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质,哲学]中国哲学的思想特质及其人生态度分析

中国哲学的思想特质及其人生态度分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每个人、每个民族的人生会怎样，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去追求什么，期待什么，不取决于我们的肉体生命，而是取决于我们有什么样的文化传统，有什么样的哲学思想和哲学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有怎样的生活就有怎样的哲学，有怎样的哲学就可能有怎样的生命。

一

中国哲学是按照天人合一的思路来把握人生和人性问题的。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天人合一，不是简单的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人和自然的统一。其实，我们对天人合一的理解还存在很多误解，容易把天简单的理解为人格神之天、自然界之天，而没有从伦理道德范畴、做人之道的意义上去理解天。天人合一的天，是道德性的天，旨在为人性、人生、人的活动找到一个更具形上意义的根本根据。徐复观先生就指出，随着周初道德人文精神的觉醒、跃动，天、天命已经从那种幽暗神秘的气氛中摆脱出来，中国人开始从道德上将人与天连在一起，这样一些观念奠定了中国精神文化之基型[1]。《中庸》开篇就讲天命之谓性，人之性由天所命，既命之后，性在人身之内，人惟有通过一番从内到外、从下到上的道德实践工夫，方可达至天人合一。在人性、人生问题上，中国人是从天入手，经由人的践行而通达天的。

进一步来说，中国人是根据天地之道来理解人道的。理解人道的主要意义在于按照天道、地道的道理来做人。中国人特别重视伦理道德，对伦理道德的重视实际上就是对人的关怀、对天的敬畏。做人、人道，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伦理范畴或者道德范畴。具体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人与人的相互对待当中，人们所思所为的就是怎样做人、怎样做事。中国文化所营造出的氛围，就是在一个稳定的生活状态当中，如何经由做人、做事，获得大家的认可，得到群体的认可，同时自己也心安理得。

中国人为什么这样注重伦理道德、注重人道?因为大家长期生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特定意义上的熟人社会。在一种稳定的农耕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当中，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显得非常重要，人对人的评价也显得非常重要。在这样一个共同体中，人们需要获得好的评价，让自己做事心安理得，这样才能够生存下去，否则就无法在这个人群共同体中、在一定的家族和社会群体中立足。所以，孔子特别强调人要立于做人的道理之上，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要做好人，要有善心，成为怀德、上达之君子。这是人安身立命之基础，是真正的学。正如孔门弟子子夏所说：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论语学而》)后来，孟子也发展了这一思想，强调人要保有、扩充人的怵惕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从天地的角度来观照人道，惟有通过天地人相协调，人才能在共同体中充分实现做人、做事的道理，这是中国哲学非常明显的特点。中国人这样一种理解人性的基本思想观点和思想方法，具体体现在孔子、老子等诸多思想家对人性的理解过程中。

二

总的来说，孔子思想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的基本性格，对我们的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产生了非常持久的影响。那么，孔子的思想何以有这么大的影响?

孔子在他那个时代解决了他那个时代所遇到的人生问题，并提出了他关于人、人生、人性的思想观念，这就是他的主要贡献，也是我们从生命的角度去关注孔子思想的一个特殊视角。孔子关于人的理解，以及如何有针对性的解决他那个时代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都和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有密切关系。孔子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所以，他的思想多是针对于当时礼崩乐坏的一种反思、观照。所谓礼乐，是指从夏、商到周朝，人们在稳定的生活状态和生产方式中所形成的文化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人们按照礼乐的制度或秩序生活，这种生活不以个人为单位，而是以家、家族为单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进而慢慢形成了一种家国结构。在这种家国结构中，每个个人都要服从这个群体生活的秩序和维持这种秩序的制度。不仅人和人之间有一套具体的礼仪制度，而且整个国家的礼仪制度都有很严格的规定，这种严格的规定使得生活在一定群体、空间中的每个个人能够很和谐的相处。按照孔子的理解，这种秩序在周朝的时候就已经很完备，所谓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但是到了春秋时期，国与国、人与人之间出现了很多的动乱、冲突，甚至出现了很多无义之战，秩序也乱了，人心也乱了，既有社会生活的结构、价值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礼乐彻底成了虚文，被随意僭越、践踏。孔子认为，这种礼崩乐坏的生活违背了天地之道，礼乐所维护的伦理道德的秩序和规范都被破坏掉，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再和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孔子不单是在保存、传承斯文，更是在创造一种文化，提斯世人的精神。他试图提出一种关于人道的思想来影响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来改变人们对生活、人生的理解。孔子创造的是一种人应该怎么做人、应该怎么做事的文化。这是一种理想，目的是要改变那种礼崩乐坏的情况。孔子当时要极力彰显的是要追求的东西、要推崇的东西，但这个东西被遮蔽了，所以他要创造一种新的思想观念、文化理想来改变这种情况。这是儒家学说提出并且在当时产生影响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孔子的这种文化理想和文化追求，如果用他思想中的一个语词[1]来表征的话，那就是仁。所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仁究竟是什么?很多弟子都向孔子问过仁，但孔子从来没有直接说过仁的含义，或者给仁下个定义。我们当世的研究者们按照欧洲哲学本质主义的概念框架，总想对仁的含义做出一个具体的规定，并试图从孔子的言论中找出这样一个明确的说法。比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这里孔子是就人的品质爱人来说仁。仁意味着一种属于某个人或某些人或每个人的品质，具有如此这般品质爱人的人就是仁者。细想一下，似乎仁者爱人还不够具体，究竟怎样做才是爱人的品质呢?孔门弟子曾参认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那何为忠恕?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爱人。从积极意义上来说，仁者就应该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两句话被看作是孔子的忠恕之道。实际上，这些关于仁的说法就是孔子成己成人的思想，即成全自己，成全别人。

