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1]我们暂且不论杜甫这首《赠花卿》的思想内容及艺术成就,只是借助它来说明唐代音乐的普及与繁荣。杜甫写作此诗已是“安史之乱”之后,地点是他漂泊西南一隅的“锦城”(今四川成都),那里刚结束了一次地方军阀叛乱。试想,在此情势下,成都市上空膨胀的歌舞之声,仍然整日遏云逐风,那么“开元盛世”的京都与一直太平的中原地区,其“歌舞升平”的景象便可想而知了。 1 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是基础
1. 1 国家政治稳定纵向看,唐朝前期,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手工艺品日益精巧,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城市生活繁华似锦。唐朝后期,江南经济进一步发展,为以后南方经济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础。政治上,先后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呈现一派歌舞升平景象,其成就超出了西汉“文景之治”。唐玄宗统治时期,鼎盛局面达到了高峰,就连文坛上也出现了“盛唐气象”;横向看,在世界范围内,唐帝国也是当时最重要、最强盛的国家之一。
1. 2 经济高度发展农业方面,唐代兴修了很多大型水利工程。如在河南道蔡州新息县(今河南息县)扩修了始于隋朝的玉梁渠,使灌溉面积扩大到30多万公顷。河北道鲡州的三河县(今河北省三河县),兴修了渠、河、堰等数十个水利设施,使有效灌溉面积达到了30余万公顷。山南道李皋主持修复的江陵(位于今湖北江陵县境内)古堤,有效灌溉面积达50余万公顷。据史料记载,唐代共修建了264项大型水利工程,使农业生产条件大为改观,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手工业方面,无论是技术水平、产品种类还是生产规模都超过了前代。纺织技术尤为突出,如精致的“长安罗\唐代诗人李商隐曾留下了“万里云罗一雁飞”的赞叹诗句。从新疆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唐朝白地绿花罗,便可见一斑。陶瓷业尤为抢眼,且工艺先进,制作精美。当时江南的温州(今浙江温州市)、丽水(今浙江松阳县东)及潮州(今广东潮安)等地,盛产青瓷,且工艺精美。除青瓷外,还发明了白瓷和三彩陶器。此外,文明遐尔的造纸业、茶叶加工、金属冶炼、造船业也相当发达。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交通的发达。当时以长安为中心,设置的驿路贯通全国各地,进一步刺激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唐代的陆路交通,继续着汉以来的丝绸之路,与中亚及阿拉伯国家紧密联系。每年有大批商人、使节沿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进行贸易活动。他们带着西方国家盛产的香料、药材、珠宝等换取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生意异常火爆。“安史之乱\后,陆上交通曾一度受阻,唐王朝便借机发展海上交通。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当时广州的通海夷道,已能通往印度洋,直达波斯湾,全长一万多公里。沿着海上航线,中国和亚非各国的商 往返不绝,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与阿拉伯国家、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往来。 2 开放的文化政策和广泛的艺术交流 2. 1 开放的文化政策
教育上,唐朝统治者倡导科举制,大力兴办学校,突破了人才选拔对门第出身的种种限制,并且不断增加考试科目,拓展考核范围。文化上,不管是外来的佛教文化还是中国的道教文化,统治者大都能兼收并蓄。这种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和开明兼容的文化政策对当时音乐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 2 广泛的国际交往
唐代不仅与天竺、日本、高丽等邻国保持着密切联系,而且与中亚、波斯湾、阿拉伯国家也开展了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由于唐代经济繁荣、国之强盛,我国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望。加之便利的交通,使我国与亚、欧、非国家之间的往来空前密切,为中外文化交流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2. 3 唐王朝的积极倡导与参与
