又到了大学生毕业的季节了。作为一个大四的学生，我把这些旧东西翻出来送给毕业生朋友们，但愿大家在离开北大之后不会忘记前辈们的教诲。

四、思考题思路提示

1.面对今天的实际，你认为胡适的这三条还有坚持的必要与可能吗？

胡适首次讲此话时正是日寇侵占东三省、国内外矛盾纷起之际，那时尚且有此号召，何况是国家步入正轨之今日？社会浮躁、私欲膨胀、理想缺失，恰需大学生坐言起行，在社会转型期奠定一生选择的正确基础。2.反躬自问：我们在大学求学时代，“求知识的欲望”和“理想的人生的追求”是否足够强烈？

走上社会之后，能否坚持理想、保持兴趣和信心，尚是将来之事，而在校求学期间若无强烈的求知求仁之志，何谈日后？

3.本文带有励志性，但没有特别强烈的语气，你认为这样写好吗？是否缺乏打动人心的力量？

任何听众，只要是有些自主性的群体，都不一定愿意接受鼓动性的、煽动性的、强烈语气的教训，特别是对大学生这样的群体。励志而非训诫，本文因此并不缺乏打动人心的力量。

供学生自由讨论

祭十二郎文

【教学目的要求】

1.体认文章充沛强烈的感情色彩。2.把握优秀的祭文能够打动人心之处。3.了解韩愈的生平遭际及其对创作的影响。【重点、难点】

1.文章强烈的抒情风格。

2.了解韩愈的总体文风及其在文章中的具体体现。【所用课时】2课时 【教学内容】

一、作者的生平及创作情况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韩氏郡望为昌黎（今河北昌黎），常自称昌黎韩愈，故世称韩昌黎；他曾两任吏部侍郎，故世亦称韩吏部；死后谥号“文”，故世又称韩文公。

韩愈生活在中唐时期，一生经历了唐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五朝。这个时期，经过“安史之乱”的社会大动荡，唐王朝已经走向衰落。贞元、元和年间，号称“太平”和“中兴”，社会经济逐渐恢复，但仍处于一个社会矛盾及其尖锐复杂而又表面上相对稳定的时期。当时藩镇割据，中央政权的实力逐渐削弱；由于佛教和道教的盛行，特权阶层和佛道寺院大量兼并土地，民生困苦不堪。

韩愈出身于一个世代为官的仕宦之家，但至其祖父时，已沦为中下层官吏。父亲韩仲卿，曾任武昌令，清正廉洁，颇有美政；其叔父韩云卿，为大历年间有名的文章家；其叔父韩少卿、韩绅卿，均为有政绩的下级官吏；韩愈的大哥韩会是当时一位名人，好谈经济之略，又是古文的爱好者，与当时的古文名家梁肃、萧存为友。韩愈三岁丧父，由大哥韩会和嫂郑氏抚养。这样一个没有很大权势、政治和经济地位都不算高的庶族地主家庭，其浓厚的儒学和文学气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韩愈一生的生活道路、政治态度和文学创作。

孤苦的身世激发了少年韩愈的心志。他自少年时代就发愤自励，勤学苦读，13岁便能属文。唐德宗贞元二年（786），19岁的韩愈赴京城长安参加进士科考试。他对自己的学问、才干十分自信，认为此去必能俯拾青紫，实现自己的宏伟志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贞元二年（786）到贞元七年（791），韩愈三次应考，三次落第，生活陷入困顿。虽于贞元八年（792）考中进士，然而又接连三次在吏部主持的派官考试，即博学鸿词科考试中名落孙山，这对韩愈是很大的精神打击。他只好到处请求权贵援引举荐，但全无结果。贞元十一年（795）五月，韩愈怀着郁愤的心情离开长安，东归洛阳。在洛阳，被汴州节度使董晋辟为汴州观察推官，正式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后历任国子四门博士、监察御史等，因不喜与权贵宦官交接，始终郁郁不得志。元和十二年（817），因参与平定淮西有功，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宪宗自风翔迎佛骨入京师，韩愈因一贯“抵排异端，攘斥佛老”，遂上书直谏，触怒宪宗，被贬为潮州（今广东潮安）刺史。元和十五年（820），宪宗死，穆宗即位，召拜韩愈为国子祭酒。其后又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等。长庆四年（824）因病辞官，不久病卒，赠吏部尚书，谥为“文”。

韩愈一生以儒家道统继承者自许，因此觝排异端、攘斥佛老，他的思想以儒为主，杂取先秦诸子的思想。从其一生的全部言行看，在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和忧虑方面，在对皇帝的竭忠尽力方面，韩愈确实是屈原、杜甫一类的人物，是一个有政治抱负，有独到见解，敢作敢为，富有斗争精神的人物。

韩愈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文学家之一，是司马迁之后最重要的散文作家。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读韩杜集》），苏轼则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潮州韩文公庙碑》）。著作有《昌黎先生集》四十卷。

二、文本详析

韩愈的这篇《祭十二郎文》，向来被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在我国的古代抒情散文中，亦是不可多得的不朽佳作。

十二郎是韩愈的侄子，名老成，他在韩氏族中排行第十二，故称为十二郎。韩愈三岁丧父，依长兄韩会及嫂郑氏成人。他与十二郎从小生活在一起，共同经历患难，情逾一般骨肉。但成年以后，韩愈因为长期宦游在外，与十二郎很少见面。正当韩愈做了监察御史，官运开始好转，叔侄有希望一起生活之时，却骤闻十二郎的死讯。韩愈哀恸欲绝，写下了这篇凄楚动人的千古至文。

作者的笔触，以对过去的回忆为起点：先从身世和家世的不幸，写幼时孤苦相依；后叙两人的三别三会，终于不得会合而成永别，使作者悔恨无穷，抱憾终生。在回忆、哀悼与追悔中，作者自然地将抒情与叙事结合在一起，联系家庭、身世和生活琐事，倾吐了自己对亡侄深沉真挚的骨肉之情与无限哀痛之感。同时，通过对自己与亡侄多次离合过程的追述，表现了作者宦海沉浮的人生感慨。全文是以向死者诉说的口吻写成的，通篇作者不仅哀家族之凋落，哀己身之未老先衰，更哀死者之早夭，疑天理、疑神明，疑生死之数，乃至疑后嗣之成立，极写内心的深哀巨恸。写作者得悉十二郎死讯后始则将信将疑，终则痛不欲生的极端矛盾复杂心理，更是本文中感情奔腾的高潮。

本文是一篇祭文，但它一破传统祭文之常套，在内容与形式上都不拘旧格，尽脱前人窠臼，堪称为祭文中之变体。这样的祭文写法，在古代祭文中较为罕见。清代的叶燮论诗文，有重“胆”之说：“无胆则笔墨畏缩。”“欲言而不能言，或能言而不敢言。”（《原诗》）韩愈此文，正称得上有胆：他既敢于打破祭文的传统形式，又敢于在祭文中一任真情流泻，无话不说，所以才有了这篇垂范后世的佳作。不过，还应该看到，由这种不拘常格的变体祭文，除了一方面体现出了韩愈在文体改革方面的独创精神，另一方面，这种创变的祭文写法，也为作者更好地表达思想感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它更好地适应了作者情感表达的需要，从而体现出在特定情景下散文的优长。

祭文作为一种传统文体，古已有之。徐师曾在《文体明辨》中说：“祭文者，祭奠亲友之辞也。古之祭文，止于告飨而已。中世以还，兼赞言行，以寓哀伤之意，盖祝文之变也。” 汉魏以来，祭文渐形成固定的格式，内容多为对死者生平的追述和赞颂，形式或用四言韵语，或用骈文形式。这种祭文，大多形式呆板，语多浮夸而缺少真情，实际上只是一种固定模式的应酬文字，无生命力可言。韩愈此文则情之所至，不受检束，一破祭文之常套：在内容上，一反传统祭文以铺排郡望、藻饰官阶、历叙生平、歌功颂德为主的惯例，通篇追叙他与十二郎的共同生活琐事和骨肉至情，写他们成年后分离未能常聚的苦况和悲悔，写他们天涯地角的离愁别恨，作者仿佛在和死者相对而语；形式上则破骈为散，纯以散体叙事、抒情，语言流畅自然而不加雕饰，字字句句皆自肺腑中流出，恰如长歌当哭，令人动情。通篇既无雕琢的痕迹，又无为文造情之弊病。可以说，形式的特殊，感情的浓烈，以及由此生发出的巨大感染力，正是本文的一大特色。

韩愈的散文，历来被认为结构谨严而又富于变化。这篇《祭十二郎文》也体现了韩文的这个特点。全篇各段落之间，由叙述身世之戚苦，及对嫂嫂的深切感念；到痛惜与侄儿的暂别竟成永别，及侄儿的夭折；再到对侄儿病情的推测、沉痛的自责、后事的安排，以及无处诉说、没有边际的不可遏制的伤痛等，文章语意反复而一气贯注。不但各段落间自有有机联系，而且一段之中，又分若干小段，小段之中，又有若干层次，层次当中，还有不少转折。可以说，叙事言悲错错杂杂，层次转换变化无穷，这种不刻意修饰结构而结构自妙，真所谓不暇修饰而无处不工。

另外，“韩文如潮”，即韩愈文章具有不凡的气势与力度，也是人们对韩愈文章的通常说法。这一点，在这篇祭文中也得到鲜明的体现。例如作者初闻死讯，始而将信将疑一段，作者接连发出七个质询，继而又带出八个以“矣”字煞尾的生死浩叹，其文脉上的腾挪变化，已经显示出韩愈为文的如虹气势。再如“呜呼！汝病吾不知时”至“彼苍者天，曷其有极”这个长句，声调急促，一气贯注，一句紧接一句，一字紧接一字，中间不能断开，犹如疾风骤雨，无可阻遏。

总之，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是一篇1破常套、不可多得的千古佳作。正如后人所论：“自韩愈此文开始，在祭文这种应用文体中，也有了抒情的散文作品，这种抒情散文浸透泪水，不同于一般的抒情散文，是在抒情散文园地中增加了一个新的品种”。（《唐代文学史》下册，吴庚舜、董乃斌主编）

三、其他参考资料 1.历代评价选

● [宋]费衮曰：“退之《祭十二郎文》一篇，大率皆用助语，其最妙处，自„其信然‟以下，至„几何不从汝而死也‟一段，仅三十句，连用„耶‟字三，连用„乎‟字三，连用„也‟字四，连用„矣‟字七，几于句句用助辞矣！而反覆出没，如怒涛惊湍，变化不测，非妙于文章者，安得及此！其后，欧阳公作《醉翁亭记》继之，又特尽纡徐不迫之态。”(《梁溪漫志》卷六《文字用语》)● [明]茅坤曰：“通篇词意刺骨，无限凄切，祭文中千年绝调。”(《唐宋八大家文钞•昌黎文钞》评语卷十六)● [清]储欣曰：“以痛哭为文章，有泣，有呼，有踊，有絮语，有放声长号。此文而外，惟柳河东《太夫人墓表》同其惨烈。”(《唐宋十大家全集录•昌黎先生全集录》卷四)● [清]林云铭曰：“祭文中出以情至之语，以兹为最。盖以其一身承世代之单传，可哀一；年少且强而早世，可哀二；子女俱幼无以为自立计，可哀三；就死者论之，已不堪道如此，而韩公以不料其死而遽死，可哀四；相依日久，以求禄远离不能送终，可哀五；报者年月不符，不知是何病亡，何日殁，可哀六。在祭者处此，更难为情矣。故自首至尾，句句俱以自己插入伴讲：始相依，继相离，琐琐叙出；复以己衰当死，少而强者不当死，作一疑一信波澜；然后以不知何病，不知何日，慨叹一番；末归罪于己，不当求禄远离，而以教嫁子女作结。安死者之心，亦把自家子女，平平叙入。总见自生至死，无不一体关情，悱恻无极，所以为绝世奇文。”(《韩文起》卷八)● [清]吴楚材、吴调侯曰：“情之至者，自然流为至文。读此等文，须想其一面哭一面写，字字是血，字字是泪。未尝有意为文而文无不工，祭文中千年绝调。”(《古文观止》评语卷八)● [清]林纾曰：“祭文体，本以用韵为正格……至《祭十二郎文》，至痛彻心，不能为辞，则变调为散体。饱述其哀，只用家常语，节节追维，皆足痛苦。”（《韩柳文研究法》）● 钱基博曰：“《祭十二郎文》，骨肉之痛，急不暇修饰，纵笔一挥，而于喷薄处见雄肆，于呜咽处见深恳，提振转折，迈往莫御，如云驱飚驰，又如龙虎吟啸，放声长号，而气格自紧健。”（《韩愈志》）

