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合花》研究综述

《百合花》研究综述

刘崇华 （贵州师范学院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18）

【摘 要】茹志鹃的《百合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部有多重阐释空间的短篇小说，在十七年文学环境中曾因“感情阴暗”遭受发表挫折，1958年在《延河》杂志上发表后又倍受争议。但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它被众多读者不断评说，并进入中学和高校教材，在阅读、评论、再阅读、重评的螺旋式研究中确立了其经典小说的地位，且关于小说的艺术特色、主题诠释、人物研究、创作背景及接受研究等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期刊名称】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5(000)007 【总页数】2

【关键词】茹志鹃；《百合花》；研究综述

《百合花》发表于1958年《延河》杂志3月号。同年5月，茅盾在《读最近的短篇小说》中用2000余字对其进行评价，茅盾对《百合花》“军民鱼水情”的深刻主题和“清新、俊逸”与“结构谨严、富于抒情风格”的艺术特征倍加赞赏。这是一次评论与作品经典化互动生成的成功案例，茅盾的评论成为后续几十年时间里《百合花》研究绕不开的经典评论，《百合花》也在此次评论后逐步走向文学经典的圣坛。此后，欧阳文彬、候金镜、细言、魏金枝等都撰文讨论茹志鹃的创作及《百合花》，但论述的观点皆主要延续茅盾的评论展开。《百合花》研究真正取得重大突破是在新时期之后，本文主要考察新时期以来《百合花》的研究状况。

一、艺术特色研究

艺术特色是作家文学创作的具体表现方法的总称，一般包括表达方式、艺术风格、结构形式、修辞手法及写作技巧等，是作品质量的重要评估对象。从茅盾的评论［1］开始，《百合花》的谋篇布局、性格刻画、细节设置和“清新俊逸”的风格一直是研究者研究的重点，且研究成果不计其数，本文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与新时期之前研究艺术特色的文章不同，新时期之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除延续上述艺术特色的研究外，《百合花》的写作技巧也成为研究的一个重点。评论者更多采取新颖视角分析其写意结构、抒情性表达，认为《百合花》无疑是对现代文学抒情传统的一次回归，精巧的情节设置和虚写战争是作品规避十七年文学规范的有效途径，最终成功实现个人话语对政治话语的成功突围。王雪伟认为《百合花》具有明显的“抑崇高”现象，是对崇高的陌生化表达［2］；刘登忠在《硝烟里飘出的一支“花”——<百合花>结构的解构性审美》中认为，《百合花》的成功源于文本对战争题材小说固定模式的解构所形成的审美反差［3］。

二、主题研究

文本的开放性、阅读者理解及阐释角度不同，赋予了主题研究的多向性与复杂性。《百合花》的主题研究主要从四个维度进行，它们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融合。 一是早期以茅盾的评论观点为代表，主题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集中于对“军民鱼水情”的讴歌和对小通讯员牺牲精神的赞扬，且这一主题贯穿《百合花》主题研究的始终，其他主题虽不是全部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但从未抛弃或否定。

二是新时期以来的人性人情、和谐关系说。这一主题的产生受20世纪80年代关于人性、人情大讨论的重要影响，契合80年代初的关注人性、人道主义的

时代精神。更直接的原因是1980年茹志鹃本人发表了《我写<百合花>的经过》一文，在文章开头说明写作《百合花》的动机：“……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是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生死与共，肝胆相照。［4］”可见，作者的写作目的是呼吁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百合花》的主题从“军民鱼水情”演变到“和谐关系说”，是当代文学去政治化，走向文学自足的努力印证。

三是从女性视野出发，大胆突破，关注文本隐匿的两性隔阂及欲望主题，从女性文学角度解读作品，呈现“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持此种研究视角的研究者将叙述者“我”和新媳妇当做主人公，男性意识代表的小通讯员始终处于被“看”、被观察的地位。这一主题的挖掘既凸显了作家对十七年文学规范的巧妙突破，又使作品呈现出复杂的人性化特色。

四是生命寂寞说。这种主题诠释既是对人性人情、“和谐关系”主题的发展，又是接受理论的最直接产物，这种主题理解脱离了小说产生的时代背景，读者更多从纯文本审视作品，感受小说因年轻生命消失和因美好陨落而满溢的悲剧美与孤独感。这种领悟已然超越了时代、政治，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永恒的生命话题中言说生的平凡、死的伟大，及生的孤独、死的伤感。早在1989年，段崇轩在《青春与生命的挽歌——重读茹志鹃的<百合花>》中就已经提出，小说表现了一个稚嫩而蓬勃的生命在严酷的战争中悄然消失和毁灭，作者谱写了一曲纯真、深情的青春与生命的赞歌［5］。

三、人物研究

茅盾认为《百合花》的人物有两个，主要人物是十九岁的团部通讯员，次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