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何减少赤字问题上，两党还是有不少分歧的。克林顿总统支持增税，特别是对较富裕的纳税人增税，并主张较为温和地减少支出。国会中的共和党反对增税，而且还想减税，以刺激私人储蓄。他们希望通过政府支出的大规模减少来平衡预算。 案例22：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与宏观经济
各国中央银行的组织形式差异很大，美国的中央银行是最为独特的，它是由12家地区联邦储备银
行所组成的联邦储备体系。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大多由原来的一家商业银行演变而来。因为组织形式的差异和各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差异，各个国家中央银行相对于政府的独立性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表2 代表性国家中央银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率比较
虽然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行长或总裁是由政府任命的(加拿大是个例外，它的中央银行行长由该行的管理委员会任命)，但在美国，美联储总裁任期长达重4年。在有的国家，行长或总裁由政府任命后往往不对政府负责，而是对国会或独立承担政策责任，保持着类似美国那样的独立性。在部分国家，中央银行几乎完全被政府控制，独立性较差。在一些国家，如日本、法国，以政府角色出现的财政部拥有向中央银行的建议权。除此之外，许多国家中央银行有向政府提供透支、方便政府借款的义务。
在发达国家，以德国、瑞士、加拿大、荷兰和美国的中央银行独立性最强；独立性最低的为卢森堡、希腊和西班牙。新成立的欧洲中央银行也被设计得高度独立。
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与一国宏观经济间的关系值得研究。中央银行独立的鼓吹者认为，提高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可以改善宏观经济的运行。因为这样，中央银行可以独立地制定货币政策，把货币稳定的作为政策的惟一目标。独立性差的中央银行可能为顾及其他目标而牺牲货币稳定目标。表2的内容较为有力地支持了这一观点。
案例23：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搭配实践
第一阶段(1988年9月 1990年9月)，“紧财政紧货币”的双紧政策。从1988年初开始，中国经济进人过热状态，表现为经济高速增长(工业产值增幅超过20％)、投资迅速扩张(1988年固定资产投资额比1987年增长18.5％)、物价上涨迅速(1988年10月物价比上年同期上升27.1％)、货币回笼缓慢(流通中的货币增加了46.7％)和经济秩序混乱。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于1988年9月开始实行“双紧”政策。具体措施有：收缩基本建设规模、压缩财政支出、压缩信贷规模、严格控制现金投放和物价上涨、严格税收管理等等。 “双紧政策”很快见效，经济增长速度从20％左右跌至5％左右，社会消费需求大幅下降，通货膨胀得到遏制，1990年第三季度物价涨幅降到最低水平，不到1％。
第二阶段(1990年9月至1991年重2月)，“紧财政松货币”的一紧一松政策。在“双紧政策”之后，中国经济又出现了新的失衡。表现为市场销售疲软，企业开工不足，企业资金严重不足，三角债问题突出，生产大幅下降。
针对上述情况，从1991年初开始，实行了松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陆续多次调低存贷款利率，以刺激消费、鼓励投资。这些政策在实施之初效果并不显著，直到1991年下半年，市场销售才转向正常。
第三阶段(1992年1月至1993年6月)，“松财政松货币”的双松政策o 1992年，财政支出4426亿元，其中财政投资1 670亿元，分别比年初预算增长107％和108％o信贷规模也大幅度增长，货币净投放额创历史最高水平。
“双松政策”的成效是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1992年GDP增长12.8％，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增长8.8％，农村居民人均收人增长5.9％。但是“双松政策”又带来了老问题。即通货膨胀加剧、物价指数再次超过两位数；短线资源再度紧张。
第四阶段(1993年7月至1996年底)，“适度从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具体措施有：控制预算外投资规模；控制社会集资搞建设；控制银行同业拆借；提高存贷利率等等。与1988年的紧缩相比，财政没有大动作，但货币紧缩力度较缓。
适度的“双紧政策”使我国的宏观经济终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各项宏观经济指标表现出明显的改善：1996年GDP的增长率为9.7％，通货膨胀率降为6.1％；外汇储备达到1000多亿美元。这次政策配合实施被认为是中国治理宏观经济成效较好的一次，为中国以后实施经济政策积累了正面的经验。
第五阶段（1997年至今），适度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1997年到1998年，中国经济发展经受了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自然灾害等多方面的冲击。经济问题表现为通货紧缩式的宏观失衡，经济增长的力度下降，物价水平持续下降，失业增加，有效需求不足，出口不振等。面临新形势，中国政府实施了较有力度的财政扩张政策，其措施是大量发行国债，投资于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实施适当的货币政策，连续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改革商业银行体系等。这些政策使中国经济成功地应对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挑战，保持的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
案例24：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德国的超速通货膨胀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经历了一次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超速通货膨胀。在战争结束时，同盟国要求德国支付巨额赔款。这种支付引起德国财政赤字，德国支付最终通过大量发行货币来为赔款筹资。