● 郭预衡曰：“现在看来，《祭十二郎文》的行文艺术真是前此未有。这里且以第一段为例：„年月日……呜呼，孰谓汝遽去吾而殁乎！‟像这样的絮絮而谈，全篇皆是。写祭文而全以散体叙事出之，这在传统的格式中确属不伦不类的文字。但也正因如此，文笔才格外动人。大概因为韩愈和十二郎家人父子的感情特别淳厚，倘用寻常格式来写，不能充分表达这种情绪，所以历数生平，缠绵悱恻如此。这样的写法，不是常格，却也是„相题而设施‟，后人以为„神龙万变‟，其实是万变不离其宗的。”（《中国散文史》中）2.文体常识──祭文 祭文的类别

祭文是古文的一种文体，按照姚鼐在《古文辞类纂》里的意见，文体分为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十三类。其中哀祭类就包括哀辞和祭文，两者同为哀悼死者，之间的区别是：祭文是要在设坛祭奠时朗诵的。祭文起源于祝文，最早是向死者献上食品，招呼他们来吃的（所以标准的祭文总是以“尚飨”或者“伏惟尚飨”结尾），后来慢慢加上了别的内容。明朝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里介绍了这种变化：“按祭文者，祭奠亲友之辞也。古之祭祀，止于祭祝，止于告飨而已。中世以还，兼赞言行，以寓哀伤之意，盖祝文之变体也。其辞有散文，有韵语，有俪语，而韵语之中，又有散文、四言、六言、杂言、骚体、俪体之不同。”唐宋以后，祭文的格式渐渐趋于定型，至明清，已演变成一种纯粹的形式，就像葬礼上的嚎啕假哭一样。（以上内容摘自《新文学》第11期，作者老光）祭文常识

祭文，是古代为祭奠死者而写的哀悼文章。古代祭祀天地山川时，往往有祝祷性的文字，称祭文、祈文或祝文，后来丧葬亲友，也用祭文致追念哀悼之意。

祭文一般是在祭奠时宣读的，故有一个表示祭奠的格式，如韩愈《祭柳子厚文》开始是：

维……年……月……日，韩愈谨以清酌（酒）庶羞（美食）之奠祭亡友柳子厚之灵。

结尾则写“呜呼哀哉，尚飨！”这是一般祭文都使用的大同小异的格式。祭文的语言，是不拘一格的，或用韵语，或用散体，但以用韵语为常。在骈文流行的时期，祭文也多用骈文写成。

祭文与墓志不同，墓志多以记述死者的生平、赞颂死者的功业德行为主，且多为请人代笔之作；而祭文则偏重于对死者的追悼哀痛，多是作者为亡亲故友而作，虽也追记生平、称颂死者，但感情色彩比较浓厚，所谓“祭奠之楷，宜恭且哀”（见徐师曾《文体明辨•祭文》），因此祭文多带有抒情性。

……

古代祭文也有用于祭告山川灵物和凭吊古人、古迹，如韩愈有《祭竹林神文》，白居易有《祭龙文》。这类文章囿于一时民俗，内容本无足取，但韩愈的《祭鳄鱼文》却颇有名。《祭鳄鱼文》是写韩愈在潮州任刺史时，鳄鱼为害，他以天子命臣、守土之吏的名义，祭告鳄鱼出境入海，文章名为祭文，实为逐鳄鱼文。文章写得洋洋洒洒，很有气势，与一般祈神祭怪的文字不同。

祭吊古人的文章，有时署“祭”，有时署“吊”，又由于它一般偏重于凭吊之义，故古代在文体上常把它另辟一类称“吊文”，实际也是祭文的一种。这方面文章如颜延年的《吊屈原文》、陆机的《吊魏武帝文》；凭吊古迹的如唐李华的《吊古战场文》亦颇有名。大凡祭吊古人、古迹之作，都是抚今思昔，借古人古事以咏怀。这可以说是祭吊古人、古迹一类文章的特点。

另外，与祭文性质相近的还有诔文和哀辞。先说诔文。

诔文也与祭文一样，同属哀悼死者的文字，只是诔文在最初的时候有为死者定“谥”的功用。所谓“谥”，是指谥号，即古代统治阶级成员死后，将由朝廷评定其一生的德行功过，给一个表示褒贬的称号，据说诔的作用就在于“读之以作谥”（《礼记•曾子问》）。至于“诔”的名称，古人多用“累”字来解释，所谓“大夫之材，临丧能诔；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文心雕龙•诔碑》）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所谓作诔定谥，后来也有所变化。后世对于定谥，产生了“谥议”、“谥册”等专门文体，而诔文就不一定与定谥有必然联系了。正如《文体明辨》所说：“盖古之诔本为定谥，而今之诔惟以寓哀，则不必问其谥之有无，而皆可为之。至于贵贱长幼之节，亦不复论矣（按：古代还曾有“贱不诔贵，幼不诔长”的规定，见《礼记•曾子问》──引者）。”

至于“哀辞”，也是哀祭凭吊性的文字，只是哀辞多用于身遭不幸而死或童稚夭殇者。所谓“或以有才而伤其不用，或以有德而痛其不寿。幼未成德，则誉止于察惠；弱不胜务，则悼加乎肤色。此哀辞之大略也”。（徐师曾《文体明辨》）所以从写作要求上说，哀辞要“情主于伤痛，而辞穷乎爱惜”（《文心雕龙•哀吊》）；从文辞上说，哀辞一般都前有序，记写其生前才德、死因，后用韵语，或四言，或骚体句，抒其对死者的惋惜、哀伤之情。著名的有白居易的《哀二良文》、韩愈的《欧阳生哀辞》等。

古代的哀祭文类，除一般标示祭、吊、哀、诔等名称外，有的还用告某、哭某、葬某、奠某、悲某等名称，性质都是一样的。只是用“告”，乃告祭的意思，主要适用于晚辈对先祖或先师的祭祷，如宋代陈亮有《告祖考文》，明代陈确有《告先府君文》、《告山阴先生文》（山阴先生，指陈确的老师刘宗周）。至于用“哭某”，一般是用于关系密切的亲友，表现出更强烈的感情色彩。

（以上摘自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次印刷）

四、思考题思路提示

1.苏轼曾说：“读《祭十二郎文》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友。”分析此说是否有道理。

苏轼的说法带有些夸张的成分，不过也指出此文饱蘸着作者真情的特点。2.后人认为袁枚的《祭妹文》，乃是本文的接踵之作。通过比较两文，你能否找出祭文佳作的一些共通之处？

《祭十二郎文》饱含着韩愈对十二郎的满腔真情，袁枚《祭妹文》也通篇充盈着兄妹之间的诚挚、亲密之情。故而，祭文的最可贵处，在于能抒写真情，有真情贯注于其中。3.一般祭文多使用韵语，本文则通篇散体。由此生发，你认为内容决定形式的说法正确吗？

有一定的道理。为适应表达内容的需要，作者大胆摒弃了已成抒情桎梏的四字韵文或骈文的传统格局，而采用了长短不拘的散体，以便于更自由地抒写心中的巨大哀恸，但是传统的祭文形式也能写出真挚的内容，如李商隐的韵文祭文《祭小侄女寄寄文》。4.有生则必有死，谈谈你对死亡的看法。

供学生自由讨论

现象七十二变

【教学目的要求】

1.通过罗大佑的歌了解20世纪80 年代港台流行音乐。2.理解流行音乐的社会文化功能。3.感受流行音乐的诗歌属性。【重点、难点】

1.反讽的艺术技巧。

2.歌词写作的一般特征和规律 【所用课时】2课时 【教学内容】

一、作者的生平及其创作情况

罗大佑（1954—）台湾歌曲作家，歌手，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成名以来，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华人群体中，一直拥有广泛影响，有人称罗大佑“垄断”台湾歌坛十几年，实乃不世出的音乐天才。他于1988年获得美国林肯表演中心和美国艺术中心联合颁发的“亚洲杰出艺人奖”。他最主要的作品有《亚细亚的孤儿》、《未来的主人翁》、《盲聋》、《超级市民》、《弹唱词》、《现象七十二变》、《恋曲1980》、《恋曲1990》、《错误》、《爱人同志》、《海上花》、《沉默的表示》、《思念》、《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暗恋》等。

罗大佑和他的歌

黑衣、黑裤、黑色的墨镜，当罗大佑在台北掀起“黑色旋风”时，也许没有人会预见到他对中国歌坛，甚至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当罗大佑操着他心爱的吉他，孤独地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默默地承受着东西文化的碰撞，感受着古老文明的沉落与复兴，然后用他那痛苦而又悲壮的声音，唱出他的心灵，唱出“黄皮肤”的来影去踪和历史的命运时，我们还无法确定他在历史上应享有的地位，但可以肯定，被喻为“歌坛教父”、“常青树”的他，不仅仅是为流行乐坛拓宽了一种思路，更为中国的流行音乐注入了一种生命，他的影响一直持续了20年，并会一直持续下去。

二、文本详析

罗大佑的歌曲是随着日本产手提式录音机的迅速普及，在世界华人青年当中广泛流行的。他的早期作品，典型地表现了那时青年人的惶惑，焦虑，伤感。他对病态社会的无情鞭挞，显示了对虚假丑恶的反叛、嘲讽和批判精神，同时也体现了歌手自己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严肃与通俗间，碰撞摸索的内在紧张与困惑。他被誉为台湾歌坛的“黑色旋风”、现代社会的“手术解剖刀”。

罗大佑针砭时弊的歌有上百首，《现象七十二变》是其中最具影响的一首。这首歌词最能体现罗大佑歌曲的特点。第一节歌者用七十二这个数字的巧合，把早期国民党的历史、传统儒家文化、孙悟空的变化魔法（预示时代的多变）和面临的时代处境出人意表地联系在一起，产生了强烈的反讽效果。也暗示了整首歌曲的基调：面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急剧变化，歌者的怀疑、讽刺、失望和无奈。第二至第七节是作者对社会世相的简略速写，聪明人、现代人，文明人，形形色色，但彼此不知在想什么，就是为了追求一点幸福？幸福体现在哪里？是那日益增高的摩天大楼？但为什么人情味越来越少？是彩色电视一类日益丰富的物质享受？但为什么“彩色电视变得更加花哨，能辨别黑白的人越来越少？”这个意味深长的诘问，显示了商业消费社会产生的文化困境：物质享受的日益丰盛与精神生活的逐步沦丧互为表里；个人在这样的社会里日益原子化，与他人的交往沟通似乎已经没有必要，为了生存，人们反而要“对人保持一点距离”！

除了这类批判性的歌曲，罗大佑还创作了大量情歌。他的情歌，正如行家所说，“悲怆，凄凉，婉约，轻松，诙谐，调侃，博大，真诚，深刻，花样繁多，不可胜言”。他的情歌，不以某一个具体的情人为对象，而是“为人类而唱，为民族而唱，为生命而唱，为家园而唱，为父母而唱，为朋友而唱，为义气而唱”。

