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麇鹿外交”

中英“麇鹿外交”

作者：张民军

来源：《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 2013年第3期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在1954-1956年间，伦敦动物学会提议向中国科学院赠送麋鹿，在英国左翼人士蒙塔古的协助下，该赠送提议得到中方的积极回应。在赠送活动筹备期间，英国外交部一度积极介入，欲以麋鹿作为改善其在华形象的宣传工具，后因意识形态的顾虑而选择退出；中国的外交部门也在幕后参与了此次赠送活动。由于两国的官方机构未能从活动的幕后走向台前，使中英间的这次麋鹿外交中途夭折。在之后的30年，英方又数次向中国赠送麋鹿，直到它们在故乡繁殖成功。麋鹿赠送活动构筑了中英两国科学与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是当代中英关系史的重要插曲。

关键词：麋鹿；中英关系；民间外交；伦敦动物学会

国际关系中以互赠动植物表示亲善、增进国交的事例不胜枚举。在1950-70年代的中国外交实践中，出现过多次“熊猫外交”的身影，大熊猫作为国礼被赠予苏联、朝鲜、美国、英国等数个国家，憨态可掬的熊猫在增进中外文化交流、改善中国国家形象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无独有偶，中国特有但一度在中国本土灭绝的珍稀物种——麋鹿①也曾在当代的中英关系中扮演过类似的角色。不过国人熟知的多是1980年代的麋鹿返乡，而关于1950年代的中英“麋鹿外交”却鲜为人知。② 笔者以《英国外交部档案，中国：1949-1980》（Foreign Office Files China:1949-1980）中的一组英文档案为主，并辅以北京市档案馆的相关史料，稍加整理草成一稿，以便使这段中英外交插曲为人所知。

一、民间赠送提议与初期接洽

新中国建立后，从1952年起，北京市园林局就接受了中央交办的关于国际交换动物的任务，先后与苏联、捷克、东德等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交换动物的关系。新中国早期的这种动物交换活动几乎不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动物园业界往来，而主动向中国业界伸出橄榄枝的竟是英国的伦敦动物学会。1954年6月18日，伦敦动物学会（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主任兼终身会长哈里森·马修（Harrison Matthews，当时译为海瑞孙·麦舒斯）致信艾佛·蒙塔古（Ivor G. S. Montagu），①委托即将于夏天访华的蒙塔古向中国科学院院长转交一封信，并请他转告中方，伦敦动物学会愿将一个麋鹿基础畜群赠还中国。马修还在信中谈到如果中方要回赠礼物的话，从海南的长臂猿到大熊猫，中国有许多有趣的动物值得期待。[1](P21) 马修写给中科院院长的信由蒙塔古亲自交给了郭沫若，该信全文如下：

“本学会拥有一小群麋鹿，这是前贝德福德（Bedford）公爵饲养的。贝德福德公爵的政策是把这些动物分散到世界各地的适宜场所，以便保护该物种。就此项工作，本学会总在帮助公爵。

”本学会想知道在目前的形势下将麋鹿再引入其故乡中国的尝试是否合适。如果那里有一个适宜的场所能够开展再引入工作，并安排饲养麋鹿，本学会准备赠送一基础畜群以帮助完成再引入工作。

“麋鹿早已在野外灭绝，但数个世纪以来它们一直在北京附近的皇家猎苑存活。本学会想知道您对此事的看法。”[1](P22)

9月28日，郭沫若院长回信马修，对伦敦动物学会的赠送提议表示感谢，并给予高度评价。郭沫若在信中说：“欣闻您6月18日的来信，得知贵学会打算向我方赠送一小群麋鹿。多谢您及贵学会的好意，送给我们如此珍稀的礼物。我们认为您的提议不仅是一珍贵兽群重返故乡一事，而且是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与文化交流的象征。您可以直接或通过蒙塔古先生告知我方接收您贵重赠礼所需采取的步骤及其他必要的安排。”[1](P23) 由于蒙塔古在9月25日才到达北京，中方在3天的时间内就做出了接受该提议的决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亲自回信以致谢忱，并指定了中科院办公厅副主任曹日昌负责办理此事，由此可见中方对英方提议的重视程度。10月15日，在郭沫若的寓所，蒙塔古与曹日昌讨论了麋鹿赠送事宜。次日，曹日昌又致信蒙塔古，请他与马修商讨赠送安排。[1](P24)

