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墓誌所見潞州人口遷入情況的個案考察
近年來，對墓誌等出土文獻的研究已成為唐史研究的重要部分，大大拓展了我們對相關問題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但墓誌材料的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出土地域的分佈不太均衡，導致相關研究較為零散。[1]我們在翻檢唐代墓誌的過程中，注意到有一個地區較為集中，目前尚未得到充分利用和研究，即唐潞州出土的墓誌。潞州，屬唐河東道，大致在今山西東南部和河北西南部，包括山西長治、壺關、長子、屯留、潞城、黎城、沁縣、榆社、武鄉和河北涉縣一帶。這一地區出土的隋唐時期墓誌，根據我的粗略統計，大約有470多方,[2]尤以唐上黨分佈最多，有將近300方，其餘則屬唐屯留、潞城、壺關等地。這些墓誌涉及的社會階層大多並非士族，但亦多屬地方社會的中上層。有一些有官職，但職位都不高，平民也有不少，對這批墓誌的研究或許可以幫助我們對唐代地方社會、普通民眾的生活能有更多的認識。
張正田先生是對唐代澤潞地區墓誌較早加以關注的學者，其《“中原”邊緣——唐代昭義軍研究》一書，[3]便利用此一地區的墓誌，厘清了不少傳世文獻未能明晰的問題，是我們寫作本文的重要參考。但他寫作時可供參考的墓誌還比較有限，近年來，隨着《西安碑林博物館新藏墓誌彙編》等墓誌彙編陸續出版，大量新的有關潞州地區的墓誌得以刊佈，專題研究論文也不斷涌現。[4]這些圍繞新出墓誌展開的研究，除了對具體墓誌內容進行討論外，還涉及唐代潞州地區宗教信仰、喪葬習俗、民眾觀念、地域文化等問題，顯示了新出材料對推動研究的價值。
潞州位於今山西省東南部、黃土高原東南角，與今河北、河南省相接。其地勢東枕太行、南臨中原、西視河東、北接太原，周邊為太行、太嶽、中條三大山脈所圍繞，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區域。潞州之名因春秋時的潞子之國而得，三家分晉後其地為韓、趙、魏所分割，秦漢時為上黨郡，植被豐茂，“邑帶山林，茂松生焉。”[5]地方豪強勢力強大，號為“難治”。《漢書?地理志下》記： 太原、上黨又多晉公族子孫，以詐力相傾，矜誇功名，報仇過直，嫁取送死奢靡。漢興，號為難治，常擇嚴猛之將，或任殺伐為威。父兄被誅，子弟怨憤，至告訐刺史二千石，或報殺其親屬。[6]
魏晉以後，隨着羯、氐、鮮卑等族相繼進入這一地區，多民族混居，形勢更顯複雜。北周武帝時置潞州，隋改為上黨郡，中廢而複置。唐又改為潞州，後期此地成為重要的藩鎮昭義鎮的治所。本文選取潞州作為研究對象，既是考慮到這一地區唐代墓誌出土較為集中，適合進行微觀個案的考察，同時也是因為潞州所屬的昭義鎮在中晚唐的北方藩鎮格局中是重要的一環，有其獨特性。我們希望通過對這些墓誌內容的探討，進一步瞭解唐代潞州地區政治、社會變化的一些情況，也期望對中晚唐藩鎮，尤其是對藩鎮內部和基層的情況有更進一步的認識。鄙陋之處，還望方家指正。
一、為何徙居主要“因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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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唐書?地理志二》記載了唐前期潞州大都督府建制的情況：