好的流行歌曲在表达作者和歌者生活感受的同时，还包含了丰富的民族情绪、文化关怀和社会批判内容。如果说一般流行歌曲是非常个人化的“小叙事”，那么罗大佑的歌称得上是相当社会化的“宏大叙事”。从文字本身看，他的歌词语言相当通俗，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精美凝练、含蓄幽雅，文法看似混乱而实有章法，歌词痛快淋漓而似若有所失，但作者对社会现象的敏锐感觉仍然是诗性的，再配以他极具个人风格的乐曲和演唱，这样的歌曲就具有了通常文字所没有的感染力。

流行歌曲的价值通常被定位在大众文化、通俗音乐范畴内，不能进入严肃艺术的范畴，离文学似乎更远，其实这是短视的偏见。从诗歌历史看，很长一段时间内，诗就是歌，歌就是诗。中国早期的《诗经》和《楚辞》，原先都是有曲调，可以吟唱的。诗不能吟唱，是最近一百多年的事。现代自由诗与古典诗歌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阅读的而不是吟唱的。既然不再吟唱，格律就成为多余。从这个角度看，现代的流行歌曲，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诗。就社会影响而言，流行歌曲这种特殊的诗歌形式，要远远大于通常不能吟诵更无法歌唱的现代新诗。后者已经沦落为极少数诗人自娱自乐的文字游戏，与大众的生活、思想和感情没有什么关系了。

流行歌曲只要能表达一个时代独特的精神情感和社会风尚，能为大众所接受、喜欢，并且在艺术形式上有独特的创造，就有可能成为经典。对经典的检验和认可，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流行轰动一时的作品，未必最终能成为经典；当时不受重视的作品，也可能被重新发现而成为经典。文学艺术历史上此类例子甚多。就流行文化来说，如果当时不流行，则后来成为经典的机会就会很小。

三、思考题思路提示

1.有人说：“假如乐谱失传，录音手段和设备丧失殆尽，那么80年代的邓丽君，也许就是两百年后的柳永；90年代的刘欢，可能就是三百年后的白居易。因此，从文学的、诗的意义上对他们的作品给予关注，显得非常必要，他们在歌中所表达的种种情绪和感觉，同时代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诗和其他严肃艺术未必能表达得了。”你同意这种说法吗？为什么？

好的流行歌曲既可以表达写作者和歌者的生活感受，也可以反映丰富的民族情绪、文化关怀和社会批判，加之语言通俗，极具个人风格，就具有了通常文字所没有的感染力。现代流行歌曲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诗，其社会影响大于现代新诗。2.你认为流行歌曲能否成为经典？理由是什么？

只要能表达时代独特的精神情感和社会风尚，为大众接受、喜欢，并在艺术形式上有独特创造，经过时间的淘洗，有可能成为经典。

3.举出三段你最喜欢的流行歌曲歌词，并说一说喜欢的原因。

贺新郎（“把酒长亭说”）

【教学目的要求】

1.把握辛弃疾纵横挥洒、慷慨激昂的词风。2.了解辛弃疾爱国报国的创作基调。3.了解辛弃疾与陈亮“鹅湖之会”的概括。【重点、难点】

1.词中所蕴含的沉郁感情和报国理想。2.典故、比拟及双关语的使用。3.景物描写的象征意味。4.辛词“以文为词”的特点。【所用课时】2课时 【教学内容】

一、作者的生平及创作情况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他出生在南宋初年金兵占领地区，目睹金贵族统治者对北方人民的蹂躏，从小就深深地埋下了对金贵族的仇恨。绍兴三十一年(1161)，辛弃疾组织了两千人的一支抗金队伍，在济南南边的山区起义，不久投归耿京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军中任“掌书记”。绍兴三十二年，耿京部下张安国杀了耿京，投降金营，辛弃疾这时正被派往南宋接洽联合抗金事宜，归来途中闻讯，随同手边仅有的五十余人，闯进金营，生擒张安国，率领被张安国裹胁的耿京旧部万余人，突破金兵的包围封锁，投归南宋。

这时，南宋统治集团中的一些主张对金屈膝言和的人得势，辛弃疾和他们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孝宗乾道元年(1165)，他写了《美芹十论》；过了六七年，他又写了《九议》。他系统地批驳了一些人散布的抗金必败的荒谬论点，提出了他的一整套抗金的战略方针和具体措施，但都没有被南宋统治者采用。南宋统治者派辛弃疾任了几处地方官，辛弃疾在各地也都积极从事抗金事业。他任滁州(治所在今安徽滁县)知州时，使地处前线的滁州的萧条的经济得到明显的恢复。他任潭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知府和湖南安抚使时，建立了威震金兵的“飞虎军”。任福建安抚使时，积极储备粮食和计划建立一支能打仗的军队。晚年任镇江(在今江苏)知府时，配合韩侂胄北伐，作了许多军事准备。可是南宋统治者不支持他，百般排斥打击他，在南归后的四十余年中，先后被免官闲居带湖(在今江西上饶)、瓢泉(在今江西铅山)等处二十余年。

辛弃疾的抗金抱负不得施展，词成了他抒发情感的方式。他热切盼望祖国统一，反对金贵族压迫，批判投降政策。在各种题材的作品里，不论是登山临水，送别友人，或是怀古忆昔，感叹时事等，他都表现了这种心情。他对于南宋统治者的揭露和鞭挞是很深刻的；他指斥他们目光短浅，不以恢复大计为重；他痛恨理学家们空谈误国。他的大量的优秀作品，都离不开抗金爱国的主题，而且都写得那样深切动人。

辛弃疾的词在艺术上的主要特色是雄浑豪放。他继承了苏轼词的豪放风格，不受音律和流行的纤艳语言的束缚。他的词在思想内容上比苏轼更深广，他要求艺术表现形式和思想内容相适应，因此他的豪放风格比苏轼更有所发展。他娴熟地运用经、史、子、集中的书面语言和民间口语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使得语言生动而丰富。我们读他的词，就能深切地感到它所包含的慷慨激烈和悲壮苍凉的心情。另外，他的词里又常用一些暗喻的比兴手法，写得委婉含蓄。他还有一些写得清新活泼、轻快流丽的小词。在艺术风格上，是变化多样的。

辛弃疾的词，给当时和后世以巨大的影响。南宋一代，反映抗金或抗元的主题思想的词，风格上很多和他的作品相似。许多世纪以来，凡是反映重大题材，词人总是效法辛词的。当然，辛弃疾有他的时代局限性。他在一些表现抗金思想的词中常常流露出消极情绪，其中虽然包含了对南宋统治者的不满和控诉，但也暴露了他思想上的弱点。

他的词，有《稼轩词》和《稼轩长短句甲、乙、丙、丁稿》两种版本，前者刻于元代，后者有宋刻本，其中甲稿为他生前所刻。存词六百余首。

二、文本详析

这是一个英雄聚会的故事。淳熙五年（1178），陈亮来到临安，上书孝宗，反对和议，力主抗金，但未被采纳。就在这时，他经吕祖谦介绍，认识了辛弃疾，从此他们就成为志同道合的莫逆之交。可惜别易会难，两人竟十年无缘唔面。直至1188年，陈亮终于从东阳赶到信州，专程来拜访居家赋闲的辛弃疾。这次拜会在古人笔下颇有传奇的意味，赵溍《养疴漫笔》载：陈亮访稼轩，“将至门，遇小桥，三跃马而马三却，同甫（陈亮字）怒，拔剑挥马首，推马扑地，徒步而进。稼轩适倚楼望见之，大惊异，遣人询之，则陈已及门，遂定交。”这次“鹅湖之会”，陈亮本也邀请了著名学者朱熹一道来，但因这次聚会政治目的很强，朱熹的政见与辛、陈又不大相合，便托辞不到。辛弃疾与陈亮相聚历时十天，据六年后辛弃疾在《祭陈同父文》中的追忆“憩鹅湖之清阴，酌瓢泉而共饮，长歌相答，极论世事，可复得耶”，两人谈得十分畅洽。陈亮辞别东归，辛弃疾竟恋恋不舍地去追赶挽留，因途中雪深泥滑，不得前进而罢。当晚辛弃疾就写了这首词，表达他的思念之情。词中描绘了二人真挚的兄弟般的友谊，抒写了对志同道合的朋友的怀念，同时也抒发了他们抗击金兵，光复失地的共同理想。

这首词的一开头，诗人就用历史人物来比拟陈亮，给他的风度才识以极高的评价。“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原本在辛弃疾眼中，陈亮的行为同陶潜有几分类似，高洁志趣而不合流俗。但这次与陈亮相会，辛弃疾才知道，陈亮的归隐并非出世，喻之为入世的诸葛亮更恰当些。这是辛弃疾对积极入世，以国事为己任的陈亮的赞美，同时也隐含着自愧不如之意。接着，“何处飞来林间鹊？蹙踏松梢微雪，耍破帽多添白发”。乍看这几句，像凭空飞来，与上文毫不相干，细细分析，实是用了一个形象性的暗喻。事实上是，此时的陈亮与稼轩都年近五十，岁月蹉跎，报国无门，故触动他们的无穷感叹。那“鹊”似乎也有暗指朝中那些闹闹嚷嚷、搬弄是非的小人之意。

“剩水残山无态度，被疏梅、料理成风月。两三雁，也萧瑟。”这几句表面上是写冬天景色，暗中则比喻南宋朝廷苟且偷安，不肯锐意恢复中原以至山河破碎。同时，赞美像陈亮那样的爱国志士，只有他们支撑东南半壁的危局，才使南宋的枯山脊水有些生气。但辛弃疾又认为抗战派的力量毕竟太单薄了，暂时无法有所作为。也许这是鹅湖相会时辛弃疾与陈亮观点不同的地方。陈亮是行动派，主张立即对金采取作战行动，而辛弃疾对形势的认识要悲观一些。这几句可以说是语语双关，寓景以情，以比兴见意，抒发无穷感慨，流露了对国事的忧愤。

整个下片又回到畅叙友情。“佳人重约还轻别”，这句是全词主旨所在。既推许陈亮的“重约”来晤，又微怨他急于告归，但也只是点到为止，接着就极力铺陈与渲染诗人追赶陈亮，为风雪所阻，惆怅而归的情景。“怅清江”几句中所描写的行路之难，既是实指，也暗示了诗人政治斗争与人生道路上的不顺利。“问谁使、君来愁绝？”这是从写景到抒情的转折句，是虚拟的一问，含而不露地道出了友人陈亮（兼指诗人自己）的极度愁怨。他们的愁怨，不仅是因朋友的离别而促发的，更是由于国家的危亡局势和他们在南宋朝廷中的不幸遭遇而造成的。因此，此句中蕴含了十分沉郁的感情。

以下数句，一气贯注，暗用数典，如飘风骤雨，抒发了诗人对陈亮极为浓烈的思念之情。“铸就而今相思错”六句中，前三句用的是唐末罗绍威的典故，用夸张手法说自己没能留住陈亮，致使今天两地相思，是费尽人间铁铸成的大错误，是人生一大恨事。同时，这又是语意相关的，既表明了诗人与好友之间的思念之深，又谴责了朝廷一味屈辱投降，搜刮人民的财富奉送给金朝，弄得南北河山空相望。歇拍二句则是明用《太平广记》所载独孤生的故事，又承接《小序》“闻邻笛悲甚”，暗用向秀《思旧赋》的典故。“长夜”一词，显系针对时局而发，虽其字面意思是指冬夜之长，实际是对朋友的劝慰。诗人以悲痛的情语结束全词，再一次突出了诗人心绪的哀切和相思的绵远深长。

