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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的现代化
论点：中国的工业化靠农民的利益为代价，这个做法值得思考，且现阶段的农村制度及分配体制有待改善。 正文：
中国的农业对工业化的奉献是不是得不偿失？
中国耳朵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是与当代中国的工业化紧密相连的。有人说，正是由于中国的农民几十年来的无私奉献，才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源源不断的资金积累，使新中国仅用30余年的时间走完，就走完了许多欧美国家需要一个多世纪才走完的历史进程。他们进而认为，在建国初期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90%以上、现代工业还不到国民主经济10%的基本国情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层层封锁和包围之中，要打下工业化这一前无古人、震古烁今的宏伟基业，只能要求甚至强迫农民兄弟作出牺牲。这既为当时中国当时的国情所决定，也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概言之，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中国的工业现代化注定要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
但是，工业化并不等于现代化。以剥夺农民为代价的工业必定不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证明，农业国家的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农民的职业化(多数农民脱离土地，从事其他职业)、乡村的城市化和农业的产业化。工业化期间，中国的农村人口翻了两番；乡村贫困落后依旧，城乡差距拉大；农业生产仍沿袭传统落后的生产方式。一句话，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建设，不仅没有机改变中国农村的贫困与落后，而且农村中的某些固有问题比建国初期更加复杂和严重。若以“三农”现代化而不是工业现代化的标准来衡量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农民几十年的巨大奉献是不是得不偿失？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模式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是不是当时中国唯一的选择？
至少，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贡献＝工业化的新中国工业化的模式，需要重新审视和评价。
中国农民为工业化奉献了什么？得到了什么？
苏联模式的重要内容之一，是通过义务交售制、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和给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来剥夺农民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金。毛泽东曾明确表示，苏联剥夺农民太苦我们不要仿效。但建国初期的经济形式，使毛泽东的这一设想完全落空。一方面，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使城市人口每年以数以百计的速度递增，粮食供应空前紧张。在此情况下，国家被迫实施对粮食以后逐渐扩及到其他主要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这项政策要求农民除口粮，一切除剩余均需低价（有时甚至低于成本）交售给国家。为降低交易成本，国家还逐步剥夺了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在农民普遍建立了高级社和人民公社，为30多年的统购统销提供了制度和组织保障。
中国工业化对农业剩余的汲取，起数量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制度之健全在世界史上是难有望其项背者。据经济学家计算，建国30多年来，国家从农业获取的剩余竟达6000多亿元，接近国家同期对工业的投资。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民公社为国家提供的农业剩余200多亿元，每个农业劳动力人均达80元。作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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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其每年收入的近一半用于交农业税、“公粮”和集体提留，剩下的另一支付社员的口粮。所以，据笔者的考察，生产队的分配名为按劳分配实际上是按“口”分配。风调雨顺之年，不过200多公斤的口粮而已。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的主要特征便是落后和贫穷。人民公社25年，社员年均增加口粮1市斤，年均增加1块钱。河北承德地区的一个“三靠”（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生产队，由于连年亏损，生产队欠国家的钱款，要由公分里均摊。于是，就这样出现了这样的怪现象：社员接受生产队长派活的前提条件是不记公分，社员请假却要记公分。山西保德县一个生产队1979年分红时，不仅没有分钱，还要每个劳动日倒贴给生产队8分钱，社员把这样的分配叫做“分黑”。到1980年，全国近74%的生产队年人均收入低于100元，近2亿农民终年食不果腹。
为了工业化的顺利进行，国家推行以统购统销、户籍、就业、教育等制度为支柱的城乡隔绝政策，形成了壁垒森严的城乡社会二元结构。几十年来，几亿农民政治上无升迁的机会，经济上没有改善的可能，终年被牢牢地箍在土地上为国家工业化默默劳作。
在工业建设以来农业剩余的前提下，中国农民的缓慢增长，主要通过成倍增加农业劳动力的投入来实现；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连年递减不仅是农民贫困、农村落后的重要根源，而且造成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衡和城乡差距的拉大。因此，像中国这样现代化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重工业的突飞猛进往往造成工农业的比例失调和城乡的长期隔绝，这样的工业化模式不仅不能最终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更不要奢谈什么工业化了。
所以，问题还不在中国农民被剥夺的太多、为这个“工业化”付出的代价太大，而在于这个巨大的代价是换不来工业化的初步实现（中国经过了30年基本实现了工业化，这个结论值得商榷），还在于这个巨大代价的结果并没有显著改善中国乡村的贫困和落后，因而也就没有全面促进中国的现代化。那么，这样的工业化其历史价值和真正意义何在？我们的结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前提之一，从本质上讲，是“三农”的现代化。脱离此点的现代化，只能使中国的现代化徒增困难，多走弯路。
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农民问题
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没，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机在古代”，今后的主要任务是“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50年后，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化的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工业已经在国民经济占了主导地位，但“三农问题”不仅远没有解决，而且它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建国初变得更加尖锐和严峻了。
中国仅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22%的人口，这是我们常常引以为豪的。不错，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的半数，而且多山和丘陵、土质差、水资源极度匮乏，凭这样的条件养活了近13亿人口，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中国的农村人口已经超过了9亿，比整个欧洲的人口还多得多；世界上大约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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