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概论 绪论

中国文化概论 绪论

本书概论中国文化，在编章展开之前，有必要就全书的核心概念、涉及范围、基本宗旨等问题预作说明，是为绪论。

“文化”，是中国语言系统中古已有之的词汇。

“文”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易·系辞下》载：“物相杂，故日文。”《礼记·乐记》称：“五色成文而不乱。”《说文解字》称：“文，错画也，象交文。”均指此义。在此基础上，“文”又有若干层引申义。其一，为包括语言文字内的各种象征符号，进而具体化为文物典籍、礼乐制度。《尚书·序》所载伏羲画八卦，造书契，“由是文籍生焉”；《论语·子罕》所载孔子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是其实例。其二，由伦理之说导出彩画、装饰、人为修养之义，与“质”、“实”对称，所以《尚书·舜典》疏日“经纬天地日文”，《论语·雍也》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前两层意义之上，更导出美、善、德行之义，这便是《礼记·乐记》所谓“礼减而进，以进为文”，郑玄注“文犹美也，善也”，《尚书·大禹谟》所谓“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化”，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如《庄子·逍遥游》：“化而为鸟，其名日鹏”；《易·系辞下》：“男女构精，万物化生”；《黄帝内经·素问》：“化不可代，时不可违”；《礼记·中庸》：“可以赞天地之化育”等等。归纳以上诸说，“化”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并由此引申为教行迁善之义。

“文”与“化”并联使用，较早见之于战国末年儒生编辑的《易·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这段话里的“文”，即从纹理之义演化而来。日月往来交错文饰于天，即\天

文”，亦即天道自然规律.同样，“人文”，指人伦社会规律，即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纵横交织的关系，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构成复杂网络，具有纹理表象.这段话说，治国者须观察天文，以明了时序之变化，又须观察人文，使天下之人均能遵从文明礼仪，行为止其所当止。在这里，“人文”与“化成天下”紧密联系，“以文教化”的思想已十分明确。

西汉以后，“文”与“化”方合成一词，如“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三月三日曲水诗序》），“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文选·补之诗》）。这里的“文化”，或与天造地设的“自然”对举，或与无教化的“质朴”、“野蛮”对举。

西方各民族语文系统中，亦多有与“文化”对应的词汇，不过它们相互之间还有细微差别。拉丁文Culture，原形为动词，含有耕种、居住、练习、注意等多重意义。与拉丁语同属印欧语系的英文、法文，也用Culture来表示栽培、种植之意，并由此引申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这就与中国古代“文化”一词的“文治教化”内涵比较接近。所不同的是，中国的“文化”一开始就专注于精神领域，而Cultura却是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生发，继而才引申到精神活动领域的。从这层意义上分析，Cultura的内蕴比“文化”更为宽广，而与中国语言系统中的另一词汇“文明”更加切近。“文明”，从词源学上追溯，正如唐人孑L颖达疏解《尚书·舜典》“睿智文明”时所说：“经天纬地日文，照临四方日明”，“文明”是从人类的物质创造（尤其是对火的利用）扩展到精神的光明普照大地。简言之，“文明”兼容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双重意义，接近于今天人们通常理解的广义文化。中国与埃及、巴比伦、印度共称四大“文明古国”而不称“文化古国”，原因正在这里。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具有与人类本身同样古老的历史。文化在时间上的流变和空间上的差异．引起思想家们的浓厚兴趣。近世以来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而带来的研究手段和条件的极大改善，尤其是社会进步大趋势对于精神养料的迫切需求，更直接促成专业化文化研究的长足进展。在广泛研究的基础上，人们已基本形成如下共识：

