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工作汇报材料汇总

意识形态工作汇报材料汇总一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两条：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坚持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二是在文化领域贯彻社会主义民主原则，贯彻“双百方针”，用民主的方式解决思想问题，维护社会稳定。提出了“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全国知识分子会议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定等。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理论与政策并没有很好落实。同时意识形态的地位和作用被无节制拔高和夸大，对马克思主义的随意肢解和意识形态的严重僵化。就文化和意识形态运行看，主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大辩论”的群众运动和政治批判的方式。就知识分子政策看，也出现了严重偏差，特别是“文革”十年，对知识分子从政治批判发展到剥夺他们从事脑力劳动各项工作的权利，使知识分子从整体上由“改造对象”沦为“专政对象”。可以说，当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并没有体现真正意义上先进文化的内涵，相反，文化理论准备不足和过度动员铸成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度混乱，带来的灾难是空前的，教训是沉重的。

1978年之后，面对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邓小平同志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发展目标。抓经济、保稳定，在指导思想上坚持高度统一，用坚定的理想信念团结人民群众，重视宣传和思想教育工作，成为这个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着力点。改革开放初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此后，党中央又相继提出“三个面向”、“四有新人”和“四项基本原则”等基本原则与策略，在最广大民众中形成了巨大的精神感召力。而且，邓小平很重视知识分子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作用，早在1977年他就提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1]并不时告诫思想文化战线上的同志说：“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2]尽管如此，1980年代后期中共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工作还是有所失误，主要是对广大民众，特别是对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忽视”，导致出现一定程度上意识形态领域的被动局面。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社会思潮不断涌现，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也在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逐渐完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党的领导，江泽民同志指出：“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指导思想上搞多元化，势必导致人心大乱、天下大乱，给党和国家带来灾难。”二是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我们党不断提高解读现实问题的理论创新能力，在改革开放中起到了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作用。三是坚持对外开放的同时，防范和平演变。胡锦涛同志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希望起到引领社会思潮、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和主动权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多次联系宣传思想领域、国家安全领域的重大问题，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至关重要性，强调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这一思想对正处于意识形态活跃期、社会矛盾复杂期的当前社会，如何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绝对领导，每个公民该如何自觉坚守意识形态阵地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只有找出症结，改正错误，发扬优点，才能在意识形态交锋中立于不败之地。

(一)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作为主导意识形态有被弱化的趋势

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信仰，理想信念是坚守精神家园的力量源泉。当前，国人的理想信念意识有淡化的趋势，能够准确讲出理想信念是什么的人越来越少，或是将理想信念等同于宗教信仰、人品修养或道德底线，认为干好工作，当个好人，就算有理想信念了。这种观念不能说不对，但理想信念不仅是这样，它是马克思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信念，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目前，党员干部队伍中也有理想信念产生偏差的群体，参教信教、求神拜佛等行为，就是思想上缺乏信念支撑的表现。

党员干部对理想信念热情减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外来文化的冲击，不良风气的影响，思想防线的松懈，经济利益的腐蚀，理想与现实的反差等等。最根本的是在信仰方面发生了变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日益泛滥，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被淡化。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不信马列信鬼神，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缺乏信心;一些党员干部法治意识、纪律观念淡薄;一些地方和部门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曰;部分党员干部党员意识淡化、先锋模范作用不明显;有些领导干部宗旨意识淡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讲原则、不负责任、言行不一、弄虚作假、铺张浪费、奢靡享乐，个人主义突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3]

(二)西方国家和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图谋

要颠覆一个政权，敌对势力往往会将意识形态作为突破口，从搞乱人的思想入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因经济科技优势，其文化在比较中处于强势地位。而且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历来就“是美国维持其霸权地位所必须实施的战略”。[4]苏东剧变原因错综复杂，但西方国家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当前社会，西方国家以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在世界政治话语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像对付苏联一样不断对我国进行思想渗透，极力宣扬其价值观念。无论是遏制政策，还是接触政策，目的都是促使中国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根本改变。这种“文化帝国主义”必然影响中国主导意识形态与价值体系的良性运行，因为“运用政治和经济的权力，宣扬并普及外来文化的种种价值和习惯，牺牲的却是本土文化”。[5]

在具体操作层面，他们极力宣扬“淡化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人权高于主权”，宣传所谓的普世价值，标榜资本主义的民主与自由。美国的富布莱特计划，以文化交流为契机，处处对其他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大量国外产品、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进入中国，出国留学、旅游、经商的人越来越多，外来文化和价值观念对国人，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形成巨大冲击，忽视政治、追求财富、追逐自由成为当下的热潮。

(三)网络舆论对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权的挑战

中国的互联网兴起不过十几年时间，但是发展迅速，目前已经是世界上网民最多的国家。网络的交互性和便捷性让很多想利用和影响社会舆论的人看上了这块阵地。我们打开网站、登上微博、微信和论坛，经常能看到一些说得头头是道，细想却经不起推敲的言论，比如一些微博大v点赞并不断转发的宣传普世价值、丑化和污蔑现有体制的段子，还有一些道听途说、人云亦云的谣言。阿尔温·托夫勒说过:“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和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6]信息可以跨越国界流动，网络成为超越国家界限和意识形态阵地的“超国家领域”，重视网络阵地的话语权和领导权，意义等同于守卫国门。有资料显示，目前国际互联网上的信息90%以上是英文信息，其中80%以上由美国提供，中国的网站仅占世界独立域名网站总数的0.07%，网络信息输出量仅占全球互联网信息总流量的0.05%，而美国输出、输入流量两项指标均超过85%。由于这种巨大的“数字鸿沟”，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着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凭借信息技术和网络优势将其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强加于人，使受众不可抗拒地对西方文化产生亲近感、信任感，从而实现其“和平演变”的目标。网络上巨大的信息流使任何监管措施都难以保证言论的绝对和谐，根据传播学定律，听到正面消息时，只有不到一半的人相信，相信的人也只会向周围的三到五个人传播;听到负面消息时，超过七成的人会立刻相信并向周围的八到十二个人传播。这些因素的叠加，造成了正面消息不出门，负面消息传千里的网络舆论现状。

(四)社会价值观面临着各种思潮的冲击

社会价值观即人们对好坏、善恶、得失、美丑等的评价标准、观点态度和行为选择。价值观属于社会意识形态范畴，决定着人们的思想取向和行为选择。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价值观错综复杂，总体上是积极的、进步的，但也在一些社会群体中甚至出现了是非不分、美丑不辨的严重社会现象。[3]

1.不良风气的影响：随着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同时，一些不良风气，如拜金主义、利己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开始蔓延，匪夷所思的社会现象层出不穷。比如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在中国本已传承千年，但自从彭宇案后，孩子出事不敢救、老人摔倒不敢扶，由于害怕出手相救后可能面临的讹诈，在需要助人的时候袖手旁观、步步退却。

2.消费主义、金钱至上观念的蔓延：崇尚节俭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现在也受到了冲击，许多人把高消费看做人生的追求，把拥有巨额金钱看做快乐的前提。渴望发家致富没有错，但如果不靠诚实劳动和自身努力，而是不择手段、巧取豪夺，就与党和国家倡导的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取向相去甚远。还有一些人，富裕之后修建庙宇、烧香拜佛，大行封建迷信之风，与无神论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背道而驰。

3.文化糟粕的泛滥：基于经济学中劣币驱逐良币的理论，很多文化创作单位仅以盈利为目的，文化产品完全被商品化，致使低俗文化泛滥，一批格调不高、不审美反审丑的娱乐节目占据了黄金时间，一些学者著书立说只为博眼球、捞资本、争名利，甚至依附于外来资本和政治势力，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祸根。

