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开放对非正规就业规模影响的实证研究 ——来自中国
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徐蔼婷， 刘 波
【摘 要】摘 要: 鉴于理论研究和经验证据无法为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贸易开放与非正规就业规模同步扩张的现象提供一致解释，文章利用2000-2012年省级数据，从全国、区域和时期多个维度就贸易开放对非正规就业规模的影响进行了实证考察。从全国来看，贸易开放显著扩大了非正规就业规模，并且进口贸易对非正规就业规模的影响大于出口贸易对非正规就业规模的影响。从区域来看，内陆地区贸易开放对非正规劳动力的引致需求大于沿海地区。金融危机后，进口贸易对非正规就业规模的影响逐步小于出口贸易对非正规就业规模的影响。另外，经济发展水平、城乡收入差距和城镇失业率对非正规就业规模的作用也呈现区域性和阶段性特征。基于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期刊名称】商业经济与管理 【年(卷),期】2014(000)006 【总页数】11
【关键词】关键词: 非正规就业；贸易开放；贸易自由化；区域比较
一、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开放程度和国际化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从1978年至2012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年均增长16.64%，贸易依存度由9.74%上升至52.80%。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等贸易自由化措施的实施更是刺激了我国对外贸易的高速发展。2002年以来，贸易总额、出口额、进口额的年均增长速度也分别达到了20.23%、
21.36%、19.09%，特别是2012年贸易总额超过了美国，中国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经济体，并迎来了对外贸易发展的又一个象征性节点。对外贸易的日益发展给整个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深刻影响，而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传统意义上的就业水平和劳动者工资方面，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非正规就业规模非但没有跟随经济发展的步伐而缩小，反而呈现扩张的态势。根据吴要武和蔡昉(2006)[1]对非正规就业的界定和测算，2002年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人数占城镇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介于40.3%-45.2%之间，到了2008年，这一比例依旧稳定在41.0%左右(李培林，李炜和范雷，2009)[2]。非正规就业也因此被认为是缓解我国城乡就业矛盾的重要出路(张兴华，2002；蔡昉和王美艳，2004)[3-4]。
贸易开放与非正规就业规模的同步扩张已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现象，这也促使相关学者对贸易开放与非正规就业规模之间的关系展开积极探索，然而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经验证据至今仍无法提供统一解释。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作为全球最大发展经济体的中国而言，有关贸易开放影响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并不少见，探讨非正规就业问题的文献也层出不穷，但作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正规就业规模会对贸易开放作何反应，我们却知之甚少。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多个角度探求贸易开放对非正规就业规模的影响，不仅对我国积极应对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有利于有效实施“保增长，促就业”等关系国计民生与社会稳定的重大国家战略。另外，在人民币不断升值、国际经济走势持续低迷的背景下，全面预估贸易开放对非正规就业规模的影响具有重要含义。
二、 文献回顾