11月11日，马修致信曹日昌，就麋鹿赠送的细节做了说明。英方的打算是首先送2对麋鹿以形成一个繁殖畜群的基础，以后可增加赠送头数。运送方式是由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空运，他还提出最好要有人陪伴这些动物，为此英方可能会安排一些人陪同。马修在信中还提到，他已把这些细节告诉了蒙塔古，请蒙塔古向在斯德哥尔摩开会的中科院的代表转交该信。[1](P25)

与此同时，中方相关部门也在为麋鹿接收做着准备工作。10月13日，中科院办公厅就协商安排麋鹿接收一事致函北京市政府，建议由北京市所属的园林处负责饲养和繁殖，北京市政府秘书厅于当月18日批示同意接收。[2](PP2-3) 11月24日，北京市园林处就协商安排麋鹿的饲养问题召开了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外交部西欧非洲司科长袁载钧、中科院办公厅主任曹日昌、园林处秘书主任黄海等人，经讨论达成了一致意见。即：“一、接收此种麋鹿系为了在动物园陈列展览，供科学研究及繁殖推广之用……故拟接收6只（二雄四雌）为宜，放在西郊公园饲养展览。二、为了运输的安全同意英方意见，于55年9月由英方派人护送空运抵京。三、为了表示礼尚往来，我方回赠英方扬子鳄一对，如英方同意，即由英方押运人员带回。四、为了与英国动物学会的地位适应，我方应由中国动物学会出面接受。五、为了照顾英国动物学会经费困难，对于动物运费及押运人员的往返旅费均由我国负责。”[2](PP9-10) 这5点意见就是中方接收麋鹿的原则方针，外交部办公厅在随后的回函中同意了上述意见。按照这三部门达成的意见，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李汝祺于1955年2月致信马修。李汝祺在信中说中方希望获得4头雌性、2头雄性以便形成一个繁殖的基础畜群；对英方派人陪同麋鹿返乡表示感谢；并告知对方中方将负担所有的运输费用并回赠一对扬子鳄。该信的结语是“希望我们两国间的科学与文化交流进一步加强，两国人民的友谊蒸蒸日上。”[1](P26)

其实，马修还试图通过另一条渠道来建立与中国的联系。他让1954年应邀来华访问的英国各界访华代表团团员杰姆士转交一信，要求得到中国的仓鼠与海南长臂猿等动物。北京市园林处向接待英国各界访华代表团的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请示，提出考虑到马修所要动物之意图不明，故拟不予答复。[2](P7)从中方的档案判断，马修在“杰姆士渠道”中没有提及赠送麋鹿一事，而主要是想得到海南长臂猿等中国珍稀动物，这一点在他给蒙塔古的信中也表露无疑。由于中方没有理会“杰姆士渠道”，所以“蒙塔古渠道”就成为伦敦动物学会与中国相关部门联系的唯一途径。

二、英国官方的介入与退出

随着赠送麋鹿提议的逐步落实，这种跨国民间交流就亟需获得官方的许可。3月21日，马修致信时任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向其汇报了赠送麋鹿的提议及进展情况，探寻英国政府对该提议的态度。他在信中说：“……您可能知道在乌邦（Woburn）有一群近400头的麋鹿——一个很特殊的中国本地物种，但现已在中国灭绝。……近来有人建议我们如若可能，把这一物种‘再引入’其母国是合适的。于是我们联系了中科院的院长，提出要送给他们几只幼崽。我们现已收到了在北京的中国动物学会的回信，他们愿意接受这一提议。不过在回复他们之前，我感到鉴于这一礼物可能会造成的政治影响，我们应得到一些建议。当然，我们不希

望做任何使国际关系复杂化的事情，衷心感谢您的指导。如果您认为现在开展这项活动不合适，我们无疑会无限期地推延此事而不必真正关闭交涉。”[1](PP5-6)

丘吉尔在3月30日回信马修，明确表态说：“我确实不反对你们向中国动物学会赠送麋鹿的想法。”[1](P32)次日，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向驻北京的英国代办处通报了此事，该电说：“有人向我们咨询此事，我们建议不予反对。我们既不知道这礼物何时赠送，也不清楚动物学会提议如何把麋鹿送回其故乡。”[1](P10) 既然首相与外交部均不反对向中国赠送麋鹿，这就表明英国官方对此事持默认态度，乐观其成。