那么，上述这些说法是不是就涵盖了仁这个语词真实的内涵呢?其实，还不能这么简单的规定仁就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仁的思想不足以为孔子所依。那么，仁究竟是什么含义?通过《论语》这本书，通过孔子回答学生的各种问题，以及他在讲各种事情的时候所说的关于仁的思想，我们大体上可以做出这样一种体验或领悟[2]。当时，孔子发现人们之所以人心不古，社会之所以礼崩乐坏，主要是因为人们对待他人、对待自己缺少了一种做人做事的真性情。这种真性情，是人上承天道、下应地道进而转出仁爱的根基。孔子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些问题，而不是告诉每个人，这件事怎么样立人达人，那件事要怎么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反，他抓住了人性问题的根本，从文化理想上确立做人的大本大根，而不是就人们生活的

实际事务立论。按照文化理想来说，人应该有一种与天道地道相一致的性情，即一种天人合一的性情。有了这种合乎天道地道的性情，人才能真正地依于仁。所以，在中国文化中，做人的性情、态度和心性是最重要的。人能不能安人、立人、达人，主要不是看人这件事怎么做，那件事怎么做，而是看人有没有这种仁的性情、态度和心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子的仁，不是具体的做人做事的方略，而是人安身立命、与天合一的性情、态度和心性。如此做人做事，就会随心所欲不逾矩。当然，一个人要做到这一点，有这样一种性情、态度和心性，是要用一生去修养的，而不是生下来就能如此。

在怎样理解孔子的仁问题上，金景芳先生认为，仁是人做人的真性情。笔者以为金景芳先生不光强调性情，而且强调这种性情是一种真性情，深得孔子思想的道理。冯友兰先生认为，孔子注重人之有真性情，恶虚伪，尚质直。[3]《论语》中言仁处甚多，总而言之，仁者，即人之性情之真的及合礼的流露，而即本同情心以推己及人者也。[4]

概而言之，孔子的仁最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说，做人要敦厚质朴。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按照成人的标准来省身，对人的性情、心性和态度要一如己出，对人对事要敦厚质朴。比如，与人相处时要为他人着想，要为群体着想，要为更大的利益着想，这样人才会敦厚质朴，所谓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人若总想着自己，总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就无法做到心底无私天地宽，就不是敦厚质朴。这种人对人的态度、心性和性情是一种文化理想，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生命个体，想到自己是本能的，甚至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但人之为人，就在于他不是一个本能的自然的存在，而是一个文化的、精神的存在。儒家所追求的，就是要通过修养让人超越自己的自然生命本能，超越自己，这样的人就是君子。仁意味着要培养这种敦厚质朴的性情，作为人应该保有这种德性。仁的这一涵义，看似简单、朴素，但是要每时每事真正做到，又非常不容易。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尽管孔子有诸多高足，但是孔子也只是说，只有好学之颜回能够做到三月[1]其心不违仁，其他学生则日月至焉。所以，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曾子三省吾身的内容，如忠信等等，皆属于敦不敦厚、质不质朴的问题。在孔子看来，仁是要修养而成的，不是天生如此的。

仁的第二层含义，是说人心不是愚钝的，而是敏锐明利的。人在群体当中生活，作为一个个体的生命，要安身立命，就要有做事的本领、做人的能力。这个能力，可以概括为敏锐明利。如果用梁漱溟先生的话来说，敦厚质朴是以情感言仁，单说情感尚不足以言仁，所以梁先生强调人遇事当下便随感而应，强调本然敏锐，活动自如又不失规矩[2]。敏锐明利的反义词，就是麻木、迟钝。所谓麻木不仁，就是做人做事稀里糊涂，不明不白，不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对做人做事的道理不敏感。若没有此种敏锐明利，何谈修齐治平?在孔子看来，人保有真性情的过程，或者说求仁、成仁的问题，须靠修养。人的善性、善心，包括成己成人的这份人心、人性，都是修养而来的，所以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在人的实际生活当中，虽有很多不符合人性的东西，以至于让人发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感慨，但孔子依然坚信通过下学上达可以保有那份真性情。当时孔子的文化理想和生命追求在于要超越人的生活当中那些违背天道、地道的人间的恶劣事情，使人世生活变得更加和谐，更加有序，更加合乎人心人性。所以，孔子认为人是需要教化的，人生是在教化、修道当中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的。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说，孔子的人性论是一种追求的人性论、理想的人生论、创造的人性论。人，在孔子那里是一个被教化的存在，一个被追求的存在，和一个被创造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