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诠释章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诠释章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诠释 “六经皆史”是清代著名思想家章学诚,1738-1801)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 长期以来,学术界围绕这一命题歧见迭呈,莫衷一是。笔者略述管窥之见,以 就教于方家。

一、史之含义

“六经皆史”命题是由“六经”和“史”两个概念构成的,尤以“史”字为关 键。然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一些误解。在这些误解中,最为流行的 一个,也许就是把“史”理解为史料。钱穆先生曾经指出,“,六经皆史)此四 字中的这个‘史’字,我们近代学者如梁任公、胡适之,都看错了。……梁任 公曾说,卖猪肉铺柜上的帐簿也可作史料,用来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或其他情 况。” [1]可惜的是,梁、胡二氏的看法至今仍在流行。仓修良先生认为,“六 经皆史”之“史”具有“史料”之史的含义,并补充说,“史料本身就包含有 史义,决不会有脱离史料的抽象史义。” [2]从一般的史学方法论的意义上说, 过去所遗留的一切都有助于了解实际的历史过程,都将被史学家作为史料运用, 六经亦不例外。但是,这只是现代史学家的观念,绝不能归之于章学诚。张舜 徽先生言,“举凡六籍所言,可资考古,无裨致用。六艺经传以千万数,其在 今日,皆当以史料目之。” [3]特标出,“今日” 二字,不以己意强加古人,比 较客观。另外,视“史”为史料的学者往往拈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 史学” 一语作为佐证,实是对这句话有意或无意的“误读”,说见下文。 那么,这个“史”字是什么意思呢?这应以章氏自己的解释为依据。在《文史通 义》一开篇,章氏即写道,“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 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易教上》,将这个论述化为逻辑推理,即是, 政典是史,六经是政典,故六经是史。可见,弄清“史”之含义须了解何为 “政典”。钱穆先生指出,“章实斋所谓六经皆史之‘史’字,近人只有王国 维有篇文

章叫《释史》,阐发甚是。王国维说史字篆文作‘ ’,上面‘’是 一枝笔,下面‘ ’是一只手,一只手里拿着一枝笔,就是个书记”。钱氏还进 一步论证说,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就特写了一篇文章名《史释》,正是 解释这个史字。……他是说六经都是古代的‘官司掌故’,如我们说现在教育 部、外交部多存有许多档案,有些是教育部、外交部的职官必须时时翻阅的, 此等档案叫做‘史’,掌管这些档案的人也叫做‘史’ ” [4]。与钱氏意见相近 者不乏其人,如吕思勉先生释为“凡先王之政典必为史官所记也” [5],金静庵 先生认为“古人丁?史官以外无著作,故掌于史官者,悉得称史” [6],皆属此类。 然而,章学诚谓政典是史,意在强调“若夫六经,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 之迹,而非托于空言”,《易教上》,,他注重的是政典的功用,而非“掌于史 官”这一外在因素,故尔上述诸氏解释不确。钱氏将政典释为档案,尤欠周详。

在《史释》篇中,章氏指出,“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 御史之史,……无异议也”,因为府史与其他五史“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 之道也”。不过,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府史与五史没有区别;事实上,无论从地位 上还是从职能上来看,二者都存在重大差异。以地位而论,二者有“官”与 “吏”之别,

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为之,所掌 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 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

以职能而论,其本质差别在于“卿士大夫(五史)能论其道,而府史仅守其法”。 史守掌故而不知择,犹府守库藏而不知计也。先王以谓太宰制国用,司会质岁 之成,皆有调剂盈虚,均平秩序之义,非有道德贤能之选,不能任也,故任之 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库藏者,出纳不敢自专,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 矣。然而卿士大夫讨论国计,得其远大;若问库藏之纤悉,必曰府也。 五史以卿大夫之选,推论精微;史则守其文诰图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专。然而 问掌故之委析,必曰史也。

这些论述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然而正是理解“六经皆史”命题的关键性文字。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章氏描述的周官旧制未必符合历史事实,吕思勉先生已对 “其谓府史之史,亦即后世书吏,能备存掌故之委析”深表怀疑[7]。不过对本 文来说,此点无关宏旨,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章氏的论点,而不是其论据。 从上引几段话中可以看出,章氏把作为职官的“史”区分为两层,与此相应, 他把史官所掌典籍也划分为两类,若用章氏自己的理论术语来说,即撰述和记 注。他曾指出,“三代以上,记注有成法,而撰述无定名”,也正因为“记注 有成法,而后可以撰述无定名,以谓纤悉委备,有司具有成书,而吾特举其重 且大者笔而著之,以示帝王经世之大略”,《书教上》,。在章氏看来,记注的 目的在于“欲往事之不忘”,所以应该力求“纤悉委备”,而这一点只有依靠 完备的制度才能做到。府史的作用就在于谨守固有之章程,保存帝王经世行道 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文书档案,“而不敢自专”,即不能丝毫以己意损益之。当 然,档案必须加以分类整理才便丁?保存和查阅,这种“整齐故事之业”亦须府 史进行,章氏所谓、有司具有成书”之书,当即是府史整理的“比次之书”。 然而,尽管“道”就在这些档案之中,但由于“史守掌故而不知择”,这些档 案的意义和功能还无法发挥出来,尚须由五史“推论精微”,揭示出内含于其 中的道。此即所谓“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论其道,而府史守其 法”,《史释》,。这种道器合一的“典籍”,才是具有无穷功用的“政典”, 才是章学诚心目中真正的“史”,“六经皆史”之“史”是指阐述先王之道的 “撰述”。这一点章氏在《答客问上》中有明晰诠述,

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盖 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明著。”然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 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其书足以明道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君子不

以是为琐琐也。 二、六经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