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

第九章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批评

第一节、曹丕的《典论·论文》

《典论》的《论文》这一篇是我国现存第一篇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专论，它对我国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发展都有积极的影响。

建安时代，由于政治社会状况及时代思潮的变化，文学创作非常活跃，文学创作的自觉精神有显著的提高，再加东汉桓灵之世品评人物的清议风气的影响，品评文章的风气也逐渐形成。曹丕的《典论·论文》正是在这种风气中产生的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论著。

《典论·论文》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四点：

其一，肯定了文学的地位，他不像汉朝的帝王把作家当作“倡优”，把辞赋比为“博弈”，而是对文学的意义和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论文》认为“文章经国之大事，不朽之盛事”，把文学的地位提到了有助于治理国家大业的高度。并且鼓励文人们更积极地创作，希望他们不要“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这是很有远见的。他这一论点集中而鲜明地表现了建安时代作家的创作自觉精神，对文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其二，强调作家要有自己独立的个性和风格。认为“文以气为主”，曹丕所说的“气”，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独特的风格。又说：“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刘，巧茁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也就是说创作的个性和风格，从形式上是学不到的，必须靠自己平常修养。他以清浊为形容，以音乐的引气巧拙为比喻来看。东汉清议论人的品性有清浊之分，所以论文也就“清浊有体”了。才有巧拙，性有清浊，所谓“孔融体气高妙”，“公斡时有逸气” (《与吴质书》)，就是指他们的文章中表现了清高、俊逸的才性。他讲文艺重视清高、俊逸，和后代批评家所说的“建安风骨”的观念正是相通的。气的概念虽然不确切，但是他所探索的问题却接近我们所说的作家个性和风格的问题。文气观点的提出正反映了建安文学向个性化发展的析趋势。

其三，将文学体裁区分为四类，并对每一类的特点都加以了说明，他说：“夫文本同而末异，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并说“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其虽未明说“本”的意义，但指出了文体四科互相区别的特点，也就为各体文章的创造和批评找到了一个初步的客观的标准。而“诗赋欲丽”一点，更显示了建安文学渐向词采华丽发展的新风尚。

其四，讨论了从事文学批评的态度。反对“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反对“闇于自见”与“文人相轻”。并用“审己以度人”的态度分别指出了建安七子在各体文章创作上的长处和短处。

曹丕这篇《论文》，标志着我国古代的文学批评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他不是单纯根据个人主观爱憎来评论文章，而是有意识地去探索并企图解决文学发展中的一些共同的问题。尽管他对这些问题所作的答案还比较简单，但是他启发后来的作家批评家们继续探索解答这些问题的先驱功绩是应该肯定的。后来的陆机、刘勰、钟嵘正是沿着他所开拓的道路继续前进的。

第二节、陆机的《文赋》

陆机的《文赋》是文学批评史上一篇重要的作品。从建安到西晋，文学创作有了很大的变化，文学批评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陆机《文赋》论十种文体的风格特征，显然比曹丕的文体四科区分更细密，标准也有所不同了。他说：“诗缘情而绮靡”，明确地肯定了建安以来诗歌向抒情化发展的方向，比曹丕“诗赋欲丽”的提法更进了一步。“赋体物而浏亮”，也是离开汉赋典重宏丽的传统而标举了魏晋小赋的新风格。“论精微而朗畅”，也反映了太

康时代玄学盛行的新风气。总的来说，陆机论文体比曹丕更重形式的轻巧绮靡，这鲜明地标志了西晋文风和建安的不同。

陆机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要总结前人创作经验，讨论写作技巧，所以在《文赋》里善于创作和艺术技巧的讨论很多。它的主要内容概括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论述了文学创作的过程。作家在观察客观事物是或阅读古代典籍的时候有的感触，便产生了创作的冲动，然后进入构思阶段。也就是说，创作冲动是从两个方面来的：或是由观察客观事物，产生了冲动；或是阅读古代的典籍有了感触，有了心得，产生了创作的冲动。这是创作的第一步。有了创作的冲动以后，就进入了构思阶段。构思阶段完成以后，就进入分段布局、遣辞造句的功夫。如文中所说，当作家“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产生了创作动机以后，就进入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的构思的过程。直到“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沉辞浮藻，联翩而来，算是作到“意”能“称物”了，这才进入“选义按部，考辞就班”的阶段。“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或本隐以之显，或求易而易难”，说明选义考辞工作的复杂和曲折。“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又指出立意和选辞之间有先后主从的关系，不能本末倒置。所谓选义考辞，正是为了作到“文”能“逮意”。从这些生动的描述中可以看到陆机的确是窥见了才士们创作上用心的甘苦。