全词沉郁悲壮，感人肺腑，感情浓郁，忧思深广，景物描写鲜明，并富有象征意味，颇可咀嚼。由此词开始，辛弃疾和陈亮用此调此韵唱合，一连唱和了五首，这又堪称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胜事。

三、其他参考资料 1.辛词的艺术成就

辛弃疾继承了苏轼豪放的词风及南宋初期爱国词人的战斗传统，进一步扩大词的题材，几乎达到了无事无意不可以入词的地步。为了充分发挥词的抒情、状物、记事、议论的各种功能，他创造性地融会了诗歌、散文、辞赋等各种文艺形式的优长，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与语言技巧，从而形成辛词独特的风格，“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四库提要》)。

辛词艺术上的独特成就首先表现在雄奇阔大的意境的创造上。决定于辛弃疾战斗的经历和远大的政治抱负，他词里所表现的常是阔大的场景，战斗的雄姿，以及那些具有坚强性格的事物。他爱不怕霜欺雪压的梅花，而不喜欢那经不起风雨的桃李；爱磊落的长松，堂堂直节的劲竹，而不喜欢那瑟缩在寒风里的秋瓜与冻芋。他写长剑是“倚天万里”，写长桥是“千丈晴虹”(《沁园春•期思卜筑》)，甚至写水仙花的盆景也是“汤沐烟波万顷”(《贺新郎•赋水仙》)。突兀的坚定的青山，在他的想象之中，不但妩媚可爱，而且奔腾驰骤，像万马的回旋，像巨犀的拔海而出(注：参看《贺新郎•用韵题赵晋臣敷文积翠岩》及《沁园春•灵山齐庵赋》等词)。他词里不仅出现“红旗清夜，千骑月临关”(《水调歌头•三山用赵丞相韵》)，“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层楼”(《水调歌头•舟次扬州，和杨济翁、周显先韵》)等战斗场景，就是对着水边的鸥鸟，眼前的酒杯，拦路的松树，也会发出军令似的约束；看到红红白白的花朵，也会想起吴宫的训练女兵；在幽静的小窗里听到外面的棋声，也会想起重重围城的被突破(注：《念奴娇•赋白牡丹，和范廓之韵》：“对花何似，似吴宫初教，翠围红阵。”又《新荷叶•再和前韵》：“小窗人静，棋声似解重围。”)。这些生动而夸张的描绘与想象，构成辛词豪放风格的特征。比之苏轼，辛词是更生动，更突兀，有时笔酣墨饱，气势飞舞，那是苏词里所没有的意境。而由于他一直处在南北分裂时期，又经常受到妥协投降派的排挤和打击，辛词里也不可能有苏轼那种空旷、洒脱的表现。

其次表现在比兴寄托的手法上。由于辛弃疾是从北方“归正”来的军人(注：南宋王朝歧视那些从北方归来的人物，称他们为“归正人”)，他的恢复中原统一中国的政治抱负既和偷安江南的小朝廷不相容，他政治上的孤危地位和屡遭毁谤的身世又警戒他不能肆意逞辞；这就使他有时不能不采取幽隐曲折的比兴手法，表现他百折不挠的战斗精神。这部分词有时托儿女之情，写君臣之事；在芬芳悱恻之中，露磊落不平之气。它像伏流千里遇隙激射的清泉，又像密云不雨时闪现的电光，透露了这倾斜欲倒的百年大厦将要在暴风雨里崩坍的消息。下面这首他从湖北转官湖南时写的《摸鱼儿》，是在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作品。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这词上半主要在通过作品主人公的惜春而又怨春，表现他对南宋王朝“爱深恨亦深”的矛盾心情。下半更托为蛾眉遭妒表现他对自身遭遇的不平。“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是对当权的妥协投降派的诅咒，说他们总有一天要断送了国家也葬送了自己。至于用斜阳烟柳讽刺昏暗王朝，就更明显。《鹤林玉露》说宋孝宗“见此词颇不悦”，是相当可信的。辛词这种手法继承了《离骚》香草美人的传统，同时接受了婉约派词人的影响。由于作者还只能把恢复中原的希望寄托于腐朽的南宋王朝，在他对这王朝表示绝望的同时，就不能不给作品带来悲观的色彩。

词到了辛弃疾，开始运用大量的典故，因此前人有的认为他“掉书袋”。所谓“掉书袋”是指滥用书本材料来炫耀自己的渊博。辛弃疾的部分作品如选用和某一个朋友同姓的古人古事来对他颂扬，或全词集经语，都表现了这种封建文人的习气。但是必须看到，辛词更多地方的用典是为了托古喻今，像上举《永遇乐》、《水龙吟》等词所表现的，那实际上和他的比兴、寄托手法有其相通之处。

上述两方面的艺术成就，表现了作家的爱国热情、政治理想与丑恶现实的尖锐矛盾，同时形成了辛词的浪漫主义的艺术特征。

最后还要谈一谈辛弃疾驾驭语言的能力。前人说苏轼以诗为词，辛弃疾以文为词。比之苏轼，他不仅运用古近体诗的句法，还吸收了散文、骈文、民间口语入词。不论经、史、诸子、楚辞以至李杜诗、韩柳文，往往拈来便是，达到了刘勰说的“用旧合机，不啻自其口出”(《文心雕龙•事类》)的地步。如他的《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这词上片结句用杜诗，下片结句用《三国志》注引《吴历》，丝毫不见生搬硬套的痕迹。辛词里像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

辛词里有不少祝寿、迎送的应酬之作，又喜欢和韵、迭韵，以逞才使气；或漫不经心，以文字为游戏。部分作品由于用典或议论过多，未免艰深晦涩，缺乏诗的韵味。

辛弃疾的词和陆游的诗是鼓舞南宋人民反对妥协投降、力争抗金胜利的一对号角，在当时就产生很大影响。而且后来每当民族危机深重的时候，它们的影响就越大。南宋后期的刘克庄、金末的元好问，以及近代的梁启超，都特别喜爱或推重他的词，这不仅出于个人的爱好，同时是当时的民族危机促使他们要从这些作品里汲取精神上的鼓舞力量。2.辛派词人

和辛弃疾以词唱和的陈亮、刘过等和比他稍后的刘克庄、刘辰翁等，词风上都明显受到辛弃疾的影响，形成了南宋中叶以后声势最大的爱国词派。他们用词记交游，发感慨，具有共同的爱国思想倾向，同时进一步把词推向散文化、议论化的道路。他们喜欢采用带有古诗或散文意味的《水调歌头》、《念奴娇》、《贺新郎》、《沁园春》等长调，而象五代北宋词人所惯用的《浪淘沙》、《蝶恋花》、《临江仙》、《踏莎行》等小令却相对地减少了。在语言上较少婉约派词人的雕琢习气，又带来了恣肆粗犷的作风。他们既没有像岳飞、辛弃疾那样的政治抱负与战斗经历，艺术上也不及辛词的精练，这就不能不削弱了作品的动人力量。

四、思考题思路提示

1.你还读过哪些写送别的诗词作品？通过比较，体会辛词抒发感情的特色所在。

诗作如高适的《别董大》、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词作如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苏轼《南乡子•送述古》、张元幹《贺新郎》（梦绕神州路）、陈亮《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辛弃疾《木兰花慢》（汉中开汉业）等。而辛弃疾送别词的特色，主要表现在情感充沛、一气贯注，富有感染力。

2.辛弃疾素以豪放词风而闻名，不过，你能举出他富于婉约词风的作品吗？

如《鹧鸪天》（晚日寒鸦）、《祝英台近?晚春》、《摸鱼儿》、《青玉案•元夕》等名篇。3.谈谈你所了解的南宋主战派主和派的政治斗争。

根据相关资料，由学生讨论。

声声慢（“寻寻觅觅”）

【教学目的要求】

1.了解本词在遣词用字、韵律运用与布局谋篇上的独特之处。2.掌握物境与心境相融的表现手法。

3.了解本词的创作背景及李清照前后词风的不同。4.初步体会性别因素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重点、难点】

1.叠字运用的妙处。2.用韵的特点。

3.细腻而又步步深入的感情蕴涵。4.国家变动与个人创作之间的关联。【所用课时】2课时 【教学内容】

一、作者的生平及创作情况

李清照(1084一?)，号易安居士，济南(在今山东省)人，出生于一个注重文学艺术的士大夫家庭，从小受到熏陶。她的丈夫赵明诚历任知州一类的地方官。他们两人都喜欢收藏和研究金石书画，著有《金石录》。在她的《金石录后序》里，记述了她的婚后生活和她大半生的重要经历。

李清照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女作家，诗和散文都有较高成就，而主要的成就是词。她的创作生活，以1127年金统治者占领汴京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作品多是写她在赵明诚离家外出时所感受的离愁别恨，以及一些描写闺中生活和咏物之作，一般都是局限在个人生活的狭小天地里。

她在后期避难到南方，经历了社会的大变乱，国破家亡，许多痛苦涌上心头，写了一些反映那个时代的作品。如“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悲痛祖国的大好河山沦于敌手。“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指斥了南宋统治集团的萎靡不振，屈膝言和。词中如《添字丑奴儿》(窗前谁种芭蕉树)、《永遇乐》(落日熔金)、《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蝶恋花•上巳召亲族》、《声声慢》(“寻寻觅觅”)，都是抒写她所经历的乱离生活的痛苦和寄托她的故国之思。和她的诗比起来，词显得委婉细腻。

李清照词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语言艺术方面。她的词用典故不多，不追求词藻的秾丽，而是用朴素清新的语言表现她对周围事物的感触和刻画比较细腻的心情，常常写得鲜明生动，感情色彩很浓。有时还采用口语入词，如“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过去有人称赞她的词“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清邹祗谟：《远志斋词衷》)，或者说“以寻常语度入音律”(宋张端义：《贵耳集》)，这都说出了李清照词语言的特色。

李清照写有一篇《词论》，从词的兴起谈到词的写作问题，其中对北宋一些重要的词家都有所评论，谈了他们词作的优点和缺点。她提出写词要“协音律”，认为“词别是一家”，不能和诗一样。这些主张对于词的创作影响深远。

有《李清照集》、《漱玉词》辑本，存词四十七首。

二、文本详析

这首词一名《秋情》，是李清照南渡以后的代表作之一。公元1127年，金兵攻陷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汉族政权南迁，始为南宋。这一重大变故给当时社会各阶层带来影响，李清照的生活也随之发生巨变。千古名篇《声声慢》即写于这样的背景下。

词的开头落笔见奇，以七组十四个叠字描绘出一个凄然寡欢的愁妇形象。第一句“寻寻觅觅”不是写实，而是表现一种无可寄托、若有所失的精神状态。词人所寻觅的是什么呢？词中没有明说，但联系作者的生活经历却不难体味。南渡前，李清照与丈夫感情融洽，志同道合，有着文雅而富于诗意的生活情趣。然而，靖康之难葬送了昔日的一切，丈夫赵明诚离开人世，心爱的文物古籍毁于兵乱，失于窃贼，更令人痛心的是北方国土的沦亡。词人在多难的岁月里备尝艰辛，故而坐立不安，情不自禁地希求寻到一点慰藉。作者并没有直接描绘这种心理，而是赋无形于有形，通过“寻寻觅觅”这一虚化的行动来形象地加以表现。第二句借环境的凄清、肃杀来表现心情，“冷冷清清”既写出深秋气象，也刻画出词人的暮年心境，饱含着只身飘零、孑然独处的寂寞之感。第三句则直抒愁怀。这句中的六个叠字是近义词，相互间有细微区别：“凄凄”言其悲凉；“惨惨”写其抑郁；“戚戚”则绘其忧惧。词人由浅入深，淋漓尽致地勾画出国破家亡为自己造成的极深的精神创伤。

