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毒树之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毒树之果”原则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对遏制办案人员刑讯逼供，保护刑事被告人的基本权利有着进步作用。

美国联邦政府机构违反美国宪法规定所取得的证据材料，在审判中不具有证明力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一项制度在新刑诉法中的明确确立便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同时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历史和理论上具有一脉相承的“毒树之果”理论的重要性也被凸显出来。

所谓的毒树之果规则，指的就是一旦第一手的证据（即树）被证实是非法收集的，任何来源于此的第二手或派生证据（即果）都不能采纳。这个规则是基于这样的原理：因为最初的证据（原始的、一级的证据）收集手段是非法的，这种非法的“毒性”污染了随后的源于此的所有证据，即使随后的证据（衍生的、二级的证据）是合法取得的，仍是有毒性的毒果，应当予以排除。

第一百零六条 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指认提取到了隐蔽性很强的物证、书证，且被告人的供述与其他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相互印证，并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等可能性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

第一，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理念的缺乏。在现代社会，设计诉讼程序的目的无非有两个：规制权力以保证其合目的运作;保障权利以维护权力相对人的自治。[11]毋须讳言的是，在我国的法律制度设计、司法实践中，既缺少对权力的规制，又缺少对权利的保障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的确，惩罚犯罪是维持社会安定的一个必要条件。然而，刑事诉讼本身并不应成为惩罚犯罪的活动，而应该是确定被告人是否有罪的活动。刑事诉讼实际上是规范国家的侦查机关、控诉机关、审判机关的行为，确保社会成员不被无根据地搜查、逮捕，保证人民的财产不受无根据的扣押。如果把诉讼行为当成惩罚行为，从理念上就会导致把搜查、扣押、逮捕当作惩罚行为，从而有可能以“惩罚犯罪”作为非法取证的理由。而这一倾向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十分明显。

第二，政治体制的阻碍。目前，中国正在不遗余力地推进司法改革，而作为改革的目标之一——司法独立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必须假以时日。司法不能独立，亦即法院不能独立地行使审判权将是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最大障碍。因为，法院排除非法取证行为是对政府行为的一种限制和否定，所以，

法院必须有足够的权力才能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与行政不分或司法受制于行政的情况下，很难产生和推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第三，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客观上强化了打击犯罪，弱化了人权保障的倾向。我国正处在新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犯罪案件的增长几乎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法避免的“副产品”。据有关部门统计，1989年全国法院审结案件260万件，1996年则上升至523万件，1999年达623万件。[12]案件数量增加的结果使侦查部门的负担过重，而案件质量无明显提高。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由犯罪数量大幅度增加所引发的刑事案件数量的“爆炸”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现象。一方面，由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求将侦查部门通过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可能导致侦查效

率的进一步低下，甚至促成反侦查力量的强大。另一方面，侦查技术水平还相当落后，我国的财力还不足以给侦查部门更多的投入，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进一步加大办案成本和办案难度。因此，是否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面临艰难的抉择。

另外，良好的刑事司法体制的建构需要与高素质的司法人员结亲。再好的制度设计没有与之相应的司法人员相匹配也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在诉讼制度改革中，一些动人的方案就是由于司法人员素质过低而难以实行。因此，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能不考虑我国司法人员的现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资产阶级在争取“自由、平等、人权”的过程中逐步确立的，是对刑讯逼供等任意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情况的彻底否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深刻地折射出了人类在同野蛮作斗争中感悟到的文明思想的光辉。这一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理当为我们所承继。然而，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我们不能完全照搬美国等国家的做法，将由于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非法取得的所有证据都原则上排除在法院判决的事实基础之外。

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加快，司法环境的日趋好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应当逐步扩大到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通过非法手段获得的实物证据。但是，对非法获取的实物证据应采取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态度。原则性是说，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非法采证行为的严重弊端，必须从法律上禁止该行为。这一点已在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中得到明确：禁止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显然，这里所说的证据既包括言词证据，也包括实物证据。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原则上否定非法获取的实物证据的证据资格，将其排除在作为法院认定事实的基础之外。这一点需要立法机关在修法的时候予以确认。灵活性是说，对于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取得的非法实物证据，可以有条件的不排除。具体而言，就是要权衡违法采证的程度、采证人的主观状况、违法行为与证据获得之间的关联度，以及案件是否关涉国家、社会的重大利益等情况，以确定是否排除非法实物证据。

刑事非法证据的采证问题，是立法机关、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点。对刑事非法证据如何抉择，关系到实体真实与程序正当、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利益冲突的权衡和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涵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对非法取得的供述和非法搜查扣押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的统称，也就是说，司法机关不得采纳非法证据，将其作为定案的证据，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非法证据的范围包括：1、执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制作的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2、在超越职权或滥用职权时制作或提查收集证据材料；3、律师或当事人采取非法手段制作或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4、执法机关以非法的证据材料为线索调查收集的其他证据。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意义 1、有利于司法机关严肃执法，有效制止司法人员非法取证行为。有利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监督执法机关，督促司法机关守法并依法办案。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彻底纠正违法行为，防止或减少冤假错案。实践中，造成冤假错案的原因无不与办案人员违法取证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尽管可能放纵犯罪，但其最大优点就是要保证言词证据的自愿性，从而达到定罪处罚的准确性的目的。

四、我国关于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及适用情况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不受逮捕。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获取供述。第一百六十条规定，不得采用羁押、刑讯、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获取证言。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立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对刑讯逼供、诱供以及其他非法手段取证已明文禁止。但存在的不足也很明显。一是刑事诉讼法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不明确；二是对非法取得的物证是否可以采证，则语焉不详，实质上默认了实物证据可作为证据采用；三是对刑事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的采证问题，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而在具体的刑事司法实践中，长期以来，由于“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的倾向较为严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造成了一些冤假错案。由于法律虽然禁止非法取证行为，但并没有彻底否定非法证据的效力，这就为刑讯逼供、非法拘禁等非法取证行为提供了滋生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