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
中文系本科99级学年论文
题目：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悲剧的女性形象
科目：现当代文学 院系：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 年级：99级本科2班 姓名：徐 静 学号：9941041070 指导老师：姜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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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张爱玲 悲剧 女性形象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悲剧的女性形象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中国女性文学，响应“个性解放”口号，多是激进而亢奋的，塑造的多是从旧的封建牢笼里脱身而出的新女性的形象，她们或追求婚姻自主，或崇尚爱情至上，或加入了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中，非常鲜明地印着那个如火如荼时代的烙印。然而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孤岛，张爱玲为我们展现的，却是一个抑郁的女性世界。与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流相比，它显得阴暗和晦涩。
在中国，时至20世纪，虽然几经文化的或政治的运动，“女性解放”仍然不是一个过时的话题。因为女性事实上仍然处在或基本处在男权中心社会之中。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们，是生活在古老中国屋檐下最普通的女性。她们历经多少世代，却一任时代之光在她们身上掠过，除却攀援住个别短暂的光亮，看清她们的目标，以继续苟延她们不属于自己的生活外，她们一如既往地生活在她们几千年已经习惯了的挣脱不开的心牢里。她们全然没有为时代气息所掀起的骚动和憧憬；但她们对人们来说却是熟悉的，几千年的封建意识所造成的生生世世为男性附庸的女性世相被作者展示得淋漓尽致。这截然相对的两种意象，是张爱玲所谓人生“飞扬的一面”和“安稳的一面”在女性生活中投射的具像.但是,张爱玲并非用后者去否定前者.在她那里,人生“安稳的一面”是作为“飞扬的一面”的底子而存在的，而人也正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而斗争的。
张爱玲是“一个对人生充满悲剧感的人”，她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几乎都是悲剧人物。苍凉而复苍白，安命而又怨命的女性悲运，在张爱玲的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艺术呈示，并且总以纤毫必露的显微效果，把女性异化的真相展示了出来，给人以“凉入骨髓”般的审美感受。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在外表上，她们各具不同时代所赋予的色彩，间或也有受过西洋教育的知识女性。但骨子里，却都惊人一致地拥有一颗女奴的灵魂。这些女性，大都是生长于旧家庭，生活于行将破灭或已经破落的书香门第。她们坦然地，无所困惑地接受现代文明的馈赠，或做职业女性，交际花；或跳舞，谈西式恋爱，但在她们身上，总一样弥漫着一种阴暗的气息，整个心态和生存状态都充满了鬼魅之气，她们仍是为男性世界所苦恼、抽泣，她们“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 。依赖男人成为她们表达自立的方式，自尊成为自卑外化的表征。刚刚过去不久的火热时代留给她们的，仅仅是生活形式上的变革。她们的意识仍被男性世界所支配和控制，仍旧只属于生活在阴暗中的女奴。她们全被一只巨手遏制着，这只巨手来自代代相传的封建传统意识，来自女性世代因袭的女性生来是男性附庸的意识，她们演绎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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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体生命在时代的变化中为追求自身的存在价值时由于传统重负的因袭及对世界的茫然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时的悲剧。这些人生所演绎的，也只是“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
一
