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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桥经验”与村庄社区化治理
作者：冯前
来源：《农民致富之友》2019年第32期
村庄社区是乡村治理体系的最基本单元，是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与难点，只有村庄社区治理现代化，才有整体意义上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本文通过村庄共同体的视角，分析了新中国70年村庄社区治理的变迁，解释了村庄社区治理从传统村落共同体解体与生产共同体形成，到生产共同体逐步解体，再到社会生活共同体开启探索三大阶段，并在分阶段阐述新中国村庄社区治理变迁过程基础上，本文还就变迁的特点进行了概括，最后得出结论，走中国特色的村庄社区治理道路，要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和发动群众，实事求是创新工作方法，完善矛盾化解体系，实现平安和谐。
乡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与难点，只有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才有整体意义上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持续推进，村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回顾与总结这一演变过程，对于我们提升当前的村庄治理水平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社会的“治理有效”，不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没有乡村治理现代化，也就没有国家治理现代化。新中国成立70年，我国农村现代化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给村庄治理带来了新的难题。一方面，从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共同体”演变为了相对分散的“半熟人社会”，村庄空心化、离散化，农民流动性、多元化等问题日趋严重;另一方面，随着收入的增长，农民对公共服务的迫切需求，与城乡二元结构下需求难以有效满足之间的矛盾，成为提升农民生活质量，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障碍。对此，2006年10月，中央适时在全国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旨在打造“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但以“合村并组”被动扩大村庄规模为主要方式的农村社区建设，打破了农民固有的生产、生活边界，这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农村“半熟人”的社会结构，弱化了村民的社区认同，使村民对新社区的了解程度、关怀程度、认同程度、参与程度，以及邻里亲和程度普遍降低（李振、吴佳云，2011），导致“并村难并心”的治理困境，成为多年来全国多地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障碍。 二、新中国70年村庄结构的演变
在滕尼斯的界定中，共同体与社区实质上是同一个概念，社区是“由自然意志占支配地位的联合体”，是“基于一定的地域边界、责任边界、具有共同的纽带联系和社会认同感、归属感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共同的情感关系关怀维系着人们对社区的认同。”简单讲，社区就是“一个基于共同生活体验和情感认同的生活共同体”，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黄家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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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村庄社区作为我国乡村治理的基本单元，新中国成立以来其结构前后发生较大，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村落共同体的消亡与生产共同体的形成。“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自治靠绅权”（曹锦清，2016）的制度安排，形成了传统中国特有的乡村治理模式，国家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并通过乡绅进行治理，“农民社会与国家政权体系是离散的、相对独立的”（徐勇，2007）格局，国家权力很难有效地渗透到乡村，长期以来村落是一个自治的、相对独立的共同体。新中国成立后，政治上通过在乡村设立行政机构、下派工作队等领导“土改”，“将一个传统的乡绅社會，改造成现代政党领导和组织下的政治社会，”（徐勇，2017）第一次真正将乡村统治权置于科层化的官僚体系之下。经济上通过集体化道路，在农村确立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将“散落于乡村社会的经济权力也集中到国家之手。”（尤琳、陈世伟，2014）这一时期，由于传统的村落共同体演化为了人民公社内部的生产队，基于共同生产、共同分配的原则，社员之间形成了“生产互助和生活互助”生产共同体。二是生产共同体的解体。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家对乡村治理体制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改革农村生产经营制度，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在确保土地集体所有前提下，将土地的经营权、承包权等交给农民，在满足国家、集体“需求”基础上，由农民自主决定生产生活。第二，废除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乡镇机构行使国家管理职能，并在乡镇以下建立若干行政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村民自治制度。