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不断出现的具体问题。

(一)在意识形态领域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8·19讲话中着重强调，要坚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中国和世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所有能保持长期稳定的国家，指导思想都是一元化的。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搞意识形态多元化，结果民心乱了、国家亡了。前车可鉴，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必须站稳政治立场。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源于历史、基于实践，是中国人民的选择，是经过几十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证明的。

意识形态工作最大的问题之一在于将马克思主义高置神坛之上。党的理论创新生机勃勃，但大众化、普及化和国际化程度相对较弱，往往只体现在文件中、报告上、还有领导讲话里。语言深奥晦涩，别说群众不爱听，党员干部听起来都费神。意识形态工作要“入耳、入脑、入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将服务群众与引导群众相结合，把满足需求与提高素养相结合，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典型和动人事迹。在对外宣传上，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对负面舆论和不同声音不能装作看不见、听不到，要积极为群众解疑释惑、澄清误区，积极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多样化的社会思潮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意识形态的主体和灵魂，对社会意识和社会思潮具有强大的引领和整合作用。[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十八大报告中首次以三个倡导概括核心价值观。20_年2月12日，《人民日报》刊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发表了《人民有信仰国家才有力量》社论，将核心价值观比作“中华民族的精神之钙”。过去，在世界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竞争中，中国处于防御态势，面对各种错误思潮仅仅是批判，甚至因怕扩大影响而回避谈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个字，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都涉及到，可以各取所需，照顾到各个社会层面的人不同的精神需求。人民群众向往美好生活和正能量，核心价值观承载的就是正能量，只要广泛传扬，一定会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使他们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中，坚定立场、明确方向，坚持正确的道路。

(三)注重网络和社会舆论的引导，营造和谐文化

网络和社会舆论管理上，重要的是疏而不是堵，古代就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说法，现在这种媒体泛滥、信息爆炸的时代，平面媒体、网络媒体，中国媒体、境外媒体，都在想方设法地挖新闻、夺眼球，一旦找到负面消息，爆料都怕来不及，怎么会帮着隐瞒。我们只能对舆论进行合理的引导，引导舆论的关键在于信息公开，绝不能因为真实消息是负面的，怕造成不良影响而隐瞒。如果藏着掖着，让人任意揣测的话，以媒体丰富的想象力，可能会演化出比事情真相负面无数倍的不实消息。

以主流意识形态引导舆论，还要提高效率。宣传部门要把宣传和管理的方向向网络延伸，推动党报党刊、新闻媒体、电视台等发展传统业务的同时，加快数字化、网络化、移动化转型升级;和网络平台建立合作关系，通过他们进行网络舆论监督和不实信息的删除、屏蔽;在原则性问题上，主流媒体要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对网络上、社会上的热点问题，对突发事件加强引导。通过政府网站和政务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及时准确地发布信息，抢占网络舆论的先机。

(四)党员干部要重视理论学习，加强意识形态能力建设

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重点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新形势下的新问题，并给人民群众一个令人信服的解答。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员干部要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作为看家本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多学习理论，多看经典著作，增强理论素养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增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底气。有一种说法是现在的领导干部理论水平不如过去，是学习机会少吗?应该不是，现在的党员干部有更多培训和学习的机会。是学习内容少吗?应该也不是，书店里有各种理论书籍，各级党校、干部学院的培训课程不断更新。还是思想上不重视，过去很多老党员、老领导把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看十几遍甚至几十遍，所以他们党性强、讲政治，理论水平高。今天的党员干部要继承老一辈的精神，学习中国特色，培养世界眼光，增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

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坚决抵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的同时，也要积极吸收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幸福安康和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发展。科学分析目前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问题、机遇与挑战，有助于增强意识形态安全的防御力，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群众认同度，这对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意义重大，丝毫不可懈怠。

意识形态工作汇报材料汇总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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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控制力?思想政治教育

李合亮

一、意识形态领导权与意识形态控制力

作为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和政治文化事实，意识形态虽已引起人们足够的认识，但是至今尚未有统一的概念。这既在于意识形态本身看似无所不包，“具有非常宽泛的功用意义，且所有这些意义都不完全相容” ，也在于意识形态往往附着于文化与哲学思潮而变动，表现出繁杂的样式，还在于意识形态与政治思想密切相关，呈现出实用化的迹象。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反映社会存在的，意识形态是特定社会阶级或利益群体的自觉意识与观念上层建筑系统。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意识形态既具有否定的意义，也有一般性的描述。正如哈恩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一文中所说：“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或术语很可能在双重意义上被运用。一方面，它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具体地理解为虚假的意识的标志；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和其他一些人的文献中，它主要是作为一个阶级的社会意识的总体概念而出现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当时流行于德国的各种思潮，即构成德意志民族意识的所谓“德意志意识形态”作否定性批判，指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 的同时，明确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葛兰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意识形态概念与思想，并具有独特性。葛兰西在分析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根源时，认识到意识形态问题是主要因素，进而在分析市民社会的基础上，提出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问题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获得的著名命题。

葛兰西对意识形态的认识建立于对市民社会的分析之上。葛兰西所指市民社会，不是从物质生活关系方面，而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界定，将其描绘成独立政治活动的特定核心和反对专制统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他认为：“国家通常被理解为政治社会（或者被理解为专政，被理解为为了使广大民众顺应某一特定时期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方式而建立起来的强制性机关），而不是被理解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平衡（不是被理解为某一社会集团通过教会、工会、学校等私人组织对整个社会实施的领导权），而知识分子恰恰是在市民社会当中发挥自己的作用的。” 在葛兰西看来，国家=强权+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既包括政党、工会、教会、学校等民间社会组织，也包括报刊等新闻媒介以及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学术团体。这些组织通过影响控制社会舆论而获得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市民社会属于上层建筑。“我们目前可以确定两个上层建筑‘阶层’：一个可称作‘市民社会’，即通常称作‘私人的’组织的总和，另一个是‘政治社会’或‘国家’。”

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的发展状态不一，决定了各个国家不同的政治体制。“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市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尚未开化” ，因此，东方社会缺乏形成市民社会的基础，只能形成以政治国家为主体的专制社会，而西方却形成了以市民社会为主体的民主社会——“国家和市民社会关系得当，国家一旦动摇，稳定的市民社会结构立即就会显露。国家不过是外在的壕沟，其背后是强大的堡垒和工事” 。葛兰西认为东西方市民社会的不同情况决定了不同的革命策略。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市民社会’已经演变为更加复杂的结构，可以抵制直接经济因素（如危机、萧条等等）‘入侵’的灾难性后果。市民社会的上层建筑就像现代战争的堑壕配系。在战争中，猛烈的炮火有时看似可以破坏敌人的全部防御体系，其实不过损坏了他们的外部掩蔽工事；而到进军和出击的时刻，才发觉自己面临仍然有效的防御工事。” 对这些国家来说，暴力不是革命的主要形式，无产阶级首先应赢得市民社会的支持与接受，并逐渐获取意识形态领导权，待条件成熟时夺取政权。