接下去四句，通过眼前生活叙写愁情。“最难将息”表面上是就清晨气候而言，实际又与上文“寻寻觅觅”相呼应，表明女主人公从一清早便心神不宁，沉痛的家国身世之感蕴于其中，却又无处遣愁。“雁过也”三句，进一步刻画了主人公的悲愁心境。征雁“却是旧时相识”，这之中饱含复杂的情味：一则古时有鸿雁传书之说，词人早年生活中丈夫远游在外时，曾热切幻想大雁为自己带来亲人的消息，为丈夫捎去自己的书信，《一剪梅》词中便有“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之句。可如今丈夫亡故，只能目送征鸿，独咽悲伤。二则南渡之后，词人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被金人占领的家乡。她曾在词中沉痛地写道：“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菩萨蛮》）而今望见大雁，想到这雁正是从北方沦陷区飞来，不禁生出浓重的思旧怀乡之情。此处“旧时相识”并非实指，是词人借特定景观将种种情愫凝聚为一体，以突现天涯沦落的悲伤。

词的上片，字里行间处处含愁。下片紧承上文，依然就主人公之愁铺叙开去。“憔悴损”即是写花，又是自喻，比兴之中，倾注着一腔悲情。“守著窗儿，独自怎生得黑”这两句更写出了词人度日如年的心理感觉，又暗示了即使熬到天黑，那漫漫长夜亦不知怎样捱过的忧愁。这两句用语平易，但作为韵脚的“黑”字属于极难押的险韵，故诗家罕用。而李清照功力深厚，押得既稳妥又自然，赢得评论家赞赏。“梧桐”二句与上片“晓来风急”相呼应，写黄昏时分秋雨梧桐引起的哀愁，同时点出这首词描述的是一整天的情状。自汉代枚乘《七发》中写过“龙门之桐……其根半死半生”后，人们常用“梧桐半死”比喻丧偶。而今，梧桐已使词人忧伤，再加上连绵秋雨，使人越加烦闷难耐。“更兼”二字，点出不堪听闻之意，“到”字诉说时间之长，“点点滴滴”则既写声音、状态，也写主人公感受。

作品结尾，词人在以上晓寒、淡酒、风急、雁过、黄花堆积、梧桐细雨、残秋黄昏等一系列镜头组成一幅天然的悲凄画面之后，将难以名状、无法解脱的苦闷汇为沉痛之极的两句：“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此处的“愁”，实为全篇总旨，从而将人物的情感推向高峰。而反诘的语式，既收束全词，又辟出新境，给读者留下想象的余地。

就艺术性来看，这首词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首先，叠字的运用，突现了这首词的语言特点。叠字是古代诗歌的一种语言艺术，运用得好，可以加重语气，增强情感，突现事物特征，同时造成一种急促、跳动、铿锵的音乐效果，使作品更富于感染力。不过，在李清照之前，诗词中叠字的运用多以四字、六字、八字为限，而李词首句即连下十四个叠字，且质朴清新，自然流畅，准确表达了词人所处的环境和心理状态。后来有些作家曾着意仿效，如元代乔吉连用二十八叠字作成的《天净沙》（见课本“平行阅读”），但雕琢之痕十分明显，无法与之媲美。

在韵律方面，词作也显示了作者独特的造诣。《声声慢》的词牌历来多平韵格，李清照却选择了入声韵。入声短促幽咽，创造出一种饮咽吞声的艺术效果。与此同时，词中又配以众多的齐齿音字和舌音字。九十七个字中，这类字竟占五十七个，如寻、觅、凄、息、积等齐齿音字，点、滴、得、第等舌音字，交相重叠，造成一种啮齿切语的音调，仿佛女主人公在哀哀自诉。

在章法上，《声声慢》不是一般融情于景，而是把握女主人公内在心绪和外界事物之间的矛盾关系，采用一情一景的手法，愈写愈深。同时，词作在结构上打破前后片界限，层层铺开，一气贯注，在心境与物境相互作用和相互矛盾的不断扩大过程中，将愁绪聚结到难以遏止的地步，充分表现出词人杰出的艺术才华。

三、其他参考资料

1.李清照《声声慢》辑评

[明]杨慎《词品》卷二：宋人中填词，李易安亦称冠绝。使在衣冠，当与秦

七、黄九争雄，不独雄于闺阁也。……《声声慢》一词，最为婉妙。……山谷所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者，易安先得之矣。

[明]茅暎《词的》卷四：连用十四叠字，后又四叠字，情景婉妙，真是绝唱。后人效颦，便觉不妥。

[清]刘体仁《七颂堂词绎》：柳七最尖颖，时有俳狎，故子瞻以是呵少游。若山谷亦不免，如“我不合太撋就”类，下此则蒜酪体也。惟易安居士“最难将息”、“怎一个愁字了得”，深妙稳雅，不落蒜酪，亦不落绝名，真此道本色当行第一人也。

[清]许昂宵《词综偶评》：此词颇带伧气，而昔人极口称之。殊不可解。

[清]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七：十四叠字，不过造语奇隽耳。词境深浅，殊不在此。执是以论词，不免魔障。

[清]梁启超：此词最得咽字诀，清真不及也。（《艺艺馆词选》乙卷）2.李清照的艺术成就

李清照是中华诗史上杰出的女作家。她诗、词、文、赋，金石、书、画无所不精，而尤以词的艺术成就最为突出。王的《碧鸡漫志》称：“易安自少年便有诗名，才力华赡，逼近前辈，在士大夫中已不多得，若本朝妇人，当推文采第一。”杨慎《词品》谓：“宋人中填词，李易安亦称冠绝。使在衣冠，当与秦

七、黄九争雄，不独雄于闺阁也。”王士禛《花草蒙拾》云：“婉约以易安为宗，豪放惟幼安称首，皆吾济南人，难乎为继矣。”沈谦《填词杂说》将李清照与李后主并提说：“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李清照在词史上成就卓异，屹然为一大宗。诗文的创作也斐然有声，卓有独诣。

李清照词在群花争艳的宋代词苑中，独树一帜，自名一家，人称“易安体”。“易安体”之称始于宋人。侯寅《眼儿媚》调下题曰：“效易安体。”辛弃疾《丑奴儿近》调下题曰：“博山道中效易安体。”当代学界对“易安体”也有所研讨。词作自成一体，表明已形成鲜明的个性风神。其特点：

一是倾掳真挚情。真情是词之骨，词之言情，贵得其真。李清照之前，婉约词人多以男性写艳情幽怀，李清照则是以女性本位写自我爱情悲欢和亲历的家国巨变而获得空前成功的第一人。其前期的恋情词，如《一剪梅》、《凤凰台上忆吹箫》等，满纸至情，连篇痴语，自然率真最能体现女性纯诚细腻的灵性，这是男性作家代人立言的恋情词所无法比拟的。其后期怀；日写愁的伤乱词，如《武陵春》、《声声慢》、《永遇乐》、《人孤雁儿》等篇，字字血泪，声声呜咽，一派凄楚，动魄惊心，这“载不动”的“许多愁”，止不住的“千行泪”，“凄凄惨惨”的情怀，无地倾诉的“万千心事”，全是发自肺腑的心声，来不得半点雕琢矫饰。这些融和着家国之变、时代沧桑的悲慨之曲，来自情挚意浓的词人，植根于真实生活感受，是李清照坎坷生涯、悲剧人生、灾难时代的映现。

二是熔炼家常语。《漱玉词》的语言，有与众不同的鲜明个性。柳永是把词引向市井的开拓者，他用语通俗明畅，然好为徘体，偶涉蝶默，周邦彦变俚为雅，措词精工，施采丽密。李清照遣词造语，自出机抒，创造了以自然率真为主要特色的文学语言。所谓“以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彭孙通《金粟词话》）。如“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凤凰台上忆吹箫》）。仿佛毫不经意，冲口而出，但仔细体味，却含意多层，十分精细。亲人远别，千言万语无从说起；分手已定，重重心事，说又何用；离恨别苦，难以启口的内心隐秘，刺人衷肠，宁可自我承受，不愿再增加行者负担。这重重思绪，微妙心态，全用家常语道出而含蕴绵绵不尽。漱玉词的口语化、通俗化，并不走向淡乎寡味、松散无力，因为它是在口语基础上匠心独运、提炼加工的结果。故而落笔精警雅隽，语工意新。如“雪清玉瘦”、“浓烟暗雨”、“被翻红浪”、“柳眼梅腮”、“红稀香少”、“云阶月地”云云，平易清新，精妙传神，正是“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三是善用白描法。漱玉词不重故实，不过多化用前人诗文，而长于以白描手法创造动人的意境。易安的白描与柳永的“细密妥溜”、美成的富艳典重不同，而是“冲口出常言，境界动心魄”。如《醉花阴》写离思凝重：“帘卷西风，人似黄花瘦。”《永遇乐》写孤寂失落：“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均以直白之语，写深浓之情，有场景，有人物，有衬映。阶前花下心系伊人，刻骨相思的形象，闭关帘底，孤苦零丁，将无穷悲伤一己吞咽的心态，呈现眼前，栩栩纸背，令人一睹难忘。《漱玉词》的白描，具有浑成、含蓄、宛曲的特点，因而毫无浅易平直之迹。《行香子》煞拍：“甚霎儿晴，霎儿雨，霎儿风！”虽系以口语描述天象，不免使人联想起人间风云变幻、爱河如许**，其深层意蕴是领略不尽的。

四是讲求韵律美。李清照论词很重视声律，所谓歌词分五音六律、清浊轻重，她的创作实践了自己的理论。这是由词作为一种乐诗特质决定的。《漱玉词》讲究声情，喜用双声叠韵，选辞注重声韵美。夏承秦曾举其《声声慢》为例。

刘勰论作家和艺文风调之大别，曾谈到作家体性不同，“气有刚柔”、“文之任势，势有刚柔”。李清照诗文词赋，韵致多样，刚柔兼具，其审美风姿，也卓有独诣。李清照历来被推为“词采第一”、“婉约之宗”。其词作以柔美见胜。„清思细腻执著，意象轻灵疏淡，意境密丽婉曲，风致委婉清雅，构成了《漱玉词》特有的阴柔美。李清照以女性本位，运用精于抒情的词体，表现少女之天真、少妇之缠绵、嫠妇之凄苦，使其词作带有独特的柔婉美和悲剧性，具有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漱玉词》继承婉约派的创作风情和手法，又有所开拓创新。其表现是笔力俊爽疏宕，意境展延开阔，风韵柔中带刚，时露崛强之气。如《蝶恋花》写别怀：“……借别伤离方寸乱，忘了临行，酒盏深和浅。好把音书凭过雁，东莱不似蓬莱远。”既写别怀之乱，又言音问易通，以爽俊之笔，开解沉抑之情。《鸥鸽天》写怀人：“秋已尽，日犹长。仲宣怀远更凄凉。不如随分尊前醉，莫负东篱菊蕊黄。”视力不局限于闺帏物事，笔锋伸展而及于王粟怀远、陶潜赏菊，思路藐远。《渔家傲》记梦词，写“天接云涛”，星转帆舞，与天帝对话。境界阔大，想象瑰丽。路长日暮之嗟，诗徒惊人之慨，感伤深沉。《寥园词选》谓为“浑成大雅，无一毫钗粉气”。《历代名媛诗词》评曰：“玩其笔力，本自矫拔，词家少有，庶几苏辛之亚。”《漱玉词》的这些特色确与苏、辛有一脉相通之处。沈曾植《菌阁琐谈》谓“易安调傥有丈夫气，乃闺阁中之苏、辛”，“自明以来，堕情者醉其芬馨，飞想者赏其神骏”，这不是偶然的。李清照词以婉约称胜，但它是柔中有刚，婉中含豪，刚柔融通的。

