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之关系
一
清人刘熙载论文风之变，谓：“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世说新语》成书又一变。此诸书，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艺概·文概》）虽然没有具体描述《世说新语》的文风特征，但将其与《庄子》、《列子》及佛经并列，这实际上已暗示了《世说新语》的特征与传统文章不同，它别有一种特殊魅力。同时，此种特征又不同于《庄》、《列》、佛书，否则不得谓之变。
《世说新语》的确有自己的文体特征。它之所以在后世广为流传，成为文人士大夫案头必置之书，固然可以归因于该书记载魏晋名士言行这一特定内容，同时也与其特殊的文体相关。自《世说新语》问世，后代仿其体例续作者代不乏人。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考辨，唐有王方庆的《续世说新书》，宋有王谠的《唐语林》、孔平仲的《续世说》，明有何良俊的《何氏语林》、李绍文的《明世说新语》、焦竑的《类林》及《玉堂丛话》、张墉的《廿一史识余》、郑仲夔的《清言》等。清代仿作者更多，有梁维枢的《玉剑尊闻》、吴肃公的《明语林》、章抚功的《汉世说》、李清的《女世说》、颜从乔的《僧世说》、王晫的《今世说》等等。尽管这些仿作远不能与《世说新语》同日而语，但这一现象的存在，无疑表明《世说新语》代表了一种独特的文体。 二
那么，《世说新语》是一种什么样的文体呢？自《隋书·经籍志》以下，历代著录大多将其归入子部小说类，如《唐书·艺文志》、《通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均是。也就是说，在古人看来，《世说新语》应属小说。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则以之为志人小说，以区别于《博物志》、《搜神记》一类的志怪小说。直到今日，一般的文学史都承此说，明确将《世说新语》归入小说类来讨论。
这当然不能算错，但问题在于：第一，古人所说之小说与我们今天理解的小说有很大的不同；第二，就算《世说新语》属小说之一种，它也应该有其自身的特征。如果我们不加区别地一概以小说视之，则不但混淆了《世说新语》与一般小说的重大差异，而且很难真正把握《世说新语》独有的文体特征，从而使我们对该问题的理解流于一般化。所以，若要讨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其与小说的差异便不能不首先加以辨析。
按照一般的理解，小说作为一种文体，应该具有三个要素，即：人物、情节、结构。粗略地看，《世说新语》似乎也满足这个要求，尤其是第一和第三两个要素，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我们知道，作为小说中的人物，虚构性应该是其最基本的特征，因此，虽然《世说新语》记述的对象是人，是魏晋名士的生活，但他们毫无例外都是现实中的人物，并不真正具有虚构性。诚然，《世说新语》中的某些描写或许不无虚构的成分，然而严格些说，这种虚构并未超出史传文学所允许的范围。比如：
周伯仁为吏部尚书，在省内夜疾危急。时刁玄亮为尚书令，
营救备亲好之至，良久小损。明旦，报仲智（伯仁弟）。仲智狼狈来，始入户，刁下床对之大泣，说伯仁昨危急之状。仲智手批之，刁为辟易于户侧。既前，都不问病，直云：“君在中朝，与和长舆齐名，那与佞人刁协有情！”迳便出。（《方正》）
周处年少时，凶强侠气，为乡里所患；又义兴水中有蛟，山中有邅迹虎，并皆暴犯百姓，义兴人谓为“三横”，而处尤剧。或说处杀虎斩蛟，实冀三横唯余其一。处即刺杀虎，又入水击蛟，蛟或浮或没，行数十里，处与之俱。经三日三夜，乡里皆谓已死，更相庆。竟杀蛟而出，闻里人相庆，始知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自新》）此二例为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书中所举，意在说明《世说新语》不乏虚构成分。王能宪认为：“周仲智问病与周处斩蛟，作者不可能目睹其事，但都描写得十分细致、生动，活灵活现，如在目前。这样的细节描写，显然有作者的合理想象和创造成分。”[1]说此二例的细节描写有作者的合理想象和创造成分，当然是对的，但这并不是小说所要求的虚构，小说之为小说也不由这种虚构成分来决定。小说和人物传记的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作品中人物的虚构性，而非若干合理想象的成分。其实，不要说小说家，就是史家，也不可能完全目睹他所记载的史实。王能宪谓书中类似的虚构成分不在少数，这是必然的。因为《世说新语》所记，几乎都不是刘义庆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所以他当然免不了会用想象去弥补材料的不足。然而，又有哪一位史家不是这样做的呢？翻开二十四史，类似的例子可以说俯拾皆是，不胜枚举。显然，此类虚构成分的存在并不能成为将《世说新语》定为小说的依据。