潞州大都督府，隋上黨郡。武德元年，改為潞州。領上党、長子、屯留、潞城四縣。二年，置總管府。管潞、澤、沁、韓、蓋五州。四年，分上党置壺關縣。貞觀元年，廢都督府。八年，置大都督府。十年，又改為都督府。貞觀十七年，廢韓州，以所管襄垣等五縣屬潞州。開元十七年，以玄宗歷職此州，置大都督府，管慈、儀、石、沁四州。天寶元年，改為上黨郡。乾元元年，依舊為潞州大都督府。[7]
可知，安史之亂以前此地的行政設置屢有變化，潞州曾陸續設為總管府、都督府、大都督府。安史之亂爆發後，由於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唐廷開始在潞州設置藩鎮。《新唐書》記：“至德元載（756），置澤潞沁節度使，治潞州。”[8]自大曆十二年（777）至建中三年（782），為了防禦和制衡河北強藩，澤潞鎮跨越太行山脈，兼領邢、洺、磁三州，與昭義軍合併。此後多以昭義稱之，直至唐末。[9]
儘管潞州總管府、大都督府、都督府、澤潞鎮及昭義軍節度使的轄區在唐代不同時期屢有盈縮，但就潞州一地而言，其所統縣的數量主要還是在唐初的幾次變動。初領上党、長子、屯留、潞城四縣。武德四年（621），從上黨分出壺關縣。貞觀十七年（643），韓州廢除後，舊所管五縣襄垣、黎城、涉、銅鞮、武鄉歸於潞州，[10]此後，其轄境一直比較穩定，沒有太大改變。
我們現在所見潞州出土墓誌主要分佈在唐代的上黨（今山西長治市）、屯留（今山西屯留）、壺關（今山西壺關）、長子(今山西長子)、襄垣（今山西襄垣）、黎城（今山西黎城縣西北古縣）、銅鞮（今山西沁縣西南故城）等地，即今山西東南部一帶，幾乎涵蓋了唐潞州全境。雖然墓誌出土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但上黨的墓誌占總數的三分之二左右，已顯示出它作為府城在潞州的核心地位。唐代製作墓誌、撰寫墓誌銘、購買家族墓地都需要相當的財力支撐，張正田先生判斷，墓主“以當地小姓以上之中上階層居多。”[11]這些中上階層，從墓誌內容來看，有一小部分是父祖三代或四代中曾擔任過中央官員、節度使軍職的家庭，也有父祖三代或四代中擔任過州級或縣級官員的家庭，還有則是家族成員擔任過試官、勳官、低級文、武散官、版授官等，也存在父祖三代或四代皆為處士或從事商業的情況。總的來看，他們政治地位較低，對中央政治事務的參與度不高，但根基於本地，屬於潞州地方社會的中堅力量。這或許與潞州本地人的政治、文化特點相關，唐代這一地區能躋身中央的士人家族不多，比較知名的僅有苗晉卿家族。所以，看上去在潞州社會發揮作用的主要是一些地方家族，如《王休泰墓誌》記其子嘉運“為仁之領袖，鄉党悌焉；作君子之模，宗族述其孝矣。”[12]《蕭知義墓誌》記其“祖玄、父金，並高蹈不仕，淑德遐聞，代推領袖，家傳禮樂。”[13]郝四“恂恂於鄉人，平揖於府縣。”[14]郭延壽妻房氏“時蝗為災，人阻艱弊。井稅之外，請納金三百萬，粟十秉，以供軍用。”[15]這些人中蕭知義版授肅州刺史，房氏夫郭延壽為試太子左贊善大夫，王嘉運祖父惠為版授潞郡博士，郝四父科為陪戎副尉，其家族隱約都有一些“官”的背景。可見像試官、勳官、低級文、武散官、版授官這類官職，在地方上可能仍被視為一種政治資源，特别是在具有中央背景的地方大族缺席的情況下，他們有可能成為地方社會日常事務與活動的積極參與者，而官方史書很難注意到他們的存在。從這一角度來看，科舉制度的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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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逐漸消弭了世家大族的力量，或許也導致了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有機政治聯繫被削弱和割裂，使地方社會從官方視野中淡出。