李清照文章流传不多，但无论书序、札启、辞赋都有佳构，且长于四六骄俪，博于用史使事，运笔曲伸自如，行文声情并茂，并大都贯穿着关注现实国运的时代精神、爱国情愫。绝不拘囿于闺帏闲情，诚如古人所评，显见出她“才高学博，近代鲜伦”。据此，我们可以说：李清照诗、词、文、赋悉有独诣，在艺术风调上阴柔美臻于极致，而阳刚气一脉贯通。

四、思考题思路提示

1.分析这首词如何使物境与心境相互契合，从而使悲愁描写步步深入。

如作者抬眼空中“雁过也，”内心感触悲凉，“却是旧时相识”；又如眼前“满地黄花堆积”，愈加触动情怀，“如今有谁堪摘”，景随步移，情触景生。2.你所读过的古典诗词中，还有哪些也是借助声调韵律来抒情写意？

如李颀的《送陈章甫》，李贺的《送沈亚之歌》、《浩歌》及《罗浮山人与葛篇》。3.你从本词能体会到李清照作为女性作家的特有气质吗？

伤感和惆怅，是一种最富有诗意的情感，它不是强烈的生活失意的直觉体验，而是一种莫名的孤寂感。通常它总是发生在气质敏感、感情细腻、学养天分较高的诗人词人身上，李清照即是如此。

庄子·秋水（节选）

【教学目的要求】

1.寓言与比喻的特点及其所蕴含的独特推理方式。2.《庄子》的文学价值和历史地位。【重点、难点】

1.了解《庄子》散文以寓言说理的特点和汪洋恣肆的语言风格。

2.阐述文章所包含的深刻哲理，引出关于人类认知的有限性等问题的思考。【所用课时】2课时 【教学内容】

一、作者的生平及创作情况

此人活在距今两千三百年前，人们叫他庄子。子者，男子之美称也。庄子，这是尊敬的称呼，亦即庄先生。先生活着的时候，履历不显，声名不彰，又厌烦交际，所以除了随身的几个弟子，少有人认得他。他死后两百年，司马迁著《史记》写老子列传，顺便把他的小传附录在老子列传之后。附录小传当然简略，仅有235字。字虽少，也算难为司马迁。你要知道，司马迁那时搜集庄子的材料，庄子已死了两百年。两百年间，经历暴秦焚书，又遭楚汉厮杀，以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先秦史料星散，搜集工作多么难做。试看我们今日，搜集一些一两百年前曹雪芹的材料，立个小传，多难。偏偏传闻比事实更有趣，向声背实，误假为真，笔下哪能无错，又添益了存真之难。由是观之，这235字的《庄子小传》，真实程度恐怕不高。尤其后半部分102字写楚威王派人来请庄子去做相爷一事，最受今人质疑。的确，这像传闻，不像事实。由于所写庄子的答话很有趣，又能映照出庄子的清高与诙谐，便误假成真，被司马迁看晃眼了。235字减去102字，可怜仅剩133字，小传就更小了。

再说这133字，还得减去司马迁对庄子著作的评论，因为这不能算是史料。这样一减，所谓小传便只剩下五句了。这五句可顺序编号如下：

（一）庄子者，蒙人也，名周。

（二）周尝为蒙漆园吏，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

（三）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与老子之言。

（四）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

（五）其言恍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从

（一）可知，庄先生单姓周。周字怎样解释？他自己在《庄子·外篇·知北游》中作过解释。其言曰：“周，遍，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周就是普遍，周就是共同。取名为周，可能隐括《易经·系辞》所说“周乎万物，道济天下”之意。怀着大志，怕人不懂，所以著书时特别解释了这个周字。还知庄先生是蒙人。蒙，又名萧蒙或小蒙，其地在宋国国都商丘的郊区。蒙人当然是宋人。宋国贫弱，境辖今之河南省东角、山东省西角、安徽和江苏两省的西北角。当初周武王伐纣王，灭掉商朝，划出中原连成一片的最穷困地区，建立一个宋国，以便发配商朝的“亡国奴”，也算给出路吧。国既贫弱，民智难免雍蔽。先秦诸子著作说到蠢人，多称其为宋人。庄子虽是宋人，也不放过自己的同胞。《逍遥游》篇，千里迢迢贩卖帽子到越国去的傻瓜是宋人，贱卖祖传护肤秘方的练丝专业户也是宋人。《山木》篇，分不清姨太太谁美谁丑的旅馆主人是宋人。《外物》篇，全城小贩协助别人哭丧，哭死一半的大笑话，发生在宋国首都。《列御寇》篇，被骂作“舔屁眼”的曹商又是宋人。庄先生是宋国人，司马迁之后的刘向、班固、张衡皆持此说。

从

（二）可知庄先生做过管理漆树园林的吏员。司马迁用一个“尝”字，是说曾经做过，后来离职了。这个公职做了多久，没法知道。想来总是年轻时做过吧。这个漆树园就在蒙地，所以才说蒙漆园吏。旧说漆园乃邑地名，不是漆树园林，吾不取也。宋国国有漆树园林，想来不止一处，而庄周管理的这一处在蒙地，故称为蒙漆园，这还说的通吧。漆之为物，不但用于宫室、家具、时期、什器，且为战备所需，不可或缺。兵器、甲盾、战车都要糅过，否则不耐战用。漆是重要物资，设置吏员管理国有漆树园林，当可理解。还知庄先生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梁是宋的西邻国，齐是宋的东邻国，距蒙地皆不远，所以司马迁拿这两位国王做时间坐标。这两位国王恰好孟子都见过，事见《孟子》书中。如此说来，庄子与孟子竟是同代人。所迥然相反者，庄子守默以葆光，藏身陋巷著作，孟子逞辩才而扬己，游说诸侯猎名，一隐焉，一显焉，互不联系。孟子战斗激情洋溢，批杨朱批墨翟批许行，以“正人心，息邪说”为己任，为何不批庄周？宋代有学者这样问。朱熹回答云，“他只在僻处自说”，孟子未听说过，从何批起。不过我认为，纵然听说过，也不必去批。按照孟子的观点看，庄子的那一套虽然反动有害，毕竟不来抢孟子的饭碗，因为没有哪个诸侯会采纳那一套，这就不同于杨、墨、许之流，视而不见算了，批他做啥。批了反而替他扬名，不值。庄子生卒之年，很难落实，各家考证都属猜测。吾从众吧，假定生于公元前369年，卒于公元前286年。果如此，他应诞生在周显王元年（也是梁惠王元年），比孟子小3岁，比屈原大29岁。到他51岁那年，宋国暴君名偃的那家伙宣布称王，史称宋王偃。到他83岁那年，宋国亡了，他也逝世了。他逝世八年后，屈原投江自杀。这些坐标有助与我们看清他一生的时间位置。

从

（三）可知庄先生博学，读遍当时各家各派著作，而归宗于道家鼻祖老子的学说。不只是司马迁，我们读完《庄子》，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来。

从

（四）可知庄先生著书十余万言。今本《庄子》共有33篇，分属内篇、外篇、杂篇3个部分，仅有65，000千余字。班固著《汉书·艺文志》却记载说“《庄子》50篇”，未说多少万言。学者多认为52篇的是古本《庄子》，晋代郭象做注释时，删掉其中不伦不类的篇什，整而洁之，乃成33篇的今本《庄子》。《庄子》的作者就是庄先生，原无疑义。从宋代起，竟成问题，聚诉至今。今人高亨认为《庄子》的外篇和杂篇不是庄子写的。为此举出三证，亦颇有力。一，《胠箧》一篇“田成子十二世有齐国”乃庄子死后事。二，《盗跖》一篇“汤武立为天子，而后世绝灭”亦庄子死后事。三，《列御寇》一篇“庄子将死，弟子欲厚葬之”显然不是将死的人写的。一二两证可用弟子或有补笔答之。第三证不懂得庄子在写寓言，戏拟临终对话罢了。

从

（五）可知庄先生不被统治者重用，甘心寂寞，著书自娱。司马迁说的“适己”也就是自娱。

（摘自流沙河《庄子现代版》）

二、文本详析

《秋水》在《庄子》外篇，取篇首二字为题，主旨是阐述认知与价值判断的相对性。全文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河伯与北北海若的对话，七问七答，为全篇之主体。第二部分，为其余六节，文意不相连属，疑为庄子后学仿作或散段而羼入者。本文选取第一部分的前两节，通过河伯与北北海若的两段问答，形象地阐述了小大之辨及其不确定性，得出人类认知与价值判断具有相对性的认识论判断，进而引申出对得失、生死泰然处之的生存哲学。

文章一开始，就以精练传神的笔墨，描绘了秋水时至、百川灌河的宏伟景象，由此自然引发出河伯的骄傲自满之情。接着又从东流入海的河伯的视角，见出大海的浩淼无际，由此自然引发出河伯的惭愧无地和望洋兴叹。在此简单明了的自然现象中，读者的视野也和河伯一样顿然开阔。此段文字，可谓极尽行云流水之妙，笔意与水势仿佛已相浃俱化，了无分际。而北海若的议论，也就借此形象的呈现自然地涌流而出。以“井蛙”、“夏虫”、“曲士”三个比喻，北海若精辟地说明了认知判断总是受到生存处境的局限的道理；又以“礨空之在大泽”、“稊米之在大仓”、“毫末之在马体”三个对比强烈的比喻，形象地阐发了小与大之分别。这段文字，可以说是《逍遥游》篇“小知不及大知”的精彩发挥。而当河伯在破除了自以为是的成见，随即又陷入了小不及大的新成见时，北海若又从“量无穷”、“时无止”、“分无常”、“终始无故”等四个方面，越过具体的感性直观层面，思辨地阐述了他相对主义的时空观和变化观，并从这一自然哲学的洞见中，进一步引申出“得而不喜，失而不忧”、“生而不悦，死而不祸”这种超脱旷达的人生哲学，充分体现了庄子哲学贯通天人的周延性。至于“计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时，不若未生之时”，则又是《养生主》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之论的发挥。这个见解足以提醒我们，在无限广阔而深邃的世界面前，人类应保持谦逊的态度和清醒的自我反思意识。

以寓言来阐说哲理，在《孟子》、《韩非子》等先秦诸子的散文中也可以看到。但是在孟子那里，以寓言说理只是偶一为之，而不是像庄子这样，以如此密集的寓言为文章之主干，把哲学论文几乎写成了一部寓言故事集。在《韩非子》中，也有极为丰富的寓言故事，就数量而言甚至超过了《庄子》，其中所蕴涵的哲理也极为深刻和精警，但却不像庄子这样，以超常乃至怪异的想象，构想出如此恢诡谲怪的人物和世界。可以说，《庄子》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汪洋恣肆的文章风格、“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刘熙载《艺概·文概》）的形象世界，在本文中都得到了相当清楚的体现。正因为如此，人们更倾向于认为，《秋水》之文，非庄子不能作，其思想与文体，在《庄子》全书中均堪称一等。

三、其他参考资料 1.《庄子》二则 《庄子·天下》说：“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于本也，弘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庄子·寓言》说：“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与己同则应，不与己同则反；同于己为是之，异于己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为耆艾。年先矣，而无经纬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无以先人，无人道也；人而无人道，是之谓陈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言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 2.历代评论选

● 明代方孝孺《逊志斋集》卷十二《张彦辉文集序》说：“庄周为人有壶视天地、囊括万物之态，故其文宏博而放肆，飘飘然若云游龙骞不可守。荀卿恭敬好礼，故其文敦厚而严正，如大儒老师，衣冠伟然，揖让进退，具有法度。韩非、李斯峭刻酷虐，故其文缴绕深切，排搏纠缠，比辞联类，如法吏议狱，务尽其意，使人无所措手。”