在葛兰西那里，以暴力夺取政权的方式被称为“运动战”，而以意识形态领导权为主获取政权的策略则被称作“阵地战”。“包括政治斗争在内的机动战（前线出击）向阵地战的转变”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时期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也是最难得到正确解决的问题。他认为，无产阶级要想获得政权，首先应该消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夺取意识形态的阵地并坚守，在逐步扩大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阵地的同时，掌握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1932年5月2日，葛兰西在狱中书信中参照列宁的有关解释，把克罗齐与马克思主义进行比较，强调指出，“恰恰是在克罗齐苦心构想他自己的这一理论时，当代最伟大的理论家们在同一意义上创造了实践的哲学，而且，他们与经济主义的机械主义和宿命论观念相反，重新估价了‘领导权’或者说是文化领导的那一方面。甚至可以肯定地说，最现代的实践哲学的本质特征，恰恰在于‘领导权’这种历史——政治学的概念。” 这一段叙述明确表明，葛兰西已经牢固地把领导权特别是文化领导权问题视为中心问题，把它看作是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和知识分子承担的“文化领导”问题的中心点。在葛兰西那里，文化不简单是狭隘意义上的文化，而指整个阶级的价值观念，即意识形态。文化领导权就是意识形态领导权。

“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一个社会集团统治着它往往会‘清除’或者甚至以武力来制服的敌对集团，他领导着同类的和结盟的集团。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就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是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 就葛兰西的革命观来看，虽然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等各个方面，但他着重强调的还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掌控问题。虽然他的思想只是针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发，但对于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执政者而言也同样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对于市民社会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获得来完成，而对于已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而言，巩固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还是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问题。

事实上，不仅对无产阶级而言如此，历史上的任何阶级只要想实现对国家、社会的统治，都存在一个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问题。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都想尽一切办法通过舆论、宗教、思想的启蒙等手段实现对民众的诱导，为其夺取政权奠定基础。这实际上就是在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而当这些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也面临着一个控制意识形态的问题，即巩固意识形态领导权。不仅各个社会的统治阶级需要意识形态领导权，就连被统治阶级也面临着这一问题。奴隶的起义、农民的武装斗争、无产阶级的革命都需要通过意识形态的渗透达到夺取政权之目的。陈胜、吴广起义中“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喊，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纲领与口号，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马克思主义的宣扬，都是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一次次影响与夺取。

当一个阶级革命成功，实现国家统治之后，自然而然就拥有了意识形态领导权，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拥有只代表了一种地位，问题的关键却是如何巩固意识形态领导权，即用主流意识形态教育民众，实现思想的统一。基于这种认识，为了进一步显现统治阶级执政后加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我们主张以“意识形态控制力”来代替“意识形态领导权”。相对于“意识形态领导权”而言，“意识形态控制力”展现的不是一个执政阶级的地位而是任务，它将促使执政阶级及其政党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并将其贯穿于实践之中。这样的表述更具有针对性，更能展示统治阶级思想控制的重点与核心。

这里的意识形态控制力有两层含义：一是意识形态本身具有的规范约束性；二是统治阶级通过对社会资源特别是政治资源的垄断而对社会成员思想价值观念的支配与控制。意识形态作为人类思想和行为定向的价值体系，提供着为人类所追求以至献身的目标和理想，对每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都具有强大的约束力，促使个人朝向集体价值的方向努力发展。阶级性是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由此产生了它维护阶级利益的功能。意识形态“既表现为同对现实生活的沉思相异，又表现为把取得支配地位的强有力的物质关系转换成思想的王国” 。在一个国家中，统治阶级由于拥有强大的物质基础和技术基础，由于在政治资源的占有与使用上占尽了优势，由于拥有宣传教育的强大载体与渠道，其对社会成员的思想进行控制是情理之中的事，更何况他们又特意采取种种方式有意识地对人的思想进行控制。不仅如此，统治阶级在执政的同时，已经把它们的意识形态美化成全社会乃至全人类最美好、最具有人性的意识形态，“把它们提出来作为生活准则，一则是作为对自己统治的粉饰或意识，一则是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德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是共性与个性很难区分，生活于社会中的个人虽然个性很强，但却在不知不觉中被支配与控制。

二、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控制力实现的重要途径

任何一个阶级实现对国家、社会的统治，都面临一个统治手段的问题。一般来讲，一个阶级在确立统治地位之后，在没有大的阶级冲突的情况下，主要面临的不再是武力，而是权力控制问题。虽然武力和权力都属于调节不同生存单位之间关系的手段，但两者有所不同，武力运用的是武装力量，强调的是对民众肉体的控制，权力运用的则是法律、制度等手段，实现的是对民众意识上的强制。武力是权力的后盾，权力则是武力的延伸。当武力使民众屈服之时，实现统治应主要求助于权力，而当权力对意识控制失控，统治阶级就会转用武力。由此可知，一个阶级实现统治后，主要运用武力保障下的权力来治理国家与社会。

在权力运用问题上，统治阶级一般会采用国家机器威慑与意识形态教化两种模式。按照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包括国家机器的上层建筑与作为意识形态的观念上层建筑。统治阶级在维护阶级统治过程中，所采取的两种权力模式，无非是两种上层建筑运用的不同表现而已。任何一个阶级在实现统治之后，都有一个获得社会支持与认可的问题，即为自己的统治合法化作辩护。当然，达到这一目的，可通过国家强制力来实现。历史上这样的情况很多，一个阶级通过武力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掌握国家政权后，利用国家强制机器对民众实行威慑，民众恐于暴力镇压，而接受统治阶级及其社会制度的约束。表面看来，社会似乎进入了正轨，统治阶级的统治也毫无隐患。但事实上，这种实现合法化的方式，只能一时有效，不能长期保持。因为民众是被迫接受，并没有在其意识中固化，一旦统治阶级的统治出现内忧或外患，一旦社会出现大的动荡，一旦统治阶级无暇顾及对民众的威慑或威慑软化，民众的逆反与不满情绪就占据主导，就会威胁到统治阶级的统治。这种情绪如果得不到及时引导，就有可能燃为推翻统治阶级统治的熊熊大火。秦朝时，暴力镇压与强权威慑不可谓不强，体制建立不可谓不系统，但由于缺乏教化，最终秦嬴政万世的梦想灰飞烟灭。与秦的短暂消失相反，古今中外历史上凡是存在时间较长的国家中，除却强权威慑之外，统治阶级大都重视意识形态教化。

如前所述，不但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是任何一个阶级在争取实现统治的过程中要努力强化的，而且强化意识形态控制力更是一个阶级在实现统治后，要牢牢把握并深化于实践之中的问题。利用意识形态来实现统治制度的合法化，具有一切国家机器所不具备的优势。它既可以利用统治阶级作为社会领导的影响力，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产生影响，更可以深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从思想深处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实现对统治阶级意识的认同。这样，人们不仅承认，并且乐于接受统治阶级的统治，接受其赋予社会的制度体系与价值观念。更为重要的是，一旦民众实现了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认同，不仅会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更会在统治阶级的统治出现纰漏或失误时，维护这一制度，至少不会起来反对该制度。也正因为意识形态的这一重大功能，阿尔都塞将其称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虽然这一称谓未必恰当，但却反映出意识形态控制对一个阶级统治的重要作用。

