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浙商的企业管理思想和经营理念
尹 铁
【摘 要】摘 要:近代浙江商人在经商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在管理制度、经营思想、人才观念、营销策略、市场竞争意识等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和见解,具有先进的经济思想和经营理念,达到了当时经营管理思想的较高层次和境界。
【期刊名称】商业经济与管理 【年(卷),期】2011(000)004 【总页数】6
【关键词】关键词:近代浙商;经营理念;企业管理制度
浙商是浙江早期经济现代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中国近代不同区域的商人,相异性很大,近代浙江商人与安徽商人、广东商人、山西商人有很大不同。在近代,浙江是早期现代化“先行一步”和商人势力比较强大的省份,商人作为与现代化进程关系特别密切的一个社会阶层,是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最重要的社会阶层,是早期现代化的柱石。浙江之所以能在近代有影响力,与其商业的繁荣和新商人群体的形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近代浙商兴办企业,引进公司制度,股份公司作为产生于市场经济中的一种全新企业制度,所蕴含的各种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大多处于对立状态,因此股份制在中国的移植和发展,要突破中国传统文化束缚,促使中国传统价值观转变。近代浙商的经营活动,对传统工商经营理念提出挑战。浙商是近代中国的第一商帮,由于历史原因,他们创办的企业大多没有传承下来。传承下来并能启迪当代的,是他们的企业管理思想和经营理念。近代浙商有先进的经济思想、独特的经营理念和开拓市场的成功经验。在企业管理制度、市场竞争意识、
经营理念、人才的培养和应用等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和见解,对于当代浙商的经营管理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近代浙商重视企业管理制度建设
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管理制度的完善,是企业发展的生命线。近代浙商十分重视对企业实施科学的管理,这是其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近代浙商所创办的企业大多是民营性质的中小企业,其特点是产权相对明晰。从组织管理方面看,大多引进西方的公司制组织形式。股份公司作为一种企业组织形式,具有投资主体社会化,资本形式证券化等特征。作为一种现代企业制度,具有企业资产所有权、支配权、经营权以及企业经营管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分离相制衡的机制,以及企业管理规范化、科学化等特征。它适应了近代企业分工细密和在管理上要求明确分工、职责分明的特点,有利于加强企业内部的组织性,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
近代浙江在公司制度建设方面走在全国前面,浙路公司、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等都是比较典型的股份公司。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重视公司章程。公司经营的成败取决于管理,首先要制定规章制度,浙路公司按照现代企业的精神,制定了一部详细的公司章程,以制约其全部经营管理活动。铁路公司管理非常复杂,汤寿潜认为:铁路“以一公司而包含农、工、商、矿各实业,虽拔山之力如海之才未易竟其蕴也。又有外交焉,度支焉,学堂焉,巡警焉,电务焉,分之即新政一大部分,今比而同之,天下至纷颐而不可以理者,莫铁路”[1]。制定一部详细章程,将各项工作分门别类,明确职责,便成为整顿纷乱局面的首要之举。浙路公司章程依据日本铁路规章制度,并参考欧美铁路公司章程,结合浙路公司具体情况而制定,定名为《奏准商办全浙铁路有限公司章程》。《章程》将公司
经营管理部门划分为文书、建筑、营业、会计、庶务五局十二科,从而保证了“公司用人,无一及私,分局分科,各专责成”[2],从制度上保证了浙路公司的经营。其次要严格遵守公司章程,特别是公司管理层自觉接受章程的约束,如浙路公司总理汤寿潜宣布:“守章程自总副理始。总副理有出于章程之外者,在职员可讼言也。公司亦无多求于职员,求各谨持此章程而已。”浙路章程规定不得滥用私人,汤寿潜率先实行,为众人倡。时人称其:“子弟、亲戚、门生,虽有佳者,经合例之股东荐保,亦必不用,曰宁乔情以防私弊”[3]。从而保证了浙路公司的健康运行。 其二,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机制。法人治理机制是一种对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经理层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现代企业制度区别于传统企业的根本点在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从而需要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制衡的机制,用以对企业进行管理和控制。