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点转型与前几次有一个根本性的不同,就是正在兴起的东方世界开始进入到世界转型的大势之中。特别是当代中国已经不是这个转型的旁观者,而是成为当代世界转型多极文明力量不可缺少的新成员。此外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同样处在转型发展中的当代中国,所遇到的转型内容与发展难题,与世界经济转型具有高度吻合性。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下,迫使中国必须启动的增长模式转型,能源与环境危机给当代中国带来的压力既超过发达国家,也超过其他发展中国家。 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的新角色与中国同世界转型的重叠性,是中国进入“十二五”时期遇到的新情况。如何在国内转型与国际转型相协调中,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的转型之路,是“十二五”期间需要回答的重大战略问题。
二、“十二五”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三个奠基时期
经济增长在一定周期内起步阶段的发展,对后期的发展方向与模式具有导向性和奠基性作用。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中国改革开放百年大计的第一个奠基期。在这个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了奠定中国改革方向与路径的三大战略决策:一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启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完成了从文化革命到改革开放的拐点转型。二是确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方针与模式,这就是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指导下坚定地走中国特色改革开放之路。三是确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战略,即增量的渐进式改革战略,而不是东欧式的激进式改革战略。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奠定期,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对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问题,做了一锤定音的回答。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中国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使中国改革进入一个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快速发展期。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当代中国正处在第三个奠基时期。在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中国国力不断加强,社会财富的原始积累已完成的背景下,目前困扰中国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有四大难题(或矛盾)。
第一个难题,是中国在走向工业化过程中遇到的能源与环境约束。这个难题在工业经济的框架内无法解决,需要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当代中国成功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在我们成功地解决了走向工业化的体制障碍后,鉴于资源与环境的约束,又遇到了通过什么样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实现现代化的新难题。这个难题给中国提出的另一个新命题是:中国走向现代化不仅需要走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之路,还需要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之路。要突破传统工业化模式的困境 ,就面临着从工业经济模式向生态经济模式的转型问题,这是关系到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大战略。
第二个难题,是在改革开放30年中,中国依靠出口导向、投资拉动的增长动力不断减弱的情况下,如何启动与培育新的增长动力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在动力缺失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将会陷入增长低迷期。从追赶战略下形成的“导入增长模式”向依靠自主原创的“内生增长模式”转型,是“十二五”期间必须启动与推进的新任务。“十二五”面临的经济结构调整,本质上是一个增长模式转型的问题。
第三个难题,是目前中国正在进入社会财富倍增与贫富差距加大同步进行的社会发展不平衡期,如何建立一个福利共享的和谐社会的问题。社会福利公平共享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将会使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陷入动荡困局;如果解决得好,中国将会进入一个政治与经济互动、民富与国强同步的和谐发展期。要解决好这个难题,则面临着基于GDP最大化的小康社会的发展模式向追求国民福利最大化的文明共享的社会发展模式的转型。
第四个难题,是政府治理国家的理念、方式与制度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遇到的上述三个方面的难题,都对政府管理理念、方式与体制提出了新的挑战。如果政府管理体制不能有重大突破,则会损伤政府公信力,经济与社会管理有失控的风险。中国政府改革面临的挑战,已经不仅仅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问题,而是政府治理社会模式的转型与创新。
上述四个方面的难题与矛盾,是关系到中国未来长远发展的方向选择与模式创新的战略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不可能在“十二五”期间得到全面解决,但必须在“十二五”期间做出战略性回应。这是关系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发展的奠基性工作。
三、目标导向、结构调整与模式创新应成为“十二五”规划的重点
“十二五”时期在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与奠基性地位,决定了我们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应突出“十二五”规划的三个功能:
一是要发挥对未来发展的战略目标导航功能。“十二五”是中国经济与发展转型的拐点期,这个时期关键的问题是,我们不能犯方向性错误。“十二五”规划能否发挥好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导航功能,尤显重要。
二是我们必须聚焦战略结构调整,发挥“十二五”规划的奠基功能。通过战略结构调整为中国中长期发展奠定基础,是“十二五”的核心任务。
三是要从系统整合的高度,探索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模式。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我们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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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嫁接式组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在更高的平台上探索中国发展的新模式,是“十二五”规划应重点解决的难题。
处在转型期的“十二五”,我们需要走出线性、存量思维的定势,从非线性、增量思维的高度探索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路径与新模式。不可否认,我们在走向“十二五”的过程中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思维障碍,就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功。成功的惯性极易使我们陷入对既得利益的保护,对成功模式的过度依赖,导致思维转型受阻,这是值得我们认真思索的大课题。