当然，无论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还是意识形态控制力的实现都需要在展示强制力的同时，经由一定的手段和途径来完成。“一套成功的意识形态，首先必须经过心理说服的过程，使群众认同其理念，这是意识形态确立的首要步骤——符号化的步骤；尔后，必须透过政治强制的过程，使个人或集团与意识形态不相容的欲望或需求，以及与意识形态相左的理论或信仰，完全从群众的公共沟通系统中排除掉，这是意识形态非符号化的步骤；最后，意识形态会被塑造成独立于个人之外，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成为一种典范，并且为个人或集团的思想行为形构了一个背景世界，成为个人或集团从事价值判断或对周遭环境认知、评估时，不自觉地以它作为依据，亦即此时意识形态犹如自然般地对人产生命运的因果作用。这是意识形态典型化的步骤。” 这一过程表明，在阶级社会中，为实现或维护统治，一定的阶级或集团会通过教育向社会成员传输本阶级的意识形态，以期在达到共同认识的基础上实现或维护自身的阶级统治。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政治特性，特别是其努力以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念与思想方式向民众进行教育与灌输，促使全体成员形成共同持有的价值观、信仰的特性，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成为统治阶级巩固政权和治理国家的首选。这样，思想政治教育因与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领导权之间的本质关联，而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渠道，成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意识形态控制力的重要体现。

事实上，作为实施意识形态控制力的重要工具，思想政治教育更多表现为一种软性力量，是一种国家“软权力”。“软权力”这一概念最早由约瑟夫?奈提出，主要相对于军队、经济实力等有形力量资源，即“硬权力”而言，指文化、意识形态、民族凝聚力等无形的力量资源，其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软权力”依靠的是某种思想、文化的吸引力和根据特定的价值标准和政治制度设置别人议程的能力，主要目的在于说服别人相信和同意某些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以促使他们产生预期的行为。“软权力”不像“硬权力”那样通过军事或经济制裁等强迫方式起作用，而这种“软权力”力量的获得与发挥效用则在于文化、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引导力与同化力。“硬权力”是“命令”民众做阶级、国家需要他们想做的事情，而“软权力”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与导向力，左右民众的认识，“要”民众或者自愿，或者至少不强烈反对做阶级、国家要求做的事。思想政治教育这一“软权力”对民众的影响是无形的、非对抗性的，一般不会遭到教育客体的抵制和反抗，甚至会得到教育对象的“欢迎”。

三、学校教育：意识形态控制力强化的重要场域

虽然思想政治教育是意识形态控制力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与途径，虽然这一过程可以渗入人们的生活之中，但是在所有的可以实现这一功能的场域中，学校的地位最为突出。这不仅在于学校建立本身就具有意识形态控制的成分，更在于学校教育肩负着意识形态灌输的重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学校就是意识形态工具。“有的教育学者把学校当作文化发展的产物、忽视其政治和经济的成因，这是不科学的。实际上，奴隶主阶级不仅是为着发展文化而创立学校的。学校产生以后固然是有促进文化的作用，但统治者不会先从文化发展，后从巩固政权的角度考虑设校问题。就因为如此，我们随处可以看出学校的阶级烙印，看出享受和控制文化教育是统治阶级的特权，看出学校中传播的宗教信仰、伦理观念、法权思想，样样切合统治者的利益。” “学校具有正面的教育功能，法院具有镇压和反面的教育功能，因此是最重要的国家活动；但是在事实上，大批其他所谓的个人主动权和活动也具有同样的目的，它们构成统治阶级政治文化霸权的手段。” 美国的政治学家安东尼?奥勒姆说得更为直白。他说：“学校在指导人民的政治思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学校的任务是维持社会制度，保证后代人像前代人那样思考政治。这实际意味着，社会对学校的期望主要是为社会训练出好公民，训练出有责任心的、尊重不断发展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因而有助于维护和延续国家的公民。” 当这些教育在进行意识形态灌输之时，不但肩负着思想政治教育的重任，事实上本身就已经成为思想政治教育。

对于学校的意识形态性，人们一般愿意从理论上接受，但在真正的教育实践中，许多人采取了或回避，或淡化，或漠视的态度。许多人针对我国曾一度存在的教育极度工具化、政治化的现象，从批判、否定工具化的极端出发，强调学校教育的无意识形态化，从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类观点又可分为两类，一类为公开地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批判，认为它应该退出学校，让学校成为教育自由地、学术自由地，与政治无关，与社会主义无关。此类观点较好辨别，也能够引起人们的警惕，并且这类观点一般都会遭到政府批判与社会反对。但是另一类观点则不同，它不是直接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批判与否定，而是在反思教育，寻求教育回归的大旗下，从以人为本的理念与教育目的出发，否认教育的阶级性、意识形态性。这类观点更具有欺骗性，更容易获取社会民众的“支持”。近年来，我国社会中此类观点不断涌出，主要有三种现象。

一为以反思教育为名，对教育的意识形态性进行批判与否定。有人以反思中学语文教育为名，对中国教育进行“控诉”和“批判”，甚至“谩骂”——认为中学语文教育之所以不能遵循教育规律，科学地进行，关键在于其目标不在于培养人，而在于培养阶级统治的工具，是政治教育完全代替语文教育的结果。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教育“只告诉学生在人类所有的思想财富中，只有马克思主义是好的，其他一切都是坏的，都是对人类精神有损害的”，这样的教育“把受教育者的精神变得非常单一，这实际上就是精神阉割。一个人从走进幼儿园开始就遭受这样无情的阉割，精神生命哪还有发育和发展的余地！” 我们的教育“把人类的心灵变成了某种意识形态观念的‘跑马场’” 。就语文教育而言，“在我们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充斥的国度里，语言却完全背离了其‘语言文学’的初衷，而被异化为简单的‘用革命的方法分析革命的文章，培养革命的接班人’的意识形态工具。” 中学语文课本“最可怕的是，……都是围绕政治在说话，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语言表达的极端化——要么是好，要么是坏；要么是革命，要么是反革命。而维系这种极端化的语言的两极的就是这种话语体系所要弘扬的‘斗争精神’。” 以此为认识的基点，他们对中学语文课文进行了所谓剖析，对一些曾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进行丑化。在他们看来，《纪念白求恩》是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命题，“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词汇“表面上看这是很美好很纯洁的词汇，但再往下推，为了某个崇高的‘共同理想’就可以要求别人牺牲生命，甚至可以强迫你牺牲生命，也就是可以杀人”；《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充斥于魏巍文章中对美国军人和南朝鲜军人的仇恨称谓和大量基于意识形态褊狭立场的情绪化语句，营造了把历史搅浑、把人的头脑搅糊涂的气氛” ，“字里行间还透着褊狭的党派精神，透着宣传国与国、民族与民族间仇恨的意味。”

二为以“中性化”的态度进行教育，回避教育的意识形态性。列宁早在1909年就明确指出，“在任何学校里，最重要的是课程的思想政治方向。这个方向由什么来决定呢？完全而且只能由教学人员来决定。” 这就是说，教育者的首要责任是保证教育的正确方向与教育目的性的实现。但在目前的教育实践中，部分教育者只将自己看作是知识的传授者，而不是思想的引导者。许多人以怕走极端为名，不愿意提及教育的意识形态性，选择了所谓“中立”的立场，以“中性化”作为认识与教育的标准，作为教育者立身处事的“流行标签”。这些人不愿意在科学性与意识形态的正确关系之中作出自己的判断，以“中性化”作为立身之本、处事之方。在他们看来，讲课就是知识的叙述而已，不需做任何分析评判，也无须对受教育者进行任何引导。教育者就是知识传输器，只管将知识传递下去，只要能维持知识传输带正常工作即可，什么思想、意义与自己无涉。受教育者想从教育者那里获取引导，不仅不可能，相反却从教育者麻木不仁的态度中，更产生了疑惑。于是，“中国革命史”讲授成了“中国文化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了“西方哲学”，“政治经济学”改成“西方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转变为“社会发展理论”，“思想理论教育”则转换为“心理健康教育”、“个性发展教育”，等等。更有甚者，在部分教育者的讲解或编写的教材、剧本中，革命故事、英雄人物本来的革命意义与英雄气概荡然无存，严肃的中国革命战争，变成了一场滑稽戏，革命的红色在他们的策划中变成了粉色或灰色，失去了应有的立场。

