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
程及其经验教训*
一、原始农业概况
三、清时期的农业开发
明代三峡地区的农业仍很缓慢。虽然峡区内各县大多留下了户口和田亩数据，但这些数据与其实际数目出入太大，仍然不宜依此来当时的土地开垦状况。即以巴东县而论，据明嘉靖《归州志》和清同治《巴东县志》记载(见下表)，从成化八年开始，到万历二十年止，该县户口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特别是从嘉靖十年(1531年)到万历十年(1582年)五十年间的户数和从嘉靖二十年到万历十年四十年间的口数，竟然几乎完全相同，这显然极为不合情理。古代的户口、田亩数字，本是完纳赋役的依据，并不能反映人口和土地开垦的真实情况。就三峡地区而言，嘉靖二十年编纂的《云阳县志》中对此就有一段很好的描述：“户口息耗，互有乘除。邑自嘉靖戊子(嘉靖七年)，旱疫殍亡，不可胜计。十一大造版籍，奉行者拘于额外新增之制，窘迫以法。故民徒苟且支吾，规避刑戮，甚至未生先名，百岁在册；女口充作男丁，人一而名称三四。凡遇庸调，验丁科差，唯检虚名，不按实迹。故有一人而承一户之役，以一年而责数年之输者。是无怪其富者竭产而贫，贫者负欠而逃矣。”①这是虚报人头，以少充多。与此相反，还有大量隐漏现象。如明嘉靖时巴东县境内就有许多不入户籍的土地开垦者②。事实上，终有明一代，巴东县的“鱼鳞户口之册”竟完全是徒具虚名③。总之，还是定性的描述要更为有用一些。
从现有记载来看，明初编定户籍之后，没过多久就出现了“户口凋敝”的现象④。但这不等于人口减耗或者外流。从当地的实际情况来，很可能是因荒歉为躲避赋役脱离原隶户籍而逃入当地深山。从总体上看，这种行为起码不会峡区农业开发的进程。大致在明嘉靖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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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嘉靖《云阳县志》卷上，《食货》。 ② 嘉靖《巴东县志》卷一，《民数》。 ③ 同治《巴东县志》卷四，《赋役志?田地》。 ④ 嘉靖《云阳县志》卷上，《提封》。
前后，三峡地区开始大量迁入外来人口，从而加速了当地的土地垦殖。如嘉靖三十年编纂的《巴东县志》谓“巴地旷远，深山大泽，居民鲜少。近年山地垦辟，
流徙日聚”①。又嘉靖《云阳县志》云，云阳地界也是普遍“招集流民，合并以耕”②。事实上这种移民开发活动由来已久，因为在此之前当地就被称作是“四方杂居”③。嘉靖中期前后出现的移民活动，只是明显增大了移民数量而已。移民的来源主要是三峡东西两侧的楚蜀两地。迁入的原因，则主要是年荒岁歉，贫民无以为生，才被迫流移于此④。
外来移民的增加，明显促进了峡区的农业开发，以至在个别地区出现了无土不垦的“童山”⑤。然而相对于峡区广袤的崇山密林来说，土地开垦毕竟还很有限。特别是许多外来移民，往往“去留无常”⑥，并不稳定，还要有一个土著化的过程。
明代三峡地区农业生产的重要进步，是??耕在山地垦殖中已不再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反映这一进步的主要标志有两项：一是“刀耕火种”已不是峡区山地垦殖的普遍特征；二是山地已成为峡区官方统计的种植土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明代的一些全国总志和地方志中还移录有前代“刀耕火种”的风俗，但这并不能一概视作明代的实况。如正德《夔州府志》卷一“风俗”项下虽然移录了“旧志”中“刀耕火种，女不蚕织”的记述，但紧接着在下文“万县风俗”项下却记云：“土地沃饶，冬无苦寒，多崇峦大谷，民力农桑。”两者之间就有着明显的矛盾。明代峡区各地方志的田亩统计数额中，几乎普遍合计田、地、山几类土地，其中的“山”，显然是山坡地。如果还是刀耕火种为主，必然弃置无常，根本无法统计田亩数额。这说明当时有许多山地已垦成熟田，不再普遍畬耕。当然，也要看到，在深山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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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嘉靖《巴东县志》卷一，《民数》。 ② 嘉靖《云阳县志》卷上，《食货》。 ③ 嘉靖《巴东县志》卷二，《风俗》引旧府志。 ④ 嘉靖《归州全志》卷下，明沈继美《新建召化堡记》。 ⑤ 嘉靖《云阳县志》卷上，《提封》。 ⑥ 嘉靖《巴东县志》卷一，《民数》。