这一转型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统筹一切的僵化模式，激发了基层社会的活力”（杨弘、胡永保，2012），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共同体也逐步瓦解，所以这一时期的村庄治理，是旧的共同体逐渐完结新共同体尚未形成的过渡阶段。三是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提出。人民公社体制终结后，村庄的空心化、离散化，农民流动性、多元化等问题日趋严重，生产共同体演变为了介于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的“半熟人社会”，给村庄治理带来了许多难题，对此，2006年10月，中央适时在全国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旨在打造“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但以“合村并组”被动扩大村庄规模为主要方式的农村社区建设，打破了农民固有的生产、生活边界，这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农村“半熟人”的社会结构，弱化了村民的社区认同，使村民对新社区的了解程度、关怀程度、认同程度、参与程度，以及邻里亲和程度普遍降低，导致“并村难并心”的治理困境，成为多年来全国多地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障碍。 三、“枫桥经验”与村庄共同体再造 （一）“枫桥经验”
诞生于1963年的“枫桥经验”，最初是一种党领导下，通过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对“四类分子”进行社会改造的成功经验。此后，枫桥的干部群众，紧紧围绕党领导群众广泛参与社会治理这一“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并结合不同的时代背景，不断创新工作方法，使其逐渐演变为一种在党的领导下，“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手段，依靠基层群众广泛参与，就地化解矛盾，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成功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汪世荣，2008）。“枫桥经验”是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它既区别于西方“公民社会”的基层社会治理，也不同于传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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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不下县”的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群众在不断实践社会主义农村治理过程中的成功创造，是人类探索更和谐基层社会的最新成果。
打造“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我们党针对当前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难题的积极回应，但就目前而言，这种新型的村庄共同体依然还是理想目标，还处于不断探索与实践阶段。浙江的诸暨是“枫桥经验”的发源地，近年来针对村庄治理中的难题，该市积极将“枫桥经验”运用到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打造之中，走出了一条具有诸暨地方特色的村庄社区化治理道路，实现了村庄共同体的再造，在农村社会建设与治理领域，再一次诠释了“枫桥经验”的重要价值。
（二）新时代村庄治理的“枫江做法”
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近年来，诸暨市积极将“枫桥经验”的基本理念，运用到村庄的社区化治理过程当中，实现了村庄善治的良好效果，而这其中“枫江村”就是典型代表。 枫江村位于诸暨市山下湖镇东南面，2006年由横埂、桥南两个行政村合并而成，村域面积8平方公里，其中水田2000亩、水塘1000亩。整个村庄呈带状分布，纵深长5公里，人口2045人，党员85人，2017年村集体收入122.4万元，2018年188.6万元，2019年预计达到260万左右。近年来，枫江村以创建“五星-3A”村（党建星、富裕星、和谐星、文明星、美丽星，五星达标;3A级景区村庄创建）为抓手，扎实开展轰轰烈烈地村庄改造工作，目前全村整体面貌得到很大改观，村民素质得到较大提高，人居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先后荣获浙江省文明村、法治村、森林村，绍兴市五好基层党组织，三治融合示范村、零上访村。
枫江村现在是村庄治理的典型样板，但就在前几年，该村还是一个“落后村”的代表，村庄长期得不到发展，村集体基本没有收入且长期负债，村庄基础设施缺乏，村民出行困难，村庄内部邻里关系矛盾多、纠纷多，用该村支书的话讲，“枫江村不但地处镇域边缘，发展上也基本处于党委政府‘放弃’的边缘”。这些情况直到2017年新一届村两委产生之后才得到了根本改善，该村积极运用“枫桥经验”这个基层社会治理的法宝，将党建引领、人民主体、三治融合、四防并举、共建共享等理念，融入到村庄的发展治理当中，在短短几年之内的就实现村庄治理的转型。概括起来讲，枫江村社区化治理的经验做法主要由三大方面：
第一，党建引领，确立新规。在乡村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是“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之一。针对村庄组织力涣散，凝聚力不强等问题，枫江村将党组织建设作为村庄治理的突破点，做好三会一课，每月主题党日活动，落实村干部坐班制度，团结村级班子和党员村民开展工作;制定枫江村干部“新五条”，即守住底线、对党忠诚，不忘宗旨、带好队伍，发扬民主、秉公办事，先锋表率、服务群众，依法治村、干部变化，让村干部权力、村务党务工作在阳光下运行;强化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强调要求村民做到的党员首先要做到，要求村民遵守的党员首先必须遵守，要求村民不做的党员坚决不做，通过党员与党组织的带头示范、正确引导，让村民有序的参与村庄的治理。
“枫桥经验”与村庄社区化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