从1922年1月到1924年12月德国的货币和物价都以惊人的比率上升。例如，每份报纸的价格从1921年1月的0.3马克上升到1922年5月的1马克、1922年10月的8马克、1923年2月的100马克直到1923年9月的1000马克。在1923年秋季，价格实际上飞起来了：一份报纸价格10月1日2000马克、10月15日12万马克、10月29入100万马克、11月9日500万马克直到11月17日7000万马克。1923年12月，货币供给和物价突然稳定下来。
正如财政引起德国的超速通货膨胀一样，财政改革也结束了超速通货膨胀。在1923年底，政府雇员的人数裁减了1/3，而且，赔款支付暂时中止并最终减少了。同时，新的中央银行德意志银行取代了旧的中央银行德国国家银行。政府要求德意志银行不要通过发行货币为其筹资。
根据我们对货币需求的理论分析，随着持有货币成本的下降，超速通货膨胀的结束会引起实际货币余额增加。随着通货膨胀上升，德国的实际货币余额减少，然后，随着通货膨胀下降，实际货币余额又增加。但实际货币余额的增加并不是即刻的。也许实际货币余额对持有货币成本的调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许使德国人民相信通货膨胀已真正结束需要一段时间，从而预期的通货膨胀比实际通货膨胀下降得要慢一点。
（资料来源：汪祥春主编《宏观经济学》（第四版）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216－217页） 案例25：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
增长理论和关于增长的实证工作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可以做什么以加快增长呢?其中一些成分是属于供给方面的分析的：
1.通过减少预算赤字对私人投资的挤出和提供税收激励来增加投资。
2.减少不必要的管制。
3.鼓励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即在教育和培训上花费更多的资源和努力。 4.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
5.为研究与开发支出提供税收激励。
明显的问题是如果一切都如此简单,为什么增长的加快并没有发生。部分原因在于这些措施要求为未来收益而作出现期牺牲。削减预算赤字是痛苦的：它要求更高的税收或更低的支出,而美国的政治体制已有整整十年不能这样做了。更进一步说,削减赤字意味着开始要放慢增长速度。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听起来像是一个好主意,但考虑到美国的预算赤字,它将需要通过更高的税收或以牺牲其他优先考虑事项为代价来进行融资。
此外,在一些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的领域,比之继续做更多的工作,我们可能更需要做一些不同的事情。例如,美国在教育上有大量支出,所以可能比投入更多资金更需要进行教育。税制已经为研究和开发支出提供了激励,这种激励通过在其他方面的更少支出或更高的税收来得以融资,可能我们已经做得足够多了。
在讨论增长政策时政治经济学的问题是中心。第一,预算赤字的规模显然由经济和政治因素-起决定。第二,许多人认为美国政府应像日本和韩国一样,在通过产业政策扶植特定产业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但批评者认为,在美国任何这样的政策企图都将迅速地被利益集团所利用,从而仅仅导致更大程度的非效率。第三.在一本有影响力的著作中,马里兰大学的曼柯·奥尔森指出,在稳定的社会中利益集团都趋于攫取权力，这样逐步使经济包上了数层(有利于这些集团的)限制的\外壳\从而放慢了经济增长的步伐。以奥尔森的看法,那些经过巨大动荡诸如战败（明显适用于日本和德国）或革命的国家方有机会在数年中沿着更为理性的路线重建经济。
当然,要恢复增长所花费的远比二次革命多。新政府还不得不建立起一个合理稳定的经济结构,执行促进增长的政策,并准许私人的积极性得以自由发挥。对美国而言，奥尔森的著作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否可以不用经历诸如大萧条之类的动荡或冲击就可有效地进行改革。 案例26： 美国经济持续增长113个月
美国当前一轮经济增长始于1991年3月，到2000年8月持续了113个月。这样，一举打破了60年代创造的106个月战后最长经济增长记录。
克林顿政府执政之初曾预计，1993年到1999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为2.7％，但实际达到了3.4％。同时，2000年美国失业率处于近30年来的最低点，通货膨胀率为10多年来的最低记录，财政盈余也正不断增加。
日前，美国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
首先，他们认为，过去20年经济政策的变化刺激了美国经济。80年代初，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采取措施遏止了通货膨胀上升的势头，并促使通货膨胀率下降。随后，美国政府对经济采取了放松管制的措施，先是放松了对金融市场、运输、石油和天然气等部门的管制，目前又开始实施对电信和电力部门的松绑。这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公司改变经营方式，提高了它们的灵活性和竞争力。另外，美国政府推行的贸易自由化政策也促进了企业之间的竞争。1993年采取的增税和其他一些措施，则为联邦政府财政收支最终扭亏为盈奠定了基础。由于政府支出的增长得到控制，私人部门获得更多的资金。
其次，他们指出，美国经济结构负面发生的一些根本变化减弱了经济的周期性。在信息、网络技术高速发展的带动下，美国企业界普遍采取了即时库存管理方法。这一管理方式意味着企业可随时掌握市场对其产品和服务需求的变化情况，以便迅速对生产进行调整。历史上，美国经济衰退期间产值下降的一半归因于库存的调整，但现在这一因素的影响已越来越小。此外，美国经济比以往更加开放，这使得当美国国内的需求增加或下降时，美国企业不必承受全部的负担，对外贸易可及时充当美国内需波动的减震器。
此外，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收益于“天时”之利。90年代初冷战结束，使美国得以将大量的军费开支转投给私人部门。过去几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正好美国需要给经济降温的时候，而来自海外的冲击规模对美国经济来说也正合适。也就是说，这些冲击既足以使美国经济放慢增长速度，同时又不会把美国经济推入衰退。
以上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美国经济的周期性减弱，由此带来了更多的投资。而投资增加使得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加快，这既帮助抑制了通货膨胀，同时优给政府带来了更多的税收，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
（资料来源：陈荣耀、方胜春、吉余峰主编《宏观经济学》东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第135页）
西方经济学案例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