潞州墓誌分佈的情況還顯示，其治下的各縣裡，中上層人士分佈的情況並不均衡。其中以上黨最為集中，而隨着與上黨空間距離的增加，其密集程度逐漸減弱，如屯留、長子、壺關都有30方以上，稍周邊的潞城24方，襄垣18方，更邊緣的銅鞮、黎城則都沒有超過10方，呈現出以上黨為中心，屯留、長子、壺關為內環，襄垣、銅鞮、潞城、黎城為外環的輻射性分佈。表明上党集中了潞州主要的政治、經濟、文化資源，對周邊地區具有絕對的主導地位，其向背可以直接影響潞州的政治選擇，也對澤潞地區的政治走向有決定性作用。潞城、襄垣、銅鞮、黎城在潞州所處的邊緣性地位，既與空間地理距離有關，也說明了其地人才資源的匱乏。貞觀十七年（643）韓州的廢除或有這一考慮，不過併入潞州似乎對其地的政治、文化並沒有太大的影響和改變。
下面我們先從移民角度出發，對潞州墓誌中記錄的漢唐時期人口移徙的情況進行一些探究。
翻讀潞州墓誌，述及墓主的籍貫和先世時，往往以“本望他貫，後徙居潞州，今為潞州××人”這樣的敘述結構出現。徙居的原因包括因宦、宗支流散，避地，有别業等。其中，“因宦移居”或“食采於邑”是最為普遍的說法。如
《李石墓誌》：“君諱石，字黃石。隴西成紀人也。食倸無歸，流萍遂實，故為襄垣縣人焉。”[16]
《劉節墓誌》：“河間人也。遠祖因官上黨，子孫家焉，故今為潞州上黨人。”[17] 《王貞墓誌》：“太原人也。遠祖鐘，晉朝上党太守，子孫因而家焉。”[18] 這類說法不僅見於潞州，在隋唐墓誌中也非常普遍，像是遵循某一模式的套話，很容易被視作墓誌的固定程式而受到忽略。然而，為什麼這種關於望貫變化的敘述在隋唐墓誌中如此盛行？在其模式化語言的背後能否發掘出一些歷史信息呢？
如所周知，望貫不一致是唐代士族中普遍存在的現象。岑仲勉先生曾指出，“故就最初言之，郡望、籍貫，是一非二。歷世稍遠，……而望與貫漸分，然人仍多自稱其望者，亦以明厥氏所從出也。延及六朝，門戶益重。……此風逮唐，仍而未革，或久仕江南而望猶河北，或世居東魯而人曰隴西，於後世極糅錯之奇，在當時本通行之習。”[19]郭鋒先生認為中古時期郡望與籍貫的不一致，主要源於士族家庭的遷徙。[20]楊向奎先生也注意到唐墓誌題書中郡望的增加與開天後士族遷徙情況的增多有密切關聯。[21]總之，望、貫分離是唐代士族家庭現實生活的常態，與他們的中央化、官僚化有關。然而潞州的情況有所不同，在這些墓誌中，墓主身份能夠稱得上士族的寥寥無幾。[22]誌文中雖然也敘及地望，但卻可視為唐代郡望觀念普及乃至偽濫的結果。那麼，這些對望、貫不一致的敘述，是單純的攀附郡望？還是也與遷徙有關？擬或另有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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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可以確定的是，這些墓誌在書寫模式上深受士族文化影響。如潞州人暴賢的墓誌是一方頗為普通、常見的平民墓誌，其文曰：
