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说史读书笔记

政治学说史读书笔记

【篇一：西方行政学说史—读书笔记】

《西方行政学说史》读书随想 姜永熹

我所读的是丁煌在2004年重新修订的《西方行政学说史》，颇有所感，故将一些想法记下与大家分享。丁煌从西方行政学的提出开始，按照发展的时间顺序将西方行政学分为“提出与创立时期”、“正统时期”、“批评与转变时期”、“应用与发展时期”、“挑战与创新时期”和“总结与探索时期”，也就是从1887年提出至今的114年的发展历程。

正如丁煌所言，“行政管理和行政思想古已有之”。近代行政学包含于政治学之中。1865—1968年，德国学者斯坦因首次提出了“行政学”一词。1887年威尔逊在《行政学研究》一文中首次将“行政”与“政治”分离，将“行政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那么，一个明显的问题——为何要将政治与行政分离？

按照西方传统对于权力划分的体系，国家权力被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个方面。其实也就是在法律的基础之上，按照法律的制订、执行、监督三个相互联系而又彼此独立的系统进行权力划分。也就说，大前提就是国家权力的运行需要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中国古代社会的组织规则是个人意志，也就是君主权力。那么权力独揽的君主制下也就不可能存在立法、行政、司法三个方面的权力的制衡。这种行政生态之下，也就不可能衍生出西方的政治抑或行政思想。在任何时候如果社会的组织规则不是建立在法律之上，那么也就不会存在权力的制衡。之所以在文章开始提出这一观点，就是想首先请读者明晰为何西方的理论在中国社会现实中南辕北辙、变形走样的根本原因。也请诸位读者在阅读本书中理论的过程中仔细思考其中差异，切勿生硬套入中国现实。

行政学的肇始便是将这三分转变为“政治—行政”二分。依威尔逊之言，“政治是‘在重在而且带普遍性的事项’方面的国家活动，而在另一方面，‘行政管理’则是‘国家在个别和细微事项方面的活动’。因此，政治是政治家的特殊活动范围，而行政管理则是技术性职员的事情。”也就是说，政治是在处理国家权力及主体间的关系，而行政则是在执行这种关系意志（国家意志）的结果。那么在这种分割方法之下，政体的核心构建就是围绕行政权力而构建。所谓的立法、行

政、司法三权实际上就是行政一权的分割。这样的假设实际上是对现实生活中社会舆论掌握行政权力者重视有加而对其他的部门视而不见的根本回应。无论是“委托立法”还是“司法权力的先天不足”都是这个根源的表象而已。那么也就回应了，无论人们如何费尽心机的进行权力分割，权力总是向行政权集中的现象。

因此，行政就是对国家的管理。此处的国家包含政府也包括其他的正式组织。“管理”

就是为了提高效率。因此“管理”更多的是出现在存在竞争的经济领域。因此，最初行政学所引入的“科学管理”“一般管理”等都是最先从经济领域发端的。由此可见，布坎南并不是首次将经济学视角带入行政学的人。但是二者的根本却别在于，最初的行政学更多的是将视角放在了提高政府效率上，并不是完整的在审视行政学。而布坎南以及今天从经济学角度观察行政学的学者却是从政府自身的角度出发来研究行政。否定了政府的完全公利性，承认政府也有自己的利益。突破了原有人们的认知，也就能更好地理解行政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办法。

与泰勒和法约尔不同，韦伯所提出的科层制是基于其在德国军队中服役后的经验。众所周知，军队是必须有着极高效率的组织。因此，在韦伯创立科层制之后，行政方法也就逐渐适用一切组织。但是，军队的高效来自组织成员直接面对死亡的心理威慑和紧急情况下的万众一心。在生活中这种情况无法复制，也就不可能出现韦伯所设想的“理想的行政组织”了。

