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央有关部门赴浙江开展专题调研。通过实地走访、面对面交谈切身感受等方式,与浙江的同志一起总结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下简称“千万工程”)的经验启示。“千万工程”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决策,全面实施20年来深刻改变了浙江农村的面貌。如今,全党上下正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广大党员干部要从“千万工程”中深刻领悟“调查研究”之道,推动调查研究工作走心走深走实。
心中有方向,查之有据、有的放矢,调查研究要“带着问题去”。识大势才能方向明,方向明才能步子实。21世纪初,浙江经济社会虽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农村建设和社会发展明显滞后,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突出。村庄布局缺乏规划指导和约束,环境“脏乱差”现象普遍存在,乡村基础设施落后,公共服务缺失。面对这样的发展困境,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广泛听取干群意见、充分研判风险形势的基础上,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启动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实践证明,这是一次卓有成效的调查研究之作,对浙江省加强乡村治理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要有行动,更要见成效。如何才能取得成效?最重要一点就是坚持问题导向,广大党员干部要切实做好调查研究之前的准备工作,对所调查的区域要有系统全面的认识和了解,提前梳理总结出要看的重点、要问的情况、要听的汇报,带着问题去调研,有效避免“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地做无用功,让调研更有目的性、更有针对性,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脚下有力量,明察秋毫、动真碰硬,调查研究要“紧盯问题究”。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千万工程”是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后不久,用118天时间跑遍11个地市,一个村一个村地仔细考察,充分掌握省情农情作出的重大决策。在调查研究过程中,习近平同志紧盯农村环境“脏乱差”、农村经济“来源少、基础弱、发展低迷”等突出问题,决定将村庄整治与绿色生态家园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同步推进环境整治和生态建设,走生态立村、生态致富的路子,并明确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生态账与发展账一起算,整治重污染高耗能行业,关停“小散乱”企业,大力创建生态品牌,积极培育“美丽乡村+”新业态,把“生态优势”变成“民生福利”。习近平同志“严谨踏实、明察秋毫”的调研态度在新时代的今天更值得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在调查研究过程中,我们要强化问题导向,以“问题导向”引领“调研方向”,实行问题大梳理、难题大排查,紧盯突出问题不放手,深究细查、入木三分,敢于直面矛盾,勇于动真碰硬,着力打通贯彻执行中的堵点淤点难点。
眼前有目标,对症下药、精准施策,调查研究要“拿着办法走”。方向明则思路清,目标明则步履坚。在脱贫攻坚战推进过程中,要求“把不清不楚变成一清二楚”“不搞大水漫灌,不搞手榴弹炸跳蚤,因村因户因人施策,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扶贫扶到点上扶到根上”。这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国推进“精准扶贫”明确了目标、确定了方向。20年来,“千万工程”的精准实施、有效落实、持续向纵深迈进,得益于在调查研究后形成的一系列针对性强、适配度高、行之有效的举措做法。广大党员干部在调查研究过程中,要扑下身子、投身基层,把“解决问题”作为推进这项工作的根本目标和开展好这项工作的根本检验标准,沉下心来、脚踏实地,解剖麻雀、体悟实情,在真听真看真研究中找到我们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弱项和死角盲区。要善于拜人民为师,甘当“小学生”,向基层干部“取经”,向农民群众“求学”,自觉问计于基层、问计于群众,从人民群众身上汲取智慧和力量,形成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为科学决策提供坚实依据和有力支撑,以调查研究实现“工作纠偏”,推动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
浙江“千万工程”经验案例学习心得体会研讨发言材料
“千万工程”意义深远,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去透视和解析。从乡村建设的视角看,“千万工程”就是乡村的“建设工程”,它给我们的启示意义至少有四点。
一是乡村建设既要坚持政府主导,又要重视引入市场力量。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资金需求量很大,单纯依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在加大政府对乡村建设投入的同时,创新乡村建设思路,发挥政府财政金融政策“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引入市场机制、建构利益机制,吸引企业、社会、村集体和村民多元主体共同投资和参与乡村建设,这将是解决乡村建设供给不足、资金短缺问题的重要路径。