自劳动经济学家将非正规就业引入Harris-Todaro模型(简称H-T模型)以来，利用二元经济理论探讨贸易开放影响非正规就业规模的理论机制便成为相关研究的主要思路。大多数理论模型都为贸易开放扩大非正规就业规模提供理论预测，其主要思路是：贸易开放使生产企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为保持或提高自身竞争力，生产企业往往通过解雇劳动力、改变雇佣规则或转变生产组织方式等途径降低生产成本，其后果是大量被解雇劳动力选择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规模得以扩张(Marjit，Kar和Beladi，2007；Ghosh和Paul，2008)[5]316，[6]1998。有些学者试图从不确定性需求视角来解释二元劳动力市场产生的本质原因，认为正是由于不确定的产品需求迫使企业维持双重的劳动力雇佣结构，即一部分是永久雇佣的劳动力，另一部分则是依据需求波动调整而临时雇佣的劳动力。基于双重劳动力市场框架，Goldberg和Pavcnik(2003)[7]467构建了一个代表性企业模型，指出削减进口关税将降低企业需求分布的均值，加剧产品的需求波动，进而增加对非正规劳动力的雇佣；他们强调了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在决定贸易自由化与非正规就业规模关系中的作用，劳动力市场越灵活则非正规就业规模越大。也有学者通过构建非正规部门和正规部门之间的生产关联来阐释贸易开放扩大非正规就业规模的影响机制。在Yabuuchi,Beladi和Wei(2005)[8]构建的三部门模型中，非正规部门为正规部门提供工业原料，贸易开放给进口竞争型企业以更大的竞争压力，使用相对便宜的非正规部门产品便成为这些企业不错的生存策略。
也有较多研究者通过构建包含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一般均衡模型来阐述贸易开放影响非正规就业规模的理论机制。在Marjit(2003)[9]构建的三部门准充分就
业一般均衡模型中，非正规部门被划分为为正规部门提供中间产品的资本密集型子部门和仅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密集型子部门，如果贸易自由化导致正规部门萎缩，那么与其存在生产联系的资本密集型子部门也将萎缩，但劳动密集型子部门的就业规模将不断扩张。在Majit，Kar和Biswas(2007)[5]314构建的劳动力雇佣一般均衡模型与Maiti和Marjit(2008)[10]构建的两部门开放经济一般均衡模型中，关税降低致使进口竞争型企业倍感压力，却进一步扩大了出口企业的市场份额；前者通过增加非正规就业岗位以降低生产成本，后者则通过生产活动的转包而将工作重心放在能带来更大利润的产品营销活动上，两个模型阐释了贸易开放扩大非正规就业规模的不同影响机制。相比之下，Cimoli，Primi和Pugno(2005)[11]的一般均衡模型侧重于考察出口企业的新技术采用情况，出口企业通过率先采用新技术以提高自身的生产率，由于新技术具有劳动力节约性质，从而迫使出口企业通过裁员或雇佣非正规就业者来调整劳动力结构，致使非正规就业规模扩张。不同的是，Aleman-Castilla(2006)[12]5将正规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引入异质性企业模型，认为贸易自由化致使企业发现进入正规部门更有利，而不是从事非正规生产，其行业内贸易的选择效应迫使生产率低的非正规企业退出行业，而生产率高的正规企业则获得国际市场份额。同样基于异质性企业模型，Paz(2012)[13]将企业税收遵从决策行为引入分析框架，在他构建的小型开放经济模型中，本国和贸易国进口关税的变化都将影响本国企业缴纳工资税的行为，进而确定其是否会提供非正规就业岗位。结果表明本国关税自由化会扩大非正规就业规模，而出口目的地国家关税自由化措施却对本国非正规就业规模产生反向影响。值得一提的是，Correa和Di Maio(2013)[14]将非正规部门引入李嘉图模型，阐释了贸易开放影响非正规就
业规模的多重路径。首先，鉴于政府的关税收入仅用于购买正规部门产品，通过扩大税基而增加政府的关税收入，正规就业规模因正规部门产品需求上升而扩张；其次，关税减让在降低进口商品价格的同时也促进了正规部门产品的出口，非正规就业规模因正规产品和非正规产品的替代效应与正规部门产品需求量的增加而进一步缩减。最后，商品进口量的增加致使正规部门工资降低，迫使部分劳动力向非正规部门转移，非正规就业规模得以扩张。多种影响途径的共同作用使得贸易开放与非正规就业规模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
贸易开放究竟扩大了还是缩减了非正规就业规模？就经验证据而言，无论是跨国样本数据还是一国经验数据均无法给出一致回答。第一类研究证明贸易开放扩大了非正规就业规模，如Currie和Harrison(1997)[15]基于摩洛哥1984-1989年工业企业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贸易开放会使得更多的企业尤其是出口导向型企业雇佣更多低报酬的临时工人，从而扩大非正规就业规模。Ghosh和Paul(2008)[6]2002基于18个中东欧国家和前苏联国家1990-1995年的面板数据分析得出贸易开放与非正规就业规模之间正相关的结论。Indrajit(2010)[16]对印度1970-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表明，以多种指标衡量的贸易开放与以多种指标测度的非正规就业规模之间呈现稳健的正相关关系。另一类研究证明贸易开放缩减了非正规就业规模，如Chaudhuri，Yabuuchi和Mukhopadhyay(2006)[17]对印度的经验研究支持该结论，Aleman-Castilla(2006)[12]34更是认为这种缩减效应呈现行业差异，出口导向型行业的缩减幅度较进口竞争型行业的缩减幅度更大。第三类研究表明贸易开放对非正规就业规模的作用是模糊的，如Goldberg和Pavcnik(2003)[7]494在考察巴西和哥伦比亚劳动力市场时发现，贸易自由化
贸易开放对非正规就业规模影响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省级面板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