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科学哲学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英美的科学哲学领域基本上趋于一种沉寂的状态。这主要是因为，包括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劳丹等人在内的科学哲学家们提出的各种理论都面临着一些自身难以解决的困难；而后来哲学家的所有修补工作，都无法完全取代从逻辑实证主义和波普尔那里得到的关于科学哲学的研究模式。可以说，目前为止，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尚未出现能够引起“革命”的理论，如同波普尔和库恩的思想曾在这个领域带来的革命那样。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哲学家们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性的成就，也不表明科学哲学研究领域已经衰落或消退。事实上，哲学家们对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这从近年来陆续出版的各种版本的“科学哲学导读”、“科学哲学指南”等书中的综述性文章中就可以看出来。
从总体情况看，当代英美科学哲学的基本趋势主要表现在这样三个方面：第一，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争论趋于缓和，特别是出现了一些试图调和这两种科学哲学的观点；第二，对各门具体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开始逐渐取代传统的方法论研究，特别是一些具体自然科学领域带来的重要哲学问题引起哲学家们的思考，如医学、计算机科学、思维科学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问题；第三，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科学哲学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导致了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出现，并有可能成为不久的将来的西方科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
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在英美科学哲学中出现的最为重要的哲学事件。这场争论从表面上看是围绕“科学能否表达外部世界的实在”问题展开的，但更深刻的分歧却是在于科学假设的实在性问题。科学实在论一方坚信，科学假设虽然可能无法用经验的方法得到证实，但它们设定的实体或过程却是在整个假设中起到了基础作用，因而，应当承认这样的实体是存在的或这个过程是真的。这种信念的根据就是科学推理中的“溯因法”或“假说推理”
（abduction），即对于无法用一般规律解释的现象，可以为它们找出共同特征并形成新的理论，用其中的一个现象作为对这个新理论的经验检验。事实上，这是根据对科学成功的解释活动来保证科学假设的合法性。但这种观点遭到了反实在论者的尖锐批评。在反实在论者看来，科学的目的不是要证明科学理论的真理性，而是要寻求科学理论的恰当性；在这种意义上，对科学成功的解释并不能，也不需要保证科学假设的合法性，而只是说明了成功了的科学假说在一个具体的场合或语境中发挥了作用，但这并不需要保证其中承诺的实体是存在的或这个过程是真的。 关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主要问题，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概括。美国霍布金斯大学的阿钦斯坦（PeterAchinstein）教授把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焦点分别概括为三个方面：[1]在实在论方面，第一，诉诸于常识，就是说，实在论基本上是一种直觉的观点，即认为只要科学家们在他们的理论中谈到了原子、分子、质子等等东西，那么它们就应当是这个宇宙中独立存在的成分。第二，“奇迹”论
证或“对最好解释的推论”：假定一个理论T“拯救了现象”，那么对这个事实的最好解释就是实在论，就是说，这个理论是在实在论的意义上为真，比如，它所描述的实体是存在的，这些实体具有这个理论所赋予它们的属性等等。如果这个理论不是在这种意义上为真，那么说它“拯救了现象”就会是一个“奇迹”。第三，“共因原则”的论证：假定两个可观察的事实或事件之间相互关联，那么，就一定是其中一个造成了另一个，或者是第三者造成了这两个。这个第三者可能是不可观察的，但由于它是两个可观察事实或事件的共同原因，所以，应当假设这个第三者的真实存在。
在反实在论方面，第一，诉诸于经验论，就是说，反实在论比实在论更容易在经验上得到满足，我们无需假设任何神秘的、不可观察的或未知的世界，超越了现象界的世界只能是形而上学的，在科学上则是多余的；而且，即使存在这样一个世界，它也不是科学家所能了解的世界。第二，诉诸于本体论上的简单性，就是说，反实在论比实在论更容易在本体论上得到满足，它只承认世界上存在着可观察的实体，谈论不可观察之物仅仅是为了组织我们关于可观察之物的知识的一种方式而已。第三，诉诸于科学的目的和实践，反实在论认为，科学家的目的不是要带来关于独立存在的不可观察之物的世界的真实陈述，而仅仅是为了“拯救现象”，特别是他们经常使用不可兼容的理论和模型。
