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历史哲学》读书报告
2010级文史哲基地班 史帅帅（01003035）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是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曾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与其他历史学家不同的是，汤因比经常从哲学的视角思考宇宙人生和社会历史的诸多重大问题，被视为现代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一位主要代表；其一生著作颇丰，《历史研究》便是最能反映他历史哲学思想的代表作。
《历史研究》产生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之下，著者汤因比身处人类近代文明高度发展时期，但又同时身逢两次世界大战对文明的巨大破坏以及人类在战火中浴血重生的重大历史变迁，因此汤因比能够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和历史的进程有着深入的反思和反省，其《历史研究》一书适时的诞生为人类研究历史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和视阈，为历史哲学的发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列举了世界历史上的二十余种存活或已经死亡的文明形态，并对它们的各自发展作了综合比较，他认为，文化是通过对环境的“挑战”的应战所遭受的考验而产生的；文化的生长是由那些“退隐”和“复出”的少数伟大人物的历史活动所决定的；文化的衰落来自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人相应地不再支持与模仿，整个社会失去了新的应战能力；文明的解体在于社会体系和灵魂的分裂。《历史研究》破除了西方中心论和单一历史线性发展的史观，在西方历史哲学著作中具有崇高的地位。但受制于客观因素，汤因比《历史研究》也存在着一些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下文笔者就试着从自己对该书的理解提出一些思考，为深入解读《历史研究》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
一、历史研究的单位。
汤因比认为人类历史如果需要到一个切实的、恰当合理的研究单位，“国家”或者“民族”等传统研究对象是不可取的，只有“社会”或者说“文明”才足以说明问题，这是汤因比为历史研究做出的一大贡献。
社会学家对于“社会”的定义是一般是指由自我繁殖的个体构建而成的群体，占据一定的空间，具有其独特的文化和风俗习惯。狭义的社会，也叫“社群”，可以只指群体人类活动和聚居的范围，例如是村、镇、城市、聚居点等等；广义的社会则可以指一个国家、一个大范围地区或一个文化圈，例如是英国社会、东方社会、东南亚或西方世界，均可作为社会的广义解释，也可以引申为他们的文化习俗。汤因比显然借鉴了广义的“社会”含义，不同于“国家”或者“民族”等传统历史研究单位，“社会”更具有抽象意义，也更为适合研究历史。
“文明”（Civilization）的英文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lis”，有“城市化”和“公民化”的含义，引申为“分工”“合作”，即人们和睦地生活于“社会集团”中的状态，也就是一种先进的社会和文化发展状态，以及到达这一状态的过程，其涉及的领域广泛，包括民族意识、技术水准、礼仪规范、宗教思想、风俗习惯以及科学知识的发展等等。在人类学和考古学中，“文明”也可以指有人居住，有一定的经济文化的地区，例如两河文明、黄河文明；也可以指文化类似的人群，例如基督教文明、儒家文明。具体来说文明是物种的生活习性并延展出来的一切衍生物；生物形态，社会形态，环境生态相互交织与碰撞创造产生出的火花即文明。文明又分为“显性文明”即可见，可被推演出来的形态如建筑、文学、文字、行为等；隐性文明——即生物为存活，而进行的行为活动。汤因比所知的“文明”
概念更接近于隐性文明的含义。
对于文明出现的判定标准，主要是城市（人群聚集）的出现，文字的产生，国家制度的建立。其中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城市（人群聚集）的出现，可以说城市（人群聚集）是文明的标志。现在一般认为，最早的文明大概是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人那里出现的。文化变迁对于文明的产生有很大的作用。农耕方法的改变，劳动的分化，统治阶级，也就是中央政府的出现以及社会阶层的出现都是文明产生的重要特征。
文明是怎样出现的？这对于哲学家和人类学家都是很吸引人的课题，因此也就有了很多的理论来阐述各自的观点。大部分的观点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央集权的出现是文明存在的起点，因而研究中央集权的出现成为了一个焦点；但是所有的理论都还不能解释所有文明的起源，它只能适用于部分的文明，这时候汤因比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很好地阐述给了世人，《历史研究》一书就此诞生。
二、文明的起源。
文明是具有一定时间和空间联系的某一群人，可以同时包括几个同样类型的国家。文明自身又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通过概括希腊、中国和犹太等文明的主要特征，汤因比提出了一个他认为的适用于大多数文明及其演变的模式。他认为，人类各文明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基本的一般规律。犹如一个有机体，每个文明都会经历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不过，文明的这种周期性变化并不表示文明是是停滞不前的。在旧文明中生成起来的新生文明会比旧文明有所进步。文明兴衰的基本原因是挑战和应战。一个文明，如果能够成功地应对挑战，那么它就会诞生和成长起来；反之，如果不能成功地应对挑战，那么它就会走向衰落和解体。
汤因比借此重新归纳了一下人类诸文明的起源是如何发生的，并由此提出了一套自己的理论，即文明“挑战——应战”模式，人类在大自然客观环境的苦难“挑战”面前所做出的一系列不同“应战”模式形成了不同的二十一个文明类型，这一模式表面上虽能说明一些历史文明产生的一般“规律”，但绝不不能上升为“规律”层面，汤因比只是在“表面”说明了一些问题，并罗列了一些例子，更没能升华为哲学层次。