中国古人讲“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政治—行政”的清晰的二元分割随着学科的发展也被遭到质疑。巴纳德和西蒙等都将目光聚焦到了行政中最核心的一环——组织。他们认为在实际操作中，有严格的“政治—行政”区分，在组织的运行过程中“决策”无时不在。但是在组织中的决策是微观意义上的决策，与国家决策有着本质区别。

但是，无论如何变化仔细梳理行政学这100余年的发展就会发现，其所探讨的内容无非围绕着“理论—应用”这个核心。在行政学初创的时期，学者们探讨行政如何从政治中分离出来，为行政梳理自己的价值。“工具”也罢，“理性”也罢，都是对行政的理论进行分析和探讨。其后，在专业或者按照丁煌的说法叫“正统”时期，学者们脱离了历史与现实的宏观视野，将行政研究推向具体、微观的方向。大家围绕着“人”、“单位”（组织）、“流程”（结构）等执行过程中

的基本因素，按照不同的方式进行排列组合，力求通过更严谨和科学的方式来得出普适性的结论。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也在不断进步。社会环境的变迁又催生着对于行政学新的理论探讨。科层制（官僚制）为基础的建立在一种自上而下进行管理的理念已经不再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国家面临着新的合法性的危机。在这样的背景形势下，人们对于行政的宿命又提出的了新的看法和认识。“从统治到治理”、“从管理到服务”，首次将政府或可说是一切行政性组织对公权力的拥有打破。表面上看是行政学开始融合法学、经济学、心理学等诸多因素，实际上，是行政学的核心价值开始转变，就是走向大众，走向公民。这一切都体现了当代公民社会复兴的背景和国家权力削弱的现实。

【篇二：《政治学》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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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读书笔记

政治学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问，掩盖阶级本质进行更好的统治则是每本政治学著作的最大功效，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也不例外。即使亚氏的理论站在了剥削阶级一方，即使亚氏的理论在当时也已落后在了政治现实之后，当更应看重的是他开创了剥削阶级政治学以及其思想对后世的巨大影响与意义。

《政治学》一书中，亚氏以城邦作为政治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所谓“至善”的城邦。书中，首先是对于理想城邦的探讨，对城邦的讨论引出了对公民探讨与要求。而在此之后，讨论来到了全书的重点部分—政体的分类。亚氏关注了寡头政体和平民政体的比较，寡头政体崇尚财富，认为由富人当政，政治权利的不平等分配看做正义；平民政体追求自由，认为一切都应当平等，使政治权利的平均分配为正义。

在这个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基本大致勾勒出了政治生活秩序的基本原则：任何政体都自然地倾向于尚慕“平等”的民主政体。但是，这种平等只是政体内的一种政治状态，这种状态需要一种超出这种状态之外的力量来予以守护。因此，构建民主政体的主要任务与其说是谋求平等，不如说是谋求平等的保卫者。而这种平等的保卫者存在于平等的政治状态之外，它的存在与政体内的平等的政治状态构成极端但却必要的不平等。而在探讨保卫这样一种民主政体的同时，政治家又往往陷入了辩护民主政体同时又对君主政体保持了一种模

棱两可的态度。而这或许就是亚氏向后人在民主进程中提出的一大难题。

在之后亚氏对“政体类型学”的论述中。他大致沿袭了柏拉图的分类理论并发展形成了自己的“政体类型学”。而其影响之深，诸如当前屡屡见诸报端、新闻的“左”、“右”、“共和”、“民主”、“宪政”等等政治论说之争论在本源上都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经典政治作家们的“政体类型学”。

而在最后亚里士多德却将笔锋转向了政体与立法。“我们的前辈把关于立法的研究任务留给了我们，我们必须开展这项研究，去搞清楚使得一个政体兴盛和衰亡的因素是什么，如何妥善地维系一个政体”，亚里士多德这样说道。

