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共两党合作的深化与北伐战争取得重大的发展，中国正急需一场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来推翻帝国主义、旧军阀、贪官污吏。农民-运动就此顺势兴起，迅猛异常，但遭到国民党右派人士的百般阻挠和非难，令人遗憾的是，就连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右倾机会主义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为了迁就国民党，他们宁愿抛弃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在这种舆-论的环境下，为了解析和回应党内外的不满和责难，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农民-运动最为蓬勃的湖南省，实地考察当地的农民-运动，写出了这篇《湖南农民-运动下面是范文网的小编为您带来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读后感【优秀2篇】，希望可以启发、帮助到大家。
篇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读后感 篇一
最近，有一个调查研究的工作任务要做。为此，我又重新查阅了毛泽东同志于1927年3月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份报告在中学时期便被老师推荐为调查报告的范本，今日读来依然风采不减。《报告》很长，但是逻辑清晰、亲切自然、说服力强。读完后有了一定的收获：一是调研主题如何确定。笼统地说，调研要围绕你感兴趣的事物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来确定。
具体一点，就是。需要说明的是，有的时候调研的主题不一定只有一个，但是我们要根据矛盾的关联性，清晰地排出调研主题的主次顺序来。对于我们来说，虽然调研主题似乎领导已经确定，但是在具体调研的环节，还是要尽量突出一个主题，旁及及其问题的。调研主题确定了，就要围绕调研内容作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包括查阅相关的资料，调研活动具体的组织方案的拟定及抽调合适的人选等。二是采取什么样的调研方法。
社会调研的方法有很多，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非现场调研。包括查阅资料、数据分析、软件模拟、电话抽样访谈等。另一类是现场调研。如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察看、服务对象走访等。采取什么样的调研方法取决于你的调研相对方和调研主题，总的原则就是能够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取最真实有效的信息。当然，信息的真实有效性往往需要事后的评估确定，所以，调研的经验在这里便具有特殊的价值。1927年3月，毛泽东同志回到湖南老家，为了了解中国革命农民运动的阶段性情形，选取了有代表意义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五县进行了32天的实地考察，主要采取“在乡下、在县城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的方法，再与自己以往的革命经验相比较分析，指出了在今后的革命道路中，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一样都是可以依靠的革命重要力量，最后得出中国共产党应当顺应历史潮流站出来领导他们的结论。
三是分析问题的方法。如时间序列分析、比较分析、统计分析、系统分析、个案分析等等。
四是如何撰写调研报告。调研报告的写法是一个仁者见仁的问题。有的欣赏八股式的调研报告，现状、问题、分析、建议或结论逐一展开；有的习惯观点对比式的调研报告，通过的一定的情形下比较两种甚至几种观点的效果，结论立现；有的擅长案例分析式的调研报告，解剖麻雀，小中见大，偏中概全，建议往往很有针对性；有的追求反证式的调研报告，开篇提一个相反的论点，通过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层层反驳得以立论。毛泽东同志的这篇调研报告范文，既有观点对比，又有案例分析，还有逻辑归纳，在我看来是一篇比较综合的写法，说实话不易模仿，但是我们从中学到的东西也足以借鉴应用了。
篇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读后感 篇二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篇长达30页，内容多，写读后感如文字过少容易失之笼统，故而只针对“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一语写点感想。
农民是中国革命最主要的同盟军，为了迁就国民党而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斗争。毛泽东为了答复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历时三十二天，在湖南步行了七百公里，做了详尽的考察工作后写下此文。
“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的说法，其实是要回答当时的湖南农民运动是否“过分”的问题，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的"问题。
中层以上社会、国民党右派认为革命“糟得很”；中派则认为农会“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所以是“过分”的、是“矫枉过正”的、“未免太不成话”。而毛泽东通过深入调查后，认为这些观点都是错的，农民革命“好得很”呢！他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
他的依据主要有两条：
一是，一些所谓“过分”的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
二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之所以说出“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是由于农民运动已被一些反对者定性为“矫枉过正”，他是为了与这种观点针锋相对，是为了驳斥这种错误评价而将“矫枉过正”的成语予以改写，因此，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从根子上就认为：要矫枉，就必须用过正的方式来办，才是对的。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毛泽东的“矫枉必须过正论”，就能解释，为何毛泽东（虽不是同一时期）但其实是同意“过犹不及”的思想方法的。毛泽东在1939年致张闻天的信中，肯定了过犹不及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并从质和量的统一来说明了过犹不及的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