现代企业中的公司治理结构正是这样一种协调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关系的一种机制,它涉及到激励与约束等多方面的内容。简单地说,公司治理结构就是处理企业各种契约关系的一种制度。如浙路公司建立比较完善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机制。初步形成法人治理机制,实行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相互分工、相互制衡的机制,以维持各类要素拥有者的利益均衡,排除个人的独断专行,保证企业的长远发展。浙路公司董事会由11人组成,所有董事的投资都在1万元以上,其中蒋海筹投资20万元,胡藻青投资10万元。公司有名为查帐员的监事会组织,由5人组成,查帐员投资都是5000元,既有一定身份又非特大股东,便于承担监事职责。如浙江兴业银行,实行董事长负责制,理顺了银行内部的管理体制。大中华火柴厂,建立了以总经理为首,之下设协理、总务、会计、营业、厂务、考工、技术七科为主的管理机构。这种以生产经营职能作为划分标准而形成的职能制组织
形式,其优点是根据管理业务划分的专业管理部门,各在其职权范围内对下级行使管理职责,责任明确,效率高,能提高企业管理的专业化程度,适应大型化、复杂化企业的管理需要。
四明商业银行是浙商建立的典型的股份制银行,四明商业银行的发起人,主要投资者和主要经理人都是旅沪经商的宁波帮实业家。银行的最高的决策机构是董事会,由股东大会选出。在股东大会授予的权限内,负责制定决策和经营方针,然后委托受聘于董事会的专职总经理陈熏和协理虞洽卿具体执行。在管理结构上设有总董事长1人,董事8人,总经理和协理各1人,有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监事会。在股份公司内部,所有权被分解了,股东凭借其出资(股票)拥有对企业财产的所有权,具体体现在通过股东大会选举董事会和监事会监督公司事务,有权按股份获取红利,由股东投资形成的股份有限公司财产由董事会支配,形成法人财产权,经理则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事务。
其三,重视股东大会。股东大会是股份公司股东行使股权的首要途径,定期召开股东大会是股份公司正常运作的必要程序之一。股东能否关心企业命运,捍卫自身利益,使股东会真正成为最高权力机构,能约束和激励管理人员为股东利益最大化出力,是股份有限公司精髓所在。“官督商办”企业的弊端是股东没有权力,中小股东参与公司经营决策权被抹杀,中小商人“虽经入股,不啻途人”[4]。企业对股东会普遍不予重视,多数企业章程中没有召集股东会的规定。有的“即使召开股东大会,但都是敷衍塞责而已”。此类公司股东大会的典型情景:“公事未说,先排筵席,更有雅兴,招妓侍侧,拇战喧呶,杯盘狼藉,主宾欢然,其乐无极。迨至既醉既饱,然后以所议之事出以相示。其实则所议早已拟定,笔之于书,特令众人略一过目而已。原拟以为可者,无人焉否之;原拟以为否者,无人焉可之。此一会也,殊
显可有可无,于公司之事绝无裨益”[5]。浙商企业依律召开股东大会,决议本公司应办事宜或选举公司总办理及董事等职。例如浙路公司于1909年7月11日在省城两级师范学堂举行第四次股东年会,到会人数590余人,代表股份合计75730余股;开会程序依次为:报告戊申(1908年)年账略,推举临时主席,由主席推举监议、公决绍兴路线,提议常玉线办法,催缴各府股款,股东发表意见,研究总副理任期,选留前任董事四人,选举董事、查账人。历时两天,各项议题均告完成[6]。此次股东大会可以成为近代股份制企业股东大会的典范。
二、近代浙商具有强烈的市场意识
近代浙江商人秉承市场经济理念,具有强烈的市场意识,他们是市场经济的开拓者。对市场调查、开拓市场空间和讲究营销策略等作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分析,善于运用各种行之有效的营销竞争手段,其中有许多经验值得借鉴。首先,重视市场调查。市场经济是一种竞争经济,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占有先机,必须进行充分的市场调查,了解市场动态,要有目的有系统地收集有关市场营销的各类信息,包括市场现状、市场潜力、市场走势、市场价格及消费者心理等一系列情况,为企业进行市场预测和决策提供重要依据。近代浙商的大多数人没有学过经济学,但他们在实践中知道市场调查的重要性。叶澄衷深深懂得这一点,他注意市场调查,及时掌握市场信息,对货源、数量了如指掌,并且及时进行决策。他经营汽油,注意了解市场行情。发现市场货少了,就奇货可居,以待涨价,汽油到货多了,即刻大批放出,从而左右油价,操纵市场,从中获取更多的超额利润。虞洽卿“在注意市场,捕捉信息方面一向‘头子活络’”。他“每天读新闻报,注意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市场行情”,为他做出经营决策提供依据。刘鸿生认为,办企业必须重视市场需求,研究市场变化,扬长避短,这才能增强企业的竞争力。提出“嗅觉要灵,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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