人类从“茹毛饮血，茫然于人道”①的“直立之兽”②演化而来，逐渐形成与天道”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人道”，这便是文化的创造过程。在文化的创造与发展中，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而文化便是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在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这里的“自然”，不仅指存在于人身之外并与之对立的外在自然界，也指人类的本能、人的身体的各种自然属性。文化是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活动，它同时也改造“改造者”自身、即实践着的人。人创造了文化，同样文化也创造了人。举例言之：一块天然的岩石不具备文化意蕴，但经过人工打磨，便注入了人的价值观念和劳动技能，从而进入“文化”范畴。人打磨石器的过程，人在这一过程中知识水平和技能的提高，在这一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以及最后完成的这件包含着人的价值取向的石器，都是文化现象，均属“文化”范畴。因此，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是人类主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适应、利用、改造自然界客体而逐步实现自身价值观念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成果体现，既反映在自然面貌、形态、功能的不断改观，更反映在人类个体与群体素质（生理与心理的、工艺与道德的、自律与律人的）的不断提高和完善。

简言之，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都属于文化；或者说，“自然的人化”即是文化。日广义文化与狭义文化长期以来，人们在使用“文化”这一概念时，其内涵、外延差异甚大，故文化

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的“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着眼于人类卓立于自然的独特生存方式，其涵盖面非常广泛，所以又被称作“大文化”。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称，“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③，这“共业”包括众多领域，诸如认识的（语言、哲学、科学、教育）、规范的（道德、法律、信仰）、艺术的（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器用的（生产工具、日用器皿以及制造它们的技术）、社会的（制度、组织、风俗习惯）等等。面对如此庞杂的认识对象，人们自然要将文化的结构解剖当做文化研究的首要程序。

关于文化结构，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分说，物质、制度、精神三层次说，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四层次说，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六大子系统说，等等。我们在这里以四层次说展开论述。

（一）由人类加工自然创制的各种器物，即“物化的知识力量”构成的物态文化层。它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是可感知的、具有物质实体的文化事物，构成整个文化创造的基础。物态文化以满足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衣、食、住、行为目标，直接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人类对自然界认识、把握、利用、改造的深入程度，反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二）由人类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各种社会规范、社会组织构成的制度文化层。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一种社会的活动，只有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进行。人类高于动物的一个根本之处，就是他们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又创造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服务于他们自己，同时又约束他们自己的社会环境，创造出一系列的处理人与人（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相互关系的准则，并

将它们规范化为社会经济制度、婚姻制度、家族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家族、民族、国家，经济、政治、宗教社团，教育、科技、艺术组织等等。这一部分文化成果虽然不直接与自然界发生关系，但它们的特质、发育水平归根结底是由人与自然发生联系的一定方式所决定的。

（三）由人类在社会实践，尤其是在人际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构成的行为文化层。这是一类以民风民俗形态出现，见之于日常起居动作之中，具有鲜明的民族、地域特色的行为模式。民族的、时代的文化既有物质的标识、制度的规范，又有具体社会行为、风尚习俗的鲜活体现。《礼记·王制篇》说“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汉书·王吉传》载“是以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都是对于人类行为文化的明确指认。以民风、民俗形态出现的行为文化，“首先是社会的、集体的，它不是个人有意无意的创作。即使有的原来是个人或少数人创立和发起的，但是它们也必须经过集体的同意和反复履行，才能成为民俗。其次，跟集体性密切相关，这种现象的存在，不是个性的，而是类型的或模式的。再次，它们在时间上是传承的，在空间上是播布的”①。

（四）由人类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长期絪蕴化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构成的心态文化层。这是文化的核心部分。具体而论，心态文化又可以再区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子层次。社会心理指人们日常的精神状态和思想面貌，是尚未经过理论加工和艺术升华的流行的大众心态，诸如人们的要求、愿望、情绪等等。社会心理较直接地受到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的影响和制约，并与行为文化交融互摄，互为表里。社会意识形态则指经过系统加工的社会意识，它们往往是由文化专家对社会心理进行理论归纳、逻辑整理、艺术完善，并以物化形态——通常是著作、艺术作品——固定下来，播之四海，传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