三为以梳理思考现代大学制度为契机，以教授治校为口号，以学术自由为目标，试图将意识形态排挤出学校。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改革步伐的加快，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已成为各界人士的共同追求。特别是最近一段时期，针对高校去行政化问题，“教授治校”的言论无论是在政界还是学界此起彼伏。许多人在回顾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特别是在对蔡元培、梅贻琦治校理念梳理的基础上，认为中国高校应实行“教授治校”，实现学术自由化。实际上，在人类教育史上，固然有“教授治校”的提法与理念，但其实质意义不是“治校”而是“治学”，即“教授治学”。“教授治学”是指在大学里实行专家、教授对学校的教学、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民主管理，就是使教授拥有学术权力，使专家学者在学术领域行使其决定权力。但是，许多人有意识回避“教授治学”的实质意义，认为应以“教授治校”排除行政权力，实现学校无政治化。在他们看来，无意识形态化才是中国高校的出路之所在。学校就是学者的自由聚集地，与政治无关，学术自由是其最高追求；教育就是培养有自由精神、有创新意识的人，与其政治立场无关，与意识形态无涉。

上述现象的出现表面看来是对中国教育反思、是教育的所谓人性化复归、是对教育工具化批判的结果。在这些人看来，只有纯粹理性地无阶级意识地去还原教育，反思教育，才是教育的正途。认为完全无意识形态化，是中国教育的正确发展之路。也正是这种非意识形态化的鼓吹，产生了极大的诱惑力，受到了很多人的吹捧。但透过表面去深究背后的主旨，其欺骗性则不言而喻。教育应该培养人，应该从人的本性出发引导人的发展，但这一引导是立足于社会现实的引导。人在社会中生存，不可能脱离精神文化的引导，不可能脱离政治思想的影响。人的自由发展是在阶级与社会所设定的范围内的发展。人要继承历史的精神文化，要接受传统的教化，更要接受意识形态的教化与影响。接受意识形态教化是人的生活之必然，人唯一选择的是接受何种意识形态教化的问题。

事实上，就学校与教育而言，深化意识形态灌输的任务，是它们在阶级社会中的本质体现。任何一个社会的学校与教育都是如此。考察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状况，我们不难发现，在任何一个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或地区，都不存在“教育淡化政治”的现实，相反，资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与竞争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旗帜鲜明、不遗余力地努力维护和扩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虽然在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体系或课程名称，但却在公民教育、道德教育、历史教育等众多的教育名目下，进行着阶级意识的教育。在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意识形态的教化完全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之中，学校等教育机构已成为意识形态的灌输地与再生产地。正如阿尔都塞所言：“正是通过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大规模教育包装着的多种知识的学习，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的生产关系，即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关系，得以大量地再生产。为资产阶级统治产生这种关键结果的机制，自然被学校普遍性统治的意识形态所掩盖和遮蔽，之所以称为普遍性统治，因为它是主导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形式之一：一个将学校表征为不受意识形态浸染的中性环境的意识形态（因为它是……世俗的），在这里，家长们（他们是自由的，因为他们是其孩子的拥有者）将孩子托付给教师们（绝对信任地），尊重孩子们的‘良知’与‘自由’的教师们，通过他们自己的榜样、通过知识、文学和它们‘解放的’品质，为孩子们展开通往成年人的自由、道德和责任的道路。”

不仅如此，虽然上述人士名义上宣称其出发点在于还原教育培养人的目的性而不是作为工具的本性，认为过去学校只重视教育在维护阶级政治统治方面的价值，忽视或轻视其在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功效，只注重利用教育实现和保证所培养社会人才的政治方向，忽视或轻视了教育在一个人的人性发展与精神价值观建构中的导向价值。但是，事实上，他们却仍然把教育作为了工具，作为了支撑他们观点的工具。在他们看来，只有他们所主张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只有合于他们主张的教育才是科学的教育。他们虽然不承认自己的意识形态倾向，但在其言语之中，在其对现有教育的否定态度之中展示了自己的倾向。他们往往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理的、切实可行的思想，而对于马克思主义则予以否定，要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吃饭哲学”，要么认为马克思主义是“立理以限事”的“人祸”，要么认为“马列主义是诸多学说中的一种，如果在整个社会的教育体系中，将某一种学说、思想置于独尊的地位，这就落入了蔡元培所极力避免的宗教迷雾之中” 。他们的这种做法与近年来社会上的部分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彼此呼应。对此，我们必须认清其实质并加以警惕，因为他们一再鼓吹无意识形态化，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由此来看，无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在当前倒成了一种值得警惕的意识形态了！

参考文献：

[1]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2] 宋惠昌：《当代意识形态研究》，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

[3] 郑永廷、叶启绩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

[4] 刘建军：《马克思主义信仰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

[5] 何增科：《市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

[6] 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项研究的笔记）》，载齐泽克、阿多尔诺：《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_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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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工作汇报材料汇总三

各位同志，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关于提升党员干部意识形态能力的若干问题。

一、为什么要重视意识形态能力?

一直以来，意识形态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于这个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新思考。

为什么要重视意识形态能力?为什么要重视各级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呢?这里面有非常深厚的重大的政治考虑。我想原因无外以下几个方面。

原因一：意识形态事关人心聚散、政权安危意识形态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事关人心到底是聚合还是离散、政权到底是安稳还是危险这样的大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就讲了一个关系。一个是中心工作，一个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中心工作是我们各方面工作的中心，各方面工作都要围绕经济建设来展开，为经济建设服务。但是，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并不意味着削弱或弱化其他方面的工作，包括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讲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为什么要加“极端”二字呢?我想，这就与意识形态工作事关人心聚散、政权安危有直接的关系。

习近平总书记为什么要作出这样一个判断?他说：“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三个事关”就直接而明白地说明了意识形态工作为什么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进一步说，意识形态工作为什么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习近平又从两个方面给出了分析。一个是从理论上说，一个是从现实上说。

从理论上思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两个基础的理论。习近平总书记说，“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精神上丧失群众基础，最后也要出问题”，“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和执政基础，不能说只要群众物质生活好就可以了，这个认识是不全面的”。习近平总书记点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纠正了过去我们认识上的一种偏差。比如，过去我们认为只要物质基础搞好了，只要生产力发展了，人们的生活改善了，那么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自然就加强了、巩固了。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有一点简单。当物质条件不好的时候，物质条件没有改善的时候，人们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过上好日子、吃饱饭，所以那个时候思想反倒简单，思想反倒好聚拢;一旦真正吃饱了饭，吃好了，穿暖了，过上物质有保障的生活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们就会出现多种多样的甚至无穷无尽的想法，这个时候思想反倒不容易统一，不容易凝聚起来了。而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方位中，党的群众基础精神方面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这个判断契合了这个时代的时空方位。物质上出问题，肯定是影响党的执政安全;

精神上出问题，最后也要影响到执政安全。

从现实层面，习近平总书记说，“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也就很难守住。”这里面我们有很多教训，如苏联解体、颜色革命，我们能看到很多例子。很多看似很坚固、很牢靠的政权，由于思想上的防线失守，导致了其他防线全盘失守，从而导致政权更迭。从实践中来讲，思想防线、意识形态工作确实非常重要。思想防线是一个前沿阵地，前沿阵地失守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如果我们守住了思想防线这个前沿阵地，那么其他防线相对来说出问题的可能性就不大。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要提高警惕，严加深思、多加考虑。

