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事实上，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就已经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无疑是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发展规律：坚持“两个结合”，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必由之路。
一、坚持“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本质特性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它第一次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百多年来，它不仅指导着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其自身也随着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特别是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由此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共产党率领全国人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伟大历史征程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诞生在十八世纪中叶的欧洲。一方面，欧洲科技革命、工业革命、文化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而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不断冲突，导致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兴起，从而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准备了必要的科技基础、阶级基础、文化基础和实践基础。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进行艰苦的深刻的科学研究之同时，亲身参加和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在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由此，马克思主义与其它一切“主义”“思想”“理论”“学说”之根本不同，就在于马克思主义有着自身特有的本质特征，这就是它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与开放性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了人类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创建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不仅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进程和发展的一般规律，还重点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规律，形成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和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规律，从而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为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根本前提和基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用洋枪洋炮打开了国门，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特别是一批又一批的先进志士，到处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在大浪淘沙中，终于找到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找到了实现中国人民走向自由和解放的正确道路。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目标不仅仅是“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而无产阶级及其人民大众则是“改造世界”的主体力量。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无产阶级是人类社会发展迄今为止最先进的阶级，它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无产阶级的利益不仅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且其自身就是人民的主体构成。因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就是人民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就指明：“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就是因为它植根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人间正道。正是马克思主义这种本质属性，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紧密相结合，从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也从此揭开了在“两个结合”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序幕。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不同时期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探索出适合不同时期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这种结合，归根到底就是在中国不同时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也就是在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实践中进行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说，“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因此，要想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指导，就一定要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我们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用鲜活丰富的当代中国实践来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它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实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想，又在这种实践中使自身不断经受检验、获得丰富发展，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开放性的不断发展的真理。马克思主义既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具有鲜明的开放性与时代性。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马克思主义作为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其理论创新就永无止境。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能够永葆其美妙青春与不竭活力的真正奥秘之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就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中国历史上一切优秀传统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也是一部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的历史。
“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检验，它的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贯彻，它的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了充分彰显！”而坚持“两个结合”无疑是马克思主义这些本质特性的内在要求。
二、坚持“两个结合”是真理的一般特征及其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具有真理发展的一般特征和基本规律。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真理是主观和客观相符合的认识，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真理的一般特征主要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绝对与相对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真理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真理从形式上来说，是主观的；从内容上来说，是客观的。真理体现了主观与客观的一致、符合。因此，真理既具有主观性，又有客观性。真理的客观性是由其内容的客观性所决定。一切真理之所以是真理，就是因为它同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相符合，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真理的主观性是由其形式的主观性与认识主体的能动性所决定。人们要使认识达到真理，必须充分发挥认识主体的能动性，以一定的主观形式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然而，真理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相统一的基础是实践。可是，任何实践，都是在特定的时空中进行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十八世纪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这一特定的实践中产生的，它要在中国得以创新发展，实现其指导作用，就必须根据中国不同时期的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来展开。为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作为真理，在主观上才能具有中国形式，在客观上才能具有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与建设发展规律的客观内容，从而也才能真正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
真理是绝对与相对的统一。任何真理之所以是真理，都是因为其有着与客观对象相符合的属性，即客观性。客观性对于真理而言是绝对的，不具备客观性的认识，无论以什么形式出现，都不可能是真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真理，就是因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具有客观性，也就具有了绝对性。这种绝对性表明，只有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才能真正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发展与成功。然而，任何一个具有客观性和绝对性的具体真理，无论多么正确，都只能是在一定领域、一定层次、一定阶段上与客观对象相符合，而无法穷尽无限的客观对象和客观过程，因而具有相对性。这种相对性，既由于把握真理的认识主体是具体的历史的人，其认识能力总是有局限性的，又由于客观对象本身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同时空中的客观对象也有着自身的特质与特殊规律。真理这种绝对性与相对性统一的特点，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具有绝对性真理—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就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统一，才能守正创新，开辟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真理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科学理论作为真理的一种表现形式，是认识的高级形式。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也就是说，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认识发展的动力，是检验认识是否正确的标准，是认识的最终目的。离开了实践这个基础，认识便成了无源之水，无的放矢。无疑，实践决定认识，但认识一经产生，又反过来对实践具有巨大的反作用，能够指导实践的进行。人类的实践与动物的本能活动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类的实践是有思想理论所指导的社会活动。没有正确的思想和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实践活动就是盲目的，往往要受到难以避免的挫折与失败。特别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来说，理论的指导意义尤其重要。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胜利，正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当然，科学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必须与实践相结合、相一致。也就是说，即便是科学理论对实践的指导，都必须与具体实践相一致，都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作为普遍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共产党人运用其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时，也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在这种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