其二，探讨了写作技巧，主要是修辞的技巧。比如提出了辞意双关、运用警句以突出主题、独创新辞、以精美的词句来调齐文章平庸的问题。并提出写作时经防止五种弊病：篇幅太小，不足成文；文辞美丑不谐；辞浮情虚；迎合时好，格调不高；过于质朴，枯燥无味。

其三，分文体为十类，并且各指出其特点。其中他把诗和赋分成两类，并且指出“诗缘情”的特点，这就比曹丕关于文体四科的区分进了一步。他概括十类文体，有云“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郎畅。奏平徹以闲雅，说炜晔而譎狂。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读其论，悦其思。

此外，他又详细地研究了立意、修辞的问题。他从积极的方面指出了在“文繁理富”情况下“立片言”为“警策”的必要；指出了立意和遣言，应该“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努力创新，反对“伤廉”、“愆义”的因陈抄袭。从消极方面，他也指出了创作中常见的“唱而靡应”，“应而不和”，“和而不悲”，“悲而不雅”，“雅而不艳”等等的毛病。这些论述中虽不免有琐碎枝节的地方，但是他的确也总结了自建安(特别是曹植)以来创作中积累的一些新的经验，这也是曹丕《论文》中没有涉及的问题，很有积极意义。但是他的立意修辞总的主张是“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又说明他恰恰忽视了“建安风骨”这个更宝贵的传统。应该说明，他所谓的“会意尚巧”，是指如何巧妙地表达内容，而不是追求内容的高尚、深刻、丰富、充实，因为求内容的高尚深刻，绝不是一个巧不巧的问题。

总之，陆机的《文赋》提出了文学创作中许多新的问题，总结了不少创作的经验，在古代的文学理论里是一篇重要的论文。可是因为陆机忽视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所以不能够圆满地解释文学创作中的一些根本问题。

第三节、刘勰的《文心雕龙》

刘勰（约465-约532），字彦和，东莞人。刘勰出身下层士族，家庭贫困，早年依僧人而居，深受佛教影响，通晓佛经。入梁后为奉朝请，任萧统东宫通事舍人，故世称刘舍人。其所撰《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伟的文学批评著作，一共有五十篇，包括总论五篇，论“文之枢纽”，是全书理论的基础。文体论二十篇，每篇分论一种或两三种文体，对主要文体都作到“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其分体的详细，

论述的系统周密，远远超过曹丕和陆机。创作论十九篇，分论创作过程，作家个性风格，文质关系，写作技巧，文辞声律等类的问题。其详密深刻，也远远超过陆机。批评论五篇，从不同角度对过去时代的文风，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评，并对批评方法作了专门探讨，也是全书的精采部分。最后一篇《序志》，是总结全书的自序。说明自己的创作目的和全书的部署意图。这部书内容虽然分为四个方面，但理论观点，首尾一贯，各部分之间又互相照应。正像他《附会篇》说的：“众理虽繁，而无倒置之乖；群言虽多，而无棼丝之乱。”其体大思精，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是最系统的一部。

《文心雕龙》是刘勰三十几岁时的作品，他虽然早年就博通佛教经论，但从这部书来看，他前期的思想基本是儒家，他在《序志》、《诸子》、《程器》等篇中表述自己的人生观，也是“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的儒家观点。在《序志篇》里他说：“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文，六典因之以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盖周书论辞，贵乎体要；尼父陈训，恶乎异端。辞训之异，宜体于要。于是搦笔和墨，乃始论文。”这里，他说明了文章的政治社会作用，也说明了他写这部书的动机是为了纠正离开了经典本源的南朝的“浮诡”、“讹滥”的文风。他认为魏晋以来曹丕、陆机、挚虞、李充等人的文学批评论著，都是“各照隅隙，鲜观衢路”，“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溯源”，所以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来纠正这个根本性的缺点。但是他并没有一笔抹煞前人著作，他说：“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这正说明他对前人言论的批判吸收的态度。

《文心雕龙》对于文学理论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在论述文学发展的历史时，把文学的发展与政治的变迁联系起来，初步地建立了用历史眼光来分析、评论文学的观念。用他的话说，就是“振叶以寻根，观澜而溯源”。在《时序篇》里，他首先注意从历代朝政世风的盛衰来系统地探索文学盛衰变化的历史根源。例如他论建安文学“雅好慷慨”的风格出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现实环境。论西晋时代，指出当时作家很多，但因为“运涉季世”，所以“人未尽才”。他最后的结论是“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代可知也”。在《通变篇》里他又系统地论到历代文风的先后继承变革的关系。他说：“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策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摧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淡。何则，竞今疏古，风末力衰也。”把《时序》、《通变》两篇结合起来，可以看出刘勰对文学史的发展过程是具有相当简要清晰的概念的。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见解。但是刘勰也没有忽视文学本身的发展规律，他所提出的善于“通”和“变”的主张，就涉及文学的继承与革新，也是很有价值的。

