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综述(一)
2001年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的最大特点是，学者们突破了纯文学研究的范围，将研究的视角拓展到学术史、考古学、文献学、宗教学、历史学等领域，呈现出多学科相结合的良好态势。此外，作为新世纪的开局之年，学者们还就今后的学术走向做出了深刻思考。 一、文学的学术史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学的奠基时期。神话、诗歌、散文等均于此时期呈现辉煌境界。一些基本的文艺理论也在《尚书》《左传》《国语》《论语》《墨子》《庄子》《孟子》《荀子》等书中有专门讨论。后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及楚汉之争，先秦文学典籍遭到破坏，到了西汉初期，学者们整理承传先秦文献典籍，出现了许多学术门派。于是有关学术史研究，成了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2001年，学者们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如，据《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而存三百零五篇。但是到了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时，对孔子删诗说提出了质疑。《北方论丛》2001年第3期发表了范震威的《孔子删〈诗〉诸说的辨证与阐释》，对这一学术问题作了全面论析，指出在20世纪的百年中，司马迁的删诗说与孔颖达的未删说又被衍化成四派，即删《诗》说、未删《诗》说、修订刊定说、不置可否说。作者认为，“在没有新的考古发现做确证前，应该诸说并存，而原创的删《诗》说仍占主流话语地位。”我们认为作者的态度是谨慎的，删诗说应占主导地位的判断也是正确的，
因为2001年底所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正为孔子删诗说提供了一定的证据。张晨的《试论司马迁的〈诗经〉观》⑴将《史记》中所涉及的《诗经》材料作了全面分析，然后从史学和文学两个角度揭示了司马迁的《诗经》观，文中实际上对《诗经》的性质、功能以及孔子与《诗经》的关系等问题都作了讨论。这是一篇比较扎实的文章。类似的文章还有刘立志的《荀子与两汉〈诗〉学》⑵、李丹的《先秦到六朝诗歌理论发展轨迹之勾勒》(3)、王承略的《论〈毛诗〉在两汉今古文斗争中的地位与命运》(4)、姚静波的《试析班固对屈原之批评》(5)等。
以上是就先秦两汉文学的学术史问题作直接讨论。事实上，汉魏以后，历代学者都重视这一问题，对于我们都有可资借鉴之处。因此，对他们的研究成果作总结，也是极有意义的工作。如，邹然《欧阳修的〈诗经〉批评》(6)、任大白《传统诗经学的重大转折——朱熹“以诗言诗”说申论》(7)、刘毓庆《从朱熹到徐常吉——〈诗经〉文学研究轨迹探寻》(8)、檀作文《汉宋诗经学的异同》(9)、王以宪《试论俞平伯在〈诗经〉学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与功绩》(10)、梅琼林《20世纪中的“屈原否定论”及其批判》⑾、郑杰文《20世纪20年代墨子国籍论战述评》⑿、陈桐生《百年〈史记〉研究的回顾与前瞻》⒀等等。这些文章都属于评论之评论。学者们站在21世纪初的高度，对以往的学术研究作冷静分析，有利于把握先秦两汉文学学术史的脉络。 二、文学的考古学研究
先秦两汉文献，由于时代久远，加之人为的破坏，流传至今已非全貌。因此，研究先秦两汉文史，新的突破往往有赖于地下材料的出现。王国维先生即指出，“古来新学问，大都由于新发现”，陈寅恪先生也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世纪之交，地下文献资料正有惊人发现。1998年公布了郭店楚墓战国竹简800多枚，有先秦儒道文献13种18篇。2001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一)出版，公布了《孔子诗论》《缁衣》《性情论》等儒学文献。这些考古资料对于《诗经》《楚辞》与先秦诸子散文研究，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2001年的先秦两汉文学研究，已充分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有较好的成绩。江林昌《郭店儒道文献的重大发现与先秦两汉学术史研究》⒁除了学术史层面的讨论之外，还从文学史的角度，利用郭店简《穷达以时》、《老子》甲本、《太一生水》等考古资料，对楚辞《离骚》和《天问》中的有关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考。姚小鸥《诗经〈关雎〉篇与〈关雎序〉考》⒂利用上博简《诗论》的资料，指出《关雎序》的有关论述不但确为先秦旧说，而且完全符合孔子所传《诗》学体系的伦理精神。这对重新认识《毛序》及先秦《诗》学的基本性质有积极意义。相关的论文还有高秀昌《从简本看今本〈老子〉的形成》⒃、王振复《郭店楚简〈老子〉的美学意义》⒄、于第《郭店楚简〈缁衣〉引诗补释》⒅、方铭《从出土文献诗与志的关系看文学的价值》⒆等。
除了郭店简和上博简之外，学者们还利用其它考古材料研究先秦两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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