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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一生热衷于政治活动，其积极入世的参政情怀和济世抱负决定了他必然关注社会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从其言行中不难发现其经济伦理思想内涵丰富，主要包括：鄙视体力劳动和“富而可求、富国教民”的生产劳动伦理观；贸易自由、“信”以生利的交换伦理观；依“名”配财、“不患寡而患不均”分配伦理观；“戒奢尚俭”的消费伦理观等内容，这些观点对后世的经济伦理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献标识码]A 姚
电(1955―)，男，宜春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学、思政教育；涂平荣(1974―)，男，宜春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伦理学。(江西宜春 336000)
孔子一生主要是在“求政”，真正从事的纯经济活动不多，只是任“委吏”时耐心细致、精于账目，曾使“会计易”；尽管他“罕言利”，但并非不言“利”，其积极入世的参政情怀和济世抱负决定了他要密切关注社会的经济改革和发展，重视人
们的利益，本着缓和当时的阶级矛盾与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的目的，他提出了“义以生利，利以平民”[1](成公二年)、“见利思义”[2](先问)、“因民之利而利之”[2](尧曰)、“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2](学而)、“惠则足以使人”[2](阳货)等一系列“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3](P79)，这些思想对后世的经济伦理思想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一、生产劳动伦理观
恩格斯曾指出：“在社会生活中，实际上每个阶级，甚至每个行业，都各有个的道德。”[4](P236)孔子虽生活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但受“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1](恒公二年)及“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圈，牛有牧，以待百事”[1](昭公七年)”等思想的影响，加上孔子自幼喜好“礼”、“乐”文化，对周公更是顶礼膜拜，宗法等级观念在其脑海里自然是根深蒂固。这些都决定了其对体力劳动持鄙视的态度，就连对自己年少时从事体力劳动的评价也是：“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吾不试，故艺”[2](子罕)，言外之意是自己年轻时地位低微，又没做官，所以会做那些下等人干的技能；在教育弟子时也带有这种偏见，当樊迟
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2](子张)毕竟在孔子看来“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2](卫灵公)可见孔子根本不认同弟子去学那些下等人做的事情，认为学好了安邦治国之道就自然会有老百姓替自己种庄稼，为政者只要讲求道义，正当之利就会随之而来，实施了德政仁治，四方之民都会争先恐后地去搞生产。正如子夏所说：“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 [2](子张)这种思想直接影响到孟子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观点，也初步奠定了后世重视脑力劳动而轻视体力劳动的伦理基础，于是许多读书人都把读书求仕奉为神圣的职业而对生产劳动充耳不闻，结果常常导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2](微子)的窘态。
当然，为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达到富国裕民目的，对于个人求富而从事的合符道义的生产劳动，孔子还是认同的，基于“四海穷困，天禄永终”[2](尧曰)和“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只所以恶也”[2](里仁)
的理性认识，他本人也言：“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2](述而)再如：“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2](泰泊)、“不义而福且贵，于我如浮云”[2](述而)
，毕竟“君子义以为上”[2](阳货)“君子义以为质”[2](子张)、“君子谋道不谋食”[2](卫灵公)。至于生产劳动对为政者的治国安邦策略的影响，孔子有独到见解，他深知“小人怀土、小人怀惠”[2](里仁)、“小人下达”[2](宪问)、“小人穷斯滥矣”[2](卫灵公)，老百姓最关心的是土地和物质利益，如不能解决人们经济上的实际问题，实施德政仁治只会是空谈，毕竟“惠则足以使人”[2](阳货)，于是他提出了以“先富后教”的治国论，基于“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2](颜渊)的理性认识，孔子要求为政者“博施于民而能济众”[2](颜渊)、“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2](学而)、“因民之利而利之”[2](尧曰)，只有有效地组织人们从事农业生产，充分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百姓才有富裕的可能，富裕后再对其进行教育才会有效果，毕竟“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5](P355)。“教民”使得老百姓的道德素质提高，树立了正确的求财致富观――君子好财、取之有道，从而更好地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 二、交换伦理观
孔子的交换伦理观可以追溯到其对子产“市不豫贾”[3](P67)的交换伦理思想的影响，他尤其赞赏子产“为政以宽”，称子产为“惠人也”[2](宪问)、“有君子之道四焉”[2](公冶长)。对子产在商业交换活动提出的自由平等的伦理原则更是大加
推崇，故当鲁国的大夫臧文仲设置“六关”以阻碍商人的自由贸易时，孔子就认为这种行为“不仁”[1](文公二年)。孔子的学生子贡特别精通做生意，常“废著翥财于曹、鲁之间”[6](货殖列传)，于是“家累千斤”[6](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对其也是倍加赞赏，并把他的商业行为与自己最得意的弟子颜渊“安贫乐道”行为作比较，“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忆则屡中。”[2](先进)在这里他改变了以往理想主义的格调，感慨道德高尚并不一定能带来物质财富，他本人“周游列国”也是经常接受子贡的赞助，司马迁曾评曰：“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6](货殖列传)从生存的现实出发，他赞同子贡经商致富的生存之道。《孔子家语》中也记载了孔子重视西周以来“市廛而不税，关饥而不征”的重商传统，提出了“关饥市廛皆不征税”的主张。这些观点都是有悖于中国传统社会中“重农轻商”常规的，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胡寄窗先生对此的评价是：“在中国，与战国后期以来二千多年中极端轻视商业的流行观点相比，却是很突出的。”[7](P43)
“信”是孔子在人际交往中特别推崇的原则，更是为政者实施经济管理，换取民心重要手段。于是他要求为政者恪守“谨而信”、“敬事而信”、“言必信，行必果”、“信而后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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