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访谈录
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１７日电（“新华视点”记者 王军 ） 北京西单商业区中国银行总部大厦，贝聿铭先生的收山之作。 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大厦门顶层贵宾区，记者与这位８４岁高龄的建筑大师开始了一段关于中国建筑问题的对话。
“摆一点屋顶，戴一个小帽子的办法，我不会做。”
记者：你的作品为什么不像时代广场大厦有一个中国式的“大屋顶”？你在中国银行总部大厦的设计中，考虑了民族特色吗？
贝聿铭：当然。中国的建筑在北京应该有中国古代文化的表现。但是，这个问题非常难做，因为中国古代的建筑没有这么高的。所以新的不能硬做、给它加一个中国式的顶。像时代广场大厦那样，摆一点屋顶，戴一个小帽子的办法，我不会做。我认为做不成功，不会好的。中国的建筑一向都是矮的平房，像现在这种高的写字楼以前没有，所以我不会走以前的那种路。
记者：那您是怎样处理的？
贝聿铭：这个问题我们要另外想办法。民族的东西我把它做到里面，楼内有园，是空的，像四合院，四合院里面就是空的，有天井。在建筑里面做花园，国外也有，可是我们是中国的做法。我们不能每有新建筑都往外看，中国建筑的根还在，还可以发芽。当然，光寻历史的根是不够的，还要现代化。有了好的根可以插枝，把新的东西，能用的东西，接到老根上去。
记者：您很看重中国的园林，比如在香山饭店您就借鉴了中国园林的手法，这与您祖籍苏州有关吗？
贝聿铭：可能吧。从建筑方面看，中国的园林是世界上最好的。在中国银行的这个楼里，大厅水池子里的石头，是从云南石林的田间野地里找来的，当地人准备把它们砸碎了做石灰，我们是废物利用。为什么要找这种石头呢？因为这种石头很壮，太湖的石头摆在这里就不像样了，太细气，在这种大厅里面只能摆这种石头。
“进了故宫看见高楼都围住你，故宫就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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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对中国银行总部这个建筑满意吗？
贝聿铭：很难说。在北京，因为考虑到故宫，建筑高度有限制，这个我不反对。同时，业主要求做很多平方米的建筑容积量，这两个有矛盾，弄不好建筑就显得很重。如果要它轻，就要挖空，从外面看进来应看到里面是空的。也许有人看到东方广场大厦挺欢喜，哦！亮！但我们不能像那样用反光玻璃，外面太亮了里面的光就出不来了。我们用的都是透明玻璃，光可以出去。大厅里的光要做得好，做得强、有力。 记者：您除了在国内进行建筑设计之外，还特别关注中国的古城保护问题。您曾和吴良镛、张开济等建筑学家共同提议，要在急速发展中审慎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能谈谈想法吗？
贝聿铭：保护北京古城很重要。吴良镛、张开济他们是中国建筑界的杰出人才，也很有经验，对中国古代建筑很有研究。他们很赞成保护、保留、保存中国古城，比如四合院、故宫附近不要造高楼。这种问题，他们和我都同意。他们在这方面比我研究得多。１９７８年我回来，谷牧副总理请我到人民大会堂谈话，说能不能在长安街给造一个高楼？我说不行，不敢做。做了以后，将来人要骂我。他同意我的观点，说周总理以前也说过这个话。我说好，既然你们都同意，再想办法吧。那次之后，清华大学的吴良镛先生就提议建筑高度应像一条线，从故宫向外慢慢增高，因为里面都是文物，进了故宫看见高楼都围住你，故宫就破坏了。大家都同意。所以现在中国银行这个楼我们也不能造得太高。 ２０多年前，我曾对清华大学的老师作了一次演讲，我说，故宫金碧辉煌的屋顶上面是湛兰的天空。但是如果掉以轻心，不加以慎重考虑，要不了五年十年，在故宫的屋顶上面看到的将是一些高楼大厦。但是现在看到的是多么壮丽的天际线啊！这是无论如何都要保留下去的。怎样进行新的开发同时又保护好文化遗产，避免造成永久的遗憾，这正是北京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课题。
记者：有学者提出，北京应该像巴黎建德方斯那样，把新的建筑都拿到外面去盖，您对此有何评论？
贝聿铭：这是最好、最理想的办法，即里面不动，只进行改良，高楼建在旧城的外面。四合院应该保留，要一片一片地保留。不要这儿找一个王府，那儿找一个王府，孤零零地保，这个是不行的。四合院不但是北京的代表建筑，还是中国的代表建筑。
记者：您的观点与梁思成先生很相似，50年前梁思成先生就提出在旧城外面建一个行政中心区，把长安街两边的新建筑都拿到那儿去建，从整体上保护古城。
贝聿铭：是的，城墙你不要拆呀！城里面保留，高楼做在外面，这个最理想，巴黎就是这样做的。我跟梁思成先生没有谈过这件事，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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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还没有见过北京。大概是在一九四七、四八年的时候，梁先生在联合国作建筑顾问，我跟他见过面，他说你应该回来，帮帮我的忙。那时候我回不来了，拿不着护照了。
１９５０年，北京失去了一次很好的机遇。政府放弃了梁思成等学者提出的新旧分开建设的发展模式，而是简单地以改造古城为发展方向。在这个过程中，拆除城墙修建环路，使城市的发展失去了控制与连续性。这是错误的。如果城墙还在，北京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对北京古城的保护要着眼于整体。” 记者：您对北京城市建设有何评价与建议？ 贝聿铭：北京古城是世界历史最长、规模最大的杰作，是中国历代都城建设的结晶。目前，古城虽已遭到一些破坏，但仍基本保持着原来的空间格局，并且还保留有大片的胡同和四合院映衬着宫殿庙宇。一些国际人士建议北京市政府妥善保护古城，并且争取以皇城为核心申请“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可见，古城虽已遭到一定破坏，但仍应得到积极的保护。北京古城最杰出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完整的有计划的整体，因此，对北京古城的保护要着眼于整体。