真理认识有其辩证的发展规律。人们从实践中获得客观对象的感性认识，并进一步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从中获得对客观对象的真理性认识；又以这一真理认识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得以检验和发展。毛泽东同志曾经精辟地揭示了这一真理认识的辩证发展规律：“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一种真理认识，也必然遵循这一客观规律，通过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不断取得胜利的实践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走上更高的台阶。
三、坚持“两个结合”是中国国情特质的客观要求
每个国家的国情都不同，每个国家的国情特质也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和方面进行概括。如果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视角来认识中国国情，那么，中国国情的特色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早熟的农耕文明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华夏民族是一个原生的农业民族，其农耕文明最早可以追溯到尧舜禹时代，先人们很早就创造了灿烂的夏商周文明。从这一点说，中国的农耕文明带有早熟的性质。农耕文明的重要表现为男耕女织，规模狭小，分工简单，自给自足，耕读传家。早熟的农耕文明注重血缘关系，以农村公社为其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至国家出现以后，早期社会父家长制的血亲关系与宗法意识仍传承了下来，并规范着我国古代社会的组织结构、生产方式以及社会意识。这种早熟的农耕文明同时也导致了新兴工业文明在中国的发展。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中国依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总人口4.43亿，农村人口占90%（1949年总人口5.41亿，农村人口仍占89.36%），工人只有200万人左右，而俄国十月革命前夕，俄国总人口约1.5亿，工人有近700万。在这样的生产方式落后、农民占据主体的农业大国中，如果照搬照套在发达的欧洲工业文明基础上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与建设的经验，无疑会处处碰壁。
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国情的特质和亮点，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虽然在世界史上，最早产生了四大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埃及文明、古代中国文明、古印度文明，但迄今为止只有古代中国文明传承了下来。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上下五千年来中国文明的精神内核，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其特有的“天人合一”理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思维，“兼容并包”的宽大胸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修齐治平的人生追求，社会本位的价值观，“知行合一”的认识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家国情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仁政德治的政治观，“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等等，都与马克思主义同频共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浓厚文化沃土，也是中国人民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浓厚文化基础和心理基础。不仅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为必要，也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为最大可能。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在这种中国国情特质的条件下，决定了我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应当遵循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规律。人类的认识，总是从认识具体事物的特殊矛盾开始，逐步认识到各种事物矛盾的共同本质，概括出普遍的矛盾运动规律。然后再以此为指导，进一步去研究那些尚未研究过的各种具体事物的特殊矛盾，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是人类认识的正常秩序和规律。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都必然遵循着这一认识秩序和认识规律。也就是说，在“大工业时代”从欧洲社会发展和革命运动中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马克思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从俄国社会发展和革命运动中发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普遍规律的列宁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必须要从中国的国情特质出发，要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真正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去获得成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
四、坚持“两个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伟大历程的经验总结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始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丰硕成果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从而取得了一次次的伟大胜利。可以说，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推进的历史。而坚持“两个结合”，则是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伟大历程的经验总结。
首先，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第一次飞跃的历史经验。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探索。但是，早期党内的一些领导人，一味僵化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盲目地生搬硬套，特别是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教条主义地去“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从而不仅致使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数十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国民党反动派为首的反动势力所杀害；而且导致土地革命时期包括中央苏区在内的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丧失，中央红军走上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仅仅湘江一战，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就锐减到3万多人，使党和红军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与此同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两个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而1935年的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轨道上来，不仅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而且为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开辟了道路，从而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行，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次飞跃。
其次，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第二次飞跃的历史经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面对着新的历史时期的新矛盾新问题，毛泽东同志开始了新的探索。《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的实际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然而，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之后，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由于极左思潮逐渐在党内占据上风，社会主义建设步入曲折艰难的发展之路。一方面，“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由于脱离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而“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教训极其惨痛”。“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总结了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新鲜经验，初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第二次飞跃。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国内外形势和党的历史方位的新变化，坚持“两个结合”，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两个结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关系到中国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为此指出：“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的历史贡献，从党领导全面开展拨乱反正、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再次，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第三次飞跃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展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经济建设迅猛发展，GDP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从1978年的1.8%、2024年的4.4%提高到2024年的10%左右；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的排序，到2024年时已经上升为第2位。但是，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说：“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两个结合”，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一系列具有战略性、前瞻性、创造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它深刻地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的时代课题，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三次飞跃。
五、坚持“两个结合”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实践要求
党的二十大报告一方面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大事要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另一方面也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此，在经济上，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在科教上，要加快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在政治上，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在法治上，要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在文化上，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在民生上，要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生态上，要加快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国家安全上，要加快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社会稳定；在国防上，要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在港澳台问题上，要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在外交上，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党建上，要坚定不移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错综复杂，我国改革发展稳定也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极其伟大而又十分艰巨的事业，既前途光明而又任重道远。为此，我们必须坚持“两个结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作出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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