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
在谈论中国的传统文化时，无可避免的要触到华夏文明独特的一种思维，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理念，这种理念是如此的根植于每个炎黄子孙的内心深处，以至于在我们这个东方古国几千年中尽管时常有事实上的分裂与内争，没有人试图去怀疑这种必然的走势。对西方人来说，这种思想是难以为人所理解的，但它确实存在，而且还在中国文明这个文化体系中处于一种极其重要的位置——这就是“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思想认为，中国必然是一个统一的体系，统一是必然走势。无论是谁，只要他能够用事实证明他是“天命所归”，他就从道义上占据了主动权，那么，他就将成为统一中国的主宰，上天的代表。事实上，当他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时候也多是中国走向统一之时，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这种思想伴随着中央政权的权利的申述而来，“据记载最早是在公元前第二十纪初期由商国的君主提出的。后继的周朝(约公元前1122～前256年)诸王重复了这种权利，然后在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再统一中又大力提出。在西汉和东汉(公元前206～公元220年)中央政权再度衰亡后，隋在公元589年的再统一重申了统一的原则，其形式(除了象907～960年那样的短暂的间歇外)一直延续到1912年”[1]，它的长期延续显然是伴随着中国的一次次统一而相互作用，是不断的在实践
中得到验证而加强的结果。 “大一统”思想直到今天依然在每个华人的内心深处中延续，并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强大而逐渐彰显出来，对香港、澳门回归的欣悦及对台湾重回怀抱的期盼，都体现了这种思想，因此，对这种思想的剀切剖析是重要的。 无疑，“大一统”思想是传统中国文化体系中的精髓之一，既然它归属于这个体系，将它单独列出来进行研究无疑是困难的，但是，我们可以试图去尽量排斥其它的干扰来观察它，找到它的特点以及如何影响着中国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的个个方方面面，从中此一角窥测到中国传统文化。 一、“大一统”思想的缘起 最早体现“大一统”思想的文章词句大约是《诗经》里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这是一篇官吏的埋怨诗，无非是说明自己受束缚而去哪里都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这些埋怨在各国历史中肯定都多少有一点，算不上什么特别之处，所以要算特别之处必须追索到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 中国的政治体制和管理体制是以一种独特的家长制为核心的，这种“家”的概念不断的象外推，“在乡下，家庭可以很小，而一到有钱的地主和官僚阶层，可以大到象一个小国”[3]，这种不断的“家”的延伸在中国传统统治中体现得至关明显，在历朝历代都在思想灌输中不断得到加强，这是“大一统”思想的基础。
［中华图腾“龙”］
如果我们探询一种文化中的特别现象，难免不去考虑它的地理环境，因为意识层面的东西都源于特定的物质环境，因此可以说，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内容。例如古希腊人认为世界是个大沙盘，搁在一条大鲸鱼的背上，鲸鱼又漂在一望无际的海上，成年扛着这个东西，鲸鱼背上难受，偶尔蹭个痒痒，就闹地震。古埃及人认为大地是个球形，浮在虚空之中。倒并非古埃及人比古希腊人聪明，而是因为埃及人住在空旷的地方，举目四望，周围是一圈地平线，和蚂蚁上篮球时的感觉一样，所以说地是个球，而希腊人住在多山的群岛上，往四周一看，支离破碎，这边山那边海，还老闹地震，就想出了沙盘鲸鱼说。由此可见，中国长期统一的中央集权不能说与地理环境无关。 在这方面的解释中，黄仁宇给出了他的三个地理上的理由。 华夏文明尽管出于多源，但黄河文明无疑是最主要的源头，“因为黄土之纤细，可以供原始的工具耕耘，如木制之犁及锄。周朝的开国，与推广农业互为表里，显然是得到这种土壤特性的裨益。于是在公元前1000年，中国社会即已在文化上表现出均匀一致。他的基层细胞的组织与小块耕地的操作结下不解缘，也表现出家族的团结……黄河经常有淤塞河
床，引起堤防溃决泛滥，造成大量生命与财产损失的可能。这河流的水量在洪水期间和枯水期间幅度的变化又大，更使潜在的危机经常恶化。按理说来，有一个最好坐落于上游的中央集权，又有威望动员所有的资源，也能指挥有关的人众，才可以在黄河经常的威胁之下，给予应有的安全”[4]。所以就文明的起源来看，黄河的特征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建立在其之上的人类文明的特性。
在农业劳作的时代，人类抵御自然侵袭的条件很差，因此类如水灾旱灾等自然灾害，除了不断的迁徙，就只能依靠有组织的赈济一途，而中国有主体是个农业国家，这使得选择前者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就赈济灾荒而言，“各大国要较小国家占有显明的优势。它们所控制的资源能够在赈灾时发生确切的功效，所以在吞并的战争中也得到广泛的支持。当诸侯为了好大喜功而作战的时候，一般民众则随之争取生存。如是的竞争只有像螺旋式的使两种因素的加入越来越多、越大”[5]。所以，资源上的集中能够在生存竞争中更具备优势。 最后一种是由于气象上的因素影响，气候和雨量的差异使得中国国内适合于农业生产，而塞外则以牧畜为务，当气候不利的时候，“马背上的剽窃者就不由自主地打算袭取种田人，后者通常有半年的积蓄。零星的侵略可能扩大为战事，防守者则企图报复，有时也全面出击以图先发制人……这种局势的展开也指出中国即使在国防上也要中央集权”[6]。这种生
存竞争迫使国家必须扩大其规模才能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来应付不间断的外部侵袭。 概言之，黄仁宇所言以上三个地理环境上的因素决定了中国是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国家，同时，由于东面近靠大海，南面毗连瘴地，西面环接高山戈壁，北面郊临苦寒荒漠，客观的自然环境使中国主体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而这个系统的生存和有效又必须统一成一个大的组织结构，以形成一种共生共赢的局面，否则，伴随组织支离破碎而来的必然是长期的饥荒、动乱、羸弱和个人极度的贫穷。 这一点显然和农业生产特征相关，如果我们考察农业家庭，我们同样可以发现它在组织功能上与国家功能极其相似。老人孩子各行其务，男子妇女各司其责，家庭的生存和延续取决于这个家庭的完整和统一，所谓“家和万事兴”，只有达到相当的统一和谐，家庭的各项功能方能行之有效，个人的幸福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由此一层层扩大，我们发现在整个中国农业社会，农业的自给自足的生产特征配合到相对封闭的地理特征直接决定了中国的有效生存和延续必须倚赖于一个统一的政府以及这个政府内部功能上的和谐一致。应该说，是农业生产特征和相对封闭的地理特征促使华夏文明中“大一统”思想的出现。 “大一统”思想在其初期只是作为一种宗教理想而出现的，并没有得到特别的强化，各地区广泛的差异性使得使得对一个庞大帝国的直接管理是极其困难的，因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