回顾过往，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同时他也是一位意识形态大师、理论宣传大师。毛泽东同志曾经这样讲，“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不光靠了“枪杆子”，实际上还靠了“笔杆子”。共产党在推翻旧政权的时候，首先是在思想上、舆论上形成了对于旧政权的摧枯拉朽之势，使它在道义上、理论上、发展方向上丧失了合法性，丧失了真理性，丧失了道义制高点的位置，从而为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取得全国政权营造了一个非常好的思想氛围和舆论氛围。毛泽东同志又讲，他说“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由此可见，掌握思想领导的重要地位和重要性。

原因二：意识形态领域面临挑战长久以来特别是当前，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是多方面的。

首先，西方国家把我们的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今天，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一个定局。西方国家之所以忌惮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崛起改变了国际经济秩序，而且他们认为中国的崛起还代表着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的崛起，这种崛起直接影响着它们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也会影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也对旧的世界格局特别是思想文化格局产生了一种在他们看来具有颠覆性的影响。

中国的崛起可以从两方面看。作为道路来说，中国道路向其他国家展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但同样也相对比较成功的道路，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西方道路之外看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选择上的可替代性，从而对西方所主导的道路产生了质疑。现实中这样的例子也是很多的。同时，中国的崛起也代表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张力。正是由于中国的崛起，使很多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在西方的话语体系和意识形态之外，还有一套新的能够论证自己本民族、本国家、本地区发展的正当性的话语和理念思路。这套话语和理念思路不同于西方原有的话语和理念思路，但它同样也是有效的。所以，西方国家对于中国渗透的背后有这样一个格局变迁的考虑，他们试图阻碍，甚至不愿意这种变迁发生。

其次，我们看到国内有一些错误观点时有出现，有的宣扬西方价值观，有的专拿党史国史说事，有的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近年来，我们看到对抗日战争史、中国革命史、毛泽东、阶级、私有制、中国特色、普世价值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网上的各种谣传，比如“董存瑞炸碉堡是凭空捏造”、“雷锋典型系虚构”、“狼牙山五壮士拔老百姓的萝卜”……各种抹黑英雄、虚无历史的现象此起彼伏，充分反映了意识形态领域复杂而严峻的形势，也充分说明了相当一部分公众意识形态素养还不够高、警惕性还不够强的问题。

再次，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集中呈现，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一方面体现了社会的进步性，另一方面也带来了社会思想意识上的分歧乃至对立。比如，曾经《辽宁日报》发表了一篇编辑部文章，题目为《老师,请不要这样讲中国——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老师的一封公开信》。《辽宁日报》听了许多高校的课，发现“呲必中国”的现象一定程度存在,有的还很过分,必须引起教育界的警觉和重视。然而，我们看到的是，正是这封公开信引发了不同的评价。尽管支持《辽宁日报》的占大多数，但也相当一部分质疑的甚至是谩骂的声音，其中有很多还来自高校的教师甚至是所谓的知名教授。这个事件的背后也反映了我们面临的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复杂性。

二、如何提升意识形态能力

提升意识形态能力，已经是我们党员干部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必须着力在提升意识形态能力方面下一些工夫、多一些思考。

那么，意识形态能力包括哪些内容呢?我认为，党员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应当包括鉴别力、学习力、思考力、创新力和表达力这五个方面。

(一)提高意识形态鉴别力鉴别力是意识形态能力的首要方面。提高意识形态鉴别力有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是大局。凡属根本、重大、原则、方向的问题，都是政治;凡是关系到这些方面的事务，也可以被上升到政治高度。而意识形态问题恰恰是具有高度政治性的问题。凡是涉及政治层面的问题都一定意义上与意识形态问题发生着直接而有机的关联。

如果从政治的角度看，新常态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了。在认识新常态的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准确把握内涵，注意克服几种倾向：首先，新常态不是一个事件，不要用好或坏来判断;其次，新常态不是一个筐子，不要什么都往里面装;其三，新常态不是一个避风港，不要把不好做或难做好的工作都归结于新常态，似乎推给新常态就有不去解决的理由了。所以正确认识和把握经济新常态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实际上有政治的考虑，那么这里面就有意识形态在内了。同样，如果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也会发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习近平总书记讲，“我要讲清楚，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不能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看成是西方供给学派的翻版，更要防止有些人用他们的解释来宣扬‘新自由主义’，借机制造负面舆论。”善不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最经典的例子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与邓小平对待毛泽东。赫鲁晓夫是怎么对待斯大林?1956年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破坏了苏联共产党集体领导的最高原则;第二，揭露和抨击斯大林搞个人崇拜造成的严重危害;第三，把产生个人崇拜的根源及其严重后果完全归罪于斯大林个人的不良品质，归罪于斯大林一人。那么，邓小平是怎么评价毛泽东的呢?邓小平首先认识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这不只是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政治问题。”所以，邓小平首先强调“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邓小平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既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个人崇拜，又维护了毛泽东的形象和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巧妙地解决了一个全国人民思想信仰的问题。这为人们统一思想、维护团结、保证社会政治局面的稳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孰优孰劣，孰高孰低，我们能够看得出来了。二者之所以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断，关键就在于善于不善于从政治的角度看问题。赫鲁晓夫简单、粗暴地对待斯大林，导致了思想的混乱，甚至为苏联解体一定意义上埋下了思想上的祸根。而邓小平则成功解决了如何评价毛泽东的问题，成功扭转了中国的方向，为改革开放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邓小平是一个非常有意识形态智慧的人。在针对西方媒体来阐述自己的意识形态观时，他曾经这样说：“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么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的意识形态智慧在哪里呢?就是在坚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坚持自己明确的底线和原则，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四项基本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样一种智慧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意识形态智慧。

第二个要点，把握一条基本原则。毛泽东讲，“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就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朋友搞得多多的。”应用到意识形态领域，就是要努力做到：把不利于我们的思想舆论搞得少少的，把有利于我们的思想舆论搞得多多的;把负能量、次旋律搞得少少的，把正能量、主旋律搞得多多的。

习近平总书记有“三个地带”的理论，他说：“当前，思想舆论领域大致有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黑色地带主要是负面的东西，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大大压缩其地盘;灰色地带要大张旗鼓争取，使其转化为红色地带。”这就是把我们的地盘搞得大大的，把敌人的地盘搞得少少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思路。所以，我认为，高明的意识形态工作实际上是在坚持原则和底线的前提下推动形成最大公约数的工作。我们要坚持这一个原则，因为意识形态工作本身就是一个政治性非常强的工作。

第三个要点，心里面要装几把尺子。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一把尺子，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一把尺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把尺子，中国国家利益与国家形象也是一把尺子。凡是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就要用这几把尺子量一量，有利的我们就要去做，有害的我们就要去反对。意识形态领域很复杂，有的是认识模糊，有的是思想方法问题，有的是政治立场问题，情况是不一样的。检验的标尺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能以“左”为标尺，也不能以“右”为标尺。“左”和“右”的标尺一定意义上都有形而上的成分在，有了这几把尺子，我们就做到心里有数。

我们要牢记几个关键词：一个是底线思维，一个是战略定力，一个是颠覆性错误。底线思维，就是一定要守住我们的原则和底线。刚才那几把尺子，我认为就可以作为原则和底线。战略定力，就是要明白我们做工作不是为了讨好某些人，不能因为别人批评、指责、谩骂我们就不去做，不能因为别人鼓掌、喝彩、叫好我们就去做，我们是为了自己而工作，这叫战略定力。同时，我们不能犯颠覆性错误。一些理论、一些口径、一些标尺，一旦松动，就有可能会犯下颠覆性错误。