5月7日，北京代办处向英国外交部询问麋鹿赠送事宜的进展情况，并建议：“或许视当时的情况，一些小的仪式或至少做些宣传是合适的。一小群繁育的麋鹿比几百条金鱼更有宣传价值。由于福里斯特（Forrest）①及其他人对中国的植物群落所做的调查与分类工作，我们被指责为文化侵略，通过保护这一在中国被珍爱了数个朝代却容许其在共和国成立之际就消失的物种免于灭绝，可能有助于实际展示我们对中国事务的好奇心至少在一个事例上对中国自身有益。”[1](P15) 英国代办处可谓深谋远虑，试图将返乡的麋鹿作为对华友好的一个例证，赋予其民间使节的角色，承担起改善英国在华形象的重任。

此时的马修则继续与蒙塔古以及中国动物学会联系。4月28日，马修致信蒙塔古，请求蒙塔古向其中国朋友打探是否有可能让伦敦动物学会派遣两三人负责护送麋鹿返乡，同时允许他们在中国拍一些有关野生动物的电影胶片。[1](P27) 6月2日，马修致信李汝祺，告知伦敦动物学会要赠送给中方的是2对幼鹿而非成年麋鹿。他在信中继续询问在中国拍摄博物学主题影片的可能性。[1](P29) 从双方的通信来看，中方从未理会英方派人来华拍摄电影的提议，而马修与蒙塔古一度对此抱有很高的期望。

7月14日，英国外交部致信伦敦动物学会。该信说：“受外相麦克米伦（Macmillan）先生的指示，我宣布英国驻北京的代办已对此计划表示了兴趣，代办说他为不久之后获悉何时及如何开展麋鹿返乡活动感到高兴。他建议视当时的情况，在麋鹿抵达时举行一些小的仪式将是合适的。如果你的提议被（中国）接受，那么做些宣传报道以便让你的慷慨之举得到赞誉也是值得的。”[1](P13) 6天后，马修给英国副外相回信，对英国代办在此活动中的兴趣以及举行仪式的建议表示欢迎，他还询问了把麋鹿推迟到（明年）春天再赠送是否不太好。马修在信中表示“我将确保让您获悉我们与中科院及中国动物学会的通信，获悉随着计划的具体开展我们所做的安排。”并随信附上了关于此事的所有函件的副本。[1](P20) 8月24日，外相麦克米伦再次指示外交部致函马修，向其询问有关赠送事项的最新进展情况。[1](P38) 英国外交部与伦敦动物学会之间频繁的函件往来显示了英国官方对赠送麋鹿一事的格外关注。

毫无疑问，英国外交部通过梳理马修寄来的函件，掌握了赠送事宜的全貌。8月24日，英国外交部将此事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北京代办处，该函电特别指出“蒙塔古一直作为一个中间人，而我们之前毫不知情他在此事中的角色。”[1](P36) 这似乎暗示着英国外交部对蒙塔古的角色不甚满意。10月6日，北京代办处建议政府最好不要参与此事，它在致英国外交部的电文中提出：“既然鉴于埃弗·蒙塔古在此事中发挥的作用，麋鹿实际上已被当作了党同志（Party comrades），临时代办对我们在1955年5月7日的信1871/2/55①中的建议不感兴趣了，该建议认为举行‘一些小的仪式’以标志麋鹿回归中国是合适的。既然全部事务都是在伦敦动物园与中国有关部门之间直接处理，最初得到了蒙塔古的帮助，而英国政府完全未参与此事，他怀疑我们参加一些仪式是否合适。除非伦敦动物园特别要求我们参与此次移交活动，否则我们宁愿置身事外，我们不想力图涉足其中而受冷落。”[1](P41)

显然，北京代办处的建议被采纳了。在11月17日英国外交部致北京代办处的电文中，首先解释了外交部建议驻华代办参加麋鹿接收仪式的原因，指出这是由于当时对蒙塔古在此事中的角色一无所知；接着就指示：“既然我们已提了建议，如果（伦敦动物）学会寻求我们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