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部具有争议性的小说。不仅在当时有争议,到现在也还有争议。在40年代,周扬等人从左的立场上腹诽这本小说。在80年代,这部小说又被认为是一部左的作品。有人认为:“那里面简直看不到丁玲自己独特的感受,只有那一个纯粹政治性的主题,而这样的主题是其他许多作家都已经写过,以后还有更多的作家将要来写的。如果说在《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里,我们还能感受到那个写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独特的女作家,这部长篇小说却明白地宣告了这位女作家的彻底的消失,作为《桑干河上》的作者,丁玲几乎完全丧失了她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包括她作为一个女作家的那些独特的禀赋。”
从整体上讲,这本小说是符合当时左的文学规范的。小说是按照阶级斗争的理论进行写作的。但是这本小说也有挑战规范的地方。
首先表现在顾涌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丁玲后来说,写这个人物是有纠左的动机的。我们开始搞土改时根本就没什么富裕中农这一说,就是雇农、贫农、富农、地主。我们的确是把顾涌这一类人划成富农,甚至划成地主的。拿地的时候也竟是拿他的好地,有些做法也很左。表面上说是献地,实际上就是拿地,常常把好的都拿走了,明明知道留下的坏地不足以维持那一家子人的吃用,但是还是拿了,并且认为这就是阶级立场稳。在这样做的当中,我开始怀疑。有一天,我到一个村子去,我看见他们把一个实际上是富裕中农的地拿出来了,还让他上台讲话,那富裕中农没讲什么话,他一上台就把一条腰带解下来,这哪里还是什么带子,只是一些烂布条结成的,脚上穿着两只两样的鞋。他劳动了一辈子,腰已经直不起来了。他往台上这一站,不必讲什么话,很多农民都会同情他,嫌我们做的太过了。我感觉出我们的工作有问题,不过当时不敢确定,一直闷在脑子里很苦闷。所以当我提起笔来写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从顾涌写起了,而且写他的历史比谁都清楚。我没敢给他订成分,只写他十四岁就给人家放羊,全家劳动,写出他对土地的渴望,写出来让读者去评论,我们对这种人应当怎么办?
其次,还表现在黑妮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丁玲在不经意中表现了对作为地主侄女的黑妮的命运的某种关注。
丁玲这样讲述塑造黑妮这一人物形象的动机:“我在土改的时候,有一天我看到从地主家的门里走出一个女孩子,长的很漂亮。她是地主的亲戚,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我觉得那眼光表现出很复杂的感情。只这么一闪,我脑子忽然就有了一个人物。”丁玲还说:“马上我的感情就赋予了这个人物,觉得这个人物是应当有别于地主的。”
在黑妮形象的塑造上,丁玲内心深处的女性解放的追求又浮现出来了。黑妮是一个敢于追求自己的爱、自己的幸福的姑娘。她爱上了家里的长工程仁,就不顾门第、不顾一切地大胆爱着。这爱情被钱文贵发现后自然遭到反对,为拆开这一对恋人,钱文贵辞退了程仁。但这并不能破坏黑妮心中的爱。她偷偷地将鞋袜送给程仁,悄悄地与程仁约会。她对程仁说:“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咱一个亲人也没有,就只有你啊!你要没良心,咱就只好当姑子去。”当面表示了非程仁不嫁的决心。黑妮尽管是一个农村姑娘,她身上却有着莎菲的基因。
应该说,周扬对这本小说的腹诽确实很敏锐,他看出了这本小说的异端之处。可惜的是,八十年代的批评家反而没有看出这两点。
在这本小说中,丁玲独特地感受和展现了农村阶级关系的复杂性,写了土改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特别是写农会主任程仁的心理,写他的苦恼和彷徨,贴切而细腻。
丁玲后来在回答“写好一部作品何者最重要”时,指出:“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出人来,就是要钻到人心里面去,你要不写出那个人的心理状态、不写出那个人灵魂里的东西,光有故事,我总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兴趣。”丁玲小说最受左的批评所訾议之处就是写出人物内心的多重性,而她的小说最经得起时间考验之处,也就是写出人物内心的多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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