第四个要点，有些问题不妨想得多一些。对那些看似与意识形态工作不相干的事务要多想一想。对于一些流传甚广的网络帖子包括一些“正能量”的谣言要多想一想。比如，所谓的哈佛大学校训，所谓的西点军校军规，所谓的德国幼教专家解读，所谓的美国某某学会的推荐……在裹挟着商业利益目的之外，有可能也会对很多人造成一种思想上的、价值观上的误导。对于某些所谓客观的新闻报道也要多想一想。对于某些所谓的客观现象也要多想一想。比如，有的人认为中国的大学有思想政治教育课，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西方的大学没有这方面的课程，所以他们就没有意识形态色彩。我们说西方的高等教育中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这个话当然牵强，但是如果说它不受意识形态影响，那肯定是不对的。在美国哈佛大学本科教育的核心课程中，文学名著和西方思想制度是两大门类，而这两类核心课程就是经过精心设计，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向学生灌输具有倾向性的理论、学说和观点的课程，其目的是对学生进行西方主流价值观的教育，是要将共同的价值观念传输给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你能说这里面没有思想政治理论的教育吗?只不过他们做得更巧妙、更隐蔽。

(二)提高意识形态学习力

第一，把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看家本领。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能力，正确判断形势，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们做好各方面工作的看家本领，但首先它是我们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看家本领。意识形态理论工作者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这个犀利的武器在手，那是根本做不好的、看不透的、弄不明白的。

第二，适当了解思想意识领域的热点问题。对于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思潮的基本观点、基本立场、论证的基本方法，我们都要了解一下。比如，政治学领域的民主话题，法学领域的宪政问题，新闻学领域的所谓“新闻自由”，社会学领域的公民社会，都附着了大量的意识形态因素。对此，我们不可不察。

(三)提高意识形态思考力第一，善于观察问题。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解决问题，坚定理想信念，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做到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

在善于观察问题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作出了一个榜样。他在一次重要的讲话中提出了“八个能否”的标准。他说，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

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

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第二，善于抓住关键。习近平提出了“13个如何”，我认为这“13个如何”就是当前和今后我们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问题，把这“13个如何”想清楚了，我们的意识形态工作就比较好做，如果想不清楚，那么意识形态能力就得不到提高。哪“13个如何”呢?第一，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第二，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第三，如何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第四，如何看待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第五，如何看待自由、民主、平等的科学内涵和实践。第六，如何看待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第七，如何准确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第八，如何深刻领会新的发展理念。第九，如何科学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第十，如何看待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第十一，如何看待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全面深化改革。第十二，如何看待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第十三，如何看待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如果我们在这13个问题上获得了一个明确而清醒的认识，那么我们的意识形态能力就将大大提高一步。

第三，善于进行一些分析。这些分析有理论上的分析。当年，苏联解体、东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很多人开始怀疑、悲观、失望，甚至质疑“中国的红旗到底还能打多久?”就在那个时候，邓小平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20多年过去了，我们发现邓小平同志的判断是准确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并没有消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没有消失，反而一步一步在崛起。这就是分析力、判断力和思考力。

(四)提高意识形态创新力意识形态工作是一个特别需要创新的工作，不是简单的攻和守这么简单，它要求我们保持思想上最大的敏锐性和开放性，要不断地打破传统的思维定势，要不断地保持思想上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第一，善于进行理论创新。邓小平是一个理论创新大师，提出了“完整理解论”。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从而强化了毛泽东思想中的“四个现代化”理念，为经济社会的发展解除了思想上的一个大障碍。同时，为了摆脱传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势，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从而赋予了社会主义新的生命力、新的动能。这就是理论创造。中国也有很多其他的理论创新，比如协商民主，我们对“协商民主”这个外来词进行了中国式的改造，把它从一个具有强烈的自由主义理论背景的词改造成为一个合乎中国国情的词，所以我们讲民主协商、协商民主、政治协商，这就已经完全的归化为中国的一个词。对于“治理”这样一个具有新自由主义背景的词我们也进行了改造，所以我们有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我们还提出了网络主权这样一个中国创造的词汇，而正是借助于网络主权、信息主权，我们在面对西方强势的网络霸权的时候就有了自己的正当性、道义的制高点、理论的制高点。

第二，善于进行内容创新。比如，《马克思主义能够给予我们什么——从个体受益角度所作的思考》一文认为，马克思主义能够给予我们的，从个体受益角度来思考，大致有三大主要方面：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科学把握世界和社会发展的思维与方法;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正确理解生活和人生命运的智慧与启迪;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充实精神世界并抚慰心灵的哲理与感悟。过去，我们都讲马克思主义给我们一个科学的理论指导，而这个文章却发掘出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个体、对于我们心灵、对于我们精神世界的指导和抚慰作用，这就是一种创新。

第三，善于进行应用创新。意识形态工作中，应用创新也很重要。比如，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实际上就是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的具体实际中，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应用创新。邓小平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前加上中国特色，实际上就是在中国的语境中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也是一个伟大的应用创新。

(五)提高意识形态表达力第一，善于拿捏词句。比如，过去我们讲和平发展，后来一度我们使用了“和平崛起”这个词，但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和平崛起”这个词在意识形态的可接受性及传播力上，不如“和平发展”这个词更容易得到理解和接受。还有一个例子是，习近平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这是拿捏词句的一个经典文本。习近平讲，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两者有机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这就打破了过去在意识形态上的一个不可通约性，把两者的统一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实际上就是一项非常伟大而重要的、具有创造性的意识形态工作。比如面对西方的“普世价值”，我们提出共同价值。他讲他的“普世价值”，我们讲我们的共同价值，中国并没有脱离人类文明的大道，但是我们对于人类文明的价值有着自己的理解，而这个理解并不同于在西方语境下所创造出来的所谓的“普世价值”。还有“狮子论”，习近平说：“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这里面对词句拿捏达到了一个非常艺术化的高度。

第二，善于创新话语。比如毛泽东通过创造性地化用“实事求是”这个词，赋予“实事求是”这个词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涵，从而使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活的灵魂。邓小平通过“一国两制”一词创造性地解决了一个国家之内两种制度共容的理论解释问题，通过“摸着石头过河”揭示了改革开放方法论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通过“中国梦”这样一个词带动和激发了全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中国梦在意识形态方面也是一个创造性的典范，它激发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造力和想象力，提升了人民群众对于我们党的事业的参与感和效能感，同时让世界认同中国也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切入视角。所以，有人说，中国梦不但有仙气，还很接地气，从而打通了各种语言的阻隔，为我们党开辟新的话语空间。而新的话语空间开辟的背后实际上是新的社会共识的形成、最大公约数的形成。“中国梦”的提出，出现了一系列与此相伴而生的话语，如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故事、个人梦、民族梦、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等，甚至产生了“中国梦”与“美国梦”“欧洲梦”的类比，为我们党开辟新的话语空间，在国际国内都赢得了思想上的一个公约数。

