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锦瑟》赏析
施蛰存 南朝宫体诗绮丽的辞藻,到盛唐时,已被摈斥在诗坛之外。王、孟的诗,固然清淡;即使李、杜、高、岑,也绝不堆垛秾艳的字面。从此以后,诗家一味祟尚清淡,到了郊、岛,已清淡到质朴无华的古拙境界,不免有人感到枯瘁。物极必反,首先出现了一个李贺。他从齐梁诗赋中汲取丽辞幽思,运用在唐代的声韵琅然的近体诗中,登时使唐诗开辟了一片新境界。受李贺影响的有施肩吾、段成式、温庭筠、李商隐。段、温、李三人都排行十六。所以当时人称他们的诗体为“三十六体”。
杜甫作诗,极讲究句法,如《秋兴》八首之类,诗句都极为雄健。作长篇诗,又在叙事方法上,继承了司马迁、班固的史笔,如《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之类,形式是诗,精神却是一篇散文。这一特征,首先由韩愈继承了下来,于是使后世有“以文为诗”的评语。李商隐的诗,在句法与章法、结构方面,显然可以看出杜甫、韩愈的特征。
为了要运用绮丽的字面来结构对偶的律诗句法,有许多思想、情绪,甚至事实,不使用本色词语来表达,于是不得不借助于运用典故。在李商隐以前,诗人运用典故,不过偶尔用一二处,不会句句都用典故。而且一般的用典故,都是明用,读者看得出,这一句中包含着一个典故。只要注明典故,诗意也就明白了。但是,李商隐的诗,往往是逐句都用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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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都注明白了,诗意还是不易了解。因为在运用典故的艺术手法上,他也有所独创。他在诗中运用典故,常常是暗用、借用或活用。典故本身所代表的意义,常常不是李商隐企图在他的诗中所显示的意义。
南朝宫体诗,使用绮丽的辞藻,描写男女欢爱的宫廷生活,这些诗的思想内容,不会越出文字意境之外。因此,宫体诗的创作方法,绝大多数都是“赋”。李商隐有许多诗,也是组织了许多绮丽的辞藻,描写男女欢爱。但在文字表面现象的背后,还隐藏着与男欢女爱不相干的意义。这样,李商隐的艳体诗,或说情诗,仅是他的某一种严肃思想的喻体,我们说他是用“比兴”的创作手法来写这一类诗的。温庭筠与李商隐齐名,文学史上称为“温李”,但温庭筠的诗很少比兴手法。无论意义与价值,温庭筠的诗远不如李商隐。
在唐诗中,李商隐不能说是最伟大的诗人,因为他的诗的社会意义,远不及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但我们可以说李商隐是对后世最有影响的唐代诗人,因为爱好李商隐诗的人比爱好李、杜、白诗的人更多。北宋初年,以杨億、刘筠等人为首的一群诗人,掀起了一个学习李商隐诗的高潮。他们刊行了一部唱和诗集,名为《西昆酬唱集》,后世就把李商隐风格的诗称为“西昆体”。自从欧阳修、石介、梅尧臣等提倡魏、晋风格的古诗,黄庭坚创立了江西诗派以后,西昆体就不时行了。但是,王安石还说:要学杜甫,应当从李商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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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门。
明代是唐诗复兴时期,从前、后七子到陈子龙、钱谦益、吴梅村,都有李商隐的影响。清代中期以后,诗人好做情诗,专学李商隐的无题诗,流品愈下,出现了王次回的《疑云集》和《疑雨集》。再以后,就有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那些香艳诗了。
金代诗人元遗山的《论诗绝句》云: 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 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
前二句是《锦瑟》诗中的句子,下二句说诗家都爱好李商隐的诗,但苦于不解诗意,最好有人把它们笺注明白,像汉代郑玄笺注《诗经》一样。这是历代以来读李商隐诗的人共同的愿望。到了明代末年,有一个和尚道源开始为李商隐诗作注解。这部书现在已经失传,无法见到,据说是“徵引虽繁,实冗杂寡要,多不得古人之意”。但清初王渔洋在《论诗绝句》中曾极力推崇他,比之为笺解《诗经》的功臣毛公与郑玄: 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 千秋毛郑功臣在,尚有弥天释道安。
据宋人笔记《杨文公谈苑》云,李商隐每作诗文,一定要查阅许多书本,乱摊在屋子里,人家比之为獭祭鱼。原来水獭啣到了鱼,并不立刻吞食,它要把得到的鱼,一条一条陈列在面前,好象祭祀这些鱼。好久以后,才把这些鱼吃掉。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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