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主要内的现代文明，不只是不矛盾的，而且可以是相辅相成的。\（邬凤英《从金庸支持复兴国学谈起》，见2005-8-3《中华读书报》）文化内容的大规模传播，文化内容在不同的语境中频频呈现，包括在不同的国别、不同的读者群、不同的媒体，内容的非语境化不断改变着文化内容的原初意义，由此投射出新的内容或改变了的意义。也许在不断的被复制、并置和剪辑的非语境化过程中，每一文化元素的有效性会降低，但是，也导致文化的全部象征内容的大幅度增加，或者说是它的诗性空间得到不断的拓展。
二、从艺术传播的角度着眼，以最经济的商业运作实现了最广泛的文化传播 在文化传播的成功商业运作中，金庸作品不只找到了最广大的读者群，中华文化的种子也得到最广泛的播撒。
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并在最广大人民的口耳相传中才能得到最好的保护和传承。我自己也是学习文艺理论出身的，也有着浓郁的文化精英思想，也曾相信大众需要启蒙，只是伴随世事迁移，渐渐发觉真正文化的传承力量来自民间。
如果说美术作品的社会价值往往呈现出古董效应或经济价值的实现具有社会的滞后性，作品在它面世的时候不为时人所赏识，往往在作品流于市场很久，甚至于在创作者去世之后才逐渐为人们所意识的话，而文学作品的社会效应的产生与美术作品有些差异，或许，对于创作者而言，文学的和艺术的一样，往往可能得不到及时的经济回报，但是，文学作品的社会效应，如果在当时就汲汲无名，缺乏源自当时社会一定读者群的认同或部分欣赏者的追随，那么，它们早就被时代的洪流淹没或历史的时光消蚀了，作者的思想又怎样得以传播呢？即使作者所刻画的形象显现的思想意识和观念遭遇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打压，但是，小说的观念思想一定的一定程度为人们所认可。
卡夫卡的作品要不是他的朋友没有执行他的遗言，付之一炬，又怎能为今人
所知呢？同样，塞万提斯的嘲讽武侠小说的小说《唐吉诃德》，出版后便风行一时，在初版出世后的数星期，里斯本一地就出现了三个翻版本。中外概莫能外。留传于世的《诗经》中的诗歌，许多是来自民间的，传世唐诗在它们出现的时代已经广为人知了，白居易诗引发的洛阳纸贵，表明他的诗作在当时就已经广为人们传颂，同样，为诗人本人认为是不入流的宋词，也因为它的通俗性，反映的是人性本身的种种渴望，从而成为一个时代文学的代表样式，元曲、小说都经历了从市井沟栏走向艺术殿堂的转化过程，中华的文化也就是在这种所谓不入流的乌合之众的喜闻乐见中，得以广泛流布与传承。
金庸作品在大陆与台湾的传播曾遭遇极其相似的经历。上世纪七十年代前作为不受当局欢迎的书而遭遇封杀，即被列为禁书得不到官方许可而出版，八十年代初禁令解除，步不琼瑶言情小说抢滩大陆之后，成功引发大陆第一次金庸武侠小说阅读热。当时自己正在上大学，记得一本《书剑恩仇录》只许借一晚上，别的同学正在后面挨个儿排除，等着手头自己正在阅读的这本金庸的书。 金庸的《射雕英雄传》蝉联去年香港公共图书馆\书王\，共被借9777次，成为990万本藏书中外借次数最高的书籍，其次是罗琳的《哈利·波特5》中译版和藤子不二雄的《多啦A梦》。
据香港媒体报道，在香港康文署统计的2005年各类别\热爆\外借书籍中，英文小说以罗琳的英文版《哈利·波特5》最受欢迎，但外借次数只及《射雕英雄传》的1/3。
钟禾《〈金庸射雕英雄传〉蝉联香港\外借书王\》（见2006-2-7《东方早报》） 金庸武侠小说的创作，我们知道是在当时被具有沙文主义思想的我们称为文化沙漠的香港，而香港文化创作的商业运作方式，小说创作必须考虑运用怎样的方式吸引最广大的读者，这样报纸才能生存下去，而报纸的生存完全依靠商业运作，就要策划有市场和读者的文学创作，这使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有为产品的产业化运思，增加作品的娱乐性。也就是说，香港的商业文化成就了
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商业。
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首先要考虑的是读者，考虑市场，而不是传统精英文化的文以载道的宗旨。作者在娱乐性通俗读物的写作上，在战略上，从一开始就卸下文学创作载道的沉重使命，但是在战术上表现了高度的重视，单从金庸对作品语言的多种精心考虑，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作者创作态度的认真和严肃： 据我写《书剑恩仇录》的经验，因为这是一部以清代为背景的小说，所有现代的语汇和观念我是以绝大的努力来避免的，比如我设法用\转念头\、\寻思\、\暗自琢磨\等等来代替\思想\、\考虑\；用\留神\、\小心\等来代替\注意\等等。（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著：《三剑楼随笔 从一位女明星谈起》，第201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因而，新武侠代表作者、《昆仑》的创作者凤歌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说：\金庸的文字其实源自红楼水浒等传统小说，平淡实用，叙事能力很强。\金庸对我影响很大，因为他是惟一让武侠融入主流文化的武侠作家。\ 吊诡的是，恰恰因为作者在战略的轻视，在战术上的重视，反而成全了它最广泛地传播作品的文化思想的业绩，\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 金庸作品的影响深入人心，当年，在茶楼谈及作品中的某一内容，如果忽然想淡起来的话，茶楼的女招待和邻座的茶客都会随即插口进来告诉你。《书剑恩仇录》出来时，\谈起这部书或写信给我的人中，有银行经理、律师、大学的讲师，也有拉手车的工人，有七八十的老婆婆，也有八九岁的小弟弟小妹妹。\（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著：《三剑楼随笔 从一位女明星谈起》，第201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当然，作为作者，金庸的小说创作更多更直接的考虑是如何创作生动而吸引读者的作品，这与实现作品最大的市场化也是相一致的。文化产品的市场运行机制的作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操作作用，毋庸讳言，还是潜在地具有一定程度影响甚至降低艺术作品的艺术质量的问题存在，尤其是在文化市场开放的最初阶
