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作为美国的一种社会力量，其对美中关系的总体看法，集中代表了美国政界和社会对华关系的基本理解和认识
■我们必须联系美国整体的对华政策基础和背景，来考虑智库的看法。把一些智库的报告或者结论简单地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整体动向相联系，是不符合实际的
■华盛顿智库的普遍看法，反映了美国售台武器以及美台军事交流在美国两岸关系政策中的顽固性，也深刻说明了，我们想要通过外交手段阻止美国售台武器或者减弱美台军事交流，存在着相当的难度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谭慎格（John Tkacik）等人开始组织重新评估“一个中国政策”的活动，站在极端亲台、反华立场上，要求政府和国会承认所谓“台湾独立”现实，抛弃一个中国政策。不过，除了美国的“企业研究所”有所回应之外，这样的政策主张一致被其他的美国智库所拒绝。对于当前的中美关系来说，美国智库的动向值得关注。我们从上面的例子可以了解到，一个中国政策最大程度符合美国目前在台湾海峡两边的利益。布什政府目前至少是不可能改变的。
华盛顿智库中国研究的内容和结论，是我们解读美国政府对华政策以及美国社会的中国观念的重要晴雨表。
智库在美国对华政策中有特殊的位置
由于受价值、政治以及文化等因素的作用，在美国的公共媒体中很少能见到公开的中国政策辩论，美国缺乏以一种公开、积极的方式去认识变化中的中国的热情。这是当前制约美国对华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9·11 事件”之后，中美两国关系在共同利益与分歧中不断对话发展，总体上受美国国内政治冲击的势头在减弱，同时，主张发展两国关系的美国国内政治资源也在壮大。然而，两个事实没有变一是美国政治和社会对中国依然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看法没有变，二是美国人总体上缺乏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和了解、有时甚至是故意拒绝客观认识中国，这样的事实没有变。所以，公开的政策讨论似乎对美国人是一种“难堪”美国人没有改变对“共产主义”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但他们又不得不去面对一个和美国的繁荣与强大日益相关的中国。对他们所谓“共产党中国”的情绪化的反感，与无法回避的中国正在崛起并且在国际上越来越负责的事实，让永远自以为是的美国人常常在观念和价值上无法统一。
然而，华盛顿的智库常常提供公开的中国问题讨论的渠道，成为在美国政治的心脏地区，最重要的中国资讯提供者之一；同时，智库也是两国务实交往和认识的重要渠道。成熟的智库体系反映了美国政府积极利用各种社会力量、加强决策科学性以及体现政治利益平衡的传统。政府、国会与智库之间的制度性的互动关系也是美国在一个开放的系统中反映各种声音与利益诉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库的中国研究常常代表了美国精英阶层引导、传播中国认识的重要途径。
智库系统各种势力与观点的角逐与争论
智库一般都有着较为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因其背景的不同往往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标牌”色彩。从这点上来说，华盛顿的智库明确地分为左、中、右三类。了解智库“归类”我们就可以基本知道该智库主要的观点和主张，也大体可以知道在某些涉及中国的问题上，该智库及研究人员可能会采取的基本看法。有的智库对华关系作用比较积极，有的则十分消极。例如，美国传统基金会和企业研究所是右翼保守势力的喉舌，是绝对的反华思想基地；卡托研究所是提倡孤立主义的，对华看法比较自由化；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布鲁金斯学会是民主党和自由主义势力的代表，相对比较温和。
智库不仅为美国政府对华决策讨论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扩大了政府对华政策执行的深度和广度，其自身也是美国政府中国政策的普及者和推广者。当然，智库活动能影响政府政策以及反映多种社会声音，也是智库生存与发展的前提。
