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对时局有明确的看法,并为此提出著名的“千古变局”的命题。在1865年、1872年 和1874年他在致友人的信及若干奏折中,多次强调,中外之局势是“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深切认识到中国必须开放,与西方竞争。这 才有了后来洋务运动的兴起。 李鸿章的变局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没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就提不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命题,也 就不会有对时局的冷静思考。 塞防与海防之争:李鸿章的现代海权意识 1875年,清廷内部出现塞防和海防之争。当时清廷面临 着双重危机:西部新疆几乎完全丧失,东面日本正凯觎台湾。实际上这还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财政预算,二是国防思想的现代化。前一个问 题又和左文襄(左宗棠)与李中堂(李鸿章)的个人权力有关。在爱国情操之外,两人多少都有些本位主义,左宗棠督师西北,而新疆是西北 要塞,力争收复新疆自然是“份内”之事。而当时国家财政不可能同时打赢两场战争。左宗棠后来出师新疆相当一部分还是靠自筹 资金。不过,左宗棠比李鸿章的理论似乎更有煽动性,他主张塞防和海防并重。能否可行姑且不论,仅从政治斗争上,他就比主张 海防建设的李鸿章高出一筹。以恭亲王奕 为主的朝廷中和了二者的争论,李鸿章被委任为北洋大臣。而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建设,是中国国防现代化 的开始:一方面改变了传统上注重内陆防御的战略,另一方面,现代化海军的建设,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洋务运动)的重要契机,这 一点,又是塞防论所不能达到的。另外,李鸿章认为日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敌人,这一点对当今的中国人仍然具有警醒的价值。当然,如 果把政策的重点完全放在海防上,也不一定能够战胜日本。毕竟,经过明治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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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走上现代国家之路的日本,无论在体制上、经济上、战略 上,还是军备上,都已经甩开清朝甚远。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清王朝首要和紧迫的任务是如何重新建立起有效的国家安全防御体系。 在经历了几次大规模的对外战争之后,究竟哪一方是国防战略的重点,战略重心应设立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引起了清王朝众多政治家的广泛 争论。这次争论的结果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国防的重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这次国防大讨 论为转机,近代中国的国防开始实现了战略性的转移??海防成为国防重心。这就是海防和塞防之争的历史价值。 左宗棠和李鸿章 的观点在当时具体的个案上发生了争论,但并不能就此认为二人完全在长期的国防上持相反观点。作为洋务派的重要人物,左、李 二人在军队现代化上的观点是一样的。左宗棠大力创设和扶持福州船政局就证明了他的海防意识。而李鸿章也不是只搞海军。 出访 欧美:鲜明的现代意识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为千夫所指,失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职务。1896年2月,为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 加冕,同时也为“联俄制日”,李鸿章作为钦差头等全权大臣出访俄国。不久他便前往欧美做了一次环球访问。《中俄密约》的签字,使 李鸿章相信“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但实际却开启了列强争相打开中国的大门。不过,对于这趟经历,他得出的根本结论是:“至于根本 计,尤在于变法自强。” 1896年6月他到达柏林。为讨教强国之策,李鸿章专门赶到汉堡附近拜访已经下台的俾斯麦。对于“东 方的俾斯麦”的来访,俾斯麦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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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强国的要诀: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显然,这符合李鸿章的改革取向。但是,这并非是中国自强的根 本之计。 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抵达纽约。正在海滨度假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赶来会见李鸿章。纽约港到处挂起了大清 帝国的龙旗,可谓礼炮轰鸣,万人空巷,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礼遇”(《纽约时报》)。李鸿章在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也展现了一个卓越的外 交家的敏锐的国权意识和现代意识: 他抨击美国的排华法案。适逢美国国会已通过了排华法案《格利法》。李在抨击这个法案 时,“眼睛射出灼人的光芒”。他说,“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 来说,是自由吗?这不是自由!” 他认识到国际经济的互利性质。当记者问到对华投资时,李鸿章认为,在华投资是双方互利 的事,并表示清政府非常欢迎任何资本前来投资,建立当代工业企业。他同时说:“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 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及我们神圣的权利。” 他对于妇女的教育问题表达了开明的立场。美国记者问及“阁下赞成妇女受 教育吗?”时,他说:“在我们清国,女孩在家中请女教师提供教育,所有有经济能力的家庭都会雇请女家庭教师。我们现在还没 有供女子就读的公立学校,也没有更高一级的教育机构。这是由于我们的风俗习惯与你们(包括欧洲和美国)不同,也许我们应该学习你们的 教育制度,并将最适合我们国情的那种引入国内,这确是我们所需要的。” 他认识到报纸或者新闻媒体应该揭露真相。他说:“清 国办有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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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遗憾的是??清国的编辑们在讲真话时十分吝啬??由于不能诚实地说明真相,我们的报纸也就失去了新闻本身的高贵价值,也 就未能成为广泛传播文明的方式了。” 这,就是李鸿章,一个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徘徊矛盾的人,一个处于夹缝中的人。戊戌变法的健将梁启超 曾评价李鸿章到,“吾??敬李之才,惜李之识,而悲李之遇也”。李氏认为自己不过是个“裱糊匠”。适逢内忧外患,从里到外 都烂透了的清王朝,“裱糊匠”将一个破屋(清王朝)装饰一新嘘嘘人尚可。偶有小风雨修修补补也能看得过去,但真的遇到大风雨,破屋必 然原形毕露,又岂是一个半个“裱糊匠”所能补补贴贴支撑起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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