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民族口型与歌声生物学《东方红》与龙虎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歌声记忆是一个比视觉记忆更为顽固的领域，所以，不论哪个种族和何种文化，歌声总要比其他的感受方式更能够营造出某种共同体效应，这可能就是CCTV为何要搞同一首歌而不是搞同一幅画的理由所在。
从生理学上来分析，与视觉感知相比较，似乎声音感知与青春期的成长有着更为密切的相关性。生物学家史密斯曾经分析过金丝雀的歌唱机制与荷尔蒙分泌之间的关系，从而揭开了时间、荷尔蒙、歌唱求偶之间的连锁效应mdash;mdash;春天来了，金丝雀的性腺体开始分泌足量的荷尔蒙，荷尔蒙启动了金丝雀的歌唱基因，于是，金丝雀就发出了动人的鸣叫。尽管人类发展了远比金丝雀复杂得多的文化，但是在放声歌唱这个现象上，将金丝雀唱歌的奥妙放到人类身上来看也不失其道理，这样我们就能够解释一个极具共通性的现象mdash;mdash;为什么人们总在青春期爱上了歌唱，为什么中老年人会对自己年轻时所唱的歌念念不忘，为什么人们总是把自己年轻时所唱过的歌当成世界上最好听的歌。
当然，与金丝雀相比，在时间、荷尔蒙、歌唱基因的作用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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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政治与文化发挥了最大的作用。这不仅是因为歌曲和歌声本身就是文化的产物，还在于它操控前述四者的关系，使其能够达到固化视听感知的效果，这正是央视的同一首歌所显示的歌声共同体得以形成的关键机制。如此一来，人类荷尔蒙所催生的歌唱欲望就不完全是生理学的，它必须从属于在何时、在何种传播条件下塑造我们歌声偏好的政治经济学。不信的话，去城市的公园逛逛吧，我们仍能见到大量的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进入青春期、现在已进入中老年的人群在放声歌唱，他们的歌唱除了自娱自乐之外，显然不失为让我们反思过去的视听机制的一种证据。根据史密斯的金丝雀原理来解释，某一代人到了青春期，荷尔蒙的旺盛分泌指向了那一年代中特定的歌声，于是，同一首歌的效应得以形成。然而我更相信，不是荷尔蒙，而是特定的政治环境使得整整一两代人对某类歌声的偏好终生不渝。只要政治规定了歌曲传播的路径，那么，肯定是广泛传播的歌声绑架了荷尔蒙的内驱力。如此看来，歌曲好不好听就成了很可疑的问题。以今天的中老年人爱唱的老歌为例，到底是20世纪60年代的革命歌曲特别好听，还是在那个年代里只有这类歌曲被传播了?显然，与其去分析旋律和作曲的水平，还不如去分析一下歌声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生产机制，以及歌声又是如何蕴含政治目标的道理来得更有效些。依据此理，同一首歌的现象必须依赖于一个塑造歌声偏好的声音模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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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dash;mdash;诞生于1964年的大型音乐舞台史诗《东方红》无疑就是创造60年代歌声偏好的声音模具，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几乎无人不受到它的濡染与熏陶。
只有以特定的传播条件为前提，我们才能解释《东方红》所产生的无与伦比的塑造听觉偏好的模具效应，这是因为《东方红》全而整合了一个中华民族的视听系统，它以政治-民族与歌声-肢体的符号体系，创造出一本规训视觉和听觉的技术手册。举例来说吧，在《东方红》表现新中国成立、民族大团结的最后一幕，由才旦卓玛演唱的藏族歌声与胡松华演唱的蒙古族歌声，就使得民族与国家获得了听觉上的精准对位。两种唱法都指向了如何在声音中处理民族与政治的关系，把握这种关系的关键是要把感激之情混合到民族声音之中。于是，当歌声在感动我们之时，仿佛就是整个民族在同声歌唱，而这一结果，恐怕正是《东方红》所要达到的真正目标，也是同一首歌能获得巨大成功的基础建设。
时隔近50年了，正当20世纪60年代的青年人现在已步入中老年，当他们成群结队地在公园里以唱老歌来追寻过去的青春之时，刚过知天命之年的龙虎闯入了民族式颂歌的领域之中，创作出他的以唱支山歌给党听为题的系列作品。我想，这倒不是因为龙虎对唱歌或唱革命老歌有着特别的能力或兴趣，我认为这很可能只是出自龙虎对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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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赏民族口型与歌声生物学《东方红》与龙虎的《唱支山歌给党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