以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为例，该智库的成功运作部分得益于有效的资源整合与出色管理，部分得益于其成功经营的深厚的政府与社会网络关系，也部分得益于其提供的高质量的智力服务。该中心的核心的研究力量主要来自于民主党政府的前官员，历来与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一个有趣的说法是，如果克里赢得今年的大选，CSIS 可能有将近一半的骨干力量要重回政府服务。这么说多少有点夸张，却比较形象地体现了这种智库与政府在人才准备与任用上的相互关系。前政府官员对政府运作程序和官僚政治的熟悉与了解，可以更好地驾御智库与政府和国会等政治力量之间的关系。例如，智库的研究人员是美国国会有关中国政策听证会上的常客，也可能是政府结构中负责中国政策官员的来源之一。此外，长期追踪和研究中国问题的经验以及优秀的专业研究水准，让他们对美国的中国政策以及对中国都有十分深入的认识与了解。这使得智库的中国研究者不但具备相当的专业水准，同时，又能在政府的对策研究中提供参考与借鉴。虽然主要从事政策研究，这些“中国通”因为有智库的平台，比大学中学术性的中国研究者更富有政策和现实的影响力。在台湾问题上，智库与主流观点保持一致
华盛顿的智库对美中关系有独到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既不能忽视，也不能过高估计。智库作为美国的一种社会力量，其对美中关系的总体看法，集中代表了美国政界和社会对华关系的基本理解和认识。智库人士作为社会精英阶层的一部分，对美中关系既敏感（随时跟踪和把握中国问题最新动态），又务实（永远从美国的利益出发客观地面对和解决问题）。他们频繁、深入地与中国人士进行交往，是美中非常重要的沟通渠道。了解智库的研究动向，是我们分析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指标。
虽然，由于智库有不同的“分类”和利益背景，在同一议题上智库之间的争论反映了美国多元化的社会事实，在美中关系问题上更是如此，但作为美国政治与社会的一部分，智库的对华政策主张不可能超越美国政府及社会对华外交的总体看法与评估。美国从未形成过统一的、正有一致性的对华政策，而只有在核心层有连续的、大体获得两党支持的对华政策要素。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必须联系美国整体的对华政策基础和背景，来考虑智库的看法。把一些智库的报告或者结论简单地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整体动向相联系，是不符合实际的。分析和判断具体智库的研究成果对美中关系的作用，必须首先放在美国政治与社会的大环境中才能更为准确和客观。
美国政府的相关政策常常首先在智库层面进行讨论和掂量，但并不等于说美国政府的政策必然经过智库的讨论。智库的角色说到底是为政府提供决策和政策执行的智力支持。即便智库的政策建议得到采纳，也更多的是因为智库的观点在各种利益平衡中更有代表性，更能说明和体现已经变化的时势和环境。美国政府在具体政策上的选择，更多是政府综合平衡的结果，是政府依据自身构成和利益取向做出选择的结果。智库所进行的讨论和具体的政策选择是两个概念。
比如在台湾问题上，不同的智库研究人员的看法差距比较大。有对中国政策比较理解的，有强烈抨击的；有“逢中必反”的，也有指责台湾较多的。但不管看法如何，其实质都是自觉、坚定地维护美国政府的利益，与主流观点保持一致。例如，对美国售台武器与日益提升的美台军事关系问题，我们常常说美国在“向台湾发出错误信号”。而从美国政府来说，这样的销售和活动代表了政府受《与台湾关系法》制约向台湾提供安全的“义务”；对智库来说，这样的销售和活动是保持美国在两岸关系中特定影响力的手段，也是可以争取各种社会资源的渠道；对具体从事两岸关系研究的学者来说，这样的活动更是对美国十分有利、能灵活运用、实效明确的重要政策工具。华盛顿智库的这种普遍看法，反映了美国售台武器以及美台军事交流在美国两岸关系政策中的顽固性，也深刻说明了，我们想要通过外交手段阻止美国售台武器或者减弱美台军事交流，存在着相当的难度。除非改变美国政治在中国问题上的总体看法，否则，智库不仅永远不会提出改变美国对台军售的建议，即使提了也不可能有任何实际的效果。
不过，智库及智库研究人员代表了一种重要的信息渠道，同样也是一种重要的信息与观念的传播中心，更是一种有影响力的网络关系。台湾通过基金会赞助、邀请访问以及合作研究等方式，在华盛顿的智库上做了大量的“投资”。比如“3·20 大选”以及“5·20”就职时，台湾当局就邀请了十几位智库研究人员赴台观摩。台湾的投资必然造成一部分智库和研究人员为台湾“说话”。这是智库在“政治化”特点之外的另外一个“利益化”特点。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现为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环球时报》 (2004 年 07 月 09 日 第十八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