● 清代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说：“大约太白诗与庄子文同妙，意接而词不接，发想无端，如天上白云卷舒灭现，无有定形。” ● 清代刘熙载《艺概·文概》说：“《庄子》文看似胡说乱说，骨里却尽有分数。彼固自谓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也，学者何不从蹈大方处求之？

《庄子》文法断续之妙，如《逍遥游》忽说鹏，忽说蜩与学鸠、斥鷃，是为断；下乃接之曰„此小大之辨也'，则上文之断处皆续矣，而下文宋荣子、许由、接舆、惠子诸断处，亦无不续矣。

文之神妙，莫过于能飞，《庄子》之言鹏曰„怒而飞'，今观其文，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殆得„飞'之机者。乌知非鹏之学为周耶？

意出尘外，怪生笔端，《庄子》之文，可以是评之。其根极则《天下》篇已自道矣，曰：„充实不可以已'。

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世说新语》成书又一变。此诸书，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惟涉而不溺，役之而不为所役，是在卓尔之大雅矣。

文家于《庄》、《列》外，喜称《楞严》、《净名》二经。识者知二经乃似《关尹子》，而不近《庄》、《列》。盖二经笔法有前无却，《庄》、《列》俱有曲致；而《庄》尤缥缈奇变，乃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也。” ● 闻一多《庄子》（载《闻一多全集》之二）说：“庄子的文学价值还不只在文辞上。……他的思想的本身便是一首绝妙的诗。

一壁认定现实全是幻觉，是虚无，一壁以为那真正的虚无才是实有，庄子的议论，反来覆去，不外这两个观点。那虚无，或称太极，或称涅槃，或称本体，庄子称之为„道'。……有大智慧的人都承认道的存在，信仰道的实有，却不象庄子那样热忱的爱慕它。在这里，庄子是从哲学又跨进了一步，到达文学的封域。他那婴儿哭着要捉月亮似的天真，那神秘的怅惘，圣睿的憧憬，无边际的企慕，无崖岸的艳羡，便使他成为最真实的诗人。

庄子的著述，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客中思家的哀呼；他运用思想，与其说是寻求真理，毋宁说是眺望故乡，咀嚼旧梦。他说„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一种客中百无聊赖的情绪完全流露了。他这思念故乡的病意，根本是一种浪漫的态度，诗的情趣。并且因为他钟情之处，„大有径庭，不近人情'，太超忽，太神秘，广大无边，几乎令人捉摸不住，所以浪漫的态度中又充满了不可逼视的庄严。是诗便少不了那一个哀艳的„情'字。《三百篇》是劳人思夫的情；屈宋是仁人志士的情；庄子的情可难说了，只有超人才载得住他那种神圣的客愁。所以庄子是开辟以来最古怪最伟大的一个情种；若讲庄子是诗人，还不仅是泛泛的一个诗人。

读《庄子》，本分不出哪是思想的美，哪是文字的美。那思想与文字，外形与本质的极端的调和，那种不可捉摸的浑圆的机体，便是文章家的极致；只那一点，便注定了庄子在文学中的地位。……这境界，无论如何，在庄子以前，绝对找不到，以后，遇着的机会确实也不多。

如果你要的是纯粹的文学，在庄子那素净的说理文的背景上，也有着你看不完的花团锦簇的点缀……诗，赋，传奇，小说，种种的原料，尽够你欣赏的，采撷的。这可以证明如果庄子高兴做一个通常所谓的文学家，他不是不能。

寓言成为一种文艺，是从庄子起的。……谐趣和想象打成一片，设想愈奇幻，趣味愈滑稽，结果便愈能发人深省——这才是庄子的寓言。”

● 扬之水《先秦诗文史》说：“庄子和孔子，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性格，影响于后世的文学，也是如此。可以说，孔子是把人放在一个历史的社会的秩序里，庄子则把人放在宇宙的生命的秩序里。孔子系心于日用伦常中的人生，庄子关怀着天地大化中的人生。孔子是为人之道，庄子乃为生之道。孔子奠定了根基，所以是深厚。庄子拓展了视野，所以特别有着精神世界的广大。„天地并与，神明往与'，即与天地同体也，与造化同运也。发之为文，在孔子，是触处皆实理；在庄子，便触处皆幻相。”

四、思考提示

1.你认为这种对话体在说理时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不足？

对话体多通过两个人物的问答和辩论来阐述道理，善于将不同思想的碰撞或逻辑思辨的过程有机地呈现出来，其语言也容易具有生动、活泼和个性化的特点。其不足之处是思路和逻辑有时不够严谨。

2.在先秦诸子中，还有谁喜欢用寓言故事来阐述其哲学思想？

韩非子。《韩非子》中的《内储说》、《外储说》、《说林》、《喻老》、《十过》皆为寓言故事之专集，其数量居先秦散文之首。然其寓言主要取材于历史和现实，与庄子寓言的奇幻谲怪呈现为完全不同的风格。

3.在阐述哲理时，本文使用了多种修辞手法，请指出来，并说明其效果如何。

拟人、比喻、对比、排偶，说理形象而有力。

4.本文中有若干语句，在后世化为人们习用的成语，请指出来。

望洋兴叹、贻笑大方、坐井观天、太仓稊米。

5.比较庄子和孟子的文章风格，谈谈二者间有何差别？

教师引导学生自由讨论。

楚辞•渔父

【教学目的要求】

1.了解文章的文学表现手法和文体的特点。2.理解文章所表现出的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3.了解传统诗词中的渔父意象及其文化意蕴。【重点、难点】

1.文章的文学表现手法和语言特点。2.文中所体现的古人的人生态度。【所用课时】2课时 【教学内容】

一、作者的生平及创作情况

屈原的生平资料，比较可信的仅有《史记》中一篇传记。这篇传记似乎存在错乱，有些地方不易读明白。现在加上屈原作品中的自叙，和研究者中较流行的看法，姑且对他的生平描绘大致轮廓。

屈原（约前340—约前277）名平，字原，是楚国的同姓贵族。祖先封于屈，遂以屈为氏。屈原年轻时受到楚怀王的高度信任，官为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本传），是楚国内政外交的核心人物。据推算，他当时仅二十多岁，可谓少年得志。后有上官大夫在怀王面前进谗，说屈原把他为怀王制定的政令都说成是自己的功劳，于是怀王“怒而疏屈平”（同上）。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职后，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

这以后，楚国的内政外交发生一系列问题。先是秦使张仪入楚，以财物贿赂佞臣靳尚和怀王宠妃郑袖等人，用欺骗手法破坏了楚齐联盟。怀王发现上当后，大举发兵攻秦。可是，丹阳、蓝田战役相继失败，并丧失汉中之地。此时屈原曾受命使齐修复旧盟，但似乎没有结果。此后由于怀王外交上举措失当，楚国接连遭到秦、齐、韩、魏的围攻，陷入困境。大约在怀王二十五年左右，屈原一度被流放到汉北一带，这是他第一次被放逐。

怀王三十年，秦人诱骗怀王会于武关。屈原曾极力劝阻，而怀王的小儿子子兰等却力主怀王入秦，结果怀王被扣不得返回，三年后死于秦。在怀王被扣后，顷襄王接位，子兰任令尹（相当于宰相），楚秦邦交一度断绝。但顷襄王在接位的第七年，竟然与秦结为婚姻，以求暂时苟安。由于屈原反对他们的可耻立场，并指斥子兰对怀王的屈辱而死负有责任，子兰又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造谣诋毁屈原，导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带，时间约为顷襄王十三年前后。

在屈原多年流亡的同时，楚国的形势愈益危急。到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预示着楚国前途的危机。次年，秦军又进一步深入。屈原眼看自己的一度兴旺的国家已经无望，也曾认真地考虑过出走他国，但最终还是不能离开故土，于悲愤交加之中，自沉于汨罗江。他自杀的日子，可能是五月五日或距这一天很近。五月五日原来是楚地的传统节日，后来人们就把这一天作为纪念屈原的日子，其本来意义，反而鲜为人知了。

屈原与楚国最高统治集团的冲突，出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外交方针上，屈原主张与强秦对抗，具有远大眼光。而怀王贪利受骗，顷襄王畏怯妥协，都不能接受屈原的正确主张，反而因为他坚持己见而加以惩罚。在内政方面，屈原主张“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实行使国家富强的“美政”。他向慕儒家传说中的圣君贤臣，对政治抱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态度。同时他又蔑视那些贪鄙的贵族，主张改革内政，这当然也会使许多人与他为敌。此外，屈原的性格，也是造成他的悲剧的重要原因。从屈原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一个感情激烈、正直袒露而又非常自信的人，这种性格加上少年得志，使他缺乏在高层权力圈中巧妙周旋的能力，因而也就难以在这个圈子里长久立足。还在屈原受到重用的时候，上官大夫就轻而易举地使怀王疏远了他，这不能说完全是由于怀王的昏庸（否则无法解释怀王起初怎么会重用他）；应该说屈原的性格，以及他在政治上的理想主义态度，同实际的政治环境本来是难以协调的，何况当时楚国又正呈现衰乱的状态。在历史上，像这种诗人气质与环境的矛盾，不断地造成人生悲剧，同时也造就优秀的文学。

屈原的作品，在《史记》本传中提到的有《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怀沙》5篇。《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25篇，未列篇名。东汉王逸《楚辞章句》所载也是25篇，为《离骚》、《九歌》（计作11篇）、《天问》、《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而把《招魂》列于宋玉名下（《汉书•艺文志》基本上是以刘向、刘歆父子《七略》为依据，《楚辞章句》则是为刘向所编《楚辞》作的注释。所以这两种理应是一致的）。可知对这25篇中部分作品的归属和真伪，汉代就存在争议。大致说来，现代研究者多认为《招魂》仍应遵从《史记》，视为屈原之作；《远游》、《卜居》、《渔父》，则伪托的可能性为大。（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

二、文本详析

《渔父》一文存在着两大疑问，一是作者问题，《渔父》究竟是否为屈原所做，一直以来存在着争议。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将其归入屈原的作品，古人多从此说，但今人持不同看法。郭沫若便认为《渔父》可能是非常熟悉屈原生活和屈原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尽管是与否，论者莫衷一是，但有一点大家是有共识的，《渔父》中那种坚强信念、反抗世俗的精神，是贯穿于屈原辞赋之中的，与屈原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一致。刘勰评此文：“《渔父》寄独往之才，”仅凭作者高洁的品格和精神境界，把《渔父》放在屈原的其他作品中，一点都不逊色。

二是文章所表现的内容，是实录，还是虚构？司马迁把《渔父》录入《屈原列传》，显然是将之视作真实发生的事情，然而宋洪兴祖却认为：“《卜居》、《渔父》，皆假设问答以寄意耳。而太史公《屈原传》、刘向《新序》、嵇康《高士传》或采《楚词》、《庄子》渔父之言以为实录，非也。”无论是实录，还是虚构，《渔父》这种设为问答的方式，创造了不同凡响的文学效果。文章中，屈原、渔父形象分别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在言语往来中，他们各畅所志，把这两种人生选择明白清晰地呈露在读者面前。借助这两个形象的对比，屈原身处困厄时，内心的挣扎得到了完全的表现。应该说，在屈原其他的作品中，这种内心的挣扎也经常存在，在屈原最著名的诗篇《离骚》中，便曾虚构了“女媭（女伴）”的形象，假托女媭责备他，说他的性格太耿直、太孤傲了，劝他从俗从众，借以反映屈原自己矛盾的心态。不过，《渔父》集中地突出了屈原内心的冲突，它的表现方式更为生动、更为具体。