【中央党校教授:“十二五”规划应重点解决富民问题】
在我国历史上前十一个计划或规划中,政策重点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即“强国”的诸领域内,这是由当时经济发展的迫切性决定的。周天勇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年均9.8%,人均GDP从1978年的200美元增加到了2008年的3200美元,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这为在“十二五”期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着力解决公平分配和“富民”问题奠定了物质基础。
周天勇提出,要综合和全面地解决分配不公、居民分配在GDP中的比例下降、地区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在“十二五”规划中,一是要制定和实施加速城市化和人口区域间流动的战略,推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和人口向城市和城镇转移,推进中西部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向沿海发达地区城镇转移,进而使剩余劳动力向工业,特别是向服务业转移;二是要制定和实施促进小企业发展的战略规划,这是扩大就业、提高收入、稳定社会的当务之急;三是要制定和实施加速发展服务业的战略规划,并以各部门的体制改善和政策促进相配套,真正使服务业成为我国吸收劳动力就业的领域;四是要制定一个长期的提高国家福利的战略规划,为建立一个有竞争力和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福利国家打下基础。 周天勇强调,“十二五”期间要较好地解决分配不公问题、要富裕人民群众,重要的是要解放思想,即分析问题和思考办法要从“公要多一些,私要少一些”、“计划要多一些,市场要少一些”、“政府负主要支付责任,社会居民主要接受国家福利”、“公平重一些,效率轻一些”等传统的思维定式中解放出来。总之,解决问题的大思路、方向和路子一定要正确,要敢于触动政府本身、各部门和各阶层的利益,坚决地推进一系列的改革,才能真正向分配公平、人民富裕的目标迈进,最终建设一个美好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
【港报:中国编制“十二五”规划须重视三方面】
距离中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有两个“五年规划”期了,“十二五”规划编制和执行得如何,对于中国能否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至关重要。《经济导报》载文称:“十二五”规划涉及的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一定很多,文章着重关注了三个方面:
一是要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去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央和地方政府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取向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优化经济结构的进程。数据显示,1981、2000、2008三个年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分别为961亿元、32,917.7亿元、172,291.1亿元,对当年GDP的贡献比例分别为26.7%、34.3%和41.1%,按照支出法计算,同期对GDP贡献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分别是1,339.3亿元、33,844.4亿元、126,209.5亿元。随着投资对GDP贡献比例增加,1元钱的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贡献逐年下降,分别为1.39元、1.03元、0.73元。数据证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难以继续,必须花大力气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二是要提高企业的创新力。“十二五”规划应当以提高企业创新力为着力点,同时利用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组织好若干重大科研项目的攻关,争取“十二五”规划期间在若干前沿科技领域缩小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提高制造业的整体水平和竞争力。
三是要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充分实现改革、发展成果让全体人民分享。1978-2008年,中国GDP由3,645.2亿元增长到300,670亿元,增长了81.48倍;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510元增长到15,781元,仅增长9.45倍;农民人均纯收入由686元增长到4,761元,增幅只有5.94倍。同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城市或乡村不同阶层之间,收入分配差距和社会保障水平更有天壤之别。通过改革和制度创新缩小人民群众的收入和保障水平,直接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应当成为“十二五”规划的重中之重。
【罗奇:中国“十二五”规划三大建议】
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向中国“十二五”计划提出扩大服务业范围等三大建议,走出旧的经济模式。罗奇认为,2009年中国经济虽然保持了稳定增长,但发展非常不平衡。他个人向2010年即将实施的“十二五”计划提三大建议:一是保障私有财产,增加养老金、失业保险等,减少预防性储蓄;二是支持农村家庭收入。从税收政策等方面增加农民收入;三是规划大规模服务性行业范围。目标是吸收劳动力,将产业从资金密集型向人力密集型转移。
【两会委员:将海西列入“十二五”规划区域发展重点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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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全国政协会议上,福建省全国政协委员洪捷序向大会提交提案,建议将海峡西岸经济区列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确定的区域发展战略布局重点地区。海峡西岸经济区东与台湾地区一水相隔,北承长江三角洲,南接珠江三角洲,是我国沿海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国区域经济发展布局中处于重要位置。国务院《意见》的出台,表明海西发展战略已从区域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海西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在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中的重大作用更加凸显。提案指出,加快建设海西既是实现福建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央决策和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大的经济和政治意义。
一是有利于完善我国沿海区域经济布局;二是有利于在加快东部发展中发挥福建沿海港口、外向带动、对台合作、生态资源和对内连接等优势;三是有利于更好地服务中部崛起和西部开发,通过构建以铁路、高速公路、海空港为主骨架主枢纽的海峡西岸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为促进中部崛起、西部开发提供快捷顺畅的“新的对外开放综合通道”;四是有利于加强两岸交流合作,推动和平统一大业。 华经纵横“十二五”规划课题观点
【北京华经纵横咨询有限公司“十二五”规划重大课题研究项目启动】