第三，避免掉入话语陷阱。比如，西方政治理论，西方的传播理论，在有意无意地设置了若干话语陷阱，我们稍加不慎就可能掉入话语陷阱，比如合法性、宪政、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等。一方面，它们有一定的理论创新价值，但是另外一方面，如果简单地用这些理论来观察和分析中国，我们可能就会被他们套上话语的牢笼、话语的紧身衣，从而挣扎不得，动弹不得，处处被动。再比如，我们国内也有一些话语有一定的陷阱性质。比如探讨党大还是法大、一党执政滋生腐败、人民性高于党性、党政分开，等等。甚至一些国外领导人发表的谈话也有助于我们提高对意识形态陷阱、话语陷阱的认识。

三、提高意识形态能力的若干原则

第一，把握一个核心任务。意识形态工作是一个争取最大公约数的工作。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敌我攻守的工作。争取最大公约数的工作，在一定意义上既要有敌情意识、攻防意识，同时还要把握、了解核心任务。核心任务是什么?就是怎样让人家了解、理解、认同我的想法、说法，或者说怎样用我的想法、说法打动、感召、说服人家。意识形态工作本质是一个争夺人心的工作。而习近平指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如果经过我们工作，人心凝聚力提高了，老百姓的认同感、认同度提高了，那么这个工作就是成功的;如果老百姓的认同度下降了，那么我们就要反思意识形态工作在哪里可能出现了偏差。

第二，坚持“双百方针”。我们党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主要指的是文艺，偏重于文艺，百家争鸣偏重于思想。那么我认为，在意识形态领域恐怕也要讲一讲“双百方针”。中国历史上讲“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邓小平同志也讲“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毛泽东也讲，“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所以，在意识形态工作上，我们还是要坚持“双百方针”。

第三，秉持“三不主义”。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争取最大公约数，那就要善用“三不主义”。我们要秉持一种就事论事的智慧，是什么事就解决什么事，出了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

第四，破立并举、重在建设。破立并举，既要有破，又要有立。既然意识形态工作有一定意义上的敌我攻防性质和功能，那么破还是要有的。我们要善于破，善于用“笔杆子”来对付“笔杆子”，善于用“枪杆子”来对付“枪杆子”。重在建设就是立，要大力加强能力建设，关键在于我们自己。《孙子兵法》讲，“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我们要有这样的思想，要有这样的智慧，这样我们的工作就比较主动了。

第五，把握好三个基本维度。一是，重点解决好挨骂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形象地讲：“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经过几代人不断地努力，挨打、挨饿的问题基本解决了，但是挨骂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甚至一定意义上成为我们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意识形态工作重点要解决好挨骂的问题。二是，在态度上要明确，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我们要着眼于团结和争取大多数，有理有力有节地开展舆论斗争，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三是，手上要有“几把刷子”。习近平说，担任宣传思想部门领导工作的，除政治上可靠之外，总是需要在理论上、笔头上、口才上或其他专长上有“几把刷子”。做到坐下来能写字，站起来能说句，走起来能办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面对的是思想僵化的问题，思想僵化就要解放思想，但是现在我们一定意义上面对的是思想分化问题，思想分化就要统一思想。而统一思想要比解放思想工作难度还要高。前者需要智慧和勇气，后者需要方法和艺术。所以难度更高，要求我们刷子就得更多。

意识形态工作汇报材料汇总四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政治安全。按照学校党总支要求，现将我支部意识形态工作分析研判情况汇报如下：

(一)强化责任意识，加强组织领导。根据实际工作需要，调整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落实制度，充分发挥支部成员力量，做到层层监管落实。明确要求支部领导班子对意识形态负总责，支部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带头抓意识形态工作，组织委员负责协助支部书记抓好统筹协调指导工作，宣传委员负责牢牢把握正确意识形态传导方向，并负责材料的整理和存档工作，纪检委员要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员考核重点，切实做到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本单位干部综合目标考评，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

(二)认真组织学习，不断提高认识。一是落实集中学习制度。党员干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积极开展“三会一课”。二是以集中学习为契机，及时传达相关文件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市、旗委及旗教育部门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及指示精神，始终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的政治任务来抓，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守组织纪律和宣传纪律，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三是以“学习强国”为载体，时时为党员“充电”，充分利用学习平台的丰富内容，为日常工作、学习提供有力思想政治保障。

(三)坚守网络意识形态阵地，做好宣传思想工作。一是将理论学习作为重要的意识形态知识传播窗口，多传播正能量，强化校刊《塞外风》、校园网站、校园广播等传统媒体利用率的同时加强微信公众平台、门户网站、qq等多种形式的宣传力度，大力宣传党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全方位立体的展示意识形态工作教育成果。二是要继续加强宣传报道内容质量，宣传报道要创新传播教育领域正能量，形式及内容要吸引人，加强网络意识形态阵地管控，创新网络意识形态内容建设，最大限度壮大网上正能量，对宣传党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红色内容”，大力扶持、积极鼓励。

上半年，二支部切实加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抓好责任落实，积极开展主题党日各项活动：3月进行了“我是党员，我不信教”主题活动。4月组织党员参加了祭扫烈士墓活动，支部书记讲党课，重温入党誓词。5月开展了廉洁教育主题活动。6月开展了扫黑除恶主题活动。7月初进行庆祝建党98周年党员知识竞赛活动。虽然在此工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对照做好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总要求，工作中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一是关于意识形态的学习需继续强化。部分年轻党员干部思想普遍比较活跃，对意识形态工作认识上还有差距，对党的政策、相关理论性文件等缺乏学习热情，思想政治觉悟有待进一步加强。二是意识形态的阵地建设有待进一步加强，要不断开发和搭建新的宣传载体和平台，扩大信息的知晓度，加强校园党建工作的宣传，积极传递正能量。三是加强对微博、微信、网站等新媒体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监管和引领。

下一步工作中，支部将紧紧围绕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努力克服自身不足，落实落细中央、自治区、市委、旗委、旗教育部门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安排部署。一是切实抓好政治理论学习，强化责任意识，注重在正面引导中筑牢思想防线。二是加强正面宣传，强化担当意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真正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落到落实。三是补齐短板，强化创新意识。汲取意识形态工作中的先进做法，做好创新工作。四是狠抓意识形态责任制的落实工作，认真分析当前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加强研究、认真谋划、周密部署、细化工作任务，切实把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到实处。五是以宣传工作促发展,提高全体干部职工的思想高度,努力把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每一条措施抓出实效。

意识形态工作汇报材料汇总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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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研判意识形态领域情况

一、主要做法及取得的成效

一是及时传达，全面部署。我局及时召开班子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制定的《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以及全市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并要求各二层单位要认真学习领会好，进一步增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履行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意识。

二是查找问题，研究对策。坚持问题导向，逐项对照中央《实施办法》和自治区《实施细则》要求，认真从组织领导、体制机制、阵地建设、队伍建设等方面，深入查找存在问题和不足进行了一次意识形态工作自检自查。按照边查边改、立行立改原则，对全局各类意识形态阵地进行了一次全面、彻底地清查，严格落实管理责任，切实做到可管可控。

三是传递上情，宣传政策。近两年，我局中心组先后5次传达学习中央、自治区、来宾市及县委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文件，专题研究开展全局意识形态工作。召开全体干部职工大会2次，专题学习贯彻上级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及指示要求做好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组织丰富多样的正面舆论宣传，开展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教育，严防违纪违规行为的发生。

四是制订方案，落实责任。我们根据自治区、来宾市及县委的文件精神，及时制订了《象州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落实党委(党

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方案》，明确党组副书记副局长梁伦伟同志具体分管意识形态工作;安排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按照县委的要求，兼职网络评论员，适时开展网上正面宣传引导。

二、存在的问题

我局宣传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互联网、手机微信等新兴媒体的应用和引导管理需要进一步探索;二是新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