二是乡村建设既要实现有效供给,又要实现有效管护。实践中,乡村社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于发展需要,不仅与供给乏力有关,而且与这些项目设施的营运与管护不力有关。因此,必须解决好政府、企业、集体、农民等主体谁来营运与管护乡村社区公共性基础设施的问题。基本的思路是:明确相关公共设施的产权归属及其管护主体;强化公共设施规制及其监督监管;发挥乡村社区治理体系中的自治功能;在乡村公共基础设施营运管护中导入市场机制。
三是乡村建设既要防止大拆大建,又要避免低效率配置。也就是说,乡村建设不仅要防止脱离乡村自然与文化特点,甚至侵犯农民权益的大拆大建,也要避免忽视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具有空间效应与规模效应特征,避免守成不变的低效配置。这意味着,往村覆盖、往户延伸的乡村建设并不是静态的过程,而是动态的过程,是在乡村规划先导下,体现乡村人口相对集聚、空间布局不断优化、公共服务效率不断提升的过程。
四是乡村建设既要注重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又要注重发展性。乡村建设必须从自身实际出发,体现乡村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在温饱社会阶段,乡村建设主要着眼于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的生存型乡村建设,但到了小康社会乃至更高社会阶段,乡村建设应体现发展型特点。我国现阶段的乡村建设,大部分地区重视体现乡村的多功能发展,乡村建设要与乡村的产业、生态、文化、治理以及公共服务相结合,促进乡村价值的转化与提升,实现乡村更快更好发展。浙江“千万工程”经验表明,与乡村发展阶段和乡村发展功能有机结合的乡村建设,能包容多元建设主体和多种运行机制,是有效解决乡村建设供给乏力、管护不力、形态单一、活力不足的重要路径。
从乡村建设的治理视角看,“千万工程”也是“治理工程”。20年来,浙江在“千万工程”实践过程中充分发挥多种治理制度的功效,探索建立了“四位一体”的治理体系,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应用价值。
一是“党政合一”的科层治理。浙江“千万工程”之所以能一以贯之、一抓到底,关键在于发挥“党政合一”垂直治理的制度功能。首先,坚持“一把手”亲自抓。坚持把“千万工程”列为“书记工程”,落实“一把手”责任制,建立各级党政主要领导联系一个村制度,形成“五级书记”共抓共管的推进机制。其次,坚持各方协同和分级负责抓。各级均成立“千万工程”领导小组,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职能部门实施、多方共同参与的工作推进机制和落实机制。
二是“智治合一”的精准治理。在“千万工程”的实施过程中,针对公共产品管理虽有规制措施但规制主体职责不清和不到位的难题,探索了将压实地方责任和数字化、信息化相互匹配的规制办法。先后探索出了河长制、道长制、所长制、林长制、田长制等可参照的“简约化”制度选择与安排。农业农村领域数字经济“一号工程”的全面推广,将数字与信息技术同“千万工程”责任制相匹配,实现“智治合一”的精准问责和精准治理。
三是“调动群众”的柔性治理。群众不仅要发动和带动,更要通过合适的制度安排来激励,其中德治与自治是关键。首先是深化村民自治。建立村民互助会、议事会、乡贤促进会等相关自治组织,推动乡村公共事务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其次是增强法治保障。引导干部群众形成自觉守法、全民懂法、遇事找法的乡村法治秩序。再次是激发德治活力。将乡风文明与治理结合,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等对村民行为的引导,用崇德向善的力量,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
四是“激励相容”的市场治理。市场机制是最能体现激励约束相融的制度,不仅在非公共性领域,而且在公共性领域,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也能发挥高效作用。浙江在“千万工程”建设中,积极引入市场机制,赋予相关主体(农民、企业)生态资源利用和公共设施建设(或管护)的使用权与经营权,不断丰富乡村人居环境内涵,提高人居环境水平,激活人居环境市场,将乡村公共产品转化为市场产品,促进“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同时转变相关主体的公共行为。这一系列安排不仅促进了乡村各类休闲产业、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城乡要素的互通和融合发展,而且也实现了乡村自然生态环境、人居环境设施保护与绿色经济发展、公共服务提质的相互促进。
浙江“千万工程”四位一体的制度设计和安排,充分体现了乡村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产品治理中党政领导和群众参与的相互协同、科层制度与市场制度的功能互补、他治与自治的合理匹配、法治与德治的相互融合、数智与治理的有效结合,为乡村建设中社区公共品的有效供给和营运管护,提供了既有理论创新又契合中国特色与实践的治理模式,很值得借鉴。
面向新征程,浙江不断深化与提升“千万工程”,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和龙头、美丽乡村为底色、未来乡村为愿景、共同富裕为追求,致力于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构建“千村向未来、万村奔共富、全域呈和美”的乡村发展新格局,全方位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加快走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省域实践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