回顾亚氏的政治哲学，我们不难看出人类自古以来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对于何为美好生活的不断思考。而对于还处于“前近代”社会，和并未落实宪政和民主诉求的现今中国来说，亚氏仍具有其积极意义和塑造公民人格的力量。自由主义足以清除近代史上对于粗暴的历史单线论的盲目崇拜和对于国家主义的狂热拥抱，但对于破除之后何以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和民治体制似乎并没有一个准确的目标和规划。回顾以亚氏为源头的共和主义，我们似乎可以看见一点点答案。共和主义的热烈和令人沉思的力量与自由主义的清冽想调和，则可以建构一条通往开放、自由社会的小道。

【篇三：西方行政学说史 读书笔记 官僚制】

西方行政学说史

评述官僚制理论之 读书笔记 姓名：吴文才

学号：2015201242 读书笔记

1. 官僚制是什么

现代官僚制根据合理性原则以及吸收传统官僚制存在的经验所作出的官僚制设计具有这样几个特征：第一，官僚制是法律化的等级制度，应当是一整套持续一致的程序化的命令——服从关系，任何官员的行动方向都是由处在更高一级的官员所决定的。官员所受到是非政治化的管理，对官员的评价主要是技术性的。第二，官员间的从属关系是由严格的职务或任务等级序列决定的，权力关系并不具有权力的个性特点，而是基于职务本身的组织构造，所以，要求完全排除个人的情感纠葛。第三，消除了人身依附关系。由于权力来

源不是出自血统的或世袭的因素，而是源于建立在实践理性基础上的形式法学理念和形式法律规定的制度，所以，官员的工作和利益不是由他的上司的个人好恶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制度所规定的行动的程序化、客观化，换句话说，他为客观的非个人的组织和组织目标服务。第四，拥有极为完美的技术化程序和手段，在专家的指导下日常的工作大部分与信息、各种知识、对信息的收集整理归纳、多个可行的决策力一案的提出以及论证等等，都会拥有技术性的支持。同时孔繁斌对官僚制的体系结构做了归纳，认为其可以通过三个规范来加以解说，首先是机构规范，官僚制的规范指按照合理化生活准则和职业伦理所形成的一整套客观化了的法规体系，具体包括权限预先确定，职位的阶层化，职务的履行，职位，调节，专业训练，工作例行化和限制等。其次是角色规范，角色规范被阿尔蒙德处理为选择和诱导两个标准化的分析概念。最后是价值规范，韦伯认为，官僚制的终极追求在于通过理性的持

续不断的行政管理保证一个法人组织实现自己的宗旨，从而避免组织被社会固有的秩序排斥，因此，官僚制是紧紧围绕一套价值规范构建的。其核心要素有:效率、功利、工具——目标取向的合理、服从。官僚制体系结构，一是在职能专业化的基础上进行劳动分工；二是由明确划分责权的规章制度；三是指导一个机关行为的规则，包括技术性规则和行为准则两个方面；四是具有系统化的工作程序与公私分明的界限；五是严格公式公办，具有非人格化特征；六是对官员注重知识和能力。

现代官僚制区别与传统的官僚制有区别的，在分析中国的官僚制中没有发展出合理性的原因，他认为，中国的官僚是在家长制的条件下以效忠主子为己任的，这种世俗的动力在诸侯纷争的情况下，官僚们会以自己合理化的管理技术及其业绩来证明君候的神性，而一旦诸侯之间的争霸战争结束了，天下大定之时，官僚追求管理技术的努力也就随着统一帝国的出现而消失。尽管如此，韦伯还是努力探察中国古代合理化的因素。在他看来，中国古代的官僚与他们为之服务的君侯不同，他们具有彻底的世俗理性主义精神。官僚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取决于合理的治理手段和管理技术，以及他们对礼仪的掌握。除此之外，他们既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背景，也没有封建意义上的血统背景，所以他们只有期待从他的服务中得到利益和提升。他们依靠一种世俗动力来对社会进行管理，这便是韦伯所说的”实践政治的理性主义“即世俗理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