“十二五”规划是我国妥善应对国内外发展环境重大变化的五年规划,是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战略目标的重要时期,也是全国各城市、各产业积极应对国内外发展环境重大变化,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科学制定和实施好“十二五”规划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9年,是编制“十二五”规划的启动之年。为配合各地做好“十二五”规划前期研究工作,北京华经纵横咨询有限公司在充分讨论和广泛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正式推出“十二五”规划大课题研究”专项课题研究,以便于更好的开展规划研究和编制工作。
2010年,是编制“十二五”规划的关键之年。作为中国未来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行动纲领的“十二五”规划的编制被赋予了艰巨的任务,北京华经纵横咨询有限公司积极组织了一批专业的强势团队。现阶段是“十二五”规划制定的关键时期,我公司凭借多年的产业规划与分析经验,在“十二五”规划上已拥有了严格并科学的思路和方法,具体如下:
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发展新要求,分析总结“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成绩、存在的问题及“十二五”面临的发展形势,提出“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明确“十二五”发展的重大战略、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取向。
另外我们通过分析“十二五”期间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宏观发展环境、战略机遇、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包括国际国内形势变化趋势、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对本地发展的影响等。围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党的十七大确定的增强发展协调性、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文化建设、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建设生态文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研究提出各地区“十二五”规划指标体系,并提出经济、文化、科教三个方面的量化指标,以及结构优化升级、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发展公共服务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主要目标和量化指标,并对主要目标展望到2020年。
【“十二五”规划重点在于解决三大问题】
金融危机后,怎样制订“十二五”规划?在目前的形势下制订一个好的规划有一定的困难。北京华经纵横咨询有限公司“十二五”规划课题组认为:“十二五”规划对于要干一些什么事,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已经很清楚,那就是转变发展方式,发展城市化等。在思想上也都统一了,但对于怎么做却缺乏研究,也缺乏有效的政策和措施。 第一,如何编订有可操作性的方案。有人认为“十一五”规划制订得挺好,但是从几年来的实施情况看,效果并不太理想。这段时间增长更多地偏向于靠投资、出口拉动经济。从产业结构上,本来“十一五”希望服务业更多地带动经济发展,但实际结果是工业发展大大快于服务业的发展。从城市化发展看,“十一五”城市化的进展不是很理想,主要困难是农民工市民化。另外区域发展方面,“十一五”规划提出来要建设主体功能区,事实上行政主导的,行政区域经济还有所强化。
第二是如何确定“十二五”规划的主要目标。比如GDP,“九五”计划确定增长速度为8%,实际增长是8 .6%;“十五”确定是7%,实际是9 .5%,计划指标与实际完成差距比较大。这里面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计划经济留下来的规划体制问题“十二五”期间如果还是按照这种方式做,还是改变不了过去的路径。到底怎么转变发展方式?主要还是一个如何确定约束性指标的问题“十一五”规划将目标分为两类,一个是预期性,一个是约束性,从目前的执行情况看,节能减排两方面效果最好,原因就是作为约束性指标,它落实到了各个地区。“十二五”期间主要污染物减排指标,可能在原来指标的基础上考虑增加指标。
第三个问题,如何推进城市化问题。关于农民工市民化,如果没有农民工市民化,城市化的所有好处就都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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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会变成土地的城市化,人口半城市化。城市化战略在10年前就提了出来,这10年间城市的变化非常大。但光是土地的城市化,没有人口的城市化,消费起不来,最后还是走回到投资拉动经济的老路上结构。
华经“十二五”规划课题组表示:“十二五”规划的定位十分重要,只有明确好规划的定位才能使规划可行,也只有准确把握好经济、社会体制的发展模式、结构,调整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发展关系,才能科学把脉我国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 【“十二五”规划:扩大内需是主要方向之一】
国际金融危机最初源于2007年下半年美国爆发的住房次级贷款危机,已经从初期的国际金融危机演化为全球性经济危机。对于我国的影响自2008年下半年逐渐显现。这一次经济危机的波及面之广、冲击力之大远远超过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也在许多指标和方面超过上世纪30年代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因此可以被看作百年一遇。按照世界经济史上的经济周期规律,一次经济危机自爆发、加深到稳定,再到复苏,长者5-8年,短者3-5年,前后平均5年左右。考虑到21世纪以来知识、技术、信息经济的突飞猛进,极大地增强了世界经济的自我修复和调整能力,这次经济危机的周期乐观估计也要持续3年左右。
目前,我国从整体上看仍然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推进阶段,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不会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的趋势,但是加入世贸后我国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加强,在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中不可能独善其身。现在我国距离“十一五”时期结束还有半年的时间,乐观估计在“十一五”末全球经济危机及对于我国的影响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样“十二五”规划正好处于经济周期的回升期。但是,也不排除进入“十二五”后全球经济危机的阴霾仍然尚未完全消散,这些可能性情景分析都应在“十二五”规划制定时给予充分的预计和应对之策。
“十二五”时期面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新特点和我国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华经纵横“十二五”规划课题组表示:“十二五”规划要深入研究解决好扩大内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改善民生、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影响中国长期发展的重大问题,其中扩大内需仍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
“十二五”时期正处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战略调整的关键阶段,必须将扩大需求的着眼点放到国内需求上来,夯实扩大内需的基础性环节和配套性工作,要着眼于2020年国家一系列战略目标的确定和要求,着力培育和提升国内消费需求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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