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教师之间的恶性竞争，有的教师甚至强制学生补习，或者提前将测试题目告诉学生以提高补习学生的成绩，从而吸引更多的同学参加补习。这种情况在应试文化传统浓厚的中国同样存在，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也不够深入，需要更多学者做更为细致的研究。
五、《比较教育研究：路径与方法》 第二版的变化
本次会议中，香港大学教授马克?贝磊、香港教育学院教授鲍勃、香港教育学院教授梅森等还对他们主编的第二版《比较教育研究：路径与方法》一书进行了介绍。马克?贝磊指出，自从比较教育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以来，路径和方法问题就自然成为该领域关注的一个焦点。这在不同的年代各有侧重，21世纪以来，比较教育领域出现了许多学术交流的新视角、新工具和新平台。新视角包括那些因全球化力量增加和国家职能不断变化而产生的视角；新工具包括不断进步的信息和传播技术；学术交流新平台包括网络、电子杂志等。该丛书是比较教育的重要著作，第一版出版于2007年，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梅等在2010年将其翻译成中文，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回顾了比较教育领域的重要文献，梳理了各种教育思潮，探讨了比较教育的目的与方法论，阐述了比较教育这一领域的特性。
该书第二版出版于2014年，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各部分都有所调整，最重要的变化是增加了“种族、阶层和性别的比较”。
梅森曾指出，比较教育研究能够在“人类迈向平等和公平的道路上”作出贡献。“种族、阶层和性别的比较”是梅森主编的“文化比较”部分的拓展，作者是香港大学教授利兹?杰克逊（Liz Jackson）。他指出，种族、阶层和性别是教育不平等和世界不平等的三个最为重要的社会因素。由于它们复杂的相互作用、动态的意义及其结构使得比较教育的研究更为困难。然而，比较教育的学者不应该放弃努力，而要更加专注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团体，从而更加清晰地揭示这些差别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六、总结
总之，在此次会议上，学者们围绕着“全球化背景下的政策与教育发展”这一主题，对政策与教育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多维度探讨，对当前的教育热点问题和难点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为未来的教育发展勾画出了更为清晰的蓝图，并达成了初步的共识，取得了预期的效果。香港比较教育学会作为东西方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桥梁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我们期待学者们能够更多地总结此次会议的成果，扎根于教育实践，促进教育政策的科学化，更多地为服务于各国教育的发展，也为世界教育的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全球化背景下政策与教育发展-2024年精选文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