唐朝之所以有着如此兴盛的音乐文化,与统治者的提倡和参与是密不可分的。开国伊始,有人曾因《玉树后庭花》《伴侣曲》系前朝之乐而视之为“亡国之音”,要求唐太宗予以废除。而豁达的太宗皇帝李世民却说:音乐的情感体验,很大程度上同听赏者自己内心原有的感情有关,而与音乐本身的表现并无必然联系。“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俱存,朕能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耳。\正是由于唐太宗这种开明的文化政策和不拘于传统儒家的“淫乐亡国”论,才开创了唐代音乐文化的新纪元。
唐明皇更是集皇帝与音乐家于一身,他对音乐的爱好与一般帝王有所不同,他较少出于政治意图,更多的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生存欲、享受欲和幻想欲。加之他音乐的天赋和浪漫的性格,使他在音乐上有所作
为,以帝王音乐家的奇特身份成为中国音乐史上一个不朽人物。作为一个虔诚的音乐爱好者和站在权利颠峰的人,唐明皇“己之所欲广施于人”。提倡和发展音乐,既是唐明皇政治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他个人才能得以展现的重要途径。他在执政的近半个世纪(公元712—755年)里,音乐尤其是道教音乐的发展犹如锦上添花、滚油沃火,不仅在宫廷中声势显赫,并蔓延到上层社会和文人阶层。 3 对传统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3. 1 继承了魏晋南北朝的音乐文化成果
隋王朝自建立到灭亡虽然只有37年时间,是我国历史上最短命的封建王朝之一,然而,他的音乐文化成就却极其辉煌。隋朝统治者创立的“教坊”机构,继承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文化成果,创建了“七部乐”、“九部乐”的宫廷音乐体制,主张多民族音乐并存,并大力培植民间音乐。使我国封建社会音乐文化朝着东西方文明交融的方向迈出了可喜一步,其历史意义是不容低估的。唐袭隋制,在继续融合的基础上建立了十部乐和坐、立部忮的宏大体制,将我国音乐文化推向了一个崭新阶段。
3. 2 对他国优秀音乐文化的批判与吸收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盛况空前。唐都长安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世界一流的大都市。各国使节、商贾云集,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异常活跃。和中国一衣带水的东临日本,从隋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至唐昭宗乾宁元年公元894年)就先后有22批“遣隋使”、“遣唐使”来这里参观学习。他们少者也有一二百人,多者达五六百人。其中,有“音乐长”、“音乐生”等重要成员[4]。当然,中国音乐家也有东渡日本的。中唐时名音乐家皇甫东朝及其女曾赴日演奏唐乐,因风浪阻隔留居日本。因而,皇甫东朝做了日本的乐官雅乐员外助。唐朝燕乐流传日本后倍受珍视,经一翻融合后成为日本的“雅乐”,并被长期保存。而今,其古都奈良东大寺
的正仓院,还珍藏着被定名为日本国宝的一批唐朝乐器。唐朝乐曲《破阵乐》不仅东传日本,亦闻名于天 竺。
4 唐代音乐的成就及历史贡献 4. 1 民间俗乐的兴盛
唐代民歌十分丰富。“山歌”是农民在劳动或休息时所演唱的。包括船歌、劳动号子、风俗歌舞等,其结构多为七言或五言四句体。在城市则流行一种由民歌与小曲加工而成的艺术歌曲———“曲子”,它由诗人按民歌、小曲的格调冠以新词,因为艺人的传唱而得以广泛流行。隋唐五代的绝律诗体和长短句都是在民歌小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说是民歌推动了诗人的创作,诗人的创作又促进了民歌、曲调的发展,从而形成了唐代歌曲艺术的高度繁荣。
唐代“曲子”数量很多。仅敦煌发现的歌词就有590首,涉及曲目80首。如李白的《关山月》、王维的《阳光曲》、杜牧的《清明》、柳宗元的《极乐吟》等,都是入宫(朝廷)演唱的著名歌曲。其中《阳关曲》又名
《阳关三叠》,歌词表现了诗人王维对一位从军朋友的别离之情。
唐代俗乐形式多样,如变文、散乐、民间歌舞戏和参军戏等众多的艺术形式,仅变文中就有《王昭君变
文》《孟姜女变文》《伍子胥变文》等著名曲目。 4. 2 音乐文学的巨大贡献