张爱玲在《说女人》中指出：“在上古时代，女人因为体力不济，屈服在男人的拳头下，几千年来始终受支配，因为适应环境，养成了所谓妾妇之道。”在涉论历史或性文化史这类命题方面，张爱玲擅长以生命的直觉，艺术的笔触头透入人生与历史的底蕴，以自己的方式展示出“人的自我异化”的世俗真相。其中对女性的“被奴化”与“自奴化”的“妾妇之道”，有着极为细腻而真实的描绘。早在张爱玲未上大学而尚为女校学生的时候，她就写有《牛》（1936年）。《霸王别姬》（1937年）等短篇小说，以现代女性为根基，着重传达出女性对生活的痛苦而趋于绝望的真实感受。《牛》中禄兴娘子，是位“吃辛吃苦为人家把握家产”却终至失去一切的农妇，她在空无所恃的恐惧中，感到自己“前面的生命就是一个漫漫的长夜”。这篇小说体现对女性的“失去”（自我）与女性的“长夜”的审美注意，并流露出悲凉凄丽的审美情调。
从张爱玲正式投发的第一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1943年），一直到她写于1957年的《五四遗事》，都没有放弃对女性悲剧命运的深切关注。张爱玲通过一些人物形象的塑造，表现了对现实的错觉而导致的悲剧：这是来自一种看事不明的人类弱点。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本是破落家庭的小姐，因为想读书，被迫投靠一个给阔人做姨太太、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妈，薇龙明明知道环境不好，但她想：“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可是三个月工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她变了，逐渐成为姑妈勾引男人的诱饵。她有过追求新生活的念头，但就像她姑妈说的，“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是回不去了。”她先是斩钉截铁地宣称要回去，买了船票，收拾了东西，可是临到走时生了一场病，她又怀疑生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有心挨延着……”薇龙还是留下来了，留在那个她明知可怕的“鬼气森森的世界”里。她所有的挣扎，最后剩下的是对姑妈说的一句话－－“你让我慢慢学呀！”葛薇龙由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完整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的破灭终至人格的丧失，这一过程是对她先前所抱有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幻想的有力嘲讽。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好人”佟振保，作为典型的男人，他将事业，家庭和情人均纳入一个有序的结构中。女人（娇蕊，烟鹂）被赋予了两种基本角色：妻子与情人。但都隶属于男人，是男人采颉，把玩和利用的对象。在漫长的男权时代中积淀着关于女性原型的无意识及相应的符码，其中以“白玫瑰”象征圣洁的妻，以“红玫瑰”象征热烈的情妇，表明着女性在男性眼里，不过是美丽的奴隶而已。《桂花蒸?阿小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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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中的阿小，作为耽于渔猎女性的男主人的“好的”女仆，但总觉得“一盆水对准了她浇下来”，使她感到莫名的悲苦；《等》中的诸位等候诊治的太太们，大抵是“猫”一般的女人，莫不依附男人，忍耐着太多的失意；……女性在张爱玲的笔下，似乎总是身陷性压迫的窘境之中，在无论是姓“封”还是姓“资”抑或二者混合的男权文化氛围中，苟延残喘，咀嚼着人生的苦涩，体味着生命的苍凉。 总之，诚如有的论者指出的那样，张爱玲成功地“在现代的屏幕上活现了一群女奴的群像”，她们限于主客观的条件，即或有所挣扎与反抗，但大抵也要陷入变态的迷狂中，很难找到真正的出路。
二
当男权社会确立的时候，男权变牢牢地攫住了经济大权，并逐渐制造出一个新的“图腾”，即是“金钱”，以与其“利剑”紧密配合。于是在英雄或权利崇拜与金钱崇拜的双重魔圈中，女性失去了独立为“人的”价值。为了起码的生存，便很容易地被“金钱”锁住，从而导致了女性自我的严重异化。
