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教授在我们学校的月收入最少也有6,000！我们的学校是末流学校，BD的工资还低于我们？（发表ip： 20:50:15）
……BD副教授是个金字招牌……可以给他带来很多光环，可以多捞点外快……一脚踩多船，钱呀是哗哗的……(ip： 14:22:28)
针对阿忆工资单及日常支出状况，很多人表达了这样的情绪：一方面不相信他公布的数据，认为他的收入不仅如此；另一方面即使承认他的数据，也不认为他会“入不敷出”。总而言之，大学教师的工资对于民众而言，甚至近乎一个神话：是一种关于“多”的想像。
3. “民众情绪被挑动”
在中国，近年来社会上频频出现关于“知识精英”收入的讨论。有人认为学术群体总体上是改革的受益者。(21)根据《了望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南京大学风险与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力说，中国已经告别“脑体倒挂”时代，知识分子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改革政策的典型受益者。而笔者认为，“学者成为改革的受益者”是一个比较笼统的判断，而且获益者这个词容易让人误解甚至令人厌恶(22)（苏力，2003），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学者只是相对受益者，我们发现，改革并不仅仅令学术群体受益，事实上是很多群体都受益了。更重要的在于，我们的关注点也不应该仅限在这样一个简单的断定性词语之中，而是应该深
入分析问题本身：如他们为何“受益”、怎样“受益”以及“受益”结果的影响。可惜，目前尚缺乏系统而有力的分析。
显然，单纯的这样判断，容易引发很多不理性和不必要的讨论。如2006年下半年曾有新闻报道，有很多北大老师在山东日照买了别墅。而且，这个报道“恰巧”与阿忆博客事件碰到了一起，这个“巧”字更像是有人有意为之。对此，阿忆认为，(23)这是媒体蓄意“挑动”社会对高校教师群体的不满情绪。我们认为，如果仅局限于这些表面现象，那么，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我们可能很难对此事作出公允的判断。
我们知道，对于中国改革，已经普遍达成的共识是：工人阶级是改革的利益受损者，另外，有很多人认为农民也是近年来改革的利益受损者。而这两部分人口在数量上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因此，如果简单地说学者在改革中获益了，那么会激化和升级一些现实问题。事实上，我们经常可以在网络和报刊上见到许多与此问题相关的争论，而对于这一块的争论主要集中于对学术群体的批评。
这些批评首先与知识分子自身的特性有关，即学者往往具有很强的自我批判性。布迪厄早在1970年代就提出了科学场域不再被看作是为了创造性的成就而竞争的专家共同体，而是为了垄断科学信用进行竞争性角逐的场所。“信用”被定义为一种符号资本，这种资本既包括科学能力，也包括社会权威，并且像货币资本一样，它也能被转换成科学生产所必需的各种各样的资源（诺尔·塞蒂纳，[1981]2001：132-133）。有人认为，在目前学历社会中，学者的知识权力表现
得更加突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使得文化资本换取经济资本更加便利。
当然，这些批评是内生于学术界的观点争论，其也是学者自身反思所达致的一种理论关怀和社会关怀，如果其仅限在学术界争论，那么，可能不需要很多人忧虑；在现实层面，当部分民众也表现类似方面的不满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成为一个发人深省的现实焦点了。
大学教师的收入到底是多少？相信社会上很多人并不清楚，只是凭感觉认为应该是很高的。前段时间网上有报道说大学教师已经属于“高收入”阶层，联想起很多贫困大学生交不起学费就更能使人相信大学教师高收入的说法！（发表ip： 14:04:32）(24)
……阿忆提供了一个精确的数据：4,786，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统计意义。他的工资……让草根恨到牙痒。(25)
我们发现，中国教育产业化对于学术群体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民众的眼中，高校扩招问题，事实上在另一方面表达了学者权力的蔓延；与之相关的事实是：老百姓所要承担的教育费用增加了。而教育在一些人眼中，基本上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较低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渠道，也是优势社会阶层进行社会继承的手段。
我们可以发现，在教育产业化的政策之下，教育具有越来越保守的功能：拉大了精英阶层与底层阶层之间的社会距离。(26)
清华大学学生李强(27)所在的家乡太行山区某村，据该村老支书估计，教育支出普遍占到农民家庭总支出的70%以上；教育反而致贫，甚至目前兴起了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很大一部分民众把这样的变化归结为高校教师的责任。如民间流传的“黑蛇、白蛇、眼镜蛇共同压榨百姓”的说法。暂不论这个说法之对错，在这种语境下，我们发现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对立，乃至于相互之间的不理解。如在阿忆博客文章所引起的争议中，阿忆不过在自己的博客中公布了自己的工作数额和日常花销，显示入不敷出也是事实，整件事却出人意料地引起了非常热烈的讨论。在网易论坛中，多数网友以谩骂为主。网友这样的反映初看令人费解：阿忆只不过说出了一个实情，或者说只是说出了一种真相，为什么跟贴反对的人如此之多？可以看出，大家只是借了这个事实，表达了一种群众的愤怒。这里面，不仅是大众与精英之间的矛盾问题，而且还是各个阶层之间缺乏同情、乃至存在巨大鸿沟的表现。
民众普遍认为学者是一个精英群体。当下，从很多案例中，我们发现，民众与学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已经悄然拉大，甚至演变成为“敌对矛盾”了。
（网友江流）去年夏天拜访一位老师，他痛心疾首地先是问我：八十年代以后对知识分子而言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然后自己回答：知识分子有钱了，只是不再关心老百姓了，只顾着从老百姓那里抢钱了。(28)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魏城(2006)在搜狐网发表《改革将迎来法学家主导时代？》文章不久，一位网友立即跟帖说：“专家害人还不够吗？”另一位网友也跟帖质问：“什么时候才轮到我们老百姓主导呀？”
网友江流并没有交代自己拜访的老师的具体身份：是大学老师，还是中学老师抑或小学老师等，而且那位老师言语中对于“知识分子”一词的称谓也过于模糊；回应魏城文章的网友更没有论证作为一般意义上的专家是如何害人的。很难说，他们说的是某个具体事实，这些来自民间的批评基本上是一种情绪宣泄。事实上，学术群体并没有对此表现出冷漠，如很多学者已经旗帜鲜明地表达出他们的弱势群体立场；但是，我们也知道，仅靠学者的“良知”和辩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这样一种情绪传达出的更多的是社会机制问题；而学术群体仅是社会机制中的一环而已。
4. “少数学者才有各种机会”
目前已经达成共识的是，学术群体内部分化十分严重，如教授和讲师之间的地位鸿沟、学术名人和普通教授之间的差异。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一些青年教师和普通教授们的“抱怨”。
声望危机下的学术群体当代知识分子身份地位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