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理论研究的独立性，唯独不谈理论的适用性，这其实与我们一小部分扯皮的政府工作人员的做法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在这里，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提出这样的倡议，与其理论工作者把自己扮演成为社会大众的卫道士的角色，理性的占有者和传播者的角色，不如踏踏实实的做好自己的理论研究工作，拿出真正经世致用的治国良策来，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理论能够和当前的实际联系起来，而不只是对现实的合理性甚至是合法性做出评价。理论研究和现实的脱节是我们当前改革工作中，“无人知道路在何方，无人知道如何改革，没有人权威实施设计好的改革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易纲同志语）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理论研究工作者和施政人员，在我们当前特殊的国情下，是分裂的知识阶层，将来需要越来越多的学者型的人才充实到公务员队伍里面去，充实到决策层去，去直面他们过去不屑的所谓的“潜规则”。
在我看来，从这个方面考虑，需要考虑以下的问题：
1、 财政约束下的涉农政策研究
我国一直以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无非是“投资，消费，进出口”，涉农问题解决难度大的很重要的因素在于，在工业化发展模式下，农民不存在着相对有优势的生产剩余和消费剩余，也就存在着购买力不足的现实问题。城乡事实上存在着价格的剪刀差，福利更是鲜有照顾到农村。现在解决涉农问题可能关键在于农村经济的较快发展，而这仅仅依靠城市自发的反哺农村，在我们市场经济的大趋势下，恐怕仍然是不够的，也不是长远可行的。
从全国范围来看，除极个别地区，农民对于市场已经有了一些较为表面的认识，也尝试着利用市场的规律和现代的交易手段致富。但是，从外部市场环境上说，各个地区市场发育地确实存在较大的差异的，而不同情势下的农民需求也是不一样的。这就面临着一方面要在较快发展的地区做好市场培育的政府工作，另一方面要在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培植农民的生产能力以期提高他们的适应市场的能力，还有就要对经济最不发达地区的农民进行输血，解决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的实际问题。在农村整体在事实上仍未适应市场机制和我国当前计划与市场双轨制运行双方面的约束之下，转型期的政府，光在收集和分析地区差异和需求差异的信息一项，就要面临着极大的财政负担。更不用说要完成以上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发展任务了。
离开财政约束提农业问题解决方案，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混淆了应然状态和实然状态。任何改革方案的提出并得以实行，都会产生巨大的社会成本，“金上马，银下马”，处理不好就是社会资源的浪费，最终还得通过种种形式摊派或者转嫁到人民群众头上。我们不是说渐进改革最好我们在主张渐进改革，而是在当前的形势下，除了这种改革以外，我们实在找不出更好的真正行得通的方案来。
2、 基层民主问题
农村作为社会的基本单位，存在着社会控制和社会治理的必要性，而事实上，当前比较可行的方式似乎不是激进的以政府的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行农村民主，实现基层农村自治。因为这样不得不面临基层治理中，民主参与力度不够，形式性大于实质性，基层党委和村委会由于产生和考核机制不一致产生矛盾等一系列问题。而且，随着这样的进程，基层政府的公共服
务投放力度会大大的降低，这与我国当前农村的现实是相违背的。当前，绝大多数农村的农民需要迫切解决的不是“有饭大家吃”，而是“大家有饭吃”，需要的是资金积累和购买能力提升，民主能够解决的问题，如果存在这种可能性的话，毕竟是在分配的基础面上的，不是在生产的基础面上的，更不消说能够解决农产品附加值低下，农业生产率低这一问题了。现在一些同志喜欢拿“问题的根本解决”说事，全然不顾社会所能承受的力度和问题的轻重缓急，这一点是不可取的。
而且，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们的认识水平的巨大差异，以及基层政权和群众对于传统的治理方式的依赖，一刀切的激进的进行基层民主实践，是很不恰当的。民主是需要发育而不是培育的，在全国这么广大的地区推行民主，应当“宜统则统，宜分则分”，不能像甩包袱那样，一股脑的全部让他自治，让他有自主权展开市场博弈，留下巨大的社会隐患。如果说，改革需要放权，那么真正的放权也要在经营实体已经初步具备了自生能力的基础之后再来放权。当前很多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力不放，偏偏放广大的农村的权，只能是给人造成“丢包袱”的感觉。
政府权力是应该从基层淡出，但前提是必须保证政府职能和政府服务必须保持在人民群众起码的需求之上。大政府小政府，总归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权力集中还是权力分散，全力总归是要“权为民所用”。部分地区基层民主伴生下的政府服务从农村的大撤退，是与党和政府的农业政策貌合神离的做法，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
事实上，我们对于民主的相关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的认识仍然还是不足的，对于民主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适应问题还没有清晰的思路进行整合，也没有真正的又拿得出来的方案去说服群众，掌握群众。民主是一个结果，不是一种手段。我们过去有拿着股份制作为改革手段遗留下众多历史包袱的经验教训，这样浮躁冒进的改革思路是在需要检讨。
3、粮食安全和财政预算软约束
无论从国家经济安全和国际竞争的考虑，还是从13亿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考虑，政府所提出的粮食安全问题的确是再谨慎都不为过的问题。
但是，一方面我们要保证粮食的绝对产量，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者主体的自主性和政府计划之间的矛盾，面对全球市场竞争的局面下农业生产分割布局，资源禀赋按照价值规律进行全球战略转移的现实。而当前整体的市场环境不健全的情势下，农产品和副产品的附加值实际上是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在国家统一粮食流通市场之外，不应当不允许存在粮食交易的第二市场。人为的长期扭曲粮食生产和收购价格，随着我国加入WTO步伐的加快，以及实际上农民需求的市场化表达（农民掌握着对于粮食生产的推出权），使越来越行不通了。
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先于粮食市场开放，这就注定了我们不能再采取计划经济体制下利用身份权利的限制将农民与土地捆绑在一起的做法。如果不能够实现市场对于粮食生产和流通的主导性作用，农民在当前收入日趋多元的情况下，随着对于市场认识水平和适应水平的进一步加大，他们对于生产粮食的注意力可能就会转移到与作为收购方一方的政府进行长期的讨价还价上，这就造成了财政预算的软约束。如何恰当的解决这个问题，我想一方面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解放思想，对于国际形势和全球的市场发展趋势进行重新地认识，打破原有的农
业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思维，但再在放大一点，步子再迈大一点，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没有理由不进行讨论，不进行试验；另一方面，我们的政府需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要相信市场，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切实通过市场的手段改善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
以上就是我通过实践调查以及随后所进行的学习整理工作所得出的一些阶段性的结论，有几点是我认为需要强调的，那就是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充分的利用市场的手段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再就是农村改革的实践仍然很不完整的情况之下在大范围内推动基层民主的做法值得商榷；还有就是理论必须和实践性结合、政策建议性质的理论研究不能将现实要素进行道德价值的判断和取舍；最后，我认为，分裂的知识阶层需要建立一个有序的流动机制，需要做真正的学术，也需要做真正理性的改革实践，知识获取方式可以专业化处理，但是知识运用却需要宏观地把握、整体的运用，要活学活用，而这一点离开理论和实践工作者自觉的自我批判和相互砥砺不可能做到，慢慢的探索出一条流动的路子来很有必要。学术强调小题大做，这样一个宏观的题目，对于一个学生而言，实在不能称得上是学术论文。但是，学问重在经世致用，利在经世治国。希望这篇绝对不能称得上是论文的文章，能够起到引发自己和其他同志思考的作用，那么我想这个阶段性的成果，就不会只是停留在阶段性。
调研报告写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