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在伪满总理身边的我地下工作者

抗战期间，在伪满洲国总理张景惠身边，潜伏着一位我地下工作者。他利用其特殊的身份，掩护了多位同志，并为中共掌握伪满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等情况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这个人就是张景惠的儿子张绍纪。

张绍纪，1920年生，是张景惠与夫人徐芷卿的儿子，早年学习过俄语，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文化、思想有了初步的认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东北全境沦陷。张景惠迅速投靠了日本人，出任伪参议府议长兼东省特别行政区长官。伪“满洲国”成立几年后，张景惠更取代了郑孝胥，成为“满洲国总理大臣”。

1938年，张绍纪收到了一封来自日本的信件，寄信人是他的表哥丁非。丁非，本名张绍维，张景惠大哥的独子，此时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他鼓励张绍纪一同前来学习。不久，张绍纪登上了东渡日本的客轮。

张绍纪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律时，发现表哥接触的人都喜欢谈论哲学问题。见张绍纪也有兴趣，丁非就介绍他读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等张绍纪读完《大众哲学》，并对马列著作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后，丁非又告诉张绍纪，他参加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叫“新知识研究会”，并问他愿不愿意参加这个组织。张绍纪欣然同意，并接受了中共的抗日主张。

“新知识研究会”是中共的一个外围组织，正式名称叫“东北留日青年救亡会”。“救亡会”的前身是193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的“反帝大同盟”，1940年后受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领导。正式成员有40多人，其中中共党员占1/4。情报组织的同志们表面上老老实实，做好掩护职业，并表现出一副不问政治的超然模样。暗地里，同志们积极投身到搜集情报的工作中。该组织成员大部分是伪满上层子弟，基本上都是日本各大学的留学生。通过学习交流，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转变到共产主义思想。

1940年起，经党组织批准，“救亡会”成员陆续撤回东北。由于“救亡会”组织成员独特的优越条件，回东北后，很多人打入伪军、警、政、经济等部门，并担任了重要职务。1943年，随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失利，日本本土开始暴露在盟军炮火之下。因东京经常遭到美机的轰炸，为避危难，张绍纪回到长春入“王道书院”继续学习。

这位出身望门，备受娇宠的“张公子”，非但未能秉承父业，反而背叛了充当汉奸的老子。张绍纪回国后被分配在长春情报小组，暂时没有掩护职业，但他的“少爷”身份是一个最好的掩护。他经常随父母参加伪满高层的聚会，混迹于灯红酒绿之中，结交了许多达官显贵。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出售纸张，为组织筹措经费，并从父亲张景惠口中，从达官显贵的交谈中，得到了很多有价值的军事、经济情报，及时向地下组织报告。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伪满高层计划秘密出逃，而张景惠则宣布建立“维持会”。日本战败后，根据党的指示，张绍纪利用张景惠俄文翻译的身份，与苏军“长春城防司令部”建立了联系，向苏军提供了大量情报，对肃清残匪流寇、维持治安、处理各种复杂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9月初的一天，苏军一名上校带着三卡车战士和几辆小轿车来到张景惠家。那位上校对张景惠说，苏军总司令部(在这前两天，大批苏联军队已经开进长春，苏军前线总司令部也已到达)叫他去开会，马上就走。张景惠问要不要他通知其他“大臣”，苏军上校说不需要。随后，张景惠只带了一副眼镜便跟着上了一辆小轿车。张绍纪作为父亲张景惠的翻译也跟了去，并为苏军带路。

但苏军用汽车把伪满大臣们集中后直接拉到设在长春市内原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旧址的苏军司令部里。出面接见的是苏军上将格瓦廖夫。见面后，格瓦廖夫对伪满大臣们说:“你们的‘皇帝’溥仪很想你们。你们或许也想他，所以我们决定把你们送到溥仪那里去。就这样吧，你们现在可以走了。”说完，格瓦廖夫便转身离去，弄得伪满大臣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半个小时之后，苏军用汽车把张景惠等人拉到长春飞机场。张绍纪因为名字也出现在名单上，所以跟着众“大臣”上了飞机。

张绍纪等被送到赤塔收容所。有一天，他曾问收容所的负责人沃尔阔夫:“我是被拘留者吗？”沃尔阔夫回答说:”当然不是。”张绍纪问:“那么，为什么不放我回去？”沃尔阔夫说:“您想，战后苏联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哪有时间来专门讨论您一个人的回国问题。再说，中国人民现在还没有自己的合法政府。”

1949年年末，张绍纪和溥仪、张景惠等人都被安排在伯力“特别收容所”。张绍纪在未暴露参加革命的身份情况下，在苏联给伪满这批人做起了翻译，为他们讲解《真理报》和《消息报》，讲解国内解放战争的形势发展。就这样，张绍纪在苏联度过了5个春秋。

1950年5月，张绍纪作为“第一批被遣返回国的战犯”回到祖国，被关押在沈阳监狱。让他苦闷不已的是手头没有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材料。正在这时，监狱下发了一张个人简历表，其中有一栏是“是否参加过何种反动会道门？”张绍纪勾掉了“反动会道门”，填上了“没参加过反动会道门，参加过东北青年救亡会”，并注明了证明人。恰巧，张绍纪填写的一个证明人此时正在东北公安部工作，并管理着这个监狱。东北公安部在了解情况后很快将他释放，重新分配了工作。张绍纪百感交集，向组织申请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张梦实，寓意着梦想实现。

1950年8月，当父亲张景惠随同溥仪等人作为第二批遣返战犯回国时，张梦实已经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看守。为了安抚溥仪等人的恐慌情绪，我党和政府特意安排张梦实和溥仪、张景惠等人见面。

1959年1月，张景惠病逝于抚顺战犯管理所。在他生前所写的自白中，感谢政府的宽大，也感谢政府给了他子侄一条出路。去世前，张梦实曾和爱人以及儿子一同来到病室看望了张景惠。张梦实离开看守所后从事教育事业，后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