如大昌、巴东的许多地区，刀耕火种在山地垦殖中仍旧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①
总的来看，明代三峡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依旧很低。恶劣的条件严重地阻碍了当地农业的发展，其情形如明代人所述：“山峻而陂，川陷而深，其顷田俱依山负
壑而治，非有沃壤如平原一望者也。故雷雨则满盈，名曰雷公；雨泽则有秋，名曰靠天；一遇小旱，尽为赤壤，名曰舍种。故终岁勤劳，登场即告饥矣。”② 明代末年到清代初期长期持续的战乱，严重阻碍了峡区农业的正常发展。三峡地区在明清之际，遭受战乱影响持续时间较长。从明崇祯年间的十三家起义，到张献忠、李自成及其余部在此活动，最后在清康熙前期又有吴三桂叛乱。由于迭遭兵燹，人丁“死亡略尽”，“全境成墟，田地尽为榛莽”③。由于人口锐减，野兽肆虐，从明崇祯十五年到清顺治九年，短短十年之间，仅巴东一县就有上万人丧身虎口。至于老虎步人村落街市，“触藩攫牛”的现象更是司空见惯④。其荒凉程度，可想而知。
为此，官方不得不设法多方招徕居民，开垦土地。其中最主要的措施，是在政策上给予便利。如康熙十年时规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人蜀开垦者，准其人籍。”⑤三峡位于四川东部地区，当然适用于这一规定。而隶属湖广的三峡东部地区，情况相同，朝廷也同样会鼓励移民。然而，举国大乱之后，其他地区的人口也比较稀疏，没有明显的人口压力；加之受农民起义的冲击，阶级矛盾有所缓和，所以没有多少人愿意迁移到环境条件较差的三峡地区。如以巴东县为例，万历三十年时，在籍成丁为6575人，清初赋役全书完全按此编制当地赋役数额，而实际上康熙五年时实有成丁仅74名。康熙六年，招抚人丁24名；九年，招抚人丁6名；十年，招抚人丁4名。到康熙二十一年审核户籍时，仅仅增加人丁2名，统计共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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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正德《夔州府志》卷一，《风俗》；嘉靖《巴东县志》卷二，《风俗》。 ② 嘉靖《云阳县志》卷上，《食货》。
③ 同治《巴东县志》卷四，《赋役志?户口、田地》。
④ 同治《巴东县志》卷一一，《物产志·货币》引清初“旧志”。 ⑤ 道光《夔州府志》卷八，《户口志》。
人丁178名，比赋役全书上的数额，空缺达6397人之多，不仅令人感叹“招徕生众，尚难以岁月计也”①。
鉴于这种情况，朝廷不得不进一步加大政策上的倾斜，并增强有关措施。康熙二十九年，鉴于四川“民少而荒地多”，规定“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给为永业”②；又规定“凡他省民人在川垦荒居住者，即准其子弟入籍”；针对三峡“僻处极边”，人口极度匮乏的特殊情况，康熙四十年，朝廷又特别“免其编审”③，为移民人峡提供了最大优惠。同时，川陕总督鄂海还在当地设立“招徕馆”，专司招募客民开荒种山④。后来清圣祖又下诏，凡赋役均以康熙五十年丁册为常额，以后编审所增，统名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至雍正六年，朝廷又宣
历史时期长江三峡地区的农业开发进程及其经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