其二，他从不同角度阐发了质先于文、质文并重的文学主张，比较全面地说明了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在《情采篇》中，他指出：“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盻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因此，他主张“为情造文”，反对“为文造情”，并且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晋宋以来许多作家“志深轩冕，而泛咏皋壤；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的虚伪清高的面目。在《风骨篇》里，他更强调文章要有风有骨。所谓风，是指高尚的思想和真挚的感情。所谓骨，是指坚实的事理内容及清晰的结构条理。他说：“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于骨。”“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就是反复地说明必须先有思想然后可以述情，必须先有事义然后可以铺辞。他还引用了曹丕的文气说来阐明文章的风骨正是作家个性风格的主要标志。可见他的风骨论正是曹丕文气说的进一步的发展。在论风格上，他并不一般地反对华美形式，他说“赋颂歌诗，则羽仪乎清丽”，又说“若爱典而恶华，则灵通之理偏”。他既强调发内容的重要性，又没有忽视形式这一方面。

第三，他从创作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总结了许多富贵的文学创作经验，比如形象思维的问题。艺术想象问题，艺术风格问题，以及风骨、情采、熔裁、夸饰等等方面的问题。这都是文学创作里很重要的一些问题。如他在《熔裁篇》里对写作过程指示明确而具体：“履端于始，则设情以位体；举正于中，则酌事以取类；归馀于终，则撮辞以举要。”在《附会篇》中他用非常生动的比喻说明了文章体制的有机的完整性：“夫才童学文，宜正体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鲠，辞采为肌肤，宫商为声气。”这些都是针对南朝形式主义文风而有意识发挥的议论。他关于文章风格的论述，也非常精采。他认为形成风格的因素，有才(艺术才能)、气(性格气质)、学(学识修养)、习(生活习染)四个基本方面，而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种风格的不同，正由于作家在才、气、学、习四个方面存在着差别。这就把人们认为玄虚奥妙的风格问题，作了比较实事求是的说明。在这方面，他也大大地发展了曹丕文气的理论。在有关形式修辞方面，他也往往针对关键问题立论，在《比兴篇》里他指出了两汉以来的作品中存在“日用乎比，月忘乎兴”，只讲形容，不讲寄托的不健康倾向。在《夸饰篇》里指出运用夸饰手法应该准确得当：“饰穷其要，则心声并起；夸过其理，则名实两乖。”诸如此类的论述至今还有值得借鉴的地方。至于那些讲用典、对仗、声律等方法技巧的言论，对我们欣赏古典作品也有很大的帮助。

其四，《文心雕龙》还阐述了文学批评的标准、态度和方法。在《知音篇》里，他发展了曹丕的观点，反对了“贵古贱今”、“崇己抑人”、“信伪迷真”等等的错误批评态度。他认为正确的批评态度，应该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他还正面指出批评家应该有深广的学识修养，“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他又提出了六观的方法：“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这六方面虽然更多是从形式上着眼，但是他认为只有“披文”才能“入情”，只有“沿波”才能“讨源”，只有全面地观察形式才能深入内容。最后他还指出任何文章都是可以理解，可以批评的，“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这里也可以看到他在文学批评上并没有什么神秘的不可知论的观点。

总之，《文心雕龙》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一部最重要的著作，它对后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第四节、钟嵘的《诗品》

钟嵘（约468-518），字仲伟，出身颍川钟氏，入梁后曾为萧纲西中郎将晋安王记室。钟嵘的时代，诗风的衰落已经相当严重。据《诗品序》描写，当时士族社会已经形成一种以写诗为时髦的风气，甚至那些“才能胜衣，甫就小学”的士族子弟也都在忙着写诗，因而造成了“庸音杂体，人各为容”的诗坛混乱情况。王公搢绅之士谈论诗歌，更是“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并起，准的无依”。所以钟嵘就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写成这部品评诗人的著作，想借此纠正当时诗坛的混乱局面。

《诗品》是专门评论自汉至梁五言诗的专著，共品评了汉代到梁代的一百二十二个诗人，以及古诗十九首，把它们分为上品、中品、下品这样三品。在《诗品序》里，他谈到自己对诗的一般看法：“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从这一段话来看，他对诗的看法一是强调赋和比兴的相济为用，一是强调内在的风力与外在的丹采应同等重视。这和刘勰的看法大体接近，仅仅在对比兴的解释和重视程度上略有不同。现存文本于上品、中品前各有序。

钟嵘品诗人风格形成的风格特点，以及诗人之间的继承关系。比如他说刘琨“其源出于王粲”，陶潜“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刘桢“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