君諱賢，字洪相。元出清州。暴也，周文王之孫叔懷是也。乃德俠弘遠，燮首成龍，乃致太平，神基夐遠，迢迢麗筆，列封諸侯；迹迹巧詞，遂封叔懷於暴城侯，因宦任官，子孫遂居潞部。曾祖諱歲，齊任并州郡守。[23] 將他的墓誌與同時期的士族墓誌比較，不難發現他們在撰寫模式上的相類之處。如出自南朝梁宗室、蘭陵蕭氏之後的《蕭令懲墓誌》是這樣記述的： 君諱令懲，字令懲，蘭陵人，帝嚳之遠裔也。昔微子以殷王之嫡嗣，建國於前；丞相以漢帝之功□,封□於後。自茲以降，弈葉彌隆。七代祖順之，梁文皇帝。六代祖衍，梁武皇帝。五代祖統，梁昭明皇帝。高祖詧，梁宣皇帝。曾祖岑，梁吳王。祖瑾，梁侍中。永脩侯。父澤，廬州司馬。[24]
從結構上來說，墓誌開章都追溯姓氏源流至黃帝、西周，後敘父祖姓名官爵，大體相似。高祖自北魏已開始任官、家族政治地位從北朝至唐一直很高的《唐儉墓誌》也不例外：
公諱儉，字茂約，太原晉陽人也。其先出自帝嚳，是生放勳，綿瓞克昌，濬源長發。夏御、周杜，皆分若木之華；楚勒、鄖羌，各挺詞林之秀。伯高飭行，位極文昌。儒宗創謀，竟淩天塹。煥前王之典册，光列代之油緗。事可征於博聞，此無得而稱矣。高祖岳，後魏肆州刺史；曾祖靈芝，齊贈尚書右僕射、司空公；……祖邕，侍中、中書監、左右僕射、尚書令、錄尚書事、晉昌王，……父鑒，齊中書舍人、通直散騎常侍，隋武賁郎將、戎順二州刺史、晉昌郡公，皇朝贈太常卿、上柱國。[25]
雖然從今人的眼光來看，這些關於姓氏的追溯都玄遠而難以證實，但在隋唐墓誌中這已成為約定俗成的書寫習慣。其風氣應始於北魏末年以降，尤其是東西對峙之後，一些胡漢士人出於攀附心態，將祖先遠溯秦漢至上古。[26]我們甚至還可以將這一風氣的源頭追溯至魏晉以來“引譜入誌”的傳統。[27]至唐代已成為墓誌書寫的標準格式，從官僚、士族至平民皆如此。不過在敘述內容上，三誌的差别十分明顯。《蕭令懲墓誌》中關於蕭氏姓氏源流的說法與《元和姓纂》所記基本一致，以蕭為微子之後。[28]《唐儉墓誌》雖在源流敘述上從略，但引用了大量典故來書寫唐氏歷史人物，如“夏御、周杜”乃指陶唐氏的後裔劉累曾為夏后御龍，賜姓御龍氏，在周為唐杜氏。[29] “楚勒”則指戰國時楚國的辭賦家唐勒，[30]“鄖羌”為東漢桂陽郡臨武縣令唐羌，[31]“伯高”指西漢的清名之士沛郡唐尊，[32]“儒宗”指西晉平吳將領唐彬。[33]這些精緻的用典顯然與墓誌撰者許敬宗南朝文學世家的出身有關。相比之下，《（暴）賢墓誌》中關於暴氏姓氏淵源的描述雖然篇幅不少，卻甚為粗疏，與《元和姓纂》所記暴氏姓氏淵源並不相符。[34]而翻遍史籍，也難覓得“暴城侯（暴成侯）”蹤跡，[35]這個“暴城侯”應是為了符合士族墓誌的敘述習慣，“依葫蘆畫瓢”的隨意編造。
我們當然不會苛責暴賢墓誌所犯的知識性錯誤，只想由此指出在唐代非士族墓誌中，這類關於世系源流書寫不知何據的情況是普遍存在的，隨手即可拈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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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封深墓誌》：“君諱深，字泰澄，渤海人。若乃殷人受氏，乃興微子之封；梁運膺符，□□延陵之國。”[36]將封氏與微子、延陵聯繫在一起，似乎離題甚遠。[37]又《陽城縣丞王君夫人陰氏墓誌》中稱：“夫人諱容，晉陽汾陰人。其先晉大夫陰飴甥之後。”[38]陰飴甥其人雖然史書有記，但岑仲勉先生也指出此方墓誌對姓氏淵源的敘述“與林氏所舉兩說異。”[39]還有些墓誌干脆以非常籠統、模糊的方式來敘述祖先淵源，如《杜旻墓誌》就稱他是“神龍之苗，襲帝嚳之裔。”[40]雖不確切，卻也不至大錯。這些說法雖不能說是完全隨意的編造，但顯然也不是出於熟稔典故的士人之手，撰寫者所具備的歷史知識與士人有較大差異，似足以說明非士族墓誌主要是從形式上接近和模仿士族墓誌。