人类文明之所以称之为“文明”，归根结底是“人”这一主体生物所创造的，但也绝非是由某些单个的人，而是由人类所创造的。大自然中有着极其丰富的物种，人类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身体条件上都不是最为突出的，大自然公平地布撒阳光雨露，山川河流自然地流淌和分布，另一方面，大自然也公平地向万物的生存发出“挑战”，万物按照自己的生存机制在做出各种“应战”，但是人类却能选择做出最佳的“应战”模式，人类对大自然的适应能力最能为万物折服，因此人类自身的“内在”因素才是文明起源的最根本原因，这也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哲学与客观历史哲学结合产生的一大成果。汤因比过分夸大“外在”客观环境的因素，没有及时肯定人类自身的因素，人类对大自然的“挑战”所做出的“能动”反映才是最为关键和重要的。
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去驳斥“挑战——应战”这一模式，即人类文明起源并不是全部来源于自然环境的“挑战”，文明的起源也绝不是总要追踪到最初的历史时间，“文明”发生是随着历史时间的推进而不断更迭，即不断“产生”和“消亡”的，一旦人类对大自然做出的“能动”反应不足以应对“挑战”的强大，文明便会“停滞”或者有“消亡”的危险，但这些危险有时候是人类“能动”反应的产物，即人类自身人为造成的，这一“挑战”甚至比大自然带来的“挑战”
更为危险，影响也更为深远。比如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为应对自身发展所面临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问题所做的非理性的举动造成的两次世界大战，谁都不能否认两次世界大战对文类文明所造成的巨大毁灭，尽管战争有时候是必要的，也能带来各种“战争福利”，但战争本身就是罪恶的，也是文明最大的敌人。人类社会或者文明至今所面临的各种诸如恐怖袭击等社会毒瘤“挑战”也都是人类自身所造成的，这些挑战绝大多数并不是自然环境所造成的，人类文明或者新的文明进一步的发展发生都需要克服这些“挑战”。
汤因比在“环境的挑战”一章中具体阐述了“新地方的刺激”，“我们发现‘处女地’总是比已经开垦过得土地能提供更有力量的应战，因为熟地已经由于有了‘文明’人民的缘故而更容易对付了”“如果我们以每一个子体文明为例，我们就会发现，凡是在原来的‘亲体’文明没有经营过的地方，那里的成就在最初阶段总是最为显著”，汤因比强调在没有人类文明影响过的地方文明更容易产生，这也恰恰印证了为什么人类会创造文明的原因。
时至今日，大自然给人类的“挑战”还会继续存在并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但人类社会自身内部产生的“挑战”更能为文明的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人类为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动”能力决定了人类文明的未来。
三、文明生长的性质。
汤因比以“挑战——应战”模式来说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问题，并认为文明只有在不断的“挑战——应战”之下才得以发展。“不仅在一个应战对某一个挑战取得了胜利，而且还在这个应战进一步引起了新的挑战的时候，而且又引起了一次胜利的应战的时候，成长的情况也会出现”，这种只强调“应战”结果的理论是不合理的，“应战”即使不成功也会在“应战”过程中产生各种有利于人类自身文明发展的因素，我们要认识到“过程”的重要性，一味强调结果会本末倒置。人类为解决“挑战”所做出的任何举动都构成了人类文明的一部分，也都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汤因比自己也强调说文明“真正的进步是包括在一种解释为‘升华’的过程当中。这个过程是克服物质障碍的过程。社会的精力通过这个过程解放出来，对挑战进行应战。这个过程是内部的，不是外部的；是属于精神的，不是属于物质的”，过分强调“结果”而忽视“过程”就不符合“升华”的过程，过程的积累就是从“量变”到“质变”最重要的基础，也就有了所谓的文明的进步。
四、生长的分析。
汤因比首先比较了“社会”和“个人”的关系，并批判了传统的有关二者之间关系的学说，提出“社会是一种个人之间相互发生关系的一个体系”“社会乃是一群人的共同行动的场所”，对此我没有异议，但他转而强调“行动的来源”却是个人，“一切生长的动力都来源于赋有创造性地个人，或一小群个人”，“广大的普通群众却只能采取这个办法学他们领袖们的样子”，同时他也将文化的衰落来自于少数创造者丧失了创造能力，多数人相应地不再支持与模仿，整个社会失去了新的应战能力；文明的解体在于社会体系和灵魂的分裂；这种观点乍一看很具有说服力，但却经不起仔细推敲。
“个人”因素在历史发展中会起到或大或小的影响，但个人却是特定历史的产物，“个人”的因素再强大也是脱胎于社会群体之中，不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社会是由群体构成的，个人的智慧也是群体赋予的，这种夸大个人因素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把文明的解体归结为社会体系和灵魂的分裂则部分走入了唯心主义的殿堂。
五、生长中的差异。 正如汤因比所说那样，“在各个不同社会的不同历史之间的显著特点，有些以艺术见长，有些以宗教见长，有些则以工业文明见长，但是却不能忘记一切文明的目的性方面的根本一致性。每一粒种子都有他自己的命运，但是所有的种子却全是一个品种的种子，都是由一个撒种人种下的，希望得到同样的收成”。尽管人类为各种大自然或人为的“挑战”做出了不尽相同的“应战”模式，但都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历史研究》一书虽存在一些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但绝不影响其成为伟大著作，汤因比也因其伟大的思考成为了受到我们后人尊重的伟大历史学家，为人类历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任何一种试着解释整个系统的学说都会陷入形而上学的怪圈，也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事情总会有例外存在，这也正因此世界才会丰富多彩，但这绝不影响我们为这些勇敢者喝彩。人类在历史的进程中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模式，也因此创造了异彩纷呈的多元化文明。
——2013年5月7日
汤因比历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