屈原《渔父》对后世文人所产生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渔父”这一形象上。在文章中，渔父作为屈原的一个对立面出现的，屈原要坚持自己的操守，不与世俗妥协，渔父劝他不妨灵活一些，要学会“与世推移”，作者虽然在二者之间有自己明确的选择，但感情态度也没有否定渔父的意思，因为渔父本身还是洁身自好的，在他的和光同尘、不做抗争的主张中，包含了睿智和超脱。其优游容与于山水之间，没有世俗的纷扰，保有自己的一份闲适的心情，如王逸评屈原文中那位渔父：“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怡然自乐。”显然要比劳心苦志、形容憔悴的屈原来说，要轻松、自由了许多。所以，中国古代的文人，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总会对“渔父”的生活状态心向往之，神企羡之。而“渔父”的意象，也就相应地嬗变为触发文人情思的文学“原型”之一。在诗词中，有唐高适的“曲岸深潭一山叟，驻眼看钩不移手。世人欲得知姓名，良久向他不开口”（《渔父》）；李白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柳宗元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宋朱敦儒：“摇首出红尘，醒醉更无时节。活计绿蓑笠，惯披霜冲雪。晚来风定钓闲，上下是新月。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鸿明灭。”（《好事近•渔父词》）；明王士祯：“一蓑一笠一扁舟，一丈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题秋江独钓图》）；等等。绘画中，许道宁、吴镇、戴进等都绘有《渔父图》；古琴曲中有《渔樵问答》、《欸乃》、《渔歌》、《醉渔唱晚》等曲。“渔父”成为中国隐逸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文化因子。

有意思的是，先秦时期，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子也有一篇与屈原《渔父》同名的散文。《庄子?杂篇?渔父》中有两个主要人物：代表道家思想的渔父，和与之对立的儒家创始人孔子。文章以 “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弟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开篇，叙述了“渔父”和孔子之间关于人生价值的对话。孔子秉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人生信念；渔父则道出了法天贵真、虚静无为的观念。文章结尾，孔子为渔父的思想所折服，“孔子再拜而起”，执弟子礼，“请因受业而卒学大道”。

庄、屈两人的同名散文，有同，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是两者都通过自设问答的方式来表现内容，渔父形象的思想观念也比较接近，都是老庄道家一派，主张尊循时命，顺应自然。不过，庄、屈两人在价值趋向上各有侧重。《庄子?杂篇?渔父》贬儒扬道的倾向十分明显，至始至终，代表道家的渔父都高高在上，孔子的屈尊求教和执弟子礼，凸显了渔父“圣人尊之”的地位。屈原《渔父》中，屈原是站在与渔父相对立的立场上的。屈原没有说服渔父，渔父也没有让屈原改变心志，最后在“沧浪歌”中，渔父扬长而去，很好地保持了两种价值观念之间的张力。

三、其他参考资料

1.历代对《楚辞》及《渔父》作品的评价 ● 东汉王逸《楚辞章句》

《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闲，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

● 宋洪兴祖《楚辞补注》 《卜居》、《渔父》，皆假设问答以寄意耳。而太史公《屈原传》、刘向《新序》、嵇康《高士传》或采《楚词》、《庄子》渔父之言以为实录，非也。● 《文心雕龙•物色》

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 梁宗岱《诗与真二集》

《卜居》，《渔父》和《九歌》都是屈原所作。如果不是屈原，必定是另一个极伟大的抒情诗人——结果还是一样。《九歌》即使一部分原来是民间的颂神曲，亦必经屈原(或另一个伟大抒情诗人)底点化，或者干脆就是屈原借来抒发自己底幽思的，不然艺术不会那么委婉雅丽，内容那么富于个人的情调。《卜居》和《渔父》则显然是屈原作来自解自慰的，所谓“借人家杯酒，浇自己块垒”。渔父和卜尹都不过是屈原自我底化身(exteriorisation du moi)，用一句现代语说。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善用“自我底化身”的，屈原而外，有庄子和陶渊明。庄子底寓言用这种写法的极多，且不举例。陶渊明则《形影神》，《五柳先生传》，以及《饮酒》里的“清晨闻叩门”，“有客常同止”，《拟古》里的“东方有一士”都是极完美的例。据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2.文体常识——骚体

韵文体裁的一种。得名于屈原的作品《离骚》。由于后人常以“骚”来概括《楚辞》，所以“骚体”亦可称为“楚辞体”。由于汉代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大人赋》，班固的《幽通赋》，张衡的《思玄赋》等作品与《离骚》体裁相类，所以后者亦被称之为“骚体赋”。这样，“骚体”又包括了与《离骚》形式相近的一些赋。

骚体是屈原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所创造的一种抒情韵文，以《离骚》为代表，一般篇幅较长，句式灵活参差，多六、七言，以“兮”字作语助词。另外，过去有人总结过,“骚”调以虚字为句腰,腰上一字与句末一字平仄相异为谐调,平仄相同为拗调；《九歌》以“兮”字为句腰,句调谐拗亦同。骚体可以称诗,亦可以指赋。汉以后署名蔡琰的骚体《悲愤诗》后半部分，韩愈的《复志赋》，柳宗元的《惩咎赋》、《闵生赋》等均可归入骚体类。3.《渔父》的价值

问：屈原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写作这部作品的？

屈原是一个很有理想的政治家，他对于社会、对于人生，都有自己一种很美好的看法，而且为实现自己美好的理想，一直在奋斗。他的被流放，实际上是他奋斗遇到了挫折、遇到了失败。他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故国处在一个危机当中、个人的事业处在挫折当中这样一个困厄的境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写下了《渔父》。所以《渔父》表现的是屈原自己内心的一种矛盾，以及在矛盾面前，自己最终的一个抉择。我们可以把渔父理解为真的屈原在泽畔碰到一个老人，可能还是一个打鱼的人，和他有过一番类似的谈话。但是，也可能只是屈原自己把自己内心的矛盾，用一种文学的手法表现出来了，也就是所谓的自设问答。这个渔父可能是个虚构的人，他内心里有两面，这两面在他心里形成了一种张力：一面就是社会既然如此，我何苦这么执著呢？我也有能力来适应它。适应它，我的处境就会好起来，至少我不会处在危险的境界里。这是一个声音。可是另一个声音也同时在响，说，我的社会理想、我的政治理想、还有我自己人格的追求，不能够为一时的这种名利，或者是外界的这种诱惑、压力所动摇。我要坚持。那么这两种声音，他把它化为两个形象，就有了渔父和屈原的这番对话。那么这个作品，我们想这样来理解，可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实际上，《渔父》、《远游》、《卜居》，完全可以和《离骚》对照来读。《离骚》也表现了屈原内心的这种矛盾，不过《渔父》是用另一种更灵活、更生动的方式，集中地体现了这样一种矛盾的状态。它通篇没有最后一个结论。屈原没有说服渔父，渔父也没有说服屈原，最后渔父自己扬长而去。但是我们知道屈原，他在这篇作品里，表现的是一种矛盾的心态，但是他最后用自己的行动作了一个结论——这就是自沉于汨罗。当然自沉于汨罗这件事情，用我们今天的人来看，对于这种具体的行为方式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自沉于汨罗所表现出来的，对于自己理想的这种珍爱，对于自己这种操守的坚持，对于自己整个人生价值取向的执著──这样一种精神，我想我们今天仍然应该抱着一种十二分的崇敬。

问：您能进一步谈一下这部作品的艺术价值吗？

当时的人──生活在封建时代的人──只要是作为一个有良心的、有知识的、有头脑的一个读书人，或者说一个世人，或者哪怕是一个一般的人，都有这样一种两难的选择。那么对于我们今天的人，其实何尝不是如此？面临着一种选择，最后自己作出一个和自己的人格有着一种提升意义的最后的决定，我想《渔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它塑造了一个文化范型。那么这种文化范型的影响是长远的。另外还有一点，这篇文章很短小，但是写得很生动，特别是它这种自设问答。这种方式在词赋的发展史上是一种滥觞之作。

问：您能谈谈《渔父》对后世留下怎样的影响吗？

它对后世的影响，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它这里面是两个人物：一个屈原很执著，一个渔父很旷达。可是到后来，对后代的文人发生了影响，这两个形象往往是糅合到一起的。后来人们很多都愿意来谈渔父，实际谈的那个渔父和屈原里的渔父稍有不同：这个《渔父》篇里的渔父，它是作为屈原的一个对面，不是对立面。屈原是要坚持自己的操守，渔父说，不妨随和一些，“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就是说我们可以随环境，自己可以有一个新的选择，我们适应它。我濯缨也罢、濯足也罢，反正我还是濯了。所以他既有自己的某一种原则和立场，或者行为方式，但是又有一种变动。屈原是执著，他是一种超脱。某种程度上他有一种和光同尘，但是到了后来，很多文人都写渔父词，或者是塑造渔父的形象，往往是把这两个结合到一起。面对着一种或者是不理想的，甚至是污浊的、丑恶的社会，那么我要洁身自好。这是一面，这一面和屈原有相似的地方。另一面追求一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的人生境界，把这两个结合到一起了。一方面有一种高洁的人格和人生境界，另一方面我还要自由，要摆脱社会的一些名钩利锁，或者其他方面的束缚。比如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个“独钓寒江雪”的画面和里面的这种意味，我们可以体会。它有一个品格高洁，然后是一种自信。再比如他的另一篇《渔翁》“欸乃一声山水绿”，这也是渔父撑着船远远地逝去了。可是逝去，它不是带着一种和光同尘的说法逝去，而是带着屈原这种理想逝去。它是一种结合。那么这样一种结合在文学史上、文化史上形成了一种传统。我查了一下《四库全书》，《四库全书》里点击一下“渔父”这个词，出现了2，676条。这里面当然不全和屈原的《渔父》有关系，有些和《庄子》的《渔父》有关，有些可能就和一般的渔父有关。但是我大致分析一下，至少不下于千条和屈原《渔父》有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也就是说，它作为一种文化范型，或者是这里面衍生出来的这种渔父的形象，已经成了一种符号。这个符号就是坚持操守、追求自由这样一种人生的代称。甚至于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前几年演的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一开始的主题曲“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为什么要说“渔樵”，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都是有隐逸的味道，而隐逸又和渔父这个意象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作品虽然很短小，但它却成为文学史上，甚至于某种程度上文化史上、思想史上的一个经典。

在《楚辞》里，《渔父》是很特殊的一篇。有两个问题一直在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一个是《渔父》的作者，一个是《渔父》写于什么样的背景，或者说具体的时间。关于作者，古人大多数都相信《渔父》是屈原自己写的，而今人大多数都认为它不是屈原写的。但是，尽管不是屈原写的，也是和屈原关系很密切的人，比如说他的学生写的。也就是说，不管对于它的作者最后的认定是不是屈原，总之，和屈原是有关系的，和屈原的思想和经历都很密切，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他在什么时候写的，或者在哪个地方写的。这大致也是两种说法。一种就是在怀王的后期，屈原被流放到汉水流域的时候，在汉水下游的某个地方写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到了顷襄王的时候，也就是说到了屈原的晚年，在汨罗江附近。“行吟泽畔”写的是洞庭湖湖畔，在这个地方写的。这个作为学术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要找出真相，但对于我们理解这篇作品没有太大影响，因为它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写的，有一个背景是相同的，就都是屈原被流放，政治上被迫害，个人人生遇到了一种困顿，处在困恶之境下写出来的。

（节录自南开大学陈洪教授应央视国际文化频道之邀的讲座 2004年1月14日）

四、思考题思路提示

1.本文通过自设问答的形式表现内心矛盾，你认为这种方式与直抒胸臆相比，优点在哪里？

更加形象生动，对比更加鲜明。

2.在屈原的执著与渔父的旷达之间，你更欣赏哪一个？理由是什么？

供学生自由讨论 3.对比《卜居》，看二者的表现手法有何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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