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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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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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和谐社会

目前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地位是怎样的？大家看近年来的GDP结构，就会知道，农业占GDP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5％以下，常年大概维持在14.5％左右；乡村两级的消费占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也下降到30％以下，常年大概维持在27％－28％左右，如果把县级的消费加上，县以下的消费占全社会商品零售总规模的38％左右。农村社会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县以下现在是40％左右。尽管我们国家还有9亿左右的户籍农民人口，还有接近8亿的实际农村人口，但是不可能立足于14％的农业产值，28％的农村消费，来产生足够的税源，维持一个比较现代的上层建筑，包括政府管理、文化娱乐、宣传教育、卫生科技、法制建设等等方面。

如果把上面一组数据作为分析依据的话，我们现在面临的“三农”问题的主要矛盾，就应该得出一个很清晰的被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所确定的概念，那就是：这种比较传统的生产力，它所决定的生产关系是什么呢？这样一种相对比较落后的经济基础，它所决定的上层建筑应该是什么呢？我们既不可能要求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也不可能要求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党的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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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应该掌握的一个基本常识，当然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那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不是相反的。当然，辩证法也告诉我们，在某些个别时空条件之下，上层建筑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也可以反作用于生产力。但是任何这种反作用，都必然会带有一定的成本，这个成本从学术上说可以叫做制度成本。

因此大家也看到了，每当我们自上而下地要求加强某个方面的农村工作，如果不能配合以足够的财政资助，那么，当上面的任务下到农村基层的时候会带来什么呢？往往会带来农民负担加重。无论是我们自上而下地要求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还是加强其他工作，如果不给钱，就意味着让农民来拿钱加强。我们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要求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如果不给钱，也意味着农民拿钱。我们要求加强农村基层治安管理，如果不给钱，也仍然是农民负担加重。上级方方面面的要求，到了基层，只要没有配以足额的经费，都会意味着加重农民负担。

究其原因，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因为农业占GDP的份额已经下降到15％以下，农村的8亿消费人口的消费也只占27％－28％。如此低的经济量，产生不了足够的财政资源，无法维持庞大的、高成本的、现代化上层建筑。

我们以往的很多问题就在于官员坐在办公室里，或者学者坐在书斋里去想象出一个要加强什么，但客观现实却是，如果没有同时安排资金，恐怕都会导致这种上层建筑和农村现实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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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三农”问题本来其实并不复杂，只要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都可以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而最后以上层建筑过度的反作用到经济基础上所造成的制度成本，那就是一方面农民负担加重，另外一方面乡村正规组织缺乏开支。而自上而下的号召，基层贯彻不了，于是乎，在有些同志那儿就认为是基层不好，甚至说一些乡村干部都是土豪劣绅，不要相信他们。其实基层乡村干部90％都是好的，只不过没有足够的财政资源，支撑这些自上而下下达的指示。

老百姓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这根针能不能缝得上乡村社会的复杂问题？取决于乡村正规组织的针眼有多大。上面那么多条线下达的任务，如果它的财政资源不够，就意味着针眼不够大，线就穿不进去。

我前两天刚从河北一个农村回来，村里的干部说，我们花了20多万块钱，按照上级的部署搞文明村建设。部署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村的街道两侧搞花坛、搞绿化。上级要来检查。这个村刚把两侧的水泥花坛砌起来，再用城里街道上常常能看得到的铸铁栏杆围上，刚修到这儿，就连种花种草的钱都没有了。可见，上级下达的任务，到了基层就变成了成本，把这个村一年的开支几乎全都花完了，其他的事怎么办呢？上级领导想的是很好，要怎么样。有这么多的“要”，都给钱吗？不给。

请注意另外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国家每年都按季公布我们的供求平衡商品和供大于求的商品有多少。大家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国内已经没有需求大于供给的商品。也就是说，按照一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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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学的理论，这就是生产过剩。随之，就是企业普遍开工不足，无论怎么改制。当60-70％的企业开工不足、、设备闲置，连年生产过剩，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改制也不会有正效应。 这就是今天很多宣传部门的同志绕不开的理论误区，但这是现实。

无论上级怎么强调要扩大内需，占人口60-70％的农村地区如此低的消费水平，怎么能够扩大内需呢？连老外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大中国、小市场”。中国人口13亿，但是这13亿人都是有现金支付能力的购买群体吗？当然不是。只有4－5亿的城里人有现金支付的购买能力，可以是一个现代消费群体，而8亿左右的农村人现在仍然属于现金支付购买

能力很低的庞大的半自给群体。中国要想扩大内需，就严重地受制于当前的所谓“三农”问题。

因此，“三农”问题不解决，中国维持高速增长就非常困难。到2004年，连续几年了，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进出口，靠外需拉动增长，或者叫做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在不断增加。1994年超过40，2004年超过70％。听说过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口大国，要靠外需拉动经济吗？但国内市场开拓极其困难，企业开工不足，无论怎么改制，正效应都难以产生。

有人说股市低靡。当然股市低靡，上市公司没有办法开拓市场，下属企业普遍开工不足，股价怎么能上去呢？于是，内需不足就连带着中国的资本市场也长期低靡，熊气弥漫。并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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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也就找不到出路。因消费无法扩大，内需无法拉动而导致的生产过剩，导致资本市场低靡，接着导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总体上的资本过剩。接近20万亿的社会存款，至少有6万亿贷不出去。甚至到去年年底，财政资金都发不出去。往哪儿发？什么领域能够产生正效应？

看来，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怪圈，核心就是“三农”问题。 做媒体的同志很清楚，如今，大量的农民上访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从过去强调农民负担重，改变为现在强调有限的资源被抢夺式的征占，那就是土地问题。

这种难以正常运行的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恶性循环和怪圈。中国出现资本过剩和劳动力过剩双重过剩压力之下的恶性循环。以往加强国有经济、加强城市经济发展的政策导致的偏差，使我们现在正在受经济规律的惩罚。

因此，我个人高度评价党中央2002年提出的全面小康的大目标，高度认同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五项统筹，以及随后于2004年中央强调的科学发展观，同期2004年2月8号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一号文件，随后，到2008年初，在第二个新世纪的一号文件发出的同时，中央强调了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 这些新的提法表明，中央的战略，从2002年十六大以来，正在出现重大转变的趋势。

因此，“三农”问题被中央强调为重中之重并不是孤立的，并不是简单的。不是因为是农村出了点上访告状，发生大量群体性事件，农民反应比较强烈。不仅仅是这些。“三农”问题应该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