另外，作为小说重要因素之一的情节，在《世说新语》中也颇为鲜见。小说本由故事发展而来，因此情节便成为小说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在现代小说中有淡化情节的趋势，但就总体而言，情节仍被公认是小说的基本要素。而且，情节的复杂性、曲折性往往是小说具有引人入胜的魅力的关键之所在。而《世说新语》所记，除少数略有情节外，绝大多数皆无情节可言。上引周处斩蛟事算是略具情节之一例，再如：
褚公于章安令迁太尉记室参军，名字已显而位微，人未多识。公东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数人投钱唐亭住。尔时吴兴沈充为县令，当送客过浙江。客出，客出，亭吏驱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问：“牛屋下是何物人？”吏云：“昨有一伧父，来寄亭中，有尊贵客，权移之。”令有酒色，因遥问：“伧父欲食饼不？姓何等？可共语。”褚因举手答曰：“河南褚季野。”远近久承公名，令于是大遽，不敢移公，便于牛屋下修刺诣公。更宰杀为馔，具于公前；鞭挞亭吏，欲以谢惭。公与之酌宴，言色无异，状如不觉。令送公至界。（《雅量》）
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以为掾。充每聚会，贾女于青巢中看，见寿，悦之，恒怀存想，发于吟咏。后婢往寿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丽。寿闻之心动，遂请婢潜修音问，及期往宿。寿矫捷绝人，逾墙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觉女盛自拂拭，说畅有异于常。后会诸吏，闻寿有奇香之气——是外国所贡，一著人，则历月不歇——充计武帝唯赐已及陈骞，馀家无此香，疑寿与女通。而垣墙重密，门阁急峻，何由得尔？乃托言有盗，令人修墙。使反曰：“其余无异，唯东北角如有人迹。而墙高，非人所逾。”充乃取女
左右婢考问，即以状对。充秘之，以女妻寿。（《惑溺》） 较之周处斩蛟事，此二则更近于小说。首先是情节相对完整，有一定的故事性，尤其第二则，已粗具唐传奇乃至宋元话本雏形；其次描写较为细腻，如第一则写沈兴对褚季野前倨而后恭，以及褚季野之宠辱不惊，笔简形具，不异小说家手笔；第三则是在记叙中突出人物个性，此点殊可注意，我们下文再作详论。不过，类似的情况在《世说新语》中并不多见，而且《世说新语》最为人称道者亦非此类。
相应地，《世说新语》的结构也不同于近代意义上的小说，就是说，不是沿着故事线索展开，遵循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模式。对《世说新语》的结构特征，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认识：一是将全书作为一个整体，着眼于它按内容分类编排的网状结构。这种结构的叙述描写中心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某一类人，其结构方式则是围绕这一类人组织相关的故事群，再由若干类人的故事群缀合成书，从而具有一种分类世态百科全书的性质。《世说新语》作为一种文体所以对后世产生影响，以至仿作不绝，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二是就书中每一则记载而言，多为生活中某一场景、某一片断的叙写，不作纵向展开。或是一则传闻，或为一段对话，要言不烦，如绘画中之写意，虽略有情节而不求曲折，虽偶用描写而不为工笔。《世说新语》的艺术魅力，实得力于此种安排不少。有人认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所谓“世说体”，就在于它这种按内容分类的结构方式，[2]这不错，但《世说新语》被视为志人小说的代表并非由于分类结构。从其效用来看，分类结构只是便于编排和检索的手段，而不能使《世说新语》
更具文学性。这也说明为什么后世虽然仿作不少，却鲜有以小说见称者。事实上，如果说《世说新语》的成功多少与分类结构有关的话，那也只能从编撰者分类的指导思想方面去寻找原因。总之，《世说新语》的结构不类小说，这是没有疑问的。
《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之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