风跨俗”。 从对诗人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钟嵘的文学主张主要是：反对声病说，主张诗歌要有自然和的音律；反对用典，主张“直寻”。他认识到社会生活是诗歌的源泉，提倡既有风骨又有词采的作品。这些主张对于齐梁以来流行的形式主义诗风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可是《诗品》在品评诗人时，并没有完全摆脱当时形式主义的偏见，上中下三品的评判有不妥当的地方。它把陆机、潘岳等人放在上品，而把陶渊明、鲍照列入中品，这代表了当时的看法，今天看来则似乎不够公平。关于诗人之间的继承关系，有些讲法也显得勉强。比如说嵇康源于曹丕，这就不完全符合实际。

钟嵘论诗有一个重大特色，这就是他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概括诗歌风格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着眼：一是论赋比兴，例如说阮籍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说左思诗“得讽谕之致”；说张华诗“兴托不奇”，都是着眼于比兴寄托的。二是论风骨和词采，例如说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说刘桢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说张协诗“雄于潘岳，靡于太冲”，“词采葱倩，音韵铿锵”；都是风骨和词采相提并论。三是重视诗味，在序里他已经说五言诗“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又说诗应该使人“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反对东晋玄言诗的“淡乎寡味”。论诗人的时候，他又说张协诗“使人味之舋舋不倦”；应璩诗“华靡可味”。四是注意摘引和称道诗中佳句，在序里他曾经摘引“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等名句，称为“胜语”；论谢灵运诗，称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论谢朓诗，称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论曹操诗也说他“甚有悲凉之句”；都是注意奇警秀拔的诗句的例子。除以上四点以外，他还善于运用形容比喻的词语来描绘诗歌的风格特征，例如评范云、丘迟诗说：“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如落花依草。”用语非常新鲜贴切。

钟嵘《诗品》是第一部论诗的著作，对后代诗歌的批评有很大的影响。唐司空图，宋严羽、敖陶孙，明胡应麟，清王士祯、袁枚、洪亮吉等人论诗都在观点上、方法上、或词句形式上受到他不同程度的启发和影响。

第五节、萧统的《文选》

现存的文章总集，以萧统的《文选》为最早，这部总集是梁昭明太子萧统在东宫时延集文人共同编订的。

萧统在文学上主张文质并重，认为文间应该“丽而不浮，典而不野”。他在《文选序》里谈到他选文的标准，认为经史诸子等都以立意纪事为本，不属于词章之作；只有符合“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的文章，才能入选，这也就是说只有善用典故成辞，善用形容比喻，辞采精巧华丽的文章，才合乎他的标准。可见他编《文选》正是企图用南朝文笔之辨的理论来划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尽管他立的标准并不符合我们的关于文学的科学概念，但也可以说是一个很有积极意义的尝试 。《文选》中选录了自先秦到齐梁时期的许多诗文作品，所包括的时代虽然很长，但是由于他选文的标准着重辞采，所以选录的文章仍然是略古详近，很重视南朝作品的 。可见萧统虽然也主张文质并重，但他对文质观念的理解以及对文章的实际看法，和刘勰不满南朝文风浮诡、讹滥的观点是颇有差别的。此外，我们也应该看到，萧统所选的文章如孔安国《尚书序》、杜预《春秋左氏传序》及范晔《后汉书》中的一些序论等，也不尽符合他自订的体例。他分析文体过于繁琐，也有形式主义的倾向。

萧统选文时，选入了《饮马长城窟行》等汉代乐府民歌，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所选的篇章毕竟太少，南北朝乐府民歌更一首也没有选。有一些优秀的文人作品也有所遗漏，如陶渊明的诗只选录了八首，这不能不说是缺憾。但是，他选入的多数作品仍然是经过精挑细拣的佳作，因此，他这部书不失为一部代表当时文学观点的好文学选本。

此书自唐初李善加以注释后，就得到广泛的流传，唐以后的文人们往往把它当作学习文学的教科书。杜甫教育他的儿子要“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宋人谚语也说：“文选

烂，秀才半”(陆游《老学庵笔记》)，可以看出它在后代的广泛影响。后代文人研究《文选》及李善等人的注释，形成“选学”，也不是偶然的。

思考题：

1、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哪些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 2、如何理解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的繁荣？

3、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陆机的《文赋》有何同异？

4、刘勰《文心雕龙》的内容分为几个方面？论述了有关文学的哪些重要问题？ 5、《文选》体现了怎样的文学思想？

参考书目：

1、陆机著，张少康集释：《文赋集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2、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3、刘勰撰，王利器校笺：《文心雕龙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4、锺嵘撰，吕德申校释：《锺嵘诗品校释》，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5、锺嵘著，曹旭笺注：《诗品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6、王运熙：《文心雕龙探索》（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7、张少康：《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8、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9、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