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大学排名研究
一、学术引言
关于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在国内的讨论已进行多年：1979年12月6日《人民日报》刊载专题性文章“谈大学自主化”，1985年《关于大学去行政化的暂行决定》讨论大学去行政化的路径，再到2010年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规划纲要》明确表达依法落实大学的自主权。现今，在国内已形成这样的一种局面：行政权力始终并且已深深的嵌入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已然构建了中国庞大的官僚集团，代表封建残余的一些官场习惯成为了社会潜规则，对行政权力的过度依赖是持续发展的瓶颈。高校中的行政化现象只是政府主导社会改革和引领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部分，是国内高校发展的必然趋势。
谈到高校的去行政化必然涉及高校与政府的关系：即政府应当通过何种措施或立法来确保自身无法过度的干预高校事务，改善旧有的封建官僚作风；高校在自身发展方面应当拥有哪些学术自由，以及如何保证在知识的传承与创造方面的绝对话语权。另一方面，伴随着高等教育的逐渐普及化，导致大学生教育质量的大幅下滑并引发了部分高等教育资源的浪费；加之各国普遍的教育财政资助的增长速度的不匹配，“问责机制”的兴起引入了更多的群体：政府、市场、大众、媒体及高校自身等介入到高校发展过程之中。以往的包括现今的高校去行政化都集中于讨论现代大学制度、高校行政化的表现和成因，并提出一些解决措施：如通过立法来确保大学的学术自由，通过发展多渠道的资金来源减弱对政府的依赖，强化师生在高校的地位来以此淡薄高校行政至上的局面，通过改革大学组织模式强化高校的独立法人地位和意识等。然而，诸此种种，讨论了这么多年，并未改变高校过度行政化的局面，稀缺且有限的资源让更多的教师热衷于参与到行政事务中，乐于展示由此带来的“行政中心”光环。
因此，从新的角度、更本质的根源去分析并提出对策是今后高校去行政化困境的一条路径。首先，如上文中社会学家费昂德对中国现状的深入分析：政府主导社会发展的局面是高校行政化一个关键因素，如果仅仅由学者在此独自高呼，无论多么高明的对策都会因“曲高和寡”而无疾而终；唯有政府真正转变职能，从封建的统治向民主的治理转变，大学和政府处于对等地位的时候，高校去行政化才算是有了社会环境的这个必要条件。其次，在高校自身的发展中，除了去掉
“官本位”的这种封建社会的弊习外，更重要的是逐渐建立一种现代大学的“学术自由”的传统，从法律且在意识形态上充分保障高校的自主权。由此，建立广泛的学术共同体、构建学术质量认证和评估体系、出台规范、科学、合理且透明的高校管理和决策的法律等都是建立“学术自由”传统的内涵之一；将研究和精力集中于高校自主健康发展的方向和未来而非沉浸于高校被迫畸形发展的细节和历史，会大大加快高校前进的脚步和突破高校发展的瓶颈。伴随以上的一系列阐述和高校“问责机制”的兴起，选择国内外大学排名的研究便成为笔者对高校去行政化难题的一个研究视角；而且大学排名这一现象的发展，不仅通过排名促进并引导了大学质量保证和发展，更通过广泛的学术声誉调查和自主交互式排名将更多的相关利益群体集中到大学的管理和决策之中；实现了将相关群体都纳入到参与角色中，共同商议还高校发展质量的真实写照。
以往比较知名的国内大学排名始于198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告》的美国大学排名，1987年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的武书连课题组，德国1998年由高等教育发展中心组织的大学评级与自主互动排名；国际大学排名比较知名的为上海交通大学2003年推出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2004年由西班牙国家研究委员会下属的网络计量学实验室制作的着重网络资源分享的韦伯迈特里克斯世界大学排名，2004年《泰晤士报》与QS公司合作制定的THE-QS世界大学综合排名，2008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告》与QS合作打造的世界最好的大学排名，以及近来兴起的基于网络资源影响力和使用率全球高校网（4ICU）国家高校排名。而关于大学排名的研究始于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和美国华盛顿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共同发起讨论与研究，2004年12月，在华盛顿召开关于大学排名的第一次国际会议，来自各国的排名机构代表和教育政策研究人员共同成立了“大学排名国际专家组（IREG）”，2006年5月18日至20日在德国柏林召开的第二次IREG会议上，与会代表讨论并通过了“高等教育排名机构的柏林原则”，2007年10月19日至20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召开IREG第三次会议，就排名的发展及完善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会议论文的基础上分别由《欧洲高教教育》和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出版英文和中文著作，并随后成立了更有效的组织形式IREG/学术排名与卓越国际协会（2009年10月成立）继续承担排名完善的任务。
虽然各个国家和地区相继建立自己的排名机构，甚至高校质量认证或保障体系，但各排名本身一直都遭到不同学者的质疑与反对，也正是这样的一些原因促使着大学排名及其研究不断发展和完善。一直以来，排名的指标大多集中于学术声誉调查、生师比、论文引用率、国际化、资源等。随着现代信息资源的逐步完善，传统的学者主观的学术声誉调查作为质量测量的有效性收到很大的质疑，而且德国的研究者Federkeil．G&S．Bergholf (2006)发现：广泛的声誉调查是与科研生产力的一种合理近似。研究者Van der Wende 指出国际化程度与学校的质量是无关联的。最终产出指标（就业率、毕业深造比例、毕业收入和工作满意度等）是公认最能反映大体反映高校质量飞，但现有的研究或排名并未针对硕士专业和专业学院的毕业生。学术资源或媒介的垄断造成的非英语国家国际竞争力的必然损失，法国经济学家Francois Orivel指出法国大学缺乏国际竞争力很大原因在于不能像北美及澳洲英语国家那样吸引最有学术能力的学生。更有意思的是，在同一个排名中，同一个大学会因排名方法或指标的改变而在不同年份发展名次的戏剧性变化，说明了名次与其质量的联系不大。难怪著名的THE-QS排名会在2005年自我修正论述到：没有迹象表明在排名中名次高的大学就好于排名低的大学；学者Usher & Savino(2005)的研究也表明：大多数指标可能都是某些未被测量的基本特征的从属特征；美国学者Provan & Abercromby(2000)发现：各个排名的指标及权重的选择都没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经验指导。最重要的是，作为排名对象的大学自身，不应该轻易的顺从政府、市场或公众的需求，应当制定符合自身发展逻辑的规划与战略，努力提高自身的运营效率和教学、科研质量。每一个机构或人都应该有自我的利益，而这些利益是立足于社会的总体利益范围之下的，符合社会、时代的潮流，这些机构或个体在追求自我利益的同时无形中也增加了社会整体的利益，起到了“1+1>2”的最佳人类发展模式。
虽然大学排名存在着非常多的问题与缺陷，但它依然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接受和认可，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政府对大学实行的质量保障机制的替补，成为了大学进行对比分析、总结表现和设定发展目标的工具，帮助学生、雇主及广大公众进行院校选择并成功的成为激发公众讨论影响高教体制的关键问题。本研究意在通过文献考察法考察不同国家的国内或国际大学排名的基础上，对大学排名的机构、简要历史、国家分布、目的、服务对象、以及排名指标与权重等进行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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