诗歌是唐代文学最辉煌的成就之一。自古以来,诗与歌是不可分割的。唐代音乐文化的昌盛既有诗人的努力,也有乐工歌伎的贡献。一方面诗人们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成为歌曲,并以此为自豪。这是因为,作品一旦成为乐章,就有可能传入宫廷为帝王所知;另一方面,乐伎乐工们也希望演唱更新更好的诗作,以使自己的演唱增辉。所以,才会有唐代诗人们习惯于以自己的作品被乐伎所演唱为荣;才有李贺、李益等诗人被乐工乐伎渴求诗篇的逸闻。音乐和文 学在这里找到了最佳最紧密的结合点。因而,诗人中就有许多精通音乐的,他们不仅乐意创作适合演唱的诗,而且善于对音乐进行加工完善,甚至编创新的诗乐。总之,唐诗与音乐相得益彰,共同创造了中国文学诗和音乐史的辉煌篇章。 4. 3 记谱法的改进
乐谱是传播音乐的重要媒介。唐代极度兴盛的燕乐,必然要求产生与之相适应的记谱方法。古琴简字谱的出现,便是古琴文字谱的简化和进一步完善的结果。燕乐半字谱的诞生虽然目前还难以断定其具体年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是唐代普遍采用的一种记谱方法。唐代诗人方干在《江南闻新曲》诗中写到:“席上新声花下杯,声声被拍声催。乐工不识长安道,尽是书中寄曲来。”[5]生动地反应了这一情况。江南与唐代音乐名城长安虽相距千里之遥,却经常能在热闹的宴会上欣赏到最新创作的乐曲。可见,在古代交通和音响科学不发达的条件下,古谱对音乐的传
播和发展担负着多么重要的作用。古琴的记谱法,由文字谱发展成减字谱是一大飞跃,它的出现使唐代晚期的陈康士、陈拙得以整理出大量的琴谱并传于后世,且沿用至今。唐代“燕乐半字谱”也是以乐器音位和手法为基础的谱式,它分为弦索谱和管色谱。近代在敦煌发现的唐琵琶谱———《敦煌谱曲》写于后唐明宗长兴四年(公元933年)。而在日本发现的《天平琵琶谱》,其抄写年代则在唐玄宗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唐代诗人白居易为此写下了《代琵琶弟子谢女师曹供奉寄新调弄谱》一诗:“琵琶诗在九重城,忽得书来喜且惊,一纸展开非旧谱,四弦翻出是新声。”由此可见,唐代燕乐半字谱已相当流行。 4. 4 音乐机构的设立
唐朝有统管音乐事务的政府机构———太常寺,有专门训练乐伎的教坊,有专管仪仗军乐的鼓吹署,有管辖雅乐和燕乐艺人的音乐教育机构大乐署,还有专习大曲之新创精品“法曲”的场所,有专业技术要求较高的梨园等。唐玄宗十分重视燕乐,在东、西京都(洛阳、长安)设立了5个教坊、3个梨园,集中了数万名从全国各地调来的优秀艺人、乐工。他们在这里学习、训练、创作、表演[6]。经过艺人们的辛勤劳动,到“开元盛世”时期,唐代已初步形成了一个以歌舞大曲为主体、形式多样的宫廷燕乐体系。 4. 5 唐代音乐兴盛对我们的启示
启示一:唐朝音乐,是隋、唐以来民族大融合与文化大融合的产物。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想象力和巨大的创造力。唐代音乐文化的发展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和智慧的
结晶。启示二:广泛交流是音乐文化得以发展的重要诱因。关于文化交往,大体有三种方式:一是舍弃传统,全部接受外来文化;二是固守传统,全部否定外来文
化;三是兼收并蓄。大唐音乐对日本地影响,使日本采取了第一和第三种方式,使朝鲜采取了第一和第二种方式。在17世纪的西方,当著名的意大利三重奏鸣曲传到英国时,英国采用的是第一种方式,而传到德、法时,却采用了第三种方式。使三重奏鸣曲在异域获得了新生,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事实说明,采用何种交往方式并不重要,关键是民族的自信心,只有立足于自信的基础上,以客观平和的心态对待自己的音乐文化和外来音乐文化,才会使自己的音乐文化得到健康地发展。
启示三:文化价值是相对的,只有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才能促进音乐文化和谐发展。“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里的“民族”不是指民族的“形式”,而是民族的“内容”,即民族的“精神”。 参考文献:
[1] 曹美运.中国音乐史与名曲欣赏[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1.
[2] 浦亨强.中国音乐的新视野[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3] 夏 野.中国音乐通史简编[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 [4] 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5] 孙继南,周柱栓.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M].上海:上海音乐出 版社, 1989.
[6] 秦 序.中国音乐史[M].北京:文艺艺术出版社, 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