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初唐夷夏观、藩属观、天下观与极盛疆域的形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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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初唐夷夏观、藩属观、天下观与极盛

疆域的形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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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谓的初唐，是指学界所认同的唐朝建立后约百年的时间段内，即从高祖即位至玄宗登基前的这段时间( 618 - 713) 。在这段时间内，本文着重关注太宗和高宗的夷夏观、藩属观、天下观及其与极盛疆域形成的关系。极盛疆域的出现与综合国力最强时的盛唐时期( 玄宗开元、天宝时期) 具有不同步性。据新、旧《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书所载，唐代的疆域达到最为辽阔时，是在高宗时期。武则天至玄宗时期，突厥汗国的兴起及西域藩属体系的混乱，造成唐代北疆、西域藩属的内缩，因此，那时的疆域不是最大的。据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五代十国时期》所绘，高宗总章二年( 669) 唐代的疆域最为辽阔。但由于行文需要，有时也涉及盛唐的一些内容。极盛疆域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初唐统治者有着开明的夷夏观、规范的藩属观和明确的天下观。本文就初唐时期的夷夏观、藩属观、天下观与唐代极盛疆域之间的关系作一番观照，主要通过对史料的爬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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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稽，来探讨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影响。

一、初盛唐时期的夷夏观、藩属观、天下观 中国古代有华夷之辨的传统。夷即四夷: 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古代华夏民族居于中原，文明程度较高，周边民族文明程度相对落后，逐渐产生了以文明礼义为标准进行人群分辨的观念，合于华夏礼俗文明者为华，不合者为夷。华夷之辨，不以种族为标准，而以文化礼义作量度。

《礼记注疏》卷12《王制》: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 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 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 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由此可以看出，在上古时期就持夷夏有别的观点。先秦及两汉时期，夷夏有别的显著特点就是“中华正统”和“贵中华，贱夷狄”。这种传统夷夏观到了魏晋南北朝受到了严重冲击，传统的夷夏观开始发生变化，汉族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文化差异逐渐缩小，进而逐渐相互认同。

初唐时期，尤其是以唐太宗为代表的统治者虽然也用蛮夷、夷狄等称呼边疆民族，但更多的是对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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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尊重。据《唐会要》卷93 载，太宗认为“夷狄亦人，以德治之，可使如一家”。《资治通鉴》卷197 亦载，太宗曰: “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 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资治通鉴》卷198 载唐太宗曰: “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所引材料中体现出的唐太宗对于四夷的看法，就是视华夷如一，基本上代表了初唐统治者的夷夏观。这一观念是在继承前代基础上形成的，与“中国百姓，天下本根; 四夷之人，犹于枝叶”相比，具有较为开明、进步的一面。应当承认，初唐统治者在处理边疆民族问题时，也不时流露出歧视四夷的倾向，甚至带有大唐中心主义和汉族优越色彩，更兼朝中有很多深受传统夷夏观影响的大臣，他们的思想势必对统治者的观念形成重大影响。但是，“华夷如一”的夷夏观，在处理与边疆民族的关系时，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藩，又作“蕃”、“番”，有一个义项为“藩邦”、“藩国”，指称臣的边疆民族政权。先秦时期，主要是服事制统治体制。《国语》卷1《周语上·祭公谏穆公征犬戎》: “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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