金钱对女性的作用，最常见于“金钱婚姻”。这可以使女性彻底地物化，俗化和非人化。在张爱玲最享盛誉的中篇小说《金锁记》中，对此便有极为深刻而细致的描绘。正是由于金钱的魔力，使姜公馆的残废二爷“化丑为美”，可以轻而易举地将麻油店的曹大姑娘娶过门来，给她戴上坚硬的婚姻之枷，再锁上永固牌的“金锁”。于是，她那姣好而火热的青春被金钱的魔杖击成了碎片，她的天真，温情与梦想也都荡然无存，她慢慢地蜕变成了另外一个七巧，她不顾一切地捞取能够得到的物质的东西，企图以此弥补感情上的亏损，变得悭吝远胜葛朗台，阴毒更逾蛇蝎精。由原先被金钱异化的不幸者蜕变为害人也更害己的残忍者，由被“锁”变成了“锁”人，“曹七巧”变成了“曹七毒”。其心理变态已趋于极端，于是，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儿子女儿恨毒了她”，连曾与她言过情，道过爱的小叔子，也跟她“仇人似的”。 但是她无法控制她自己，只能让疯狂拖着她往绝路上走。“疯狂来自黄金欲，而黄金欲变成盲目的破坏力量，又是爱情得不到满足的直接结果”。她要报复，报复她为黄金付出的代价，不顾一切，不择对象，情欲就是这样盲目地支配着人。七巧的悲剧是无可奈何的，她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悲剧的根源在她的本性中，她摆脱不了。亲情在沦丧，爱情也在沦丧，女性被异变为“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这就是张爱玲揭示的“金锁”效应。
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同样写出了金钱对女性生命存在的巨大侵蚀和危害。那位离婚后呆在娘家的穷遗老的女儿白流苏，因受不了娘家人对她的刻薄，急于再嫁。于是，对金钱的渴望使她在初识华侨富商之子范柳原是，几乎就下了再嫁的决心。但这并非是一见钟情，而是一见钟“钱”。所以在白，范的“倾城之恋”中，很难谈得上“爱情”与“幸福”，却不乏相互精明的“算计”与“引诱”。在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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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将残剩的青春当作人生的最后赌注时，她也感到了沦为阔少玩物的危险与悲哀，但她却无力挣扎。后来，侵略战争给她提供了“成全”的机缘，使她获得了婚姻的“保障”。但是她所陷入的这种“生意经”式的婚姻，最后只能是她的坟墓。挣扎的结果是苍白的，流苏换来了婚姻的躯壳。这些用年华换来的“另一番风景”，满足了人性的虚荣，给了她们一线维系命运的牢靠，却也成为无法逆转的宿命的一点慰藉，聊以苟延残喘。《倾城之恋》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柳原叹道：“这一炸，炸断了多少故事的尾巴！”流苏也怆然，半晌方道：“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就该完了，炸死了我，你的故事还长呢！”
张爱玲对这种婚姻看得很透。她在《心经》中，就曾借了绫卿的口说：“女孩子们急于结婚，大半是因为家庭环境不好，愿意远走高飞。”但在急切之中，惟利是图，人（有钱者）皆可夫，又怎能谈得上真正的爱情和幸福呢？然而没有爱的婚姻，对于女性则无异于一种慢性自杀。《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就是一未在无爱婚姻中压抑而亡的女性。虽然她的去世也许是对尴尬婚姻的解脱，但却给孩子留下了恒久的痛苦，使儿子成了“跑不了”的“精神残废者”。
金钱崇拜对女性生命的影响，使她们变为商品，成了男性最乐于利用和消费的东西。她写那种纯粹的妓女（如《十八春》中的曼璐），也涉写那种出身于堂子的姨太太（如《小艾》中的三姨太太），但她写的最多的，则是那种“准型娼妓”，即披有婚姻外衣的而实为交易以出卖色相的女性。梁太太（《第一炉香》），敦凤（《留情》），霓喜（《连环套》）等，都是如此。敦凤嫁给老迈的米先生，其心理逻辑是：“我还不都是为了钱？我照应他，也是为我自己打算——反正我们大家心里明白。”带着这种清晰的“谋钱”或“谋生”动机的女性其感情世界怎能不“千疮百孔”呢？又怎能充分领略爱情的真味呢？在张爱玲看来，不少女人已从“不情愿”进到了“情愿”忍受无爱的性关系，浑然不觉有什么可耻或悲哀了。她曾带着无奈，调侃而又悲怆的语调说：“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从这种意义上来看张爱玲笔下那些归根结底为了“谋钱”或“谋生”而嫁的女人，在怨怼，愁苦，无奈或变态发泄中打熬着岁月。无论她们是处在怎样的关系中,也无论是身为妙龄少女还是半老徐娘,身处深闺还是浅闺,大抵都挡不住“物化”的诱惑和胁迫。这种情形显然不限于中国人，洋人或洋气十足者也不免如此。尽管如此，张爱玲从女性视角所揭示的女性，存在于整个男权世界之中的。
三
放纵恣肆，损人利自的生存状态，在男权社会里自然是以男性为代表的——这似乎也是一种权力。可悲的是，饱受种种欺凌侮辱玩弄的女性，却也习得或攫取了这种权力，也以类似男性的放纵与凶暴来对待情欲和弱者。张爱玲对此没有回避。她在《谈女人》坦然直陈：“一个坏女人往往比一个坏男人坏得更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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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悲剧的女性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