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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娶记》记的是胡适1917年12月16日离京回绩溪迎娶江冬秀的始末，记载颇为详尽。历来各种胡适传记对此过程均语焉不详，包括迄今篇幅最大的江勇振先生所著《舍我其谁：胡适》在内，连胡适到底是哪一天正式结婚的，也无从知晓，成为胡适生平研究上长期未能得到解决的一桩悬案。而《归娶记》中已经明确记载：1917年12月30日“下午三时行结婚礼”。婚礼从头至尾的每一步骤，如参加者、行礼次序、演说等，均一一记录在案，甚至还附有结婚礼堂的平面图。有趣的是，胡适还对此“新式”其实还是有点不新不旧的婚礼作了分析：
吾此次所定婚礼，乃斟酌现行各种礼式而成，期于适用而已。
此次所废旧礼之大者，如下一、不择日子。是日为吾阴历生日，适为破日。二、不用花桥、凤冠、霞帔之类。三、不拜堂。以相见礼代之。四、不拜天地。五、不拜人。以相见礼代之。六、不用送房、传袋、撒帐诸项。七、不行拜跪礼。
吾初意本不拜祖先。后以吾母坚嘱不可废，吾重违其意，遂于三朝见庙，新夫妇步行入祠堂，三鞠躬而归，不用鼓乐。
此次婚礼所改革者，其实皆系小节。吾国婚礼之坏，在于根本法之大谬。吾不能为根本的改革而但为末节之补救，心滋愧矣。
那么，“根本的大谬为何？”胡适认为其“大谬”还不是在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在于“父母媒妁即能真用其耳目心思，犹恐不免他日之悔。况不用其耳目心思而乞灵于无耳目心思之瞎子菩萨乎？此真荒谬野蛮之尤者矣”。从中应可窥见胡适当时的婚姻观和对中国传统家庭制度的态度。不仅如此，《归娶记》中还有对江冬秀的具体印象和评价，认为此次婚礼“冬秀乃极大方，深满人意”，也为研究两人的婚姻提供了新的第一手资料。而《归娶记》中对胡适组诗《新婚杂诗》的记载，也与以后正式发表的定稿在次序和字句上均有所出入，从而为研究胡适新诗的写作修改过程提供了新的佐证。
从1966至1970年间，台北胡适纪念馆陆续推出《胡适手稿》影印本开始，胡适手稿的印行和解读就已提上了胡适研究的议事日程。对胡适这样一位在20世纪中国现代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人物，这是题中应有之义。研究胡适手稿，不仅可以欣赏胡适的书法，更可以从中发现与现行文本不同的声音，建构胡适作品的“前文本”，甚至可能改变或部分改变对胡适的既有评价，意义非同一般。从这个意义讲，梁勤峰兄慨然提供这十八册胡适早年日记手稿，上海人民出版社果断影印这十八册胡适早年日记，均堪称化一成万，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总之，无论是已经出版但仍需仔细爬梳的《胡适留学日记》，还是首次面世的《北京札记（一）》和《归娶记》，这一大批胡适早年日记手稿的影印，为研究早年胡适留学美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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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初期的见闻、治学、创作、交游、思想、爱好和情感，均提供了令人欣喜的大量新线索。与1950年代初鲁迅日记手稿影印推动了鲁迅研究、1990年代周作人早中期日记手稿影印推动了周作人研究一样，不久之后，随着这十八册胡适早年日记手稿影印本的出版，胡适研究，至少早年胡适研究，将会出现一个新局面，我以为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我不是专门研究胡适的，对胡适其人其文其事，其实所知甚少。但我作为收藏者梁勤峰兄的友人，对这十八册胡适早年日记手稿的影印出版，十分赞成和支持，于是写下了以上这些话，希望能对海内外读者研读这十八册日记手稿影印本有所帮助，并祈高明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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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日记里胡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