段或者说是通俗小说对读者开禁之初。
但是，有市场意识并不意味着必然迎合市场，也并不意味着迎合观众的口味，观众的口味也并不必然是庸俗的。如果说严家炎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是进行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化革命\，其中，\文化的革命\就是如何利用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文化的再生和创造；那么，金庸武侠小说以最经济的商业运作方式，打造以小说为核心的产业链，实现最广泛的文化传播，这所进行的是另一场静悄悄的文化革命。
金庸从艺术作品的创作开始，就考虑市场但又不惟市场，却最终实现文化产品的最大市场化。金庸的艺术创作与他办报的指导思想是相一致的，是暗合了康德的审美的最高境界的，即\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事实不可以歪曲，评论大可自由\，如果说《明报》在创办初期是以金庸武侠小说来吸引目光的话，到了1960年以后则进入了以政论赢天下的查良镛时代。 查良镛时代的赢得，源于金庸提出的公正、善良、独立的办报宗旨，即报人要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而不是下三滥的讲金钱的报纸，不屈服于商业利益或者权力，从而打造报纸的公信力所在。办报纸客观准确最重要。（邹虎/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报界宗师金庸》）
此外，市场也有它的一套评价机制与评价体系。如果说政治集权社会是在生产环节上进行图书审查，那么，在一个寡头垄断的市场民主社会则是在发行环节上进行图书审查。如果一本反现行体制的或者被认定是反现行体制的作品在集权社会遭受冷遇，我们是知道个中的缘由的，但文学作品遭受民主市场冷遇时，我们却往往很难说清个中真正的缘由，因为文化生产者的生产能否顺利通过市场一系列的审查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特殊文化形式中的组织规模、组织的制度化程度、高层管理人员的控制力度和特殊受众对文化的精神食粮偏好的稳定性。\\超级市场以其自身的方式进行审查的程度同文化部审查的程度是一样的。\（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第78页，
第76页2001年版）在市场民主社会中，一部成功的作品应该既是商业成功的畅销之作，又能获得有影响知识分子期刊的肯定评价之作，而且它还必须是文学而不是娱乐的严肃小说。而且，在一个多媒体传播并日益分散社会读者群的今天，分众的结果是作品锁定特定目标读者群，而处于同一目标群的读者，他们对某一类作品的欣赏能力也在阅读过程中得以不断提高，要求专业化创作能力也日益跟进，读者的口味变化是快捷而难预测的。
金庸武侠小说的创作与传播，应该说从一开始就自觉以市场为运思的。他的以市场为运思的自觉体现在二方面：一方面，他的创作与市场的卖点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他自觉利用现代报纸这一大众媒介的传播。
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大陆文化产品还没有文化市场化的概念，金庸作品于90年代末再度在大陆掀起热潮，正是文化市场化在大陆的第一轮兴起，大陆文化产品市场化的这场文学革命，是港台的文化人所掀起和带动的，始于港台歌曲的大陆市场的抢滩，到琼瑶言情小说的风行，及金庸武侠小说的广泛流布。对于金庸小说在文化产品市场化或者说产业化中，对武侠小说进行的创意及由此带动的文学的文化革命，据笔者的有限阅读，还没有研究者给予过系统的关注。尽管我们知道金庸和他的老同学已故浙江大学教授沈德绪，他们都写了14本书，金庸是14本武侠小说，沈德绪是14本农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但是，对于著作的创作个体所能享受的著作权和经济方面的待遇，那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沈德绪生前反复提及的就是：金庸出了14本武侠小说，成了亿万富翁；沈德绪自己改良农产品品种的科研成果，成为指导许多地方农民致富的技术指导，并为地方创造了相当可观的经济价值，而他自身则落得个两袖清风！他的著作出版还需要国家的科研资助。其间，著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尤其是创作个体的经济待遇相差悬殊，原因是当时香港与大陆对待文化的态度差异，由此导致对文化产品经营方式的差异，我们缺乏对文化产品的市场经济运作。这也启发我们思考：怎样做？才真正体现出对文化个体劳动者劳动的合理肯定，保护文化个体劳动者的劳动热情
金庸武侠小说对文化传承的创意
