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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桥经验”与村庄社区化治理
作者:冯前
来源:《农民致富之友》2019年第32期
村庄社区是乡村治理体系的最基本单元,是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与难点,只有村庄社区治理现代化,才有整体意义上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本文通过村庄共同体的视角,分析了新中国70年村庄社区治理的变迁,解释了村庄社区治理从传统村落共同体解体与生产共同体形成,到生产共同体逐步解体,再到社会生活共同体开启探索三大阶段,并在分阶段阐述新中国村庄社区治理变迁过程基础上,本文还就变迁的特点进行了概括,最后得出结论,走中国特色的村庄社区治理道路,要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和发动群众,实事求是创新工作方法,完善矛盾化解体系,实现平安和谐。
乡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与难点,只有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才有整体意义上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持续推进,村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回顾与总结这一演变过程,对于我们提升当前的村庄治理水平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社会的“治理有效”,不仅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没有乡村治理现代化,也就没有国家治理现代化。新中国成立70年,我国农村现代化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给村庄治理带来了新的难题。一方面,从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共同体”演变为了相对分散的“半熟人社会”,村庄空心化、离散化,农民流动性、多元化等问题日趋严重;另一方面,随着收入的增长,农民对公共服务的迫切需求,与城乡二元结构下需求难以有效满足之间的矛盾,成为提升农民生活质量,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障碍。对此,2006年10月,中央适时在全国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旨在打造“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但以“合村并组”被动扩大村庄规模为主要方式的农村社区建设,打破了农民固有的生产、生活边界,这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农村“半熟人”的社会结构,弱化了村民的社区认同,使村民对新社区的了解程度、关怀程度、认同程度、参与程度,以及邻里亲和程度普遍降低(李振、吴佳云,2011),导致“并村难并心”的治理困境,成为多年来全国多地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障碍。 二、新中国70年村庄结构的演变
在滕尼斯的界定中,共同体与社区实质上是同一个概念,社区是“由自然意志占支配地位的联合体”,是“基于一定的地域边界、责任边界、具有共同的纽带联系和社会认同感、归属感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共同的情感关系关怀维系着人们对社区的认同。”简单讲,社区就是“一个基于共同生活体验和情感认同的生活共同体”,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黄家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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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村庄社区作为我国乡村治理的基本单元,新中国成立以来其结构前后发生较大,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村落共同体的消亡与生产共同体的形成。“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自治靠绅权”(曹锦清,2016)的制度安排,形成了传统中国特有的乡村治理模式,国家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并通过乡绅进行治理,“农民社会与国家政权体系是离散的、相对独立的”(徐勇,2007)格局,国家权力很难有效地渗透到乡村,长期以来村落是一个自治的、相对独立的共同体。新中国成立后,政治上通过在乡村设立行政机构、下派工作队等领导“土改”,“将一个传统的乡绅社會,改造成现代政党领导和组织下的政治社会,”(徐勇,2017)第一次真正将乡村统治权置于科层化的官僚体系之下。经济上通过集体化道路,在农村确立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将“散落于乡村社会的经济权力也集中到国家之手。”(尤琳、陈世伟,2014)这一时期,由于传统的村落共同体演化为了人民公社内部的生产队,基于共同生产、共同分配的原则,社员之间形成了“生产互助和生活互助”生产共同体。二是生产共同体的解体。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国家对乡村治理体制的调整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改革农村生产经营制度,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在确保土地集体所有前提下,将土地的经营权、承包权等交给农民,在满足国家、集体“需求”基础上,由农民自主决定生产生活。第二,废除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乡镇机构行使国家管理职能,并在乡镇以下建立若干行政村,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村民自治制度。