這類形式上的模仿還表現在，一些非士族墓誌中關於父祖姓名、官爵的敘述常常會有所闕略。魏晉以來士族重門閥，因之父祖的世系、官爵在墓誌中歷來是敘述的重點。這一傳統也延續至唐代墓誌中，大部分墓誌在敘述祖先淵源後會對父祖三代以上的情況有所交待。[41]但父祖名諱、官職闕略的情況卻不少見，如《（暴）賢墓誌》僅記其曾祖姓名、官職。又如《孫欽墓誌》：“曾祖遇，隨朝任河東錄事參軍。祖貞。”[42]父親的情況未記。《王貞墓誌》：“曾祖德，梁國子祭酒；父弼，輕車都尉。夫人李氏。”[43]祖父的情況未記。《李公素妻王氏墓誌》：“祖諱不載緒，父諱衛。”[44]明確說到祖父的情況已不詳。或是父祖名諱、官職一律不見，如《張四胡墓誌》：“曾祖、祖、父並明慎令德，謹□謙柔。”[45]以上所舉墓誌皆出於潞州，誌文的闕略之處各不相同，原因應也多樣。有些父祖的官職不書，也許是因為未出仕；有些父祖的名諱不書，可能是缺乏記載；也有些只書任官的父祖情況，可能出於對官爵的崇重。不管為何,內容的闕略在一定程度上說明現實的情形與士族墓誌中已固定化的父祖姓名、官爵敘述模式並不完全相契。在潞州墓誌中，這種闕略是普遍存在的，說明父祖姓名、官爵的闕略在非士族墓誌中比較常見，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當然，不能否認在士族墓誌中也存在闕略的情況，只是並未如此普遍而已。
從以上角度來思考潞州墓誌中的“因宦徙居”解釋模式，我們認為很有可能是由於士族墓誌中對郡望的強調，導致、影響了士族以外的群體對這種書寫模式的模仿和套用。只是士族墓誌中往往只提郡望，少言現居地。而對非士族來說，郡望本為牽附，現居地才是其家鄉所在，從情感、現實利益方面都無法割捨，因此在墓誌中，他們往往會更強調籍貫（現居地），以“因宦”作為望貫分離的堂皇藉口，其實反而欲蓋彌彰。正如上舉三誌中，《蕭令懲墓誌》與《唐儉墓誌》中都只強調郡望而不及其他，僅《（暴）賢墓誌》特别提及其家因宦徙居潞州。 不過，我們認為從蕭、唐類型墓誌到暴賢類型的墓誌，中間還應存在過渡階段。雖然墓主出身確證為士族的墓誌中幾乎很少提及現居地，但在一些偽冒、攀附郡望的官僚家族墓誌中，這卻是比較常見的情形。[46]因此望貫並舉最初可能比較多出現在一些偽冒、攀附郡望的官僚家族墓誌中，如唐初的李弘節家族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47]因而我們推測，最初在墓誌中同時敘述郡望與籍貫的，可能就是這樣一些政治地位提高後，試圖擠入士族圈的官僚家族。他們希望通過偽冒郡望改頭換面，提升社會地位，又不能不提及其真正的家鄉，遂以“因宦徙居”一語帶過。而隨着社會中下層郡望偽濫情況的增多，這種說法也被很方便地借用並成為固定的書寫樣板。當然並不是所有墓誌都以“宦”作為徙居的解釋，但“本望他貫，後徙居×州，今為×州××人”的敘述結構，來自於模仿一些類似於李弘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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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墓志所见潞州人口迁入情况的个案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