北京古城举世闻名，但它的很多美的东西现在看不到了，它们被大量丑陋的新建筑遮挡和破坏了；现在的天际线已遭到相当程度的破坏。北京应以故宫为中心，由内向外分层次控制建筑高度。中心区的建筑高度要低，越往外，从二环路到三环路，可以越来越高。应该把高楼建在古城的外面，像巴黎那样，形成新的、有序的面貌。
北京的发展很快，总是在变化，每次回来，都在变。但是，北京只有平面的城市规划，没有立体的城市设计，这样建筑就很难搞好。必须把城市设计搞起来。
北京申奥成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奥运会的比赛场地应该达到世界水准，还应该有舒适的运动员村。北京还要特别重视绿化。走在长安街上，两侧看到的不应该都是房子，首先看到的应该是树。 前不久，有报纸称您反对拆除您在上海的祖宅，是这样吗？ 贝聿铭：那幢房子不是我家的，是我叔公的。我没有在那里住过。我只是说了一句话：有价值的老房子应该尽可能保留下来。于是，有人说我在保护我家的房子。后来，他们拿照片给我看，周围都拆光了，只是它孤零零的一个，既然这样，就拆吧！我一直强调，老房子，包括北京的四合院，应该一片片地保护。一个王府，周围都没了，怎么办？！（完）
贝聿铭和他的建筑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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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１２月１７日电（“新华视点”记者 王军）：贝聿铭笑眯眯的，这种极具亲和力的微笑几乎成了他的“商标”，可是你千万别以为他是一个老好人。 这位看上去十分谦和的老先生，骨子里却尽是锋芒。他最擅长以惊世骇俗之作来回击批评家的诘难，从未打过败仗。 10多年前，他把一个玻璃金字塔搬到了法国人的“圣地”－－巴黎卢浮宫，被人扣上了“破坏法国文化”的帽子。可是，这位美籍中国人不卑不亢，挺直了腰板。终于，傲慢的法国人被折服了。如今，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当之无愧地成为２０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建筑作品。 在这位大师不平凡的人生旅程里，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 美国波士顿的三合一教堂是这个城市最精美的古建筑，为维护其景观、控制教堂四周的建筑高度，波士顿人曾经把官司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可是贝聿铭所领导的事务所硬是在它的一侧盖起了一幢６０层高的摩天楼，波士顿人虽满腹牢骚，还是接受了它－－大楼简单得惊人，通体玻璃幕墙，透明得让人感不到它的存在：大楼如同一面镜子，三合一教堂被映照其中，变成了“两个”……他又成功了。
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大厦也同样备受挫折，１９８５年贝聿铭在设计这幢３１５米高的大楼时，迷信风水的香港人认为它是不吉之物、硬说大厦像个三棱的刀，周围的居民竟在家里装上了反光镜，声称要把这个“刀光”挡回去……可是，后来他们不得不承认，这幢大厦蕴含着一种高贵的气质，在香港这座“钢筋森林”的城市里，它流光溢彩，成为“东方之珠”的标志性建筑。
收到在北京西单设计中国银行总部大厦的邀请时，贝聿铭不顾年迈，揣着图纸来了。近几年，他几乎每年一次到北京考察工程进展。但是，在许多建筑行家的眼里，这实在是一次冒险的举动，因为，这个工程位处北京历史悠久，规划布局完整的明清古城之内，并紧邻中南海、故宫，中银大厦能与这些重要的建筑物以及古城的整体氛围融合吗？ 北京中国银行总部大厦成了贝聿铭的收山之作。“这么大的建筑以后我不会再做了，首先是时间问题，这幢大楼我做了８年，再过８年我要拄拐棍了。”贝聿铭在记者面前，学着拄拐棍的样子，一瘸一拐，把大家逗乐了，“另外，我现在从事务所脱离了，没有组织了，没有组织就做不成功，我退休了，小的玩意我来，大的不行了。” 这幢大厦是贝聿铭带领自己的两个儿子贝礼中、贝建中设计的，它位于故宫以西约２公里，外观是典型的贝聿铭式的“几何结构”。大厦一般高度为４５米，南面和东面两个入口各宽５４米，高９米，进深１４米，上面的１０层是用两榀两层高的巨型钢架托起来的，下面一根柱子也没有，气势惊人。 大厦的大堂中央，一方明净的水池里，金鱼游动，“顽石”戏水；大堂两侧，高大的翠竹使庭园增芳；光线从大堂屋顶的玻璃天窗倾泻而下；厅内圆洞式大门等简洁手法，使人感到有东方韵味；大厦进门处没有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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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高台阶，平步可入，其透明玻璃幕墙，使建筑的内在部分成为街面环境的延伸，让走进去的人实实在在地感觉到它的平易。
贝聿铭在北京共设计了两幢建筑。１９７８年他设计的北京香山饭店，将中国的江南园林与现代主义建筑进行了完美的嫁接，为其赢得巨大声誉。这一次，在中国银行总部大厦的设计中，他仍然表现出对江南园林的厚爱。
贝聿铭１９１７年出生于广东，１９３５年赴美留学，１９５５年在美国创办贝聿铭建筑师事务所，他设计的５０多幢建筑遍布世界各地，其代表作美国国家艺术馆东馆、巴黎卢浮宫改建工程等，标志着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的现代主义建筑，已发展到成熟而精致的阶段。 他虽然在美国生活了大半辈子，但仍喜欢讲中国话，略带广东口音。（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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