这一转型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统筹一切的僵化模式,激发了基层社会的活力”(杨弘、胡永保,2012),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共同体也逐步瓦解,所以这一时期的村庄治理,是旧的共同体逐渐完结新共同体尚未形成的过渡阶段。三是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提出。人民公社体制终结后,村庄的空心化、离散化,农民流动性、多元化等问题日趋严重,生产共同体演变为了介于熟人社会与陌生人社会的“半熟人社会”,给村庄治理带来了许多难题,对此,2006年10月,中央适时在全国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旨在打造“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但以“合村并组”被动扩大村庄规模为主要方式的农村社区建设,打破了农民固有的生产、生活边界,这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农村“半熟人”的社会结构,弱化了村民的社区认同,使村民对新社区的了解程度、关怀程度、认同程度、参与程度,以及邻里亲和程度普遍降低,导致“并村难并心”的治理困境,成为多年来全国多地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障碍。 三、“枫桥经验”与村庄共同体再造 (一)“枫桥经验”
诞生于1963年的“枫桥经验”,最初是一种党领导下,通过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对“四类分子”进行社会改造的成功经验。此后,枫桥的干部群众,紧紧围绕党领导群众广泛参与社会治理这一“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并结合不同的时代背景,不断创新工作方法,使其逐渐演变为一种在党的领导下,“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手段,依靠基层群众广泛参与,就地化解矛盾,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成功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汪世荣,2008)。“枫桥经验”是中国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它既区别于西方“公民社会”的基层社会治理,也不同于传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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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权不下县”的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群众在不断实践社会主义农村治理过程中的成功创造,是人类探索更和谐基层社会的最新成果。
打造“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我们党针对当前农村基层社会治理难题的积极回应,但就目前而言,这种新型的村庄共同体依然还是理想目标,还处于不断探索与实践阶段。浙江的诸暨是“枫桥经验”的发源地,近年来针对村庄治理中的难题,该市积极将“枫桥经验”运用到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打造之中,走出了一条具有诸暨地方特色的村庄社区化治理道路,实现了村庄共同体的再造,在农村社会建设与治理领域,再一次诠释了“枫桥经验”的重要价值。
(二)新时代村庄治理的“枫江做法”
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近年来,诸暨市积极将“枫桥经验”的基本理念,运用到村庄的社区化治理过程当中,实现了村庄善治的良好效果,而这其中“枫江村”就是典型代表。 枫江村位于诸暨市山下湖镇东南面,2006年由横埂、桥南两个行政村合并而成,村域面积8平方公里,其中水田2000亩、水塘1000亩。整个村庄呈带状分布,纵深长5公里,人口2045人,党员85人,2017年村集体收入122.4万元,2018年188.6万元,2019年预计达到260万左右。近年来,枫江村以创建“五星-3A”村(党建星、富裕星、和谐星、文明星、美丽星,五星达标;3A级景区村庄创建)为抓手,扎实开展轰轰烈烈地村庄改造工作,目前全村整体面貌得到很大改观,村民素质得到较大提高,人居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先后荣获浙江省文明村、法治村、森林村,绍兴市五好基层党组织,三治融合示范村、零上访村。
枫江村现在是村庄治理的典型样板,但就在前几年,该村还是一个“落后村”的代表,村庄长期得不到发展,村集体基本没有收入且长期负债,村庄基础设施缺乏,村民出行困难,村庄内部邻里关系矛盾多、纠纷多,用该村支书的话讲,“枫江村不但地处镇域边缘,发展上也基本处于党委政府‘放弃’的边缘”。这些情况直到2017年新一届村两委产生之后才得到了根本改善,该村积极运用“枫桥经验”这个基层社会治理的法宝,将党建引领、人民主体、三治融合、四防并举、共建共享等理念,融入到村庄的发展治理当中,在短短几年之内的就实现村庄治理的转型。概括起来讲,枫江村社区化治理的经验做法主要由三大方面:
第一,党建引领,确立新规。在乡村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是“枫桥经验”的核心要义之一。针对村庄组织力涣散,凝聚力不强等问题,枫江村将党组织建设作为村庄治理的突破点,做好三会一课,每月主题党日活动,落实村干部坐班制度,团结村级班子和党员村民开展工作;制定枫江村干部“新五条”,即守住底线、对党忠诚,不忘宗旨、带好队伍,发扬民主、秉公办事,先锋表率、服务群众,依法治村、干部变化,让村干部权力、村务党务工作在阳光下运行;强化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强调要求村民做到的党员首先要做到,要求村民遵守的党员首先必须遵守,要求村民不做的党员坚决不做,通过党员与党组织的带头示范、正确引导,让村民有序的参与村庄的治理。
“枫桥经验”与村庄社区化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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