当然，阿钦斯坦的这种概括主要是根据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关于观察和理论的关系问题上的分歧。莱昂斯和克拉克则提出了对科学实在论的三种反对意见：第一是直接针对“无奇迹的论证”（no-miraclesargument），认为科学实在论提出了一种错误的两分法，即为了寻求对科学理论成功的解释，就必须在求助于奇迹和推论我们的理论大致为真之间进行选择。范?弗拉森就提出了另一种达尔文式的选择：成功是理论生存的需要，如果我们的理论是不成功的，我们就不必保留它们。劳丹、雷谢尔（NicholasRescher）、法埃因等人则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取消认知实在论的核心问题，因为在认知实在论者看来，真理提供了比非实在论者更好的解释。
另一个非实在论论证来自数据对理论的不确定性（underdetermination），主要代表是迪昂、蒯因和范?弗拉森。他们认为，任何成功的理论都会大量经验上的竞争对手，虽然是无法比拟的。由于每个对手都会与我们的理论共有经验上成功的机会，因此，我们无法证明我们的理论就一定强过其他的理论。虽然我们的理论成功了，但这并没有证明我们的理论是真的。但实在论者会反驳说，我们并不能在经验上对每个理论都产生平等的对手，经验上的成功并不只是在认识论上具有价值，我们也可以通过求助于其他的超经验的好处如简单性来选择我们的理论。但非实在论者反对用这种超经验的长处来证明信念。
第三种重要的非实在论论证是历史上的。它认为，科学实在论仅仅提供了经验上可检验的假设，它开始提出的成功理论无法被解释为真的。这种论证目前最为流行的形式是悲观主义的元归纳，即认为，我们曾经有许多成功的理论，现在却被证明是假的；所以我们现在的理论也可能在以后被证明是假的。[2]
目前围绕科学实在论的论战大多是试图为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寻找妥协方案。其中一种妥协是认为，实在论是关于科学理论中所描述的实体存在的问题，而并没有考虑科学理论的真的问题，这种形式的妥协被称作“实体实在论”，这主要是一种认识论观点，即认为真理陈述应当基于实验操作。目前不少哲学家认为自己是科学实在论的反对者，但却同意实体实在论，因为只有这样的实在论才是关于被操作的实体的存在，并把这看作与关于科学理论真理性的实在论相悖的。不过，仍然有哲学家认为，这两种实在论都有共同的假定，即认为科学推理的规则是普遍的，对这些规则的证明是哲学上的。对这些假定的挑战，导致了语境主义的实在论，即仅仅承认具体科学领域里的经验材料的存在。
对历史在科学理论成功上的作用，哲学家们同样给予了关注。比如，莱昂斯就表明了，科学上的大量成功恰好是来自以往被看作是错误的理论，因而实在论者通常求助于新的成功并没有解决历史问题。还有哲学家指出，实在论并不具有科学理论的地位，因为真理并不是解释性的。
在当代哲学家看来，科学最初是对常识的扩展，保持了强烈的常识推理。但科学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挑战常识的平台，特别是当代科学越来越表现出与常识的冲突。由于科学实在论者试图根据成功的科学理论去证明我们的信念，因而当代科学实在论也与常识发生了冲突。然而，科学实在论者却始终承认常识的观点，认为存在着独立于心灵的对象，它们都存在于外部世界中；而科学实在论的拥护者也求助于常识的实践去证明他们的溯因法的用法。这样，当代科学实在论与常识就处于这样一种两难境地：既冲突又依赖。作为这个两难的解决，一些哲学家把科学推理看作与常识推理同样具体的，语境的，因为它们都是经验的和社会的，这样就不应当承认有普遍的科学逻辑；另外一些哲学家则认为，由于常识给我们提供了真实之物的标志，因而实体实在论应当是与这样的常识相一致的，如哈金所说，“如果你可以喷洒它们，它们就是真实的”。在科学与常识的关系上，塞拉斯对“科学的形象”和“显现的形象”之间的区分在当代哲学家中仍然有很大影响，不少哲学家从他的论述出发，更多地用实用主义的方法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范?弗拉森对“科学的形象”的反实在论处理方法。
二，当代科学哲学的主要问题
对自然科学具体领域中的哲学问题研究成为当今西方科学哲学的重要方面，其中被看作是热点领域的是化学哲学，生物学哲学仍然在研究进化论问题以及分子生物学问题，对基因的研究主要是与进化生物学联系在一起的，目前对生物学进展的研究构成了新的起点，并逐渐成为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随着对健康问题的关注，医学哲学也成为新兴的重要领域，社会科学哲学仍然是一个工作重点，但社会科学研究的模式已经从社会学转向了人类学。经济学哲学，特别是博弈理论模型，逐渐成为了一门多少有些普及的学科，这最早是在20世纪40年代兴起，到了60年代基本消沉下来，只是由于生物学运用博弈理论重塑进化过程以及实验经济学家试图以经验模式研究经济行为，才使得这个学科得以复兴